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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2005-09-16 19:19:38) 下一个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2004-02-02 11:02:29)
 

大约从1978年开始,“平反”和“昭雪”便成了中国新闻媒体的常用词语。中国人民突然发现,曾经被允许知道的事情充满了太多的假象。在很多地方像空气一样普通的“真相”对于他们一度比黄金还要稀缺。从1940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到1950年代的庐山会议到19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代张志新的死亡,无数的冤屈得到了伸张。现在又轮到了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读完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我惟愿这是最后一个被平反的冤案。

说实话,比较起惨遭迫害的55万右派分子和大跃进饿死的数千万人来说,“大庆油田”被冤屈的只是一小群人,其“主角”的遭遇还不算特别惨。我更多地关注的是“真相”的后面,这一小群人为什么会受委屈。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运用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为什么却把功劳完全算到了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上,算到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头上?原来,黄汲清的理论是他“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的,如果提了,“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182页)。多么荒唐的逻辑,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层官员的真实想法,是那个时候的“主流意识”。那是一个亟欲在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和“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时代,是一方面标榜“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历史事实的时代。于是,在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182—183页)。

被“真相”的作者称之为“一个天大的谬误”(169页)就这样被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地合作出来了。客观地说,“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并非有心要制造这一“谬误”,他“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真相”(186页)。他不过“顺水推舟”地利用了下属们的“好意”。因而就出现了与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很不协调的一幕:在知识分子饱受歧视和打压的同时,李四光幸运地成为了毛泽东的“座上客”,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怀和嘉奖。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296—297 页),李四光却在人神共愤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285页),在“四人帮”倒台后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一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二是受了所谓的“蒙蔽”。前者的典型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彭德怀,大庆油田的发现应该属于后者。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毛泽东的威信至高无上,有人却敢于“欺骗”伟大领袖,而且还“欺骗”得逞,好像不可理解,说穿了也不奇怪。这种“欺骗”看似忤逆,实则是迎合。1958年那么多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敢于争先恐后地以亩产五万斤、八万斤蒙蔽“上头”,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上头”好大喜功的心思,完全清楚不仅不会因“蒙蔽”而倒霉,反而可能有好处。地质部党组的“蒙蔽”也是这样。他们的报告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置于发现原因之首,再加上“中国人独创的”地质力学。这样的报告当然不会不对领袖的胃口。用当时的话说“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284页)。这样的报告叫人多么舒坦。不“批准”多难呀。地质部党组的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好评”,李四光也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格外的“知遇”。中国有那么多种科学和科学家,曾经受到了这种“知遇”的非常稀少。如果你明白了这种反常的难得的“知遇”实际上源于一种“蒙蔽”,领袖对这种“蒙蔽”也是欣然接受,不知你会作何感想。很早我就知道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看了这本书后,应该再补充一句:在那个时代,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知遇”。

(三晋都市报)

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

 (2001年10月27日 13:24)  
 

  在近百年中国科学史上,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一是发现大庆油田。1995年,由香港富商斥巨资设立的当代中国最杰出科学家百万元重奖———“何梁何利奖”的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王大珩四位大科学家获此殊荣。位列第二的黄汲清是惟一的非“两弹一星”获奖者。

  周总理宣布中国告别贫油时代

  1963年12月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庄严宣布,大庆油田的发现,中国人民100多年来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大会主席团应代表的要求,特别请石油部负责人作关于大庆油田的专场报告,在毛主席和人民代表的掌声中,“铁人”王进喜一夜间成了万众瞩目的功臣。

    此时,坐在台下的来自地质战线的人大代表和官员,包括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任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黄汲清也都鼓起了掌,但他的脸上分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大庆油田不是地质部和石油部同心协力共同发现的吗?怎么没有提我们的名字呢?

    地质部代表中有人跑到黄汲清的房间,着急地问:“黄先生,大庆油田的发现,你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你得出来说个明白。咱们干了那么多工作,可不能连个名都不沾呀!”一向视名利淡如水的黄汲清说:“用不着嘛。只要说明大庆油田是咱中国人自力更生发现的,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中午吃饭时,他所在的四川小组组长廖苏华把他盯住了:“老黄啊,你是石油专家,大伙都想听听大庆油田怎样发现的,待一会儿你得好好讲讲。”

    黄汲清心情异常复杂,欲言又止。所有的人都已经坐好,今天不讲是不行了,他只好简单地说:“东北松辽地区是一个陆相沉积的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含油的。咱们的地质队在那里探查了5年,后来在松基三号井位打了一口深井,石油喷出来了。这就是大庆油田!”

    “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啊,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30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小日本为什么没有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大庆油田被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但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找到了大庆油田!”

    “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人可真了不起呀!”代表们越听情绪越高涨。有人站起来亮起嗓门问:“黄先生,你知道是谁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吗?”黄汲清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额头冒汗了。他知道因太投入而说漏了嘴:自己是“陆相地层生油”的倡导者,也是大庆油田主要发现者之一,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是万万不能说的事。黄汲清后悔了……

  松辽平原发现原油 

    1954年12月的一天,刚刚接受为共和国进行石油普查和寻找大型油田任务的黄汲清和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办公室铺开硕大的地图。

    黄汲清用红笔在上面圈了几个红圈,说:“四川、鄂尔多斯、华北、准噶尔和柴达木盆地可列入普查。还有松辽平原是我最想查的!”他将红笔往桌上一扔,在屋里来回踱步,情绪十分激动。谢家荣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他:“我举双手赞成。去年我就曾预测松辽平原下面可能有石油蕴藏,我与你不谋而合。”

    根据陆相沉积可以生成石油的理论和对中国地质构造的深入研究,黄、谢共同建议先在准噶尔、吐鲁番、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松辽、华北等大型陆相沉积盆地进行石油普查。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地质部关于石油普查的决议中,却只组织了五个石油普查大队,而对松辽平原没有作出安排。这时,一向办事认真、性格耿直的黄汲清急了,他以技术负责人的身份,坚持要对松辽平原进行调查。于是,在其他石油普查大队已经出发开展工作之后,1955年6月11日普查委员会下达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

    1955年8月,地质部东北地质局派出5人小分队向松辽平原进军。不久,期待中的好消息传回来了:松辽踏勘采集到的泥页岩中有荧光反应和浓重的油味,说明松辽盆地的含油性不容置疑!

    1958年4月17日,松辽石油勘探迎来了第一道曙光:在吉林前郭尔罗斯旗达里巴屯施工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号钻机打出油砂!

    1959年4月11日,经地质部和石油部共同确定的“松基三井”正式开钻。石油部调来一台最新式的进口深钻乌德3200米型大钻机。9月13日,钻工们开始在地下1357~1382米之间的三个油层进行射孔。此间,渗水的原油从孔内渐渐涌出。20天后,孔内涌出的水越来越少,油却越来越多。9月26日,人们期待的黑色原油如巨龙终于从千米地下喷涌而出,直冲蓝天。

  家人同心度甘苦

    1960年6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大庆原油的火车从萨尔图站驶出松辽大地,宣告这个新发现的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油田开始为共和国腾飞正式出力时,黄汲清,这位油田发现的指挥员,此刻正与家人从附近的一家粮店购回一小口袋面粉,准备为他在山沟里挨饿的儿子寄去。

    黄汲清有一女二子。大儿子取名为浩生,自幼聪明好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四中高中部,他的目标是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后来“反右倾”斗争的风暴刮进学校,团组织让每个团员“交心”。浩生对两件事看不惯:一是学校操场上摆满了小高炉,让学生上课时间去炼钢;再就是有位教课很好的物理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交了上去。1959年高考时,浩生报考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分数很高,物理98,数学100,可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诚实地“交心”,换来的竟是高考落榜,他被分配到京郊的一个山沟里当教师。

    从“反右斗争”开始,黄汲清对许多事就弄不明白,心中一直十分痛苦和忧郁。到了60年代中期,黄汲清被关进“牛棚”里,灵魂与肉体多次受到摧残。

    黄汲清一生中最庆幸的事,是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他们相识于1936年,那时黄汲清从瑞士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他刚过而立之年,回国不久就任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之职。陈传骏出生名门大家,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经济系,当时在一家银行任职。她与黄汲清一见钟情。1937年10月,日本侵占南京后,陈传骏与黄汲清在长沙正式结为夫妻。嫁给“地质郎”的陈传骏从此跟着丈夫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从结婚到1949年解放的十几年里,黄汲清不是出国就是天南海北地在野外工作,陈传骏除了无时无刻不挂念外,就是抚育三个幼小的孩子,再就是无休止地搬家。

    解放后,调到北京中央地质部工作的黄汲清身兼数职,一天忙到晚。陈传骏为了让丈夫能一心扑在为国家找矿的事业上,毅然放弃了心爱的工作,当起了家庭主妇,专门照顾丈夫和孩子。

    50年代,黄汲清作为顶级工程师,工资350元,加上人大代表和学部委员的车马费各100元,月收入550元,生活堪称宽裕。可困难时期后,收入减去近一半,只剩下300元。陈传骏,这位曾就读名牌大学的“家庭会计”常为安排各种开支而伤透脑筋。

    1989年,黄汲清85岁生日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陈传骏听后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她犹豫再三,只好告诉他:“我手头就剩200多元了,而上一次馆子没有千元是不行的,钱不够……”黄汲清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儿子回来解了围,在一家小饭馆弄了一桌饭菜,给父亲过了生日。席间,儿女和客人频频举杯,为大师祝寿。黄汲清目光落在老伴的脸上,轻轻说了一句:“谢谢你!你照看了我一辈子,几十年啊,不容易!”

  赫赫功勋光照人间

    1979年,国家科委设立了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决定对建国以来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发明、发现成果进行表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亲自主持这项工作。钱三强很快发现,这并不比他与同事搞导弹、原子弹轻松多少。比如,大庆油田的发现就让他挠头。因为,虽然《人民日报》上早有李四光用地质力学发现大庆油田的报道,但实际上是用什么理论、是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地学界是有看法的。为此,科委向地质部、石油部和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学者和知情人发出调查信函,并召开了若干次座谈会。这时,黄汲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当年地质部主持石油普查工作的技术负责人,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把事情澄清。

    在发现大庆油田的许多仍然健在的当事人的澄清下,最后的焦点集中在:地质力学对发现大庆油田到底有没有关系?钱三强亲自上门征求黄汲清的意见,黄汲清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无关。为了慎重起见,科委相继召集各方有关人士又多次进行讨论,到了最后,支持黄汲清的意见占多数。

    钱三强又请黄汲清到评审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黄汲清答应了。他坦然陈述:“过去我在不同场合曾不止一次说过地质力学理论与发现大庆油田无关。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历史事实。但今天我们评议的是科学家对某一项发明、发现成果上作出的贡献。如果论贡献,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家,同时又是当时地质部的领导者,他对在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上的贡献是卓著和巨大的。我们谁都不能,而且也是无法抹杀的!”

    很快,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这一项目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进行了将永远载入史册的排名: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地质矿产部),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权、翁文波、余伯良、邱中健、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石油工业部),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中国科学院)。

    1982年10月,国家科委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黄汲清作为一等奖“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项目的代表走上主席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金光闪耀的证书,那是人民对他的承认,国家对他的褒奖,历史对他的公证。当晚,黄汲清特意让儿女买了肉和鱼,与老伴开怀痛饮到深夜。

    1995年3月11日下午,黄汲清与“两弹之父”王淦昌畅谈中国科技的发展前景。10天后的清晨,起床穿衣服时,一口痰憋住老人的气管,91岁的老人没有痛苦、平静安详地溘然离别了自己深爱近百年的祖国。(蒋振华/文,摘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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