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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多多的中国近代史

(2005-09-12 10:57:28) 下一个
Xeon 发表于 2004-12-18 18:36:13

网友:冥王哈得斯

最近读史,关于中国现代史和尤其是百色起义部分,有一些疑问,列出来与大家商酌。不当之处,谢谢指正。

1) 根据政治需要随意取舍,抹杀某集团或某个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者如抗日战争,如陈炯明和孙中山政见之争,小者如芷江受降,如百色起义,如新四军武汉办事处等等。这不仅仅是大陆,也不仅仅是共产党,而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研究的通病。实例一:在大量历史教科书中只提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提到国民党时我们只知道有皖南事变。八十年代笔者和友人游南岳衡山时,始知国民党军队衡阳抗战的英勇事迹。实例二:抗战胜利后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当时中国军方负责接待日本军方代表的两位陈少校分别是陈应庄和陈昭凯,但在1984年当事人之一陈应庄的回忆录里(回忆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只提陈应庄而不提陈昭凯,相反日方当事人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78年5月第1版)里则述之甚祥,可见仅看陈应庄一人的回忆是不能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实例三:关于广西百色起义的领导人排名问题,看当事人张云逸大将的回忆,只知有军长(当时在红七军党内排名第三),而不知有百色起义期间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一号领导人陈导民和担任红七军参谋长的龚鹤村。不清楚这是故意遗漏或者是政治的原因。对于红七军的总指挥李明瑞,张云逸也颇多微辞,说李明瑞对革命“产生动摇”。对于左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张云逸说雷经天表现不够好(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3月)。

2) 承秉中国历史成王败寇的恶习和文革遗风,蓄意拔高领袖或某个人的作用,制造或夸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实例一:文革期间曾因林彪任党内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扬平型关战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后,十大元帅就成了九大元帅,众多的回忆录里便有自己同林彪、四人帮和高岗作斗争的记录,如近观流传甚广的某中将的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北京),说高岗讲话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以及如何压制该中将授上将衔等。实例二:潘汉年一案,牵涉面甚多。当年中共高层在敌战区和潘汉年称兄道弟并获潘汉年搭救者为数不少,50年代潘汉年案发,除李克农外,曾在白区和红区做领导的诸公,竟无一人站出来帮潘汉年说句公道话,致使潘汉年沉冤数十年,至死不能瞑目。实例三: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搭档陈昌浩和西路军四万将士的冤魂,成为红军历史上的最大疑案,长期以来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军的幸存者,终毛泽东一世,唯唯诺诺,不敢声言。还有威震倭胆的八路军115师的代理师长陈光,也是在多年以后才有一丁点儿说法。实例四:百色起义为突出宣传某领导人,有人仿毛主席遵义会议事,伪造史料并东拼西凑,无中生有的杜撰出中央代表邓岗夺了邓小平军委书记的职务,造成邓小平在红七军前委领导层受排挤的悲壮形象(见王熙兰著,《邓小平与红七军》,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其实自1930年10月邓岗到红七军后,邓小平一直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兼19师政治委员,为红七军的一号领导人,并没有被撤消过前委书记职位(见陈欣德:“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载邓小平网上纪念馆)。

3)  对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并以当事人的身份虚构和杜撰历史。大者如井冈山会师,小者如川西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文革期间,朱德、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变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实例一:林彪的扁担。据红狐狸军事文摘署名为东篱的作者在“犯有错误的开国将帅”一文载:程世清(1918─ )河南省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他使江西成为"文革"中"共产风"最猛烈的一个省。他是林彪集团在江西的死党。他曾"创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实例二:邓小平宣布红七军的成立。历史的事实是邓小平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期间在上海汇报工作(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和红七军前委书记都是在1930年2月下旬以后(见陈欣德:“邓小平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载邓小平网上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起义是由红七军的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宣布红七军的成立。但是30年后,在某当事人的革命回忆录(回忆红七军的诞生,《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总第38期,13-17页)中,凭空杜撰了邓小平不但“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还指挥了百色保卫战。然而可笑的是,不久之后,文革开始,邓小平受批判,还是该当事人出面揭发邓小平在红七军去江西的路上中途离队。

4) 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涉,这一点实在是有中国特色。历史的事件自有历史的记录,历史人物的定位自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认定,但事实却差之甚远。例如:究竟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仰或是谢家荣最早发现大庆油田的笔墨官司,不由地质学权威和当事人黄汲清先生做主,而要有对地质学一无所知的中央领导说了算(吴兆民:“不惑在何年”)。最近看网上在讨论陈永贵是否参加日伪组织的官司败诉,也可以看到政治干预司法,和司法干预学术的影子。

5) 也有异数:大凡拍马,拍者有心,被拍者乐意,并心领神受,以至于投桃报李。如井冈山的扁担之于林彪,从未见拍者或被拍者向读者、或被蒙蔽者致歉。但也有例外。近读文史资料,知井冈山时期之湖南省代表杜休经先生曾特意指出,斯诺或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讲他曾经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主席是错误的:“因我从来没有当过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有前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回忆“一二九”的文章:《李昌同志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问题给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青运史研究(双月刊)1986年)。文中李昌澄清说自己并没有参与出面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这种高风亮节,实在是强其他人百余倍的,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所仅见的风景线。

笔者相信,随着原始文献的不断公开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历史事件是非的曲直和历史人物人格的高下,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命题,迟早会回复其本来的面目。

引文出处: http://www.ilfox.net/oblog/user1/1/archives/2004/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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