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真相》第三章 「水牢」传奇
作者:笑蜀
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
刘文彩的"水牢"
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地下室长575米，宽365米，高215米，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圆拱顶，顶上有房一间。地下室东端开铁窗一扇，西端开拱门一道。双扇黑漆门，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三尺左右。室内阴森森、冷嗖嗖，让人望而生畏。这便是“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要谈水牢，就不能不谈到那位“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冷妈妈”冷月英同志。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这是理所当然──独木不成桥，独角不成戏。反角刘文彩闪亮登场，得有个正角去烘托他。“冷妈妈”冷月英的一连串动人故事便应运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纯就知名度而言，刘文彩和冷月英，确实是相辅相成，比翼齐飞。
关于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在《名人》一栏有如下记载：
冷月英，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十三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
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为她取名冷月英。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装队员，到老家彭山一带侦察匪迹，捉回匪首，并清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同年3月，唐镇乡土地改革结束，冷月英响应人民政府“团结互助”的号召，同十余户农民组成变工互助组，因丰收获西南区丰产奖章。这个变工互助组，后分为三个组，因经验不足，互助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她被选为组长，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4月，冷月英互助组向川西区所有互助组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她在组内做妇女的工作，宣传婚姻法，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姓。冷月英互助组农业获得丰收后，出席四川省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省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同年10月，冷月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4年，大邑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冷月英互助组基础上建起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冷月英当选为社长。她努力劳动，积极工作，团结干部群众，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县里办人民公社，冷月英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蔬菜农场，她任农场场长。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1962年，她被评为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
此后，冷月英先后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退休。
这份小传列举了冷月英的诸多业绩，那些业绩统统属于五十年代；但冷月英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五十年代而是六七十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黄金时代究竟有什么作为？小传却没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历史“水牢”历史，小传更是不著一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反常规。诚然，冷月英五十年代就已小有名气，但后来全国人民知道“冷妈妈”冷月英，并不是因为她在五十年代有什么业绩，而仅仅是因为水牢。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冷妈妈”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没有庄园陈列馆的拔地而起，没有刘文彩的闪亮登场，没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五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
小传避开了“水牢”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不仅避开了“水牢”一节，而且将冷月英结婚后受刘家地主压迫的悲惨历史删了个一干二净。这等于是砍掉了冷月英历史的主干，剩余情节，则不过是冷月英历史的枝叶。冷月英实际上已不足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这当然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间接矫正。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是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后来，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政权教育方面，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与解放后当选副乡长、农业社主任、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及其当选人民代表后给社员们宣传《宪法》的愉快情景进行鲜明的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接下来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况：“在举办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对比展览中，解放前展览室内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使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听之动人。因此，在讲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惨景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可见，刘文彩水牢的历史，比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刘文彩水牢之出笼不是无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结果。倒不是说“冷妈妈”冷月英一开始就存心冤枉刘文彩。三十多年后官方解释说，冷月英确实坐过刘家的牢，只不过坐的不是刘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刘文彩侄儿刘伯华的地牢。可能那间地牢有积水而被冷月英误认为水牢。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门。在冷月英个人也许是无心插柳，在主管部门却是有心栽花。“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一贯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有心栽花，并要她将错就错，她能拒绝吗？实际上冷月英后来也是身不由己。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认：“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诉苦材料中关于坐‘水牢’部分由别人整理后也改为‘坐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的说法。她本人在向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也就念成‘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日《四川政协报》）。就如同刘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发明而是主管部门认定的一样，她的演讲稿也不是她的创作而是主管部门为她提供的，讲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只能按别人设计的动作表演，背别人写的台词。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有著强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从此扶摇直上。八届十中全会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全会刚刚落幕，秀才们就从成都、从重庆、从北京纷纷涌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涌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视作给“阶级斗争”造势的重磅炸弹。他们如愿以偿。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夔门，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川剧《水牢仇》剧组在成都首次公演后赴安仁、唐场演出，竟华等主要演员并到“冷妈妈”冷月英家“体验生活”。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水牢和冷月英誉满全国，冷月英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对冷月英的身份变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冷月英成名后，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忙于种萝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须把她从繁杂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称：当上国家干部后，“虽然她身兼数职，却无暇顾及‘政事’，大多数时间花在外出开会和‘忆苦思甜’上。”也就是说，她是个没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级的专职宣讲员。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县组织干部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在遂宁抓的一个点参观学习，冷月英也去了，在那里与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秀芝第一次见面。遂宁有关部门听说冷月英来访，大喜过望，邀请她做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冷月英也不推辞。消息刚刚传出，便有听众排成“火巷子”，敲锣打鼓，挥舞小旗，夹道迎候久闻大名的“冷妈妈”。“冷妈妈”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会场时，会场一千个座位即告爆满，连会场中的过道和会场外的走廊都搭满了小板凳。据记载有两千多人前来瞻仰“冷妈妈”的丰采。“冷妈妈”又是边讲边哭，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散会时，许多听众已经是眼睛红肿，泪湿衣裳。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同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大邑方面组织了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著她。她泪水盈盈地复述著已经复述了几百遍的水牢故事，听众同样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忘情地大哭起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部专题片现在还珍藏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真实地记录著那段历史。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挞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挞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子，横顺每年挞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著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帐。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著：“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著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著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著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著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著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著石壁坐著，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著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著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宗F15卷）。
如此惨绝人寰，难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么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忽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忽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样是各说不一。上面提到的那个红卫兵版本就有一个冷月英镜头与官方版本迥然有别。这个镜头便是“马尾拖农民”。红卫兵版本对“马尾拖农民”是这样记载的：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面拖了一个老头子。箩兜绳子把老头捆的紧绑，拴在马鞍后头。马走的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来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吗？”话送进了晏的耳朵，他煞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多长的钢丝鞭子，使出吃奶的劲，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脸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我一阵，问烦了又吊起来打，一连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终没有嘴软。晏子辉在场上犯下的罪恶行为，惊动了街坊邻居，他没办法，才叫伪保长出面转弯弯放了我。晏放我走时，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还抓了一块火砖硬在我手杆上，至今仍留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
官方版本在处理这个镜头时则用上了换头术。七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合作编写的小册子《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把“马尾拖农民”的主犯晏子辉换成了刘元琮：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著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著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淌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著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说：“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像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著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来领尸。春廷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左手被打伤，后来伤口化了脓，半年多都不能干活。
用换头术把晏子辉换成刘元琮，这决非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蜡铸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却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主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对起义将领刘元琮如此牵挂、如此“特殊关照”，想必其中有什么缘由。为免横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著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著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她已进入花甲之年，身患心脏病，经不住太大的体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以致于当时的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规定：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必须提前与县上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冷妈妈”旧中国受苦农民总典型的地位从此是家喻户晓。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女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从前的讲坛。虽然“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便主动申请退休。经温江地委批准，1981年9月15日，“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正式隐退。仅仅过了三年，她就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当年制作水牢时，为了防止有人对水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管部门曾经煞费苦心。既然有刘文彩水牢，就应该有水牢的设计者和修建者，也应该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刘文彩水牢总不会只用来关押一个“冷妈妈”冷月英吧？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冷妈妈”冷月英说自己见识过水牢呢？如果对这一点预先没有交代，人们就难免疑窦丛生。主管部门便在水牢解说词中特意强调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这样解释还有一个作用──既然只有“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唯一一个仍然健在的水牢目击者，她当然也就是水牢问题的唯一权威，没有反证，谁都没资格对“冷妈妈”冷月英的说法说三道四。
的确，在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没有谁直接对“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的说法说三道四，但委婉的还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协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到庄园陈列馆参观。临别时召开座谈会，征询他们对第二次改馆的意见。盛情难却，省政协委员王安懋、刘树成便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感。如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所说：“王先生是进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负责人，又是大邑县地方实力派中一派的首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得到了他的许多可贵的帮助”（《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但李维嘉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王安懋还是刘文彩的知交。起义将领刘树成则是刘文彩的堂侄，两人在刘文彩历史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庄园档案67宗B35卷对他俩的发言有如下记载：
1。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刘树成说：“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水牢的事情，无风不起浪，也从未听说过。但是大恶霸刘文彩平素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
2。农民打死狗叫农民祭狗。“这种事情，我们从未听说，因为我在大邑城内住（王安懋），隔安仁几十里。”“我在外面少在家（刘树成），所以，我们未听说，要问当地农民，才能证实”。
3。“展览的藤轿，是刘文彩恶霸在宜宾当伪官僚后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价值都较展出的藤轿为高为贵，觉得应展出滑竿更好，当然汽车包车藤轿都是有的。”
4。“每天杀三十个鸭子脚蹼来吃的事不实在，因为在解放前安仁镇、大邑都买得到鸭子脚蹼。”
5。“肖汝林、徐达仁是由刘文彩恶霸的走狗、土匪头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门外绑架至安仁镇关在伪镇公所楼上拉下来枪杀的，我们知道未审讯过”。
两人的发言都是谨小慎微，生怕“触雷”。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作应声虫，对陈列内容多多少少还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发言记录稿上特别这样注释发言者的政治面貌：刘树成：伪师长、刘文彩亲家；王安懋：伪营长、盟员。一位主管领导更是在送呈的记录稿上大笔一挥：“不宜完全相信，仅供参考。”实际上连参考参考都不行，记录稿束之高阁。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庄园十多次，刘树成的出入次数更多；两人对地主庄园的布局知之甚详。“庄园通”却说自己不知道庄园有过水牢，“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岂不等于说，水牢一案并非尘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刘树成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但当时他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想说的，就留待来日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庄园陈列馆开始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清除那些肯定与时代不合拍的陈列内容。对有争议的陈列内容也考虑要重新调查。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访。他告诉来访者，冷月英的说法靠不住，冷月英一会儿说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无论是1943年，还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说，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间房，但那间房修在地面上，叫做红仓，是刘文彩堆放鸦片的库房。“我曾十一次到过刘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时他当时的团长还引我去参观过刘文彩堆鸦片的地方，那里面还堆有好多挑鸦片，另一角还堆放著一百桌江西瓷砖。上边都还放有几挑鸦片。那房子后来被人烧了，我也去过。据说当时他的家人偷了刘文彩的鸦片，事后就放火烧了刘文彩堆烟的房子（房子被烧后我还带人去查过），现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当时火烧后才盖的。”他肯定地说：“当时我没看见水牢。”王安懋说的这些事在安仁镇其实是人所共知，因为1945年红仓失火时，安仁镇许多居民都曾赶到红仓救火，镇上的文彩中学师生更是差不多全体出动，事后为了感谢文彩中学师生，刘文彩还杀了好多头猪请他们。红仓被一把火烧掉后，刘文彩才在红仓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进到那间地下室里去呢？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则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访人员解释说：“装鸦片的仓被烧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面一层房是装棉絮的，装一百多床。下面是乘凉的，我们都没去过，一到热天地下就浸满了水。当时修地引子，主要是我们的房子密，地势又低，修起后地下水就往矮处流。”
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地农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县沙渠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王裕丰在被问及“刘文彩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回答：“没有见过关人。”同年4月20日，大邑县江源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徐吉廷在被问及“你见过里头（指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他（指刘文彩）关过人。”1947年才离开庄园的雇工谷正伦则告诉来访者：从1942年起，他常到红仓给刘文彩拿鸦片，那里确实是仓库，哪是什么“水牢”。已六十二岁的苏家公社四大队一队农民牟春发，当年也在庄园帮工。他对所谓水牢之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调查人员来访时，他的答复一点不客气。下面是庄园陈列馆整理的采访笔录：
问：地下室关过人没有？
答：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点我水，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不过，今天我仍然坚持是什么说什么，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嘛！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只找到了一份文献资料，是建国初期安仁乡民安村武装队队长邓开清和他的一个队员的口述笔录，两位目击人称：“1950年9月份，我们发现庄园墙壁被人打开一个洞。从洞口钻进去看见一间像‘水牢’般的屋子。脱鞋下去，感到里面水有大腿深，且很脏很臭。”并说水中有尸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干，这一点其他知情者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尸骨是否与水牢有关呢？两位目击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份孤证无法支撑水牢之说。
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室内发现的尸骨由于身份不明，来历也不清楚，又有临近解放时期胡宗南部队进驻破坏老公馆等原因，尸骨不能作为刘文彩在这里私设水牢的定案依据。
（2）冷月英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这个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第二，地下室建立于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时间据她1951年的诉苦是1943年，后来她改正为1937年，这两个时间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只说她“坐过刘家的水牢，”并没有指（一定就是）刘文彩（家）的水牢。她当时是蒙著眼睛（被）拉进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点。
（3）地下室和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一家经常对风水墩烧香拜佛，并且非常忌讳，如刘文彩在外地死后尸体不得进老公馆。像这样的地主，怎能容忍别家刚生小孩的妇女进到他的风水墩跟前呢？刘文彩的公馆很多，“公益协进社”遍布各乡镇，哪里不可以设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风水墩前动大刑？再说地下室隔壁是谷仓，雇工佃农常来常往，在这里对农民施用酷刑，几年之间无人发现，是不可思议的。这次调查中，无论当年在老公馆的雇工、丫头，还是附近的农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老公馆内还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报告据此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谓“水牢”，纯系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报告说：“二十多年来，水牢一直有争议，一些观众也曾（从）不同侧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这不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宣传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原则问题。”报告因此请求推翻水牢原案，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不免把“水牢”明星们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陈列馆派员到大邑唐场采访“冷妈妈”冷月英，以下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七十二岁。
问：你坐水牢时是多少岁？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坐水牢时是不是拖进来就把你甩在铁笼子里？
答：我记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记得嘛？我住院时，医生不要我回忆以往的事，怕我又气病了。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著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这话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陈列馆派员到双流县中心镇凉山州氮肥厂采访最早报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开君，以下是王开君的口述笔录：
（本人不同意录音，只能作闲谈）
1951年宣传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带头把家里的四十大鸭子捐献出来；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个人单枪匹马抓匪首徐沛霖，被评为剿匪英雄；第三，带头建立互助组，《人民日报》以此事迹头版头条报道后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并参加赴朝慰问代表团慰问；第四，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当丫头，所以被选出席县模范。在此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发言时说她欠刘家的帐，将她眼睛蒙了弄来关押，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实际上是承认他拿不出事实依据，关于水牢的报道仅依据冷月英的一面之词。
调查到1982年基本结束。调查报告的结论无可争辩，没有谁否定。“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只是对报告持沉默态度。尽管如此，报告仍迟迟得不到批准。主持这次调查的原庄园陈列馆馆长安师吕老先生曾告诉作者：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好心地提醒他们说：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正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调查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处理报告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叱吒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复返，这产生了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水牢仅隔咫尺的平房里，还有一座同样让人谈虎色变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长570米，宽235米。顶盖高出地面080米。虽说从未挂牌明示为刘文彩所建，但设于刘文彩家，何人所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明白无误地说：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地牢……等刑法残害群众”。加上郭沫若同志“水牢地牢连比”的诗句，公众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刘文彩的“创造”。其实，刘文彩家既无水牢之设，也从来没什么地牢。水牢撤消，地牢理所当然地一起撤消了。
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五间。靠近佛堂的第一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68年曾将刘文彩为家人准备的几具棺材从王玉清寝室移到这里展览。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将棺材移出，辟为“刑具室”。其余四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有五个画板，第一个是脚镣手铐；第二个是钢刀手杖；第三个是杀人祭剑；第四个是青杠扁担；第五个是弹簧钢鞭。这五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著“坐老虎凳”、“背火背□”、“吊打”等三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文革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诗诵经？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五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监狱）。于是，随著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如前所述，庄园陈列馆中的赝品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清除所谓“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紧接著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庄园陈列馆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生态而生存，清除水牢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戛然而止，还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其他陈列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刘文彩的别克小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