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真相》内容说明
作者：笑蜀
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以他为主角的“水牢”、《收租院》红极一时，《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到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加拿大展出。以他的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
刘文彩可说是家喻户晓。但公众并不清楚，说到底，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
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中共统战对象、原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胞兄和主要助手，与刘文辉一贯两位一体，一贯绝对服务和服从于刘文辉家族集团，以家族集团的利益为自己唯一的价值取向，家族集团需要他干坏事他就干坏事，需要他做好事他就做好事。所以，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斑斑污点，他难逃其责；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种种光环，也都有他的功劳。于是，历史的刘文彩既有助长烟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一面。历史的刘文彩实际上是复杂形象的混合体。这种复杂形象的混合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经过后人“改进”，历史的刘文彩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纯粹政治化的刘文彩。政治的刘文彩被官方定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几乎集中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面目之狰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则是要借此强化恐怖，，从而为极左型专制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政治的刘文彩实际上成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火车头。
历史的刘文彩向政治的刘文彩的转化，主要是借助肆无忌惮的夸张、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来完成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仍有人竭力维持对刘文彩的传统定义。1996年7月21日新华社消息《“刘文彩热”闹大邑》，便言之凿凿地称：“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恶霸的一个典型，其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在我国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和大邑地主庄园中有详细的记载，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公众所知的刘文彩，因此仍然只是政治的刘文彩，和过去几十年中的刘文彩形象差不多是毫无二致。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并没有充分暴露，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1995年，作者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本书。全书27万字，图片八十多幅。(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第五房姨太太、92岁的王玉清在猪市坝住房前
刘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关部门是这样介绍的：
1958年8─9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
其实，地主庄园陈列馆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回川后，为身先士卒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当时，整个地主庄园均属成都军区营地，具体主管部门则为成都军区辖下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筹办人员进驻庄园后，发现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恼火，与庄园驻军展开了一场口舌之争。6月29日，筹办人员致函大邑县人委，指控西藏军区退役大队擅自打开园内所存的保险箱，并从中取出鸦片等物。请求县人委出面与驻军交涉，“将原住部队带走的金银饰物及其它物品清回，备作陈列之用。”同时要求“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尽快迁出，以便积极进行筹办”，而且在迁出时“尽量保持庄园旧观，不要拆除、改建或将已有之物携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驻军承认曾于五月间开启了一个保险箱，同意交回箱内文物；但驻军声明，箱内文物并不多──只有二锭小银元宝，一对玉躅，一串项链，“别无它物”。至于其它保险箱的文物流失情况，驻军特别声明：“……自我区各部队五0年进驻该园起，就发现除此次打开的一个保险箱有暗锁外，其余保险箱均开敞未锁。”也就是说，其它文物的流失与驻军无关。
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的这场口舌之争实际上是无头官司──军方1950年接管庄园，而在军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庄园已屡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谁也说不清楚。口舌之争只能不了了之。
庄园内可资利用的文物有限，筹办人员便转而向社会搜求。如当时一份材料所说，“安仁刘家地主东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辗转售让分布面甚广。”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县委、县人委发出联合通知，责令下属各部门将留存使用的“安仁刘家地主家庭陈列品和其它遗物”交由筹委会鉴别，“凡属陈列需用的即由筹委会进行登记，向县委和县人委汇报请示后出据收回或调买”。并号召“买过属于安仁刘家地主的部分农民斗争果实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居民、商人”，包括“买过刘家地主的东西现已调往他处的同志”，尽快将所留存的“安仁刘家地主”遗物交由陈列馆筹委会收购或登记造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列品征集范围不限于刘文彩个人或刘文彩一家，而是整个“安仁刘家地主”，即包括刘文渊、刘文成、刘文昭和刘文辉几兄弟在内。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址不仅包括刘文彩老公馆，更包括刘文辉新公馆。纯就陈列品或馆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刘文彩，而是整个刘氏家族了。
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筹办早于全国文博馆现场会议，是四川地方政府独立决策，与中央政府没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馆现场会议只不过给了四川地方政府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来说，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决策客观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随著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致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地方的变成全国的，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
经过两次非正式展出，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由此摇身一变，从“丑小鸭”变成了宠冠天下的“白天鹅”。
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著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帐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刘文彩去世后为军方接收，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观光客既有刘文彩的安仁乡亲，更不乏来自邻乡邻县的，如邛崃县、崇庆县、双流县、新津县等。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交通，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后来在展出情况汇报中坦承：“组织工作和解说工作较差。”出点小乱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张）。还掉了两个坐垫。”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著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张氏和中和乡四大队星光二社白王氏）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的哭诉、痛骂。李大娘说：‘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做这些没良心的事，我一看见就哭一场。剥削我们农民的钱，他们这样享受。’白大娘说：‘我们穷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这么块整我们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颤颤，不是解放，他这屋头天晓得还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参与修建刘文彩老公馆的一个泥工留言：“筑墙有我，修好不准进；这些大坏蛋，真叫人愤恨。”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留言当然出自文人笔下。大邑县全体教师在参观后推举代表在意见簿上题词：
“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最后一天，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一个月后，便乘大邑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召开的“东风”，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观众，包括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代表、省化工训练班学员、护士学校学员、驻川部队官兵。陈列馆名震川西。新华社派记者常驻大邑县唐场镇，追踪采访据说是坐过刘文彩“水牢”的“冷妈妈”冷月英──“冷妈妈”家在唐场，并任唐场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日报》辟出专版，刊发有关刘文彩老公馆的文稿。画家谢趣生的水牢连环画，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
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筹备工作难度很大。尽管馆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县各机关的刘文彩遗物，效果却并不理想。1959年3月19日，陈列馆筹委会在给中共大邑县委的报告中诉苦：“有些单位（如财政局）就强调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刘家东西不拿，因而县里除文化馆、书店、人委办公室而外，其它单位东西都一律未动。”“衣物方面，截至现在还未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件。”陈列品成问题，馆址也成问题──1958年6月，大邑县人委行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希望回收庄园房产。该办事处答称：“我区部队是否迁出该园问题，因我处系驻军单位，请迳向成都军区后勤部直接联系。”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请成都军区将庄园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军区并抄报四川省委催交庄园房产。西藏军区办事处不仅闻风不动，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县人委，指责“安仁镇乡人民委员会未经我处，自行住用我处安仁地区新公馆营房及部分营具成立社办中学。”函件强调指出：西藏军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内地训练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镇、唐场营房，是我军区专备上述用途之机动营房（也是驻边疆部队所必须的）”。自然碍难让出。办事处同时函告陈列馆筹委会：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将有部队回驻新老公馆”。陈列馆筹委会只好向县人委告急，要求马上与军方办理庄园房产交接手续，“不然驻上部队又要多费周折”。成名之前的陈列馆筹备工作，就这样步履维艰。但两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陈列馆声名鹊起，社会各界再不敢等闲视之，工作难度小多了。1959年3月31日，大邑县委、大邑县人委联合行文省委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园文物一批给予返回，复制给据，以便恢复陈列展出。”一批更高档次的文物从成都、重庆、北京陆续送回，大大充实了陈列馆的展柜。房产、经费和人员配备同样一路绿灯。筹备进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29日，陈列馆举办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11月8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经过一次筹备，三次演练，政治恐龙刘文彩终于被推送到预定位置。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力部长看了翘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力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力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著，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上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等。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庄园档案A37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1948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对此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的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象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著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同前）。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泥腿子“施洋”。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它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做狗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入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三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打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再就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著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1946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放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12月阵亡（《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仅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是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象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庄园档案67宗B4卷）。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67宗G1卷）；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四川大邑刘文彩庄园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1961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张二嫂怒砍丈田弓”、“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17000元；可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一批赝品，不过是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htt//ww
四川大邑刘文彩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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