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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革命历史画

(2005-07-30 21:46:32) 下一个
文/侯一民
  
  
 
编者按
本刊顾问侯一民先生是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的杰出代表。他18岁加入中共地下党,投身革命,早年师从徐悲鸿、吴作人先生,上世纪50年代献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60年代以大型壁画《六亿神州尽舜尧》、油画巨制《刘少奇去安源》等作品见重于画坛。80年代,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并主持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工作,晚年更以饱满旺盛的创作精力,丰富的手段材料与想象力,为全国各项公共艺术创制了数量惊人的作品,举办了两次中国画及雕塑作品展。侯一民先生的作品,笔力雄健,造型扎实,色彩凝重,擅长把握人物众多的大场面,风格大气,融汇中西,在中国现代画坛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与声望。
“侯一民革命历史画与相关素材文献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隆重开幕,是一次不寻常的展览。展览以展示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为特点,围绕《青年地下工作者》、《跨过鸭绿江》、《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毛主席与安源矿工》、《血肉长城》五幅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把与之相关的素材、变体写生、速写、战地摄影、创作小稿,包括解放前地下党革命活动的档案资料一一展示在观众面前,使观众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之中,得以体验作者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从中追寻作者的创作历程。
此次展览不仅唤起老一辈艺术家的历史记忆,也深深打动了青年艺术家和美术学子们。青年艺术家们看后深受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展览,看到这么丰富的素材和作品,体会到老一辈艺术家的从艺与为人,令人敬佩,也十分亲切。我们在刊登部分展品的同时,还综合整理了侯先生与这五幅作品相关的文章与谈话,言语诙谐,却语重心长,表达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关切和对青年美术家的企望,饱含深情,意义深长。
 

    去年国庆节,中央美术学院为我在美院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侯一民革命历史画与相关素材文献展”。“文献”两字是办展的工作同志给加的,说这样比较“时髦”。展览围绕着我画过的四幅油画:《青年地下工作者》、《跨过鸭绿江》、《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毛主席与安源矿工》和一幅雕塑《血肉长城》,把他们产生过程中的各种素描、战地写生、变体、人物设计,甚至一部分历史档案都摆了出来。其实这些画早已不时髦了,开幕时有人送花篮来,我说:“你们别送花篮了,应该送花圈!”因为这种艺术早已“淡出”了,“死”了。没有想到来的人还真多,而且看得很起劲。华君武说他“非常感动”,青年教师还说我是“宝贵财富”,我的老朋友、老上级彭佩云也十分动情,希望多办这样的展览。事后几天,我又连接电话,竟不离“感动”两字,是不是刮了20年的“现代”风,又怀起旧来了?不管怎么说,借《美术博览》这块宝地,从中选出一部分,请更多的朋友回看一下,并请研究研究,这样的画是该死还是该活。
现在,这些画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近二三十年来我主要从事壁画和中国画创作,还画过一幅17米长的《夸父逐日图》,它也是“历史画”,扩展到我们祖先拓殖美洲的历史,是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人类学大案。为此,我曾在美洲五国考察过,读了《山海经》和一些人的专著,我呼唤“以平等对待地球上的生民”,也还是离不开对历史、世事、人生的关注。

一、 关于《青年地下工作者》
    《青年地下工作者》是我1957年在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结业时的创作。它是我在解放前曾经经历过的一段斗争生活的回忆。北京解放前,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为了反对法西斯统治,为了中国的解放,我和我的朋友们曾前赴后继地战斗过。我经历了亲人的入狱、战友的死难,在我18岁的时候,作为北平艺专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又亲历了当时的一切,在斗争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这里选登了一些当时我们做地下工作时画的漫画、木刻传单、伪装本的革命读物、地下组织的名单和反动派的拘捕令……可惜当时的资料已大部分遗失了,那时并没有想到以后会画这幅画。但这幅《青年地下工作者》也许能说明我的“历史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二、 关于《跨过鸭绿江》
    1950年,我作为《人民日报》特邀记者到了朝鲜前线,用“战地速写”这种形式向国内作报道,到过38军、50军和一个俘虏营,那年我20岁。
    1957年我为军事博物馆画过一幅《跨过鸭绿江》,可是,这幅画在“文革”中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来,我总怀念着当年与我同行的战友和在前沿相识的战士,老想着他们是否平安地回到了祖国,还是已埋骨青山。我更忘不掉那转瞬间被炸死在我眼前的朝鲜母亲,忘不掉在已化作灰烬的家屋前朝鲜老人那种呆滞的目光。在风雪交加的大山中漆黑一片,车灯闪处却见无数身穿白色衣裙的朝鲜妇女在为志愿军清理雪路……
    临津江的渡口被打烂的军车累叠如小山,星光、水光、敌机的照明弹,烘托出站在“小山”上指挥军车夜渡的女兵身形……
    孤儿的嚎啕,战地的尸臭,“斗莫!巴雷卡加!”(同志!快走!)的呼唤……这一切那么刻骨铭心。
我一直想重新画这幅画,至今我还珍藏着当年的写生、画稿和拍下的照片。不过重画的时候,又犹豫了。5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一切已不再是当年。现在时代变了,和美国、南韩都是“伙伴”了,可是,我放不下对牺牲在那里的37万中华儿女、成千上万善良的朝鲜母亲和孤儿的一片眷恋。就算是一份过了时的纪念吧,我在73岁的耄耋之年,又重新拿起油画笔,完成了现在这幅《跨过鸭绿江》。不过,这次重画的主题有一点转移,从“雄纠纠、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转而强调“战争与和平”,对战争灾难的控诉,对战争孤儿的同情。当年我见到了太多穿着单衣睡在路边的孤儿寡母和战士,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和平而战,为保家卫国去赴死,因此主题处理上多了一层人道的涵义。

三、 关于《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和《毛主席与安源矿工》
    这两幅画的酝酿都开始于1959年。前一幅是国家的任务,完成于1961年;后一幅是我自己要画的,“文革”前只完成了一部分准备。1975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在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又让我完成了它,并留在了那里,也算是对我因《刘》画在那里挨斗的一个补偿。
    矿工题材是我平生所爱。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大同、阜新等煤矿,与矿山就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也画过几幅矿山题材的画。以后,又到京西城子矿、江西安源矿、河北峰峰矿以及太行山区的几个小窑。对于矿工的爱影响了我一生的艺术追求,从他们身上懂得了艺术的真美。
为了再现安源大罢工的历史,我三去安源。我从史料、访问、烈士传记、矿山生活中去体验、求索,调动我所有对中国最底层人民受难与奋争了解的积累,使自己回到过去,并使笔下的人物活起来,活在80年前“我们不愿作奴隶,我们要做人”那个生死斗争的年代。
为了找到接近当年的生产环境,我到了几个小窑,那里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开采。我在腰里套了一根粗绳子下到百米深的井下,为了揣摩每个人物的典型特征,我画了大量的单人素描。当时只有一个男工作模特,我一边画一边揣摩不同人物的造型动态和内心情绪,直到觉得找到了“他”,并令我震动时才放到画面上去。
    “文革”中因《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一画,我成了全国批判的最大的“黑画家”,一天可以挨上几场斗,几乎命丧于斯。

四、 关于《血肉长城》
    这是我1982年在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看了多件令我十分恶心的“现代”作品时,突发奇想开始构思的。这在当时“革命历史画”已被许多刊物骂得一无是处的年代可谓不识时务,其实这个想法是我一生中对中国百年历史沉重记忆的积累,和对一代代牺牲的烈士们的感动,是在难于忍受“现代”作品的刺激下迸发出的一个反叛。
    后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要布置近代史序幕大厅,想到了我这个画稿,于是用了十余吨陶泥,我和几位朋友,用手(也用脚)塑成高浮雕,又采用极难驾驭的铁红结晶釉在邯郸烧成。它与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开国的礼炮、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及毛主席:“人民的胜利”两幅语录,组成了近代史的序幕。

 
 
   
 
  
《青年地下工作者》 人物习作 素描 1957年
《跨过鸭绿江》局部
  
 
   
 
《毛泽东和安源矿工》(局部)
 
《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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