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前，一些部队和根据地的同志有意见，有委屈，对“山头”问题有些议论，中央指示，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于是中央决定召开座谈会，也可以说是“山头会”，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召集，中央派人参加。比如红七军、红五军团，还有陕北等都开了会。会上，大家自由发表意见，有什么委屈都可以讲出来，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目的是检查以往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化解矛盾，增强团结。有的问题则由中央进行处理。
原红七军在延安的一些同志，如雷经天、叶季壮、李天佑、袁任远、黄一平、吴西、谢扶民、卢绍武、云广英等都参加了红七军历史座谈会。当时，我们红七军的老领导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不在延安，座谈会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主持的。大家发言之后，陈毅同志作了总结性发言。座谈会由中央派来的人写了一个决议草案交给了中央。座谈中，大家探讨问题，推心置腹，心平气和。朱德、陈毅同志都说这个会开得是好的。因为会后别人都要回去，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大家要我把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整理个材料。后来我根据会议情况和收集的有关资料编写了《红军第七军简史》的小册子，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现在这个小册子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而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傅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也相继牺牲。部队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上打光了。会场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的头颅照片时，所有人都嚎啕大哭。因长征前我任过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和师政治部主任，所以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后来，中央给肃反中错杀的同志都平反了。
“七大”前，中央党校在整风讨论时，大家就揭发出王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很多问题。如王明在苏联时追随米夫搞宗派，在旅莫(斯科)党支部搞夺权活动等。还揭露王明在苏区推行“左”倾路线，不相信起义部队，肃反扩大化的问题。红七军到中央苏区后，中央派来一个上海工人当军政委，叫葛耀山，此人受王明倾路线影响很深，看问题只看形式，不看实质，看干部只看出身，不看表现。他来后第一次集合队伍讲话就跟我们说道：“我是工人，是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代表。你们是国民党来的。你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他这么讲，把大家吓了一跳。红七军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红七军的前身是共产党员张云逸组建起来的队伍与后来韦拔群等土地革命的队伍和一部分红八军合编而成的，不少是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有的还大字不识，怎么一下就成了小资产阶级呢?红七军刚成立时发饷，官兵平等，每人每月20块大洋。由于战事频繁，钱花不出去，带在身上不方便，有的人就换成了金戒指。这下成了葛耀山攻击红七军是小资产阶级的把柄：“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好多人手上都戴着金戒指嘛!”葛耀山夺权后，“唯我独革”，胡作非为，贯彻“左”倾路线，怀疑红七军混进了“改组派”。团以上干部差不多都当做“改组派”抓起来，不少同志被杀害。就连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同志也惨遭毒手。说宗派主义害死人，确是一点不假。后来，葛耀山工作不下去，被调走了，在一次游泳时淹死了。长征时，苏区的高级领导干部大都带出来了，但由于宗派主义排斥异己，把本该随队长征的好同志留在苏区打游击。如肺病三期的中央教育部长瞿秋白，因负伤致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长得胖，不能骑马只能骑驴子的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体弱的毛泽覃，后来他们都牺牲了。提起这些，大家都非常痛心和惋惜。
张国焘搞宗派主义，分裂中央，仗着人多势众，以武力要挟中央。不是他“山头”的人就排挤，由白区去的廖承志同志都险些被杀掉了，是周副主席做工作才救出来。陈赓同志也差点被害。
在党的历史上，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间最长，危害也最烈。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拉“山头”，搞宗派，网罗一帮人。错误路线靠“山头”来支撑，错误路线又促进了山头主义的发展。
座谈讨论中，大家对山头主义在建军方面的问题也提出不少。红七军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的左右江起义的队伍。战斗力比较强。由广西出发时7000余人，转战7000里，李明瑞、张云逸、许卓同志率队(邓小平已去上海)到中央苏区时剩1300人。留下的不少是大革命时期的骨干。苏区作战，威名大振，被三军团长彭德怀誉为：“猛如虎，精似猴”的英雄部队。但由于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补充，部队越打越小，后来编为一个师，再后编为一个团，最后编没了。红五军团大体上也如此。补充很少，后缩为一个师即13师。在苏区打仗时，主要任务是打防御战。防御战是消耗战，没什么“油水”。不比进攻战有时还能得到一些补充。直到长征，五军团殿后，掩护主力，顶住追兵，又要收容伤号，抬担架，任务很重。过湘江时，由地方拨给的一个师，即34师丢了。过金沙江时，五军团剩下三个团，与尾随而至的敌人十个团激战一个星期，掩护全军过金沙江。后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过黄河，五军团损失惨重，17000人的队伍到达陕北时只剩下400多人。老部队得不到补充，越打越小，但却热衷于新编部队，搞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地方独立师。这些新编部队，大都是新兵。多数是游击队、赤卫队编起来的，缺乏骨干和作战经验。少共国际师是些十几岁的娃娃，活泼可爱，有些“枪比人高”；工人师没打过仗，行军也不行。通常老部队行军，20里一休息，最后加把劲到达宿营地。新部队不是这样，开始走得猛，该休息也不休息，最后累得没劲了，掉队的越来越多。长征时，八军团的两个师都是这些新编部队，过湘江后，严重减员，丧失战斗力，军团被撤销，部队补充给主力了。宗派主义领导者追求增加部队的番号，严重损害了部队战斗力。建军上的宗派主义，其教训是惨痛的。当时，这方面的意见大家也比较多。
1944年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当谈到山头主义危害时曾说过，七军是广西军队，历史上是有成绩的，如果有态度不好，任人行政不好，我要承认错误。还有五军团，宁都暴动来的，受了很大牺牲，过去有不对的地方，我也要承认错误。为什么会有错误吗?这里头表现着一个不信任，认为从白军暴动出来，不可靠、不信任。
当然，这些问题是过去“左”倾路线造成的，当时毛主席亦受排挤，抗战之后是毛主席主事，他是在替中央来承担责任。
“七大”前，还出现了两股带有宗派主义倾向的阴风。比如有一股阴风提出：“是陕北根据地挽救了中央红军?还是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根据地?”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明了的问题。当时，错误路线使陕北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刘志丹、高岗等人都被关押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毛主席派王首道同志前去解救，把被捕的人都释放了。显然，党中央、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会被机会主义路线搞垮。当然，陕北根据地对中央红军也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如不到陕北根据地，会有更多的困难。但讲陕北救中央不是中央救陕北，是非常错误的。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高岗就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延安时期，我对高岗有一定了解。高岗放出来后，开始在军委当科长，不久到三边任骑兵团长，后来任陕甘宁区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央西北局书记。官越升越大，掌握了边区党政大权，只差军权尚未到手，他虽兼保安部队司令，但这只是地方部队。当时边区的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我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岗一心想当这个政委。但中央研究后，认为他还不合适。肖劲光对高岗也不感兴趣，觉得“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我向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建议，让肖劲光兼任政委。军委同意了。这样，高岗的希望落空了，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1938年夏，毛主席《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主席叫我到他的家里去。一进门，他便问我：“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啊?”我听了吓一跳，真是摸不着头脑，忙回答说：“没有呵，主席把初稿给我，写信让我提意见，我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本想再看，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主席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不向部队传达呀?”这问题就更大了，我赶忙汇报说：“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要检查。”主席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我这才听出点原委。我问毛主席是谁报告的，他说是高岗。我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便讲了我和别人对高岗的看法及军政关系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主席“哦!”了一声，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突然问我：“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主席的话很缓慢，声音拖得很长，唉，怪了，主席的问话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留守兵团呀!”“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啊?”声音还是很慢很长。我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主席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态度严肃起来，“对了，部队驻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我更火了，“这是要挟中央!”我走时，主席送出门口，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多大年龄了?”“30岁。”“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主席的话，我一直装在心中，当时只感到高岗权力不小，心术不正。至于后来他的山头主义恶性发展，搞反党联盟，这只能说明事情总有个发展暴露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