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在隔壁的一个谈李四光的帖子里提到过翁文灏。说翁文灏这个人，不是洋奴，而是雇佣了一大批外国专家，给中国人干活。至今为止，在中国的科学界，如此魄力者，还没有过第二个人。在另外一个谈石油的贴子里，也说到翁文灏，说他是发现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的组织者。他的堂弟翁文波，则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四大功臣之一。儿子翁心源是中国著名的石油工程师，在文革中被连续批斗三天，不幸落水而死，时年仅五十八岁。
其实，谈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绕不开翁文灏。因为翁文灏是２０世纪上半页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不但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地质科学家，也是国民政府自然科学诸多学科和研究项目的创立人、组织人、和推动人。谈中国现代史，也绕不开翁文灏。１９４８年圣诞节，新华社发布了４３名国民党战犯，他列第１２名。翁文灏先到了台湾，但后来他又去了法国，１９５１年又由法国转英国回到了中国。
翁文灏的传记中是这样写的：翁文灏，１８８９～１９７１，字咏霓，浙江鄞县人，蒋介石的小同乡。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１９５１年回国。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原是一位爱国地质学家，因感于蒋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坛，成为蒋的高级幕僚，直至行政院长之职。在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决定“弃暗投明”。１９５１年，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７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终年８２岁。
５０年代的时候，一位前辈曾专门采访翁文灏。他说：印象中的全国政协委员翁先生，是一个有点跛脚的矮个子瘦小老头儿，态度十分的谦卑，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地方，但为人也有分寸，不出卖朋友和故人。
然而，作为自然科学家，翁文灏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第一人。他创建和领导了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集中和培养了一批搞经济、工程和自然科学的专家，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从政府里争取到很多的钱，又极会用人和识人，因而贡献很大。笔者查阅了美国当年的官方文献和私人通信，从其中记载中，不难了解到，３０年代时的翁文灏，为推进中国科学发展和中美技术交流，是鞠躬尽瘁、不遗余力的。而作为行政官员，翁文灏的廉洁律己和官声，在民国大大小小的官僚中，也算是最好的。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作为书生从政的代表，翁文灏无疑是成功的。但处于乱世，不为奸雄，翁文灏又是最不幸的。
本来，翁文灏的学问，可以做的更大。但即便是从欧洲回归后，翁文灏也终日不得安静。
本来想躲开了政治，可政治偏要盯住了他，据谢泳《胡适幸亏没有留下》一文介绍，翁文灏回国时，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为此检讨复检讨，批评复批判，折腾了６个月，方才过关。但因为曾列名战犯，当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却都没有选举权。
５７年反右派，翁文灏还必须要一个一个地，揭发以前的老部下。可老头儿是有些原则的，作贱自己可以，辱骂蒋介石，和揭发以前的老部下，不干！因此，只能靠边儿站。文革兵起，老头儿首当其冲，多亏了有周总理出面保护，以前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才没有受到皮肉之苦。做学问，对于这个当年的第一号地质学家来说，已经成了可梦而不可及的奢华。
是时代和政治，误了翁文灏。
附一、秦时珠：《二十世纪新史册》 －第十三节，人物 － 翁文灏
翁文灏（1889—1971）：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领导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培育出我国第一代地质工作者；创建了新生代、地震、土壤、燃料等研究室，并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在我国地球科学各分支领域，包括矿床学、构造地质学、地震地质学、沉积学、山志学、地图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如《燕山运动》、《中国金属矿床分带理论》、《申报地图》等等。他也是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翁文灏出身在浙江鄞县一个绅商家庭，自幼聪颖好学。１３岁时便考中秀才，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历史学基础。年稍长又赶上新潮流，到上海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学校”学习现代科学与外文，并到欧洲留学，就读于比利时鲁凡（Ｌｏｕｖａｉｎ）大学地质系，受到该校不少教授严谨学风的良好影响，得到很大收获。他作毕业论文时，勇于攻坚，选择该国最薄弱的岩浆岩岩石学为研究方向，用当时最先进的偏光显微镜研究解决很多问题，他完成的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材料丰富，立论清晰，且为比利时地质科学填补了空白，具有首创意义，轰动比利时地质学界，因而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历史上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我国最年轻的地质学博士（２３岁）。
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
翁文灏一生直接从事中等与高等教育工作将近２０年，为祖国科学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1912年底由比利时启程回国，次年初到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佥事，并到该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后升为教授，主讲矿物学、岩石学等课程。他与章鸿钊、丁文江是该所主要负责人和教师。该所实际上是一个地质专科学校，1913年开办时招生３０人，1916年结业时还有２２人，其中１８人获毕业文凭，这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叶良辅、谢家荣、王竹泉、谭锡畴、李学清、李捷、刘季辰、朱庭祜、徐渊摩、徐韦曼等。学生们都反映翁先生准备教材扎实、讲解清晰、生动。翁文灏与章鸿钊常带学生到北京西山、河北和江南等地实习。后来，他们二人把实习报告整理编纂成《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正式印行。该所学生结业时曾举办成绩展览。一些外国地质学者前来参观，十分惊叹地说：“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的第一次光彩……。”
翁文灏后来长期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后相继为国民政府农矿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实际领导了全国的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事业。但他深知培养人才是一切的基础，因而他长期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并作过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该校代理教务（代校长）。他把地质调查所作为各校师生的实习与研究基地，提供种种方便。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夏天要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地质系高班学生出外实地考察、完成生产任务和科研任务，把教学、科研、生产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安排地质调查所的专家们去各校地质系兼课，也让各校地质系毕业的高材生进入该所工作，充实该所力量。 他还十分重视地质教育的普及。1920年，他发表了《中学地质教授之商榷》一文，具体议论了在中学开设地质学课程的问题。1924年，他发表了《国文地质科学书目述要》一文，系统介绍了若干翻译引进的地质科学书籍，为地质学教材的编纂创造条件。１９２６年，他发表了《与中小学教员谈中国地质》一文，该文在《新教育评论》上连载，又汇总刊登于《科学》杂志，强调了中小学教育中应贯穿地质学的教学内容。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他在撰写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发表了很多地学科普读物，其中最突出的是普及地震这种灾害地质知识，他１９２１年考察甘肃地震后，发表了《地震浅说》、《甘肃地震谈》等科普文章，1929年还出版了科普著作《地震》（商务印书馆科学小丛书）。 在地学各分支领域里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矿床学方面，翁文灏于1916年担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矿产股长，工作重点在于矿产地质的调查研究与分析总结。他1919年发表了《中国矿产志略》巨著，对中国矿产资源分布进行了科学分类与系统总结。在充分占有实际材料的基础上，他在理论探索中取得重大成就。后来发表了很多重要论文，如《中国矿产区域论》（1919年，１９２１年）、《金属矿床分布之规律》（1926年）、《砷矿物在金属矿系列中的位置》（1926年）、《中国金属矿床生成之时代》（1930年）等等。在这些论文中，他应用地热分带，探讨了中国南部金属矿分带问题，指出锡钨钼带、铜铅锌带、锑带、汞带的存在（依序由高温——中温——低温）。他还将中生代花岗岩划分为：和铜铁有关的偏中性花岗岩及与钨锡有关的偏酸性花岗岩。前者以长江中下游为代表，后者以南岭为代表。他指出长江下游的内生金属矿床大部是接触变质矿床，以铁、铜为主，很少有锡钨钼、铅锌、锑和汞，因为长江下游断裂发育，偏中性的花岗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侵入之故。他最先提出岩浆岩成矿专属性见解，还阐明了砷矿物在成矿系列中的位置，他在我国首次提出了“成矿系列”这一术语。他对成矿规律之研究，在我国开拓了新的找矿方向，对后人有深远的影响。
在地震地质学方面，翁文灏是第一名研究中国地震地质的学者。１９２０年底甘肃发生８．５级地震，死人２０多万。他冒着危险前去实地考察。此后他系统从事地震地质之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了《甘肃地震考》（1921年）、《中国一些地质构造对地震的影响》（1922年、1923年）、《中国地震区分布简说》（1923年）等重要论文。在《甘肃地震考》一文中，他分析、统计了自８世纪以来甘肃的历史地震资料，指出地震之频度有“由盛而衰，复自衰而盛”的循环周期现象。他又指出甘肃、宁夏、青海的６个强震区震中有“往复迁移、及各区间动静循环之状”，还特别指出“甘肃东部震中则颇有旋南旋北、往复继动之趋势”。在《中国地震区分布简说》一文中，附有《中国地震区分布图》，显示了中国境内四类地震带的位置及其与大地构造、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这是中国第一张《地震区划图》。翁文灏领导地质调查所时期，克服了很大困难，于１９３０年在北平西山鹫峰建立了我国现代第一个地震台及地震研究室，由李善邦具体负责。这一研究室装备了我国第一批能测记世界大地震的仪器。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大地震都能被该台测知，该台有专门出版物与国际地震台站交换，使我国地震学的研究进入了世界行列。 在构造地质学方面，翁文灏分析研究了中外地质学者之研究成果．对中国东部，特别是六盘山以东的华北地区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进行了总结。首先，他认为中国东部加里东运动和海西运动不存在或极微弱，最重要的运动出现在中生代，特别是侏罗纪白垩纪时期，这便是“燕山运动”。他在２０年代后半期，连续发表了若干重要论文，如：《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１９２６年）、《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与岩浆活动》（１927年）、《中国北部水平运动所成之构造》（1928年）、《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1929年）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主要谈“燕山运动”。他将此运动分为二期：Ａ期出现在侏罗纪末或侏罗纪白垩纪之间，压应力最强烈，形成华北各地强烈褶皱和大规模逆掩断层，又形成了华北和华中许多花岗闪长岩体，一般具接触变质铁矿床；Ｂ期出现在白垩纪或白垩纪末，运动较Ａ期弱，但也形成了华南各省之褶皱，包括南岭，故也称“南岭期”。此期形成华南大规模花岗岩体以及和它们密切相关的各种金属矿床，还形成华北、华南大规模中性和酸性火山岩。翁文灏早在１９２５年就首次在中国介绍和引进以Ａ•魏根纳（Ｗｅｇｅｎｅｒ，旧译惠格纳）为代表的活动论地质学。他先在中国天文学会上讲演，以后又在《科学》杂志１０卷３期上发表了《惠氏大陆漂移说》一文，系统地介绍了这一学说在地球物理学、地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气候学以及大地测量学方面的证据。他热情地称赞该学说“理论极为新颖，其说明地质时代之海陆分布，诚有胜前人之处……”，当然，他也承认该学说“实尚未脱理论假设之程度”。自６０年代迄今，“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学说”为代表的“新全球构造”——活动论地质学风靡世界，我们当佩服翁文灏在６０多年前的远见卓识。
在历史地质学方面，翁文灏对古生物学、地层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也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发表过若干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宜昌石龙辩》（１９１９年）、《中国之石器时代》（１９２０年）、《地质学上之生物进化观》（１９２４年）、《中国史前史》（１９２８年）、《扬子江中下游重要地层之比较》（１９３０年）等等。他为一些外国学者的古生物专著译写了中文摘要，如德国Ｍ．舒罗塞（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的《中国灵长类动物化石》（１９２４年）等。作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积极与协和医院合作，于1928年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由丁文江任名誉主任，加拿大学者Ｄ．步达生（Ｂｌａｃｋ）任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加强领导了北平西南郊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发掘工作。1929年１２月５日，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了国际学术界，翁文灏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这一重大发现，他于１９３０年发表了《新生代研究室的组织和中国猿人的发现》及《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猿人的发现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为人猿之间找到了新的“连锁”，填补了演化上的空白。
在沉积学方面，翁文灏于１９３１年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北方河流的沉积物及其地质意义——中国北方侵蚀与沉积现象之定量研究》的长篇论文。他参考了大量文献，尤其是对台站定点观测之大量原始记录数据进行了精心选择、比较、分析、综合、推理，得出了重要结论。他对华北主要河流携带的淤泥、侵蚀的速度、平原的形成和海岸线的前进等都作了精密的计算，阐论十分透彻。后来，该文被译为日文发表。最近又被译成中文，收入《翁文灏选集》中，足见其指导作用并未过时。 在山志学方面，翁文灏于１９２５年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山脉考》。他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家关于山脉分布的种种学说进行了审视，重点批判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这一陈旧定理。他指出研究山脉应与地质学、特别是构造地质学结合起来。他提出了中国山脉的地质成因分类，并从构造地质的观点来论述中国主要山脉的分布规律。 在地理学史方面，翁文灏于１９３０年发表了《清初测绘地图考》一文，他阐述了清朝初年在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下，聘用西洋天主教士，经过七八年实地天文观测和大地测量编绘成全国一套地图——《大清一统舆图》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这“不但奠定中国地理之基础，亦实为世界地理之一大贡献”。
３０年代初，翁文灏与丁文江、曾世英等，共同编成中国一套新地图，初由上海申报馆于1933年出版，初版名为《中国分省新图》，以后又以此名或《中华民国新地图》之名，于1934年、1936年、1939年、1948年先后共出了五版，一般称为《申报地图》，该图以等高线分层设色法表示地形，深得中外学人称赞，认为是中国地理界之空前巨著。
翁文灏十分重视应用地质学、即经济地质学的研究，强调地质学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积极将地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翁文灏对我国石油地质学研究及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贡献极大。早在１９２１年，他就与谢家荣一起研究我国石油地质，并派谢家荣首勘玉门油矿。1930年，他募集捐款，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了“沁园燃料研究室”，对研究石油、煤炭及地球化学等贡献尤大。1933年，他与计荣森同去探查浙江长兴煤矿四亩墩区井下新发现的油苗，不幸发生车祸，身受重伤，死里逃生，充分体现了为科学献身之崇高精神。1938年，他派孙健初、严爽去甘肃玉门老君庙研究石油地质，成果显著。翁文灏并与周恩来商定，调派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延长县钻井队去玉门钻采石油，果然打出了大量工业油流。以后翁文灏又直接领导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油矿——玉门油矿，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且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并为解放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打下了理论基础。他发表的论文有《中国的燃料问题》（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６年）、《中国石油地质问题》（1934年）等。
翁文灏对于煤田地质普查方面也有不少成就。早在１９１９年，他与曹树声共同发表的《绥远土默特旗地质报告》中，煤田普查即占了相当大比重，以后他又考察了很多煤田，发表了若干研究论文，１９２６年他发表了《中国石炭之分类》及《中国煤的分类与新命名法》，提出不同类煤炭的定名和符号。１９２７年他又发表《以三角图解法表示煤的成分》一文。在１９３３年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他又与侯德封一起提交了《中国煤炭资源之新估计》的报告。他在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还一度兼任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的整理专员、董事长，对该矿之整顿与改善经营贡献极大。
翁文灏于１９３０年在地质调查所内领导成立了土壤研究室，其中有周昌芸、常隆庆、李庆逵等参加工作，展开全国土壤调查。１９３４年翁文灏发表了《中国的土壤与其相关的人生问题》一文，宣传了土壤学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早期学术界的重要领导者与组织者 1922年曾参与筹创中国地质学会，他是２６名创立会员之一，也是５名筹备委员之一，并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首届副会长，以后曾当选为第３届（１９２４年）、第５届（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第９届（１９３１年）、第１８届（１９４１年）会长（理事长）。他担任了该学会第４－１４届的编辑主任，并于１９３７年获该学会设立的“葛氏（金质）奖章”第６次（１９３５年度）奖。翁文灏于１９３４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上当选为首届会长，后连任至第１０届（１９４３年），然后又任监事。他任会长之初创办的《地理学报》一直没中断过。 翁文灏和国外学者相处共事，不卑不亢，很讲实效。他一方面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反对崇洋媚外；另一方面，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Ｊ．Ｇ．安特生（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法国人Ｐ．德日进（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ｄｅＣｈａｒｄｉｎ）、奥地利人Ｏ．师丹斯基（Ｚｄａｎｓｋｙ）、美国人Ａ．Ｗ．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加拿大人Ｄ．步达生（Ｂｌａｃｋ）等都平等相处，亲密协作，共同从事科研著述。
翁文灏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１９２２年他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第１３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是中国地质学家代表政府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之首例，中国提交的４篇论文中，有１篇为翁文灏独著，１篇为翁与葛利普合著。１９３７年，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１７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翁文灏于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９年先后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三、四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他对于太平洋地区中生代构造运动的成就为国际学术界充分肯定。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世界最古老的地质科学团体——英国伦敦地质学会通过决议，授予翁文灏名誉会员称号，此外，美国文艺与自然科学院、德国赫勒自然科学院、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亦先后授予翁文灏荣誉职务和学位。
翁文灏中年时期，逐步进入政界，他先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他于解放前夕完全脱离国民党政府，并于１９５１年由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以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晚年亦从事翻译著述，为祖国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他曾翻译出版了美国Ｒ．Ｒ．施罗克（Ｓｈｒｏｃｋ）所著《层状岩石的层序》（１９５５年）巨著，他又担任《地质译丛》编委。为该刊翻译发表了近１０篇文章。翁文灏于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７日以８２岁高龄辞世。 [转自铁血读书 http://book.tiexue.net]
附二：翁文灏：究竟是你负时代还是时代负你／许纪霖
由于历史的错位，一个科学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国家利益驱使，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弃学从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
谈到现代中国的科学家，大概要数地质学界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从丁文江到翁文灏、李四光，不仅专业上响当当，而且个个行政能力极强，都是治国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灏，官至“宰相”一级，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的极致。
翁文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向对做官兴味索然，偏偏仕途对他敞开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濒自然乐于前往。没想到他与蒋大概是前世有缘，这么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师”中间，蒋对翁文灏竟然情有独钟。蒋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又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是蒋最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藉口“丁忧”，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
不过，翁文灏的挂牌南京，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携手合作的开端。与翁文灏同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挂牌的，还有胡适之、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在上一面，蒋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搞专家治国了；而在下一面呢，本来向南京争人权，要法治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认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点做官的兴趣。翁文灏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土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翁文灏有自己的专业关怀，而这样的关怀同样具有救国救民的功能，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运真是不可违拗，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翁文灏的整个人生。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介石得报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还派来医生，接来家属，将这个体重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武康脱险之后，无疑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灏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报。当第二年蒋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无法再推托了，于是正式入京，与蒋廷黼等人一起，从此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尝不雄心勃勃。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熟悉二十年代《努力周报》的人们都知道，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确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翁文灏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起步政坛，既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满足感，同时也不乏科学家的自信。传统的“好人政治”到了现代，虽然内中的灵魂未变（仍然以“好人”为核心），但“好人”的内涵毕竟有所演变。“好人”不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养，而且也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灏他们这些科技专家所赖以自豪的。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
那么，好人当政的结果又是如何？蒋介石主政的整个三、四十年代，至少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1935年的“人才内阁”和1948年的“行宪内阁”。每当濒临危机时，翁文灏这样的公认的才俊组阁，以期挽狂澜于未倒。在这两次实验中，翁文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十三年以后又进一步由他出面组阁，连司徒雷登也为此欢欣鼓舞，以为将开出“行宪”后的“新气象”。可惜的是，翁内阁仅仅存在了六个月零二天就呜乎哀哉。从表面来看，翁文灏是被那个自以为是的王云五所误（这个商务老总以为推广金元券就像推广他的四角号码词典一样简单），实际上，国民党腐败到那个份上，即使市制改革成功，也最终难免一败。政治体制不变革，纵然有一打翁文灏这样的好人当官，又何尝能补大局于万一？
翁文灏的悲剧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必然厄运的。这样一个体制，总是扼杀具有宏大眼光和变革意识的真正的政治家，只会将本来更适于坐在处长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错置于部长甚至更负责的高位。在这种体制中，阴差阳错的翁文灏与其说是幸运儿，倒毋宁说是牺牲品，一个为腐败体制陪葬的牺牲品。
尽管翁文灏是不懂政治又误入仕途的一介书生，但他毕竟是一个“极明察”之人。到1948年底，当他看清了这个政权的症结所在，便决意与跟随多年的“恩主”分手。在蒋介石的另一宠臣陈布雷服药自杀，为蒋殉葬的时候，翁文灏却不顾蒋的再三挽留，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翁文灏与陈布雷在经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之人，且都是蒋所信任的宁波人，两人皆书生本色，都是一再推辞而不得，捱到1934年，才前后到蒋的身边就职。同样的士报知遇之恩，同样的士为知己者而死，同样的到1948年底看清大势，顿悟人生。相比之下，陈布雷的传统文人气太重，竟然弃世而去，临死前的遗言中还对蒋战战兢兢、忠诚不贰。而翁文灏，毕竟在欧洲接受了四年西洋的教育，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虽然身上还残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习性，但整个人格较之陈布雷已经独立了许多。同为救国心切，陈布雷无法将国家与蒋氏王朝区别开来，翁文灏却能在最后一刻发现两者之间的疏离，并决然弃蒋而去，投入和平的阵营。在纠正错误这一点上，翁文灏倒表现出了科学家的潇洒本色。
1950年初，翁文灏在英国拜访李约瑟爵士，目睹昔日老友著作等身，学业鼎盛，不由得触景生情，黯然伤神。一个科学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国家利益驱使，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弃学从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如此结局，又如何不让人悲哀！
在现代中国，像翁文灏这样既有传统功名（早年曾经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半中半西，本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时代印记，翁文灏的所有悲剧似乎都可以在他的知识背景中找到某种解释。如果有幸遇上一个太平盛世，一个开明体制，也许还不至于牺牲得如此廉价。然而，种种错位，种种短拙，竟然巧合在一起！翁文灏，究意是你负时代呢，还是时代负你？
选自《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上海三联1997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