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问题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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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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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几本书，关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部分。加上网友们提供的资料。有一些疑问，归纳一下，列出来与大家商酌。

1) 根据政治需要随意取舍，抹杀某集团或某个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者如抗日战争，如陈炯明和孙中山政见之争。小者如芷江受降，如百色起义，如新四军武汉办事处等等。这不仅仅是在大陆，也不仅仅是现代，而是国人对于历史研究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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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一：孙中山和陈炯明孰是孰非的问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教科书中是惊人的一致：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这似乎早已成定论，但新出的陈炯明传和网上陈定炎（陈炯明的儿子）建立的陈炯明研究中心披露的史料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陈炯明只是和孙中山有政见之争，而且也没有炮轰之事（即便有，也是孙中山的炮－中山先生在同盟会和辛亥老人中是有名的“孙大炮”，意思是他说的多，做的少）。结果陈炯明却成了国共两党为孙中山立圣的祭奠品。

实例二：在以前中学和大学所学的的历史教科书中，抗战只提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老人家的论持久战。再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之类的什么儿童团。提到国民党的部分，我们只知道有九一八事变，有福建事变，有皖南事变，有西安事变，有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八十年代我和友人游南岳衡山时，参观国民党抗日战争烈士陵园，方知国民党军队衡阳抗战的英勇，当时的震动很大。现在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军队不仅仅有上海的8-13淞泸抗战，而且还有息峰口长城保卫战，有台儿庄徐州保卫战，有南京保卫战，有武汉保卫战，有衡阳保卫战，有长沙保卫战，有芷江保卫战,还有飞虎队和缅甸出国作战等等，等等。即便是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命丧孟良崮的倒霉鬼张灵甫，据说当年也是抗日的一把好手。

实例三：抗战胜利后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当时中国军方负责接待日本军方代表的两位陈少校（其实是一为少将，一为上校，因外事需要，均降格使用），分别是陈应庄和陈昭凯先生。后来陈昭凯去了台湾，陈应庄留在大陆。在当事人之一陈应庄1984年的回忆录里,只提陈应庄而不提陈昭凯。相反日方当事人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述之甚祥，可见仅看陈应庄一人的回忆录，是不能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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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秉中国历史成王败寇的恶习和文革遗风，蓄意拔高领袖或某个人的作用，制造或夸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确实十分恶劣。

实例一：文革期间曾因林彪任党内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扬平型关战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后，十大元帅就成了九大元帅，就没有人再提林彪（现在似乎又热闹起来，是好事，不是坏事）。相反，众多的回忆录里便有了自己勇于同林彪、四人帮和高岗作斗争的记录。如最近坊间流传甚广的某中将的回忆录，就说高岗这人讲话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人品是如何如何的差，以及如何压制别人和挟私报复等。高岗水平低人品差大概也是实情，但为什么不在当初高岗林彪当权时说，为什么不在高岗林彪活着时说。高岗林彪早已遗臭万年, 铁板钉钉，而且死无对证，再说人不好，總讓人覺得有點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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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二：中共党史上，刘少奇冤，彭德怀冤，很多人都冤，但最冤莫过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麻子”潘汉年。潘汉年一案，牵涉面甚广。本来当年在敌战区、国统区和潘汉年称兄道弟并获潘汉年搭救者为数不少。可是50年代潘汉年案发，中共高层除李克农外，曾在白区和红区做领导的诸公，竟无一人站出来，帮潘汉年说句公道话，致使潘汉年沉冤数十年，至死不能瞑目。以至于一位当年受潘汉年案牵连的老烈属不得不感慨地说：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真的好。但共产党人太講求組織原則﹐ 翻脸无情。

实例三：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搭档陈昌浩和西路军四万将士的冤魂，成为红军历史上的最大疑案，长期以来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军的幸存者，终毛泽东一世，唯唯诺诺，不敢声言。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倭胆的八路军115师的代理师长陈光，也是在多年以后才有一丁点儿说法。这些，最近在网上披露的资料已经很多，争议也很大。为什么资料能披露，是因为某某某人不在了。为什么有争论，是因为某某某人的影响还在。

实例四：百色起义为突出宣传邓小平，有好事者仿毛主席遵义会议事。伪造史料并东拼西凑，无中生有的杜撰出中央代表邓岗（邓拔奇）伙同龚楚陈豪人在河池会议上夺了邓小平军委书记的职务，造成邓小平在红七军前委领导层受排挤的悲壮形象（见百色起义-1979；邓小平与红七军-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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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1930年10月中央代表邓岗到红七军前后，邓小平一直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和军政治委员。邓岗到红七军以后后邓小平还兼任19师（师长为军参谋长龚鹤村兼任－即叛徒龚楚，网上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的政治委员，为红七军的一号领导人。邓岗在红七军期间，红七军的几次打仗，虽然开始有争论，但最终决策都是按邓小平的正确方针办的。邓岗非但没有撤消过邓小平的前委书记的职位（见邓小平网上纪念馆），相反，邓岗还把韦拔群的21师的全部精华划拨给了邓小平指挥，害的人家韦拔群带着几十个亲兵回广西去打游击，最后连小命都给陪上了（叛徒就在亲兵中）。这不能说人家中央代表邓岗同志对邓政委不够意思。怎么这些好事者看到邓岗光荣了（注意，还不是当叛徒或逃兵），立三路线在红七军代表的屎盆子就终身扣定了呀！

本来，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本人，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承认，即使1930年10月邓岗不到红七军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和认识，红七军内的左倾路线也无可避免。后来文革期间，邓小平在自述里再次承认自己要对红七军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可是那些写党史军史的人和大量的传记作者，为什么就是睁眼说瞎话，而不看看当时的原始文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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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并以当事人的身份虚构和杜撰历史。大者如井冈山会师，小者如川西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文革期间，朱德、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变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实例一：林彪的扁担。据红狐狸军事文摘署名为东篱的作者在“犯有错误的开国将帅”一文载：程世清（1918─ ）河南省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他使江西成为"文革"中"共产风"最猛烈的一个省。是林彪集团在江西的死党。曾"创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笑谈。

实例二：邓小平宣布红七军的成立。历史的事实是邓小平在广西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期间（1929年12月-1930年2月）在上海汇报工作（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没有参加起义。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和红七军前委书记都是在1930年2月下旬以后(邓小平网上纪念馆)。因此，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起义是由红七军的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由红七军前委书记陈导民宣布了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成立，以及由张云逸任军长、陈导民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在广西，尚没有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是1930年2月下旬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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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百色起义发生30年后，某当事人写的革命回忆录（回忆红七军的诞生，1961年）中，凭空地杜撰了邓“政治委员”不但“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邓“政委”还亲自指挥了百色保卫战。连邓“政委”当时穿什么衣服，讲话什么口音都“回忆”的清清楚楚。马屁这个拍的响呀。然而不久，文革开始，五十年代红极一时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还是该当事人出面揭发邓小平在红七军去江西的路上中途离队。不承想小平造化大，1977年邓小平三度复出后，该当事人又是写诗庆贺，又是出书纪念的，把在红七军时的邓政委又一次吹的是云里来雾里去的，生怕人家忘记了自己也是创建红七军后的行军参谋。

好在邓小平是个难得的明白人(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邓小平的家人也不买账（见邓小平文革岁月）。该当事人不得不离休走人，成为中共党史上贻笑千年的另一趣谈。

[人生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