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１９２７年，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大革命突然逆转，中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刹那间，腥风血雨，黑云压城。有多少曾经呼号革命的人，怯懦了，消沉了，甚至叛变了。诚所谓大浪淘沙始出金，如同许多革命志士一样，邓小平不仅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地迈开步伐继续前进，并就此谱写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一度辉煌。 邓小平在党转入地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身系中央核心领导安危，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充分显示了他的才智、果敢、机敏…… １９２７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惨痛的一年。 从这年３月到第二年上半年，２６０００多共产党人和２８万多革命群众被杀害。鲜血浸透了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遭受到严重挫折，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６万多人急遽减少到１万多人。形势极为严峻。 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新的更加伟大的斗争又拉开了帷幕。 这年６月底的一天，在由西安开往郑州的火车上，坐着一个身着便装、个子不高的男青年。一路上，到处都在抓人，气氛十分紧张，而这个人举止从容，沉默不语中透露出刚毅和机警，他就是邓小平。他此行是要从郑州转赴武汉，寻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邓小平于１９２６年底奉党的指示，提前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参加大革命。他从莫斯科经库伦?今乌兰巴托?雪、包头、银川，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跋涉，于１９２７年２月到达西安，在冯玉祥国民联军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倒向蒋介石。６月１９日，在郑州与汪精卫进行会谈的冯玉祥，下令所属部队所有政治处长到开封集中受训。邓小平与同在中山军事学校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刘伯坚、史可轩、李林等商量，大家都认为邓不能去开封，而应去武汉找中央。 邓小平迅速离开西安，踏上南下的路程。他走后不久，刘伯坚等２００多名共产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校长的史可轩被国民军第二军师长田生春杀害。 邓小平辗转来到武汉，与党取得联系，到中央军委报到，并见到了军委书记周恩来。这是两人自１９２４年７月在巴黎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战友重逢，分外激动，周恩来要邓小平留在中央工作。 邓小平随即留下来担任中央秘书。当时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总书记…… 从此，他由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邓先圣，５岁时进私塾，教书先生说“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失恭敬，给他改名邓希贤。在武汉，这是第二次改名，为的是适应党转入地下后新的斗争环境。 随后，邓小平参加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会议。 汉口，旧租界三教街４１号?现鄱阳街１３９号?雪，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当时这是一位苏联顾问的寓所。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方针和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在危急形势中，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２０多名代表分三天三批，或走正门，或走后门，悄悄进入开会地点，会议结束前不能出入这幢房子，有人送饭。会议开了一天一夜。邓小平不仅参加会议，还负责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他在会前最早进入开会地点，是在最后离开的，晚上睡地铺，在楼上呆了６天。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重返武汉曾参观“八七会议”会址。他端详着挂在墙上的会议代表照片，感慨地说：“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３４岁，瞿秋白２９岁，李维汉３１岁，任弼时２３岁，我２３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如今，当年在这里开会的年轻人都已不在人世，只有这幢历尽岁月沧桑的老房子，依然见证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那段永载史册的故事。 在“八七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比他大１１岁的毛泽东。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有利于隐蔽斗争，９月，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中央到了上海。１２月，２３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一生曾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在上海，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长征途中，最后一次是在建国初的20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建国后的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前两次的秘书长主要是负责中央机关工作，但岗位也很重要。特别是中央在上海时期，由于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需要一套严密有效的工作机构，秘书长这个职务就显得十分具体而关键。 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党内担任重要拔瘛? 黄浦江边，邓小平进入他革命生涯的新历程。 他由长江出川，在塞纳河边入党，到莫斯科河畔深造，黄浦江岸担当重任，不久之后，又在左、右江点燃革命之火。江与河，似乎总是与邓小平结伴而行。 江河滔滔，奔流不息。 当时，党中央和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工作由公开转入地下，这是一个急剧、重大的转折。中央到上海，迅速着手恢复、整顿、重建党的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党中央通过秘密系统，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这些工作，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的。 形势极为紧迫、严峻，工作又千头万绪。中央急需忠诚可靠、精明强干的干部。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担任中央秘书长，不啻是临危受命。 他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负责会议记录，文件、电报印发往来，交通联络，经费管理，会议安排等各项工作。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中央领导和机关人员互不知道他人住处。特别像周恩来等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住处更是经常变换。而邓小平却掌握着中央领导人的住处、接头地点、地下交通网等绝密情况。他直接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中枢，身系中央领导人乃至整个中央机关的安危，稍有疏忽，就会给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他既要负责机关事务，又要协助中央负责人处理许多重要的日常工作，是中央工作机关的核心人物之一。 邓小平不仅要处理中央决定了的工作，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具体负责秘书处的工作。 秘书处，下设五个科：文书科，负责文件的印、发、收、管；内交科，负责中央机关各部门文件、情报的传递；外交科，负责中央与各省党的组织的交通联络，包括文件、经费的传送，人员往来的接送等，在各省设有秘密交通站；会计科，负责经费管理；翻译科，负责俄、德、英文来往文电的翻译。 仅从以上所列秘书处的工作职责，就可以看出中央秘书长这个角色是何等的重要。 １９２８年１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周恩来负责中央日常工作，５月之前的这段时间，许多工作是邓小平协助周恩来处理的。５月，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到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９月，中央负责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周恩来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邓小平继续协助周恩来工作。 在中央秘书长的岗位上，邓小平干得很出色。 上海，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在…… 为了掩护身份，邓小平当过杂货店老板、古董店老板。 他曾两次险些被捕。 一次，邓小平与罗亦农接头，办完事，他刚从罗亦农住处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扮成擦鞋匠的特科的一位同志用手悄悄一指，示意出事了。前后就差不到一分钟时间。罗亦农，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还有一次，巡捕正在周恩来住处搜查，邓小平不知道，敲门要进屋。幸好搜查的人中有我党特科的一位同志，他故意答应了一声，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立刻离开了。当时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在这一幢楼里。特科事先得到情报，通知了周恩来、邓颖超和张锡瑗。而邓小平不在家，不知道这个突然情况，差一点落入虎口。 在公共租界的沪中区闹市中心四马路?穴今福州路?雪有一个天蟾舞台，它后面的４４７号，楼下是“生黎医院”，楼上有三间房子，是中央的一处秘密机关。邓小平经常在这里工作。这个机关从建立起到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都没遭到破坏。直到发生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１９３１年４月，顾顺章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竟然违反秘密工作原则，在武汉一个游艺场耍魔术，结果被叛徒指认被捕，当即叛变。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立即将此情况发密电给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徐的秘书、共产党员钱壮飞译出电报，立即向中央报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领导特科采取果断措施，迅速转移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和所有有关人员。但是在敌人监狱中未暴露真实身份的恽代英却被顾顺章供出，惨遭杀害。 接着，又发生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事件。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说、警告，擅自外出。６月２２日，在汽车行雇车时被人认出告发，当即被捕，两天后叛变，他带着特务到周恩来的住址抓人，结果扑了空。向忠发叛变当天，周恩来就知道了，已经及时转移。 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事件发生时，邓小平已经不在中央工作，但是，他因向中央汇报工作，于这年２月从红７军回到上海。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时与顾顺章、向忠发经常见面。如果不是周恩来等考虑周密、机智果断，迅速采取了安全措施，邓小平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多少年以后，邓小平回忆上海的这段经历，感慨地说：“那个时间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 这是一批共产党职业革命家，成熟、干练、机智，信仰坚定、矢志不渝，愿为实现崇高理想献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他们又大都不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同样乐观、活跃，朝气蓬勃，热爱生活。 在上海，邓小平与张锡瑗结婚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很长时间是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在一起，邓小平、张锡瑗住楼下，周恩来、邓颖超住楼上。邓颖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 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有机会参加政治局会议、参与许多党的重大决策活动、收看到各省向中央的报告，经常接触党的重要领袖并协助中央负责人处理大量日常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锻炼。可以说，在他从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成长为优秀的中坚人物的革命历程中，这段时间，是一个飞跃。
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指导广西革命，发动了百色、龙州起义，让革命之火照亮了中国西南边疆的黑暗夜空……
１９２９年秋，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毛泽东写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鸥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军阀重开战”给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扩大造成了有利条件。１９２９年３月，朱、毛率领红４军由江西进入福建西部，后相继占领长汀、龙岩，９月，占领长汀以南龙岩以西的上杭，在新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当毛泽东在闽西根据地满怀胜利的喜悦挥笔作词、领导群众“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邓小平到了广西南宁。他此次赴广西，直接原因也是由于蒋桂战争爆发后，广西出现有利革命的形势。 蒋桂战争，即１９２９年４月爆发的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李宗仁、白崇禧败北，被逐出广西。蒋介石委任原桂系将领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在大革命期间，俞、李曾积极拥护中共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仍与我党保持着联系。俞、李二人在广西势力薄弱，又深知靠蒋介石靠不住，便请求中共派人到广西工作，帮助他们扩大势力。 中央随即决定派得力干部前往广西，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打开革命的局面。周恩来提议派邓小平去，得到中央同意。中央遂委任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赴广西做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发展我党力量，相机举行武装起义。 中央代表是权威性很高的职务，代表中央指导派往地区的工作，是这个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 邓小平乘船由海路先到香港，９月初，由香港到达南宁…… 邓小平到南宁后，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省政府秘书”。对俞作柏、李明瑞开展统战工作，他全权代表中共；对广西地区党的工作，他代表中央实施领导。 在南宁，邓小平与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联系。中旬，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工作方针。 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陆续派了张云逸等４０多名干部到了广西。 很快，邓小平与俞作柏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这中间，俞作豫起了不小作用。俞作豫，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中共党员。 俞作柏，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征善战的旧军队将领。而他面前的中共中央代表邓斌，无论年龄、名气，似乎都没有让人特别值得尊敬的地方。但是，这个２０几岁年轻人的成熟、稳健、敏锐、所表现出的很高的政治水平，赢得俞作柏由衷信服和尊重。 由于俞作柏与我党的合作，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在我党影响、要求下，俞、李释放了“四一二”政变时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会员和进步青年。 俞、李接受邓斌建议，开办广西教导总队培训初级军官。我党派往广西的干部徐开先、张云逸分别任总队长、副总队长。我党选送了１００多人进入教导大队学习。 通过多方工作，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警备第4大队、第5大队大队长，并在这两个大队中撤换反动军官，安排了一批我党的干部。 邓小平对俞、李的统战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就在这时，情况出现变化。在汪精卫的利诱、敦促下，俞作柏、李明瑞决定跟汪精卫共同倒蒋，向蒋介石开战。１０月初，俞、李率军向广东进发。 我党曾劝告俞作柏、李明瑞不要急于对蒋开战，因为，从军事上讲，没有这个力量；从政治上讲，正好给蒋介石锄掉倾向中共的俞、李提供了借口。但是俞作柏、李明瑞没有听从我党劝告。 邓小平预计形势很快会出现不利变化，在俞作柏、李明瑞调集部队出发之前，以守卫南宁为理由，说服他们把实际由我党控制的警备第４大队、第５大队和教导大队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张云逸还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 此时，南宁局势已经不稳。邓小平、张云逸迅速、敏锐地作出判断：俞、李讨蒋，难有胜算，广西形势很可能急转直下，必须作好应变准备。邓小平、张云逸等利用警备司令的职权，命令把军械库中５０００多支步枪和一些机枪、迫击炮以及大批弹药装上船只，在邕江码头待命。 不出所料，没过十天…… 邓小平、张云逸等当机立断，举行兵变。张云逸带领警备第４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溯右江而上，开赴百色地区。邓小平带领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少量警卫部队护送已经装运上船的武器弹药也随后沿右江撤到百色。 前一天，李明瑞、俞作豫已带领警备第５大队沿左江撤向龙州。俞作柏则去了香港。 由南宁往西３０公里，邕江一分为二。通向西北方向的叫右江；通向西南方向的叫左江。左右两江流经的地带就是左右江地区。百色在右江边，离南宁２１０公里；龙州在左江边，离南宁１５０公里。百色到龙州的距离与到南宁差不多。 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部队到达百色。 百色，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是右江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右江地区有很好的农民运动基础。共产党员韦拔群就是这—带很有名的农民运动领袖。 邓小平、张云逸一到百色，便立即着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发动、组织、武装群众，把从南宁运来的几千支枪分发到各县，组织农军和工人赤卫队；同时，继续整顿和改造部队，清理了一些旧军官；为防患于未然，消灭了熊镐的第３警备大队。熊镐，反动旧军官，第３警备大队大队长。南宁兵变后，他也带部队尾随第４警备大队从南宁到了百色，图谋火并警备第４大队，扩充自己的实力。就在他暗地与桂系军阀联系准备动手时，邓小平、张云逸等先下手为强，以张云逸请吃饭的名义，诱捕并处决了熊镐，接着，指挥部队分几路突然向第３警备大队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全歼了敌人。 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并颁发了红７军、红８军的番号。 １２月１１日，原广西省政府警备第４大队及教导总队一部，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７军。张云逸任军长，邓斌（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下辖３个纵队共３０００余人。第二天，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宣布起义前几天，邓小平离开了百色。他接到中央电报，回上海汇报工作。他准备先到龙州，部署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工作。正巧，在途中遇见了李明瑞。而李正要去百色。李去百色的目的，是想争取右江部队与他一同反攻南宁。邓斌、李明瑞虽然相互闻名，但未曾谋面。两人途中不期而遇，是第一次见面。 李明瑞对是否举行起义有些犹豫，经过与邓斌一番交谈，最终毅然决定，跟共产党走，在龙州举行起义。李明瑞曾在北伐战争中任旅长，屡建战功、名声赫赫，他年长邓斌８岁。在他人生路程面临新抉择的关键时刻，是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年轻的中共党员邓斌，帮助…… 决心下定，李明瑞与邓小平一起又回到龙州。龙州，是座边陲小城，离越南不远。邓小平在龙州与李明瑞、俞作豫等把起义的事定了下来，就匆匆上路，绕道越南，赶往上海。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李明瑞、俞作豫在龙州宣布起义，红８军成立。军长俞作豫，政委邓斌（兼）。下辖两个纵队，共１０００余人。李明瑞任红７军、红８军总指挥，邓斌任总政委。 百色、龙州起义的特殊意义在于：这两次起义，在远离爆发武装起义较为集中的华南、华东、西北地区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点燃了武装斗争之火，让革命的火焰，照亮了西南黑暗夜空。
邓小平开辟了左、右江根据地，率领红７军，红８军浴血奋战，艰难跋涉数千里进入中央苏区，使这支经过战火洗礼的红军队伍汇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
１９３０年２月初，邓小平再次从上海经香港绕道越南到达广西。 一年多以前，他与妻子告别去广西。而这次再赴广西，是在妻子与他永别之后上路的。邓小平在上海与妻子的重聚是幸福的，可是，不幸突然降临，张锡瑗因难产去世，女儿不久也夭折了。他把张锡瑗的后事托付给同志，忍受着巨大痛苦，肩负中央赋予的任务匆匆出发了。 邓小平先到了龙州。 这时，形势已出现变化：李明瑞、张云逸率红７军进攻南宁，在隆安与敌发生激战，遭受重大伤亡，右江根据地只留下韦拔群的第３纵队，百色被敌占领。俞作豫率红８军离开龙州，配合红７军行动，正在途中，左江根据地已经空虚，不久前，还发生了第２纵队司令黄飞虎叛变事件。 打南宁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邓小平要求红７军停止打南宁，并要红８军撤回龙州。不久，俞作豫率红８军回龙州。在对左江的工作做出部署，形势稍有稳定之后，３月，邓小平离开红８军，到右江找红７军。 邓小平与俞作豫在龙州的分别，竟成永别。 邓小平走后，因敌我力量悬殊，红８军遭受严重挫折，龙州被敌占领。俞作豫率第２纵队艰苦转战，退至凭祥，最后失败。至此，左江红色政权丢失。俞作豫到香港找党组织，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押回广州，在黄花岗英勇就义，时年３０岁。死前写下绝笔：“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 邓小平离开龙州到了右江的东兰。韦拔群和他带领的第３纵队在这里。邓小平在东兰住了两个月。这段时间，他和韦拔群一起领导东兰地区的土地革命，加强部队和政权建设，两人真诚相待，建立起很深的友谊。 邓小平、韦拔群分析红７军主力可能在向河池移动，５月底，邓小平告别韦拔群，到河池寻找李明瑞、张云…… 战友重逢，倍感亲切。半年前，邓小平与李明瑞在龙州第一次见面，两人一番交心之谈，使李明瑞下定参加红军的决心；半年后，邓小平面前的李明瑞，已经是一名政治坚定、斗争英勇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了。邓小平告诉李明瑞，中央决定，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两人成为真正志同道合、共同奋斗的战友，虽然后来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时间并不长，却结下了一段生死之情。 １９８６年，邓小平重返广西，多次谈起当年在广西的斗争经历，谈起与李明瑞的战友之情：“李明瑞很不错，参加了革命非常刻苦。我和他从广西到江西，他没有骑过一次牲口，就是走路。我也陪着他一快儿走，我们两个走前面，带个先遣连。” 在河池，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确定了红７军下一步行动计划和发展方向：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巩固和扩大右江根据地。 ６月初，红７军经两天激战，收复百色。又乘胜扩大战果，相继收复奉仪、恩隆、思林、果德等右江沿岸各县县城，全部恢复右江苏区。 ７月，由于滇军入桂，形势变化，红７军主动撤出百色。在平马附近果化一带，伏击滇军张冲指挥的先头师。这是一场恶战，红７军毙伤敌数百，自己亦伤亡２００余人。蒋介石令滇军入桂，一是为牵制桂系的讨蒋行动，二是为消灭广西红军。张冲刚刚占领百色，趾高气扬，不想在平马遭红７军重创。 平马一仗，稳定了形势。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决定红７军在平马进行整训，开展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 平马整训这一段，按邓小平后来说的，“是红７军的极盛时期。”根据地发展到１３个县，１００万人口，有２０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几万人。红７军由三个纵队不到３０００人扩大到四个纵队８０００人。右江苏区一片红红火火。 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红７军与中央的联系中断。“立三路线”主导下的中央间接了解到红７军的一些情况，对红７军不打大城市的做法不满意。在这个背景下，１０月初，中央和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红７军。 邓岗传达了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央的指示：右江地区红军，夺取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江、北江发展，协同东江红军进逼广州。邓岗并不知道，邓小平等红７军领导人更不知道，９月底，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已经被纠正，停止了红军冒险攻打大城市的计划。 邓小平、张云逸等不赞成打柳州、桂林，但是，又不能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前委决定…… 在河池，邓小平与韦拔群分别。 这又是一次邓小平与战友的永别。那个时候，分别常常就是永别。其实，大家都做好了死的准备。 红７军整编后，韦拔群任２１师师长，但这个师只有番号没有部队。原３纵队全部编入１９师、２０师，韦拔群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重建部队。对这个决定，韦拔群以大局为重，表现出宽广无私的胸怀。韦拔群，广西东兰人，壮族，１９２４年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回广西开展农民运动，１９２９年入党，斗争英勇、联系群众、在群众和红军中威望很高，人称拔哥。红７军走后，韦拔群留在右江继续战斗，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被叛徒暗害，时年３８岁。 １１月初，红７军离开河池，开始了艰苦漫长的转战历程。 １１月中，在天河县四把附近，与桂军覃连芳师遭遇，激战三日，红７军撤离，歼敌近５００人，红７军伤亡３００人。 １２月中，进攻长安镇，激战５日，终未能攻下，歼敌５００余人。 １２月下旬，攻武岗，因情报有误，攻城４日不下，第５天敌调集５个团在飞机配合下对红７军实施合围，红７军果断撤离。此战红７军伤亡很大，５５团团长牺牲。 李明瑞、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红７军且战且走，仗，越打越艰苦。 １９３１年１月初，红７军攻占全州，得到短暂休整。邓小平主持召开红７军前委会，会议否定了邓岗等人攻打桂林的主张。会后，邓岗离开红７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随后，红７军离开全州到达湖南江华，又遭敌围堵，遂撤回广西贺县的桂岭。稍事休整，经东陂出广西，进入广东连县。粤军8个团追至，激战两天，退到广东省乐昌县的梅花村。这时，已经是1月底。 前委在这里与中共乐昌县委取得了联系，才知道中央已经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前委决定在小北江地区建立根据地。 但是，几天后，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健调集军队，南北夹击，向红７军扑来。战斗异常残酷。红７军毙伤敌近千人，自己伤亡７００人，连以上干部伤亡三分之一，２０师师长李谦和一名团长、一名副团长牺牲，军参谋长负伤。红７军撤出战斗。这一仗，邓小平一生记忆深刻。１９９２年，老人南巡到广东，提起当年的激战，仍万分惋惜地说：在梅花一仗中…… 前委决定放弃建立小北江根据地计划，迅速离开粤北，到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 ２月10日，李明瑞、邓小平率红７军主力到达江西省崇义县，与我党领导的崇南游击大队会师，并与中共赣南特委取得联系。张云逸带领的部分部队，在强渡武水时被敌阻隔于对岸。３个月后，张云逸、李明瑞带领的两支部队在江西永新会师。 红７军到达崇义，已进入湘赣根据地。但是，红７军是在崇义发展，还是与朱、毛红军会合，前委认为急需中央指示，决定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邓小平离开崇义，踏上了去上海的迢迢路途。 李明瑞、张云逸率红７军剩下的２０００多官兵于这年７月到达江西兴国，与朱、毛红军会师。１１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授予红７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４个大字：“转战千里”。 “红７军能打啊！”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毛泽东还几次对邓小平这样说。 百色、龙州，右江、左江，广西的山山水水，在广西的这段斗争经历，邓小平不会忘记。 邓小平于１９２９年９月到广西，１９３１年２月离开红７军，前后共１年零５个月。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给了邓小平太多的经历、锤炼和考验。统战、兵变、战争、农民运动、党内斗争，使他的革命人生一下子丰富了许多。尤其是指挥打仗、战场拼杀，给了他从未有过的体验。２６岁的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合格的中央秘书长，而且是一位合格的红军政委了。 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在邓小平一生经历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７军的历程，是悲壮、光辉的历程。从…… 左右江根据地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之一，对于推动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远离革命中心区域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它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左右江根据地的这一段英勇斗争，将永载史册。 转自《中华儿女》 |
来源:《银潮》2004年第7期 作者:彭程邵维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