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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纠误之反例

(2005-01-03 09:56:19) 下一个

[转帖者按:这是一篇为邓小平纠误的党史研究文章,作者在为活着的邓小平洗刷冤屈和歌功颂德的同时,给死去了的烈士顺手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虽然该文章的作者后来做了更正,可是这篇文章仍然在中共党史网页上悬挂着。另外这篇文章在反驳王健民和龚楚的观点时并没有提出更详实的史料,而是以扣帽子和打棍子为主。当为党史研究者戒。]


是历史研究,还是反共宣传?

--对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中某些史实之驳议

黄少群


最近我们以极大的耐心,翻阅了反共文人王健民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江西时期)》(以下简称《史稿(江西时期)》)。初意本以为此书既然冠以"史稿"名称,总应该有些引人可读的价值。但是,读完这部洋洋七十万言的"巨著"之后,立即否定了上述想法。该书除了窃取我们党的一些历史文件之外,大部分是抄录的国民党官方发布的反共材料和共产党的叛徒们所散布的攻击共产党的一切污言秽语;出自作者笔下的文字,也全是对共产党的最露骨、最刻毒的攻击之词。所以,这不是什么历史研究,而确确实实是在搞反共宣传。

    由于十年内乱,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弄得颠颠倒倒,面目全非;由于我们一些制度上的缺陷,一段时间党史资料限制得过严;同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公开了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所以一开始,有些党史工作者对这本书中所列的一些文件资料和所谓"史实"是颇感兴趣的,在教学和研究中往往不加分析批判地引用。这就造成了混乱,且至今未能得到澄清。我们本应对这本书花点工夫做一些研究,对其观点、资料到体例、"史实"等,都做一些剖析。由于个人水平所限和刊物篇幅的限制,这些想法一时尚不能实现。现在我仅就该书中对某些史实的严重歪曲的地方加以揭露和批驳,以期引起广大党史工作者的注意,大家都来对这本书作进一步的剖析,以肃清其流毒。

    在《史稿(江西时期)》中,作者俨然以内行、专家自居,罗列了很多所谓我党的"史实"。这是一段时期内有些人比较感到兴趣的东西。但只须稍加查对,即可发现这些所谓"史实",其歪曲混乱的地方几乎多到和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完全是出于无知,而是由王先生的立场、观点所决定的。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些"史实"一一去加以考核,只需从中指出若干加以说明,以证其伪,即可窥一斑而知其全豹了。

    现在我先录出书中以下十二处原文,然后再加以驳议。

    一、"农历元旦,......在宜章县立中学宣布成立'红军第四军'(未得中共中央指示,自定番号),......朱德自任军长。改一四○团为红军二十八团,王尔琢任团长,陈毅为党代表;将粤湘裹胁农民编为二十九团,胡大海任团长,龚楚为党代表"。(第182页) 

这里说的是朱德、陈毅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领导湘南年关暴动后部队改编的情况。番号都说错了。宜章暴动胜利后,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随后将宜章农军(没有广东农民)编为第三师,胡少海(非胡大海)任师长。作者张冠李戴,把后来井冈山"朱毛会师"整编部队的情况套过来了。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红四军"的称号是中共中央六月四日来信后才改称的。宜章改编时哪里来的"红四军"?哪里来的"红军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

    二、"其时(指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引者),中共中央代表杜修经携指示到达。......当晚召集会议,规定红四军任务,并成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指定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陈毅、王尔琢等为委员"。(第182页)

熟悉党史的人,知道这里讲的是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召开的永新联席会议的情况。但是,作者却弄得错乱不堪,简直一句也不对。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杜修经的确到了井冈山根据地,但不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而是"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9页。】,同来的还有"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9页。】。杜修经来是传达省委六月二十六日指示信,要红四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8页。】。当晚,毛泽东主持在永新县城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8页。】七月四日,毛泽东专门将会议内容向湖南省委写了报告。在这个会议上,也根本没有"成立"前敌委员会,而且还撤销了毛泽东特委书记的职务,派杨开明为代理书记。关于前委组织,早在这年三月间即"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8页。】,直到十一月六日才"重新组织",并"依中央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6页。】。这是前委重组后的情况。不但没有听说"陈毅、王尔琢等为委员"的事,而且前委此时无常委,也更朱听说过"龚楚为常委"的事。

作者在这里还把湘南的"三月失败"说成是"五月中旬"(第182页),因而"朱毛会师"的时间也被弄错了。不仅如此,作者又依据龚楚《我与红军》中所述,将红四军编制情况也说得十分混乱。如红四军编为六个团,书中说成"三个团";原毛泽东所部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改为三十一团,袁文才、王佐所部改为第三十二团,书中却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与袁文才、王佐部合编为一团,仍冠以第三十四团番号"。(第183页)

三、"七月底,毛泽东狃于七级岭之役,欲向湘南扩张(毛文归咎于杜修经之错误领导),进攻郴县"。(第185页)

这说的是井冈山"八月失败"的原因,作者却作了彻底的歪曲。"八月失败"明明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9页。】,"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使边界和红军一起失败"【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9页。】。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年十一月就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更重要的是还有当年七月四日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可资证明。如照书中所说,毛泽东是应亲自带队去湘南的,但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

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六月,德怀......编为'红军第三军团',自任总指挥,兼共党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为政委,邓小平为参谋长,辖两伪军:红五军,军长邓萍,红八军,军长李灿",(第254页)

红三军团是根据一九三○年五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成立的。出席会议的五军代表滕代远、何长工等人,于六月间回到鄂东南,在五军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这一决定。依中央指定,军团总指挥为彭德怀,总政委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三军团参谋长为邓小平,实不知根据何来?邓萍自有其人,非邓小平也。邓小平此时正在广西领导红七军为恢复右江根据地而进行艰苦的战斗,怎么会跑到三军团来当参谋长!?而且与三军团同时成立的红八军,军长是何长工,也不是李灿。

五、"至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引者)傅伯翠......被指为'社会民主党',被杀"。(第259页)

傅伯翠当年确遭受过"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打击,但却并未"被杀";他至今还健在,并任福建省政协常委。

六、"同年(指一九三○年--引者)九月,中共派邓小平辗转来'左右江苏区'传达命令,调该股集中'江西中央苏区',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所谓'新的任务',即十九年受'立三路线',集中力量进犯长沙、南昌、武汉等大城市。小平于六月由'江西苏区'出发,循间道,迟至九月中旬始达"。(第260-261页)

按照作者的说法,邓小平是左右江苏区立三路线的不折不扣的执行者了。你看王先生说得多么凿凿有据:邓小平何时自何地出发,何时到达,传达的是什么内容等,似乎是不容你不信的。但一经查对,却大谬不然。作者只顾信口雌黄,却不知历史的事实是无情的。我们且分以下三点加以说明。

第一,一九二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应愿与中共合作反蒋的广西将领俞作柏、李明瑞的要求,派邓小平(当时化名邓斌)来广西工作。邓小平与张云逸等一起,筹划发动了当年十二月的百色起义,创立了广西右江苏区和红军第七军。一九三○年二月,李明瑞、俞作豫领导发动了龙州起义,成立了广西左江苏区和红八军。这其间,邓小平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一九三○年三月间从上海经越南返回龙州,领导红七军(红八军已合编入红七军)恢复了被桂系军阀占去的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后一直领导着红七军的工作,直至一九三一年二月才离开红七军,又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第二,人所共知,一九三○年六月前后尚无"江西中央苏区"的提法。四五月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在赣南一带活动,开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六月初,红四军大队即开往闽西,经过长汀整编,将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六月底即按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的命令,从汀州出发去攻打南昌和长沙。这有毛泽东当年七月间写下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为证。这就是说"六月"间赣南已无红军大队。那么,邓小平跑到"江西苏区"去干什么?!即使当时有个"江西中央苏区",那里一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二还没有成立后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邓小平从那里能领受到中央的"命令"吗?而且,六月间中央已命令红一军团离开闽西去攻打南昌,怎么又会"命令"红七军到"江西中央苏区""集中"?这不是彻头彻尾的胡编乱造吗?

第三,一九三○年八月,立三中央的确向左右江苏区派来一位中央代表,此人姓邓名岗,又名邓拔奇,而非邓小平。邓岗到后,立即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规定了红七军的任务,命令红七军去进攻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以配合夺取武汉。会上,邓小平、张云逸曾表示不同意中央的指示。但由于中央代表邓岗联合前委成员、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即叛徒龚楚)和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等,把持了领导权,迫使部队北上作战;并在十月间召开的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上,免掉了邓小平的前委书记职,改由陈豪人担任前委书记。部队在转战广西、广东、湖南边界时,虽然打了不少胜仗,消灭了大量敌人,但损失也很严重,并丢失了右江根据地。直至一九三一年七月间才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那位中央代表邓岗,于一九三一年部队到达全州时,看到形势不妙,难以收拾(时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乃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偕陈豪人化装成商人离开部队前往上海了,将前委书记的担子又扔给了邓小平。邓岗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陈豪人中途脱党去香港,沦为叛徒。

由上述可知,邓小平在此前既没有去过中央苏区,也没有奉党中央的派遣来左右江苏区传达立三路线。

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苏"大会时,"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早被开除"(第290页),"五中全会推选政治局委及候补者......,毛泽东未入选。政治局常委为......"。(第520页)

这里说的都不对。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年十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形成"左"倾盲动主义对中央的统治,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开除。一九三○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又两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没有再被开除的事。一九三四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是"未入选"。五中全会政治局未设常委,因此,书中排出来的那一串常委名单也就都是臆造的了。

八、"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引者)八月初中央局宁都会议,讨论反四次围剿的问题,周恩来主席,......中共中央主张'先发制人',而泽东独立主张'诱敌深入'。当受到周恩来、项英、王稼祥、任弼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激烈反对,结果,泽东被迫俯首认错"。(第543页)

这段关于宁都会议情况的叙述,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彻头彻尾的捏造。

第一,宁都会议的时间是十月而不是八月(这点可以不论,我们也是在近两年才弄清)。第二,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他是中央局书记),并作了会议结论。但整个会议却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的同志假中央指示所控制。第三,整个会议确是围绕反第四次"围剿"的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周、朱、王不是"激烈反对"而是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的,周恩来因此受到执行"左"倾中央指示的同志的非议。王健民对此故加歪曲,无非是意存挑拨。第四,毛泽东在会上确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他绝对没有"被迫俯首认错",而是坚持声明自己的主张,公开批评了中央和中央局的错误主张。--以上所述,均有历史文献可资佐证,非王先生所能篡改得了的。

九、"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引者)底,......共军关于(反四次围剿)战略问题之抉择,曾一再研讨,毛泽东与周恩来各持己见,......双方意见分歧,争执甚烈。最后经其第三国际代表团裁决,支持恩来建议"。(第584页)

这段叙述完全是根据叛徒龚楚《我与红军》一书中的捏造。关于反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当时确有较大争执,但并不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双方意见分歧"。宁都会议前,是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主的前方领导人与执行""倾冒险主义方针的后方中央局领导人之间的争执;宁都会议后,十月中旬毛泽东就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专做政府工作,军事问题已不过问,怎么会产生与周恩来的激烈争执!?此时的争执是有的,仍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前方领导人与后方中央局领导人之间的争执。苏区中央局执行的是上海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与中央局合一)的方针,而中央的方针也就是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方针。其主要精神是:采用"进攻战略",攻城夺地和与敌军主力决战。周、朱、王不同意这个方针,而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避其主力,围城打援,以运动战和伏击战消灭敌人。后来由于战机紧迫,周、朱、王坚决违反了中央关于硬攻南丰的指示,"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05页。】。收录在《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关于反第四次"围剿"的九封电报,是对这个争论过程的最好说明。何来"第三国际代表团裁决,支持恩来建议"之说?

十、"民国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引者)五月,政府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日军暂行停止南进,华北紧张局势稍形缓和。政府鉴于伪红军与日冠之互相呼应,知欲抵御外侮,非先求内部统一不为功,于是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之策,......"。(第594页)

这纯粹是胡说。当时,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之士也知道《塘沽协定》是一个典型的丧权辱国的卖国协定,蒋介石以北方四省领土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反共政策的支持;而作者却说这一协定取得了"日军停止南进,华北局势和缓"的奇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时一再明白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者竟造谣说"红军与日寇相呼应",因而国民党政府才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者这样说,不仅表明他是拥蒋反共的,而且还颇有"亲日派"、"汉奸"的嫌疑!

十一、在第十九章之《处分毛泽东》一小节中,作者连写带抄,更是大造其谣言。

书中这样写道:福建十九路军事变失败后,"第三国际加以追究,于是国际派将此错误责任置于泽东身上,而予以'留党察看处分',所有职权全被剥夺,党务会议自无权参加。泽东乃于八月初......去于都。在于都,泽东抑郁无聊,高级共干无与往还者,有之,惟驻于都之赣南军区司令员龚楚"。(第557页)

接氯ィ??蔚爻?剂伺淹焦ǔ?凇段矣牒炀?芬皇橹卸悦?蠖?笔钡乃??心情"的详细描写(见第558页,此处不再录出)。

这是作者在书中的最得意之笔,又是抄自自称亲历其事的龚楚的回忆录,这确是颇能混淆人们的视听的。但是,谣言毕竟是谣言,终究不能成为事实。我们查证了当时的历史资料,又访问了还健在的、苏区职务比龚楚高的、当时又与毛泽东同志很接近的老同志,事实证明:所谓毛泽东受"留党察看处分"事,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叛徒龚楚撒下的弥天大谎。

诚然,王明""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时期,的确对毛泽东进行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通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的江西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剥夺了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后,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开展的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斗争,矛头也都是指向毛泽东的。但这些都不能动摇毛泽东在苏区党政军民中的崇高威信。毛泽东也没有屈服,仍然坚持和他们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他在党的会议上,甚至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公开批评过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这当然使李德和博古很恼火。变相打击则有之,公开处分毛泽东,那是办不到的。

福建事变失败后,党接着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进而被推为正式委员。这一方面说明党内高级领导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另一方面也说明,即当时的共产国际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主张的正确(中国党中央的领导人选,当时是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以后一段时间,党和军队的领导大权,仍被博古和李德等人所把持,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概不采纳。但是却也绝对没有发生过"处分"毛泽东的事。因为:第一,的确没有这样的事实。龚楚拿不出半点实质性的凭证。龚楚在他的书中,连"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毛泽东说了什么话和当时的表情,"一盏荧荧的豆油灯"等等细节都写得细致入微,有声有色。但是,关于毛泽东受处分是哪年哪月宣布的,什么会议上通过的,有什么文件为凭,龚楚却避而不谈,说不出半点头绪。这是撒谎者惯用的手法:只写事情的细微末节,特别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这叫做死无对证,只能我说了算;不写事实本身,因为一旦查无实据,谎言就会被揭穿。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实,而且龚楚又能拿得出证据,试想他还不和盘托出,以博读者欢心!?龚楚作为共产党的无耻叛徒,是不会替共产党保这个密的。

第二,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毛泽东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要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时就必须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职。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即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能作最后决定,必须得中央全会批准或追认,而且还得报共产国际批准。龚楚和王先生他们是清楚这个程序的。以为略去不说,即可瞒人耳目。须知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既然不存在这样的事实,那么王先生所说的毛泽东"所有职权全被剥夺,党务会议自无权参加","抑郁无聊","高级共干无与往还者";龚楚说的毛泽东很"伤感"、很"颓废",甚至"凄然泪下"云云,也就更是无稽的谣言了。为了进一步揭穿这些鬼话,我们仍可以举出以下几件事实来作说明。

第一,毛泽东一直担任着中央政府的主席,直到长征途中仍多次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宣言和声明,这是到处皆可查到的。说"所有职权全被剥夺",这就是瞎话。

第二,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经常参加军委会议,并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因为六届五中全会后,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召开军委会议和前敌指挥部会议,对一九三三年十至十二月的战斗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作战方针进行讨论。当讨论到"短促突击"的方针时,"毛泽东......激烈反对这种战术"【注:粤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第60页。】。这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后来的回忆,也确确实实是他的"亲身经历"。因此,说毛泽东"党务会议自无权参加",也不确实。

第三,一九三四年夏,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事紧张之际,毛泽东同志多次来到粤赣省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南线前沿门户会昌城,对战事和粤军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指示粤赣省委党政军负责同志注意对粤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后来终于促使广东军阀陈济棠主动和我军举行军事停战谈判。由朱德和周恩来主持同陈济棠的"这次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蒋军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注:《朱德选集》第17页。】

第四,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晚七时,毛泽东就粤赣地区作战及七军团在瑞金待机问题给前线负责人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除分析了南线战事情况外,并向周恩来提出"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敌"的战术建议。

从第三、第四两例可知,龚楚和王先生沆瀣一气对毛泽东的所谓"心情"的描写,全是编造出来的鬼话。

十二、一书中关于遵义会议整个一节的叙述(第645-658页,其中有九页为抄录的遵义会议决议)均混乱不堪,且充满攻击之词。因为《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载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写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文,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已说得比较详细,故而这里不再就书中所述一一驳斥了。读者有空可以去详加对照。

最后我们还想再说几句。王健民的《史稿(江西时期)》,洋洋七十万言,篇幅浩大,想要在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中对其作彻底的剖析,是很困难的。我们只是开个头,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共党史研究》198403

http://www.cass.cn/zhuanti/y_party/yb/yb_m/yb_m_0037.htm


附录:作者黄少群的勘误声明: 关于陈豪人一事资料来源的声明  [党史研究1980_1987:19841228]

详见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f/yf_e/yf_e_015e.htm


我在《党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是历史研究,还是反共宣传” 一文,其中在左右江苏区和红七军一节里曾提到:"陈豪人中途脱党去香港,沦为叛徒"。

这则资料来源于广西"左右江革命史资料调查组"于1978年10月编写的《左右江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辑史料综述》(送审稿)(铅印书)。该书在第13节红七军北上江西的战斗历程中好几处提到陈豪人的事。在第217页注中有一段说到:“陈豪人则中途脱党,跑到香港。参加所谓第三党,堕落为叛徒,后被国民党特务杀死”。拙文根据这则资料摘引了两句。

最近收到陈豪人家乡福建省有关同志及其家属的来信,说明陈豪人解放后被定为烈士,发有烈士证,并介绍了烈士的生平及其牺牲的经过。阅后深感不安,认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而这完全是由我的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所造成的。因为,作为一个党史研究工作者,对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特别是牵涉到人的问题),应该特别慎重,要经过反复核查,有了确凿证据,才可使用,而绝对不能轻信轻引。

我在引用这则资料时,并不知陈豪人其人其事,也未经过核查,随手就抄上了这是值得引为深刻的教训的为此,特请编辑部刊登以上声明,并谨向烈士家属及广大读者致以深切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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