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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的缘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汲清被关进地下狱室180多天,后来又下放到江西峡江县坑西村的“五七干校”。 黄汲清没有被磨难压倒,但是,当他回到北京,看到一手组建的“大地构造研究室”和技术队伍已不复存在,满耳又充斥着有关大庆石油发现的不实宣传时,他感到了痛苦…… 要说出真话!他两次向党中央向邓小平致信。1977年6月,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小平见信后要求地质总局先拿一个“说法”,于是地质总局呈上了“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说明。在那份“情况说明”上,1977年8月小平作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的重要批示。 但这批示没有直接与黄汲清见面。于是,1978年1月,黄汲清再次致信。信中黄汲清显示出一个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气度: 我查阅了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 第二、我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 这封信得到了小平的再一次批示和支持。于是1978年11月的全国科协大会上,黄汲清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布了大庆油田的发现真相:“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他的真话震动了整个科技界。 1982年10月,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做出贡献的科学家,进行了永载史册的表彰: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等23人榜上有名。黄汲清名列第二,那是国家对他的褒奖!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70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踏遍祖国山山水水,发表了250余篇文章,20部专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0年,他指导学生编制的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及其说明《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黄汲清1945年曾在重庆出版一本游记《天山之麓》,是在新疆考察地质时所写的。文笔清新,叙述简约从容,写新疆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变革,都有独到见解,今天研究新疆的人,都大可一看,内涵远非今天所谓文化散文可比。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雅兴令人心生敬意。 今年6月的纪念大会,50位两院院士参加,共缅恩师黄汲清。刘东生院士赞恩师“以地质为人生”,陈梦熊院士说秉承了前辈“培养人才注重基本功”的原则,而年过九旬的叶连俊院士,泪水涟涟,讲述当年他们同在重庆住防空洞的事:日本人的轰炸,炮火连天,无法阻止黄汲清的埋头著书。那时还年少的叶连俊问黄先生何以能潜心写书,黄先生平静答道:“世事如此,今日不知明日,说不准哪天就被炸死,所以现在要抓紧把我所学所知写出来啊。”话语中的那份从容与情操,激励了叶连俊一生。 这位以“做一个为祖国建设事业有用的人”为治学格言的学者,1995年3月22日安详逝于北京,平静地离别了他深爱近百年的祖国。 (方正) 人物档案 黄汲清(1904-1995),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四川仁寿人。根据他的陆相生油等理论,“中国是贫油国”的论断被打破,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等高产油气田。1994年,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科学家设立的“何梁何利奖”,颁发给了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王大珩四人,除黄外,另三人都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元勋。 黄汲清1914年至1916年就读于仁寿一中,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院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在国际地质界引起轰动。1957年,他领导了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1985年他被美洲地质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1988年被苏联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4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完)
附: 大庆油田的发现者并非李四光 大约从1978年开始，“平反”和“昭雪”便成了中国新闻媒体的常用词语。中国人民突然发现，曾经被允许知道的事情充满了太多的假象。在很多地方像空气一样普通的“真相”对于他们一度比黄金还要稀缺。从1940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到1950年代的庐山会议到19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代张志新的死亡，无数的冤屈得到了伸张。现在又轮到了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读完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我惟愿这是最后一个被平反的冤案。 比较起惨遭迫害的55万右派分子和大跃进饿死的数千万人来说，“大庆油田”被冤屈的只是一小群人，其“主角”的遭遇还不算特别惨。我们更多地关注的是“真相”的后面，这一小群人为什么会受委屈。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运用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为什么却把功劳完全算到了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上，算到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头上？原来，黄汲清的理论是他“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的，如果提了，“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182页)。多么荒唐的逻辑，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层官员的真实想法，是那个时候的“主流意识”。那是一个亟欲在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和“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时代，是一方面标榜“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历史事实的时代。于是，在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182—183页)。 被“真相”的作者称之为“一个天大的谬误”(169页)就这样被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地合作出来了。客观地说，“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并非有心要制造这一“谬误”，他“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真相”(186页)。他不过“顺水推舟”地利用了下属们的“好意”。因而就出现了与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很不协调的一幕：在知识分子饱受歧视和打压的同时，李四光幸运地成为了毛泽东的“座上客”，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怀和嘉奖。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296—297 页)，李四光却在人神共愤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285页)，在“四人帮”倒台后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一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二是受了所谓的“蒙蔽”。前者的典型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彭德怀，大庆油田的发现应该属于后者。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毛泽东的威信至高无上，有人却敢于“欺骗”伟大领袖，而且还“欺骗”得逞，好像不可理解，说穿了也不奇怪。这种“欺骗”看似忤逆，实则是迎合。1958年那么多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敢于争先恐后地以亩产五万斤、八万斤蒙蔽“上头”，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上头”好大喜功的心思，完全清楚不仅不会因“蒙蔽”而倒霉，反而可能有好处。地质部党组的“蒙蔽”也是这样。他们的报告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置于发现原因之首，再加上“中国人独创的”地质力学。这样的报告当然不会不对领袖的胃口。用当时的话说“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284页)。这样的报告叫人多么舒坦。不“批准”多难呀。地质部党组的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好评”，李四光也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格外的“知遇”。中国有那么多种科学和科学家，曾经受到了这种“知遇”的非常稀少。如果你明白了这种反常的难得的“知遇”实际上源于一种“蒙蔽”，领袖对这种“蒙蔽”也是欣然接受，不知你会作何感想。很早我就知道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看了这本书后，应该再补充一句：在那个时代，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知遇”。 (三晋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