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师母口述：我的兄弟姐妹

[笔者按：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的老师于去年的二月份去世，已一年有余。最近有机会和师母闲谈。先将谈话内容整理出一些片断。以示对老师的纪念。]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识字不多，但他们养育的八个子女（大哥、大姐、我、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和老八）均考上了大学。 大哥是老大。大哥留日。毕业后在企业搞技术行政，业务很棒。知识分子，又受日本式的教育，武士道精神，要面子。因为提职称没提上，在工地上吊死了。死时留下钢笔，手表和一封遗书。说让小弟弟（老六）处理后事。大哥去世这件事，家里人一直没有敢告诉母亲，骗老太太说你儿子出差一直没回来。大哥死后留下一子一女。两个小孩，由我父母抚养，但考大学一个也没有考上。 大姐是老二。大姐功课好，是我们家的女才子，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日语。大姐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1953年，大姐25岁，被中国军事法庭请去，当审判二次大战日本战犯（在中国抚顺监狱）的日文翻译。后来在审判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大军官）时，大姐任首席翻译。大姐50多岁时，还被单位派去日本当专业翻译。大姐夫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东北一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退休前任某市标准计量局局长。 老三就是我。1951年我考入复旦大学。1956年提前毕业去中科院搞科研，1962年调到北京市委，1988年任职于化工部。 老四是女孩。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后，在纺织部工作。老四的丈夫是上海交大毕业。随后与同班同学李鹏一起被派往苏联列宁哥勒大学，获副博士学位。现在是国家某研究院的国家级专家。 老五是男孩。大学期间因为和女同学谈恋爱，被勒令退学。但当时也人才难得，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后来下放到农村。老五经营农村的餐馆后不愿意回城，在农村办起了私营的食品加工业。负担起母亲老年时的副食品供应。 老六也是男孩。辽宁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曾任某市环科院的院长，正教授。今年６３岁，还继续返聘。老六在大学读书时，是系学生会的主席，活动能力很强。组织上就动员老六入党，申请书交上去后又告诉老六不能入党。说：“你父亲历史上有问题，是特嫌”。老六想：“是怎么回事呢？”想闹个清楚，就回家去问父亲。父亲也不知道，就去找公私合营时的负责人。问：“我当年有什么问题呢？怎么会是特嫌呢？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呀？”负责人这才告诉父亲说：“你当年放走了一个国民党。也就是你让给照相的那个小伙子”。父亲说：“嗨，那人是个共产党，在中央当大官。解放后来过一封信，还让我去找他呢。”问：“信呢？”说：“信给了照相的张师傅帮助念。”当时张师傅已去世，信也就没有了下落。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老六于是就在一气之下加入了九三学社。 老七是女孩。辽宁师范大学文学系毕业。在某沿海城市粮油进出口公司任职。丈夫是中国某著名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 老八也是女孩。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在交通部某机车车辆厂工作。中国火车的东方红机车就出自于该厂。该厂有12000余人，经济效益最好。丈夫为该厂生产处处长。 还有，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对啦，是特嫌。你说就因为我父亲历史上这个倒霉的“特嫌”，弄得我们兄弟姐妹八个，虽然业务都不错，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之前，没有一个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