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贫寒，却酷爱读书。那年探亲回家，见墙上贴有老父亲亲笔书写的、明初文学家宋濂的散文《送东阳马生序》，字迹苍劲有力：“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予，。。。”我明白，父亲是想借宋濂之文，表达自己虽出生贫寒，但追求识书的一生。
一，一件长衫
初小的四年，主要学习语文、数学，也有体育、图画。村小既学校，也是村民们晚上开会的场所。记得有一次开村民会，前埭上有个叫张文华的，翻看了我的作文簿，颇为赞许，并告诉别人说汉炳的作文写得如何好。他的一番赞美之词还传到了我家，父母听了大概也高兴了一阵。
春季，当时53年正宣传中苏友好，学生中开展演讲比赛，全县分设两个赛场，东片设在靖城镇，西片设在生祠镇。我作为学校选出的唯一选手，参加了西片设在生祠中心小学礼堂里的演讲比赛。比赛的前一天下午，父亲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那里，出乎我的意料。原来他是来给我送衣服的。
他手里拿着一件黑底黄条纹的长衫，叫我穿到身上，好上台演讲。这件长衫极普通，比起现在的西装、夹克逊色多了，我却至今难忘。一夜之隔，出发前母亲并未让我穿上它，肯定在家中没有，等到妈妈想起我将穿着那身旧夹衣登上讲台时，她老人家深感内疚，于是连夜买布，在灯下缝制，赶在天亮前完工，让父亲在我登台前送到会场，为的是不让我在众人面前太寒酸，太丢脸面。
穷人的孩子，穿戴向来不讲究，以穿暖为原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孩子不能穿的让给小点的孩子穿，一个个让下去，补丁上摞补丁是常有的事。记得那时家里有一架纺车，一台织布机，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纱织布，染色。妈妈白天在地里忙活，夜晚或雨天就忙于我们穿衣的事。兄弟姐妹所穿的衣服，绝大部分出自母亲之手，除鞋面布需要买卡其、斜纹布之外，连袜子、毛巾、书包都是用自家织的布做成的。朱伯庐先生在《家训》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也是身体力行的。
家里虽然穷困，母亲却尽已所能照顾为儿的“脸面”。因为在她看来，儿子能登上这样的“大”讲坛，是给了她脸面，她得尽最大努力给儿子以脸面。“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那次演讲的题目和内容至今已忘却殆尽，而那件长衫的印象却犹在眼前，并随我终生。演讲没有得到什么名次，得了两支铅笔，算是参赛的纪念。我愧对父母亲的一片苦心。
二，一支钢笔
53年7月小学毕业，考取了侯河中心小学上五年级。这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件大事。我有幸被录取自然很高兴。入学前的某一天，侯金根同我一起到广陵镇，花一块多钱买了一支我从未用过的新钢笔，回来急着试写，却怎么也不下水。
妈妈正坐在旁边，见我着急上火，不但不安慰反而火上浇油，说我没用，瞎了眼，买了个没用的东西，继而又打又骂。我生气出门往外走，刚到门外，她操起一把菜刀朝我扔过来。正在这时，网善妈从西边走过来，把我拉在身后，劝说了好长时间，妈妈才抹着眼泪，慢慢消下气来。穷急了，她是心疼那一块多钱呀。
侯小的校址原先是座关帝庙，东南西北四幢平房，校门在西南角，简易厕所在西北角。四幢房围着一圈，中间就是操场。校园的北面也有一个操场。学校离家约3里多乡间小路。埭头上是水洞港，那时还通航。港上有一座破烂的木桥，走在桥上，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平常的天气还好走些，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要是遇到刮风下雨、下雪的天气，路就更难走了。
买不起胶鞋，妈妈就用土布做成钉鞋，（样子象两片鞋帮合成的棉鞋）涂上桐油，不透水，就权当雨靴了。这种鞋即笨重又难看，走在烂泥地上，走几步，鞋底就沾满了泥，跺不掉，甩不掉，得用小棍一点点拆，拆干净了才能穿上走，走几步又成老样子了，穿着它真是步履维艰，我戏称它是脚镣。所以，光光的路面反而不好走，得拣路边或河边长草的地方走，若是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宁肯光着脚走，也不愿穿那讨厌的钉鞋。
侯小东侧是左家埭，靠东埭头住着侯仁祖一家。侯仁祖的妻子和我母亲从小是好朋友或者结拜姐妹，母亲让我称其为舅舅。母亲见我上学路远，和舅舅商量，让我在天冷或下雨下雪天不要回家吃中午饭，就近在她家吃。这样，我可以减少一半在风雨寒冷中的跋涉之苦。高小阶段前后有两个时期过着这种“寄食中餐”的求学生活。
四，住店读书
54年，父亲把烧饼店从广陵镇搬到侯河，在当时的棉花收购站前搭了一个草棚作为店铺，（对面就是陈汉生家开的烧饼店）我上学就住在店里。这样，即可以少走路，还可以有时间帮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举两得。
草棚大约10平方，临街是几块榻板，可以装卸，进内，左侧是一座直径一米的大筒炉，紧挨着的是一块用两条“三脚马”支起的，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案板，右边内侧的土墩上放着一口和面缸，房边空地上和案板下放着面粉袋、木炭罐等一些杂物。晚上把案板翻过来，就是我们父子俩的床铺。早上，我要卸门板，做早饭（大米粥），给筒炉生火。忙完这些再就罗卜干吃早饭，上学；中午常吃菜粥，或是烧饼就开水；晚上在油灯下看书，做作业。
由于学习条件太差，又忙于琐碎的事，我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期终考试轩数学59分而留级。55年的春天，住店期间，闲得无聊，没有什么好玩的。店旁有一副简易的单杠，我就上去翻着玩儿，不曾想出了意外，左肩关节扭伤了。当时并不觉得疼，几天后，左膀不能动，关节处又红又肿，到了这时才敢回去跟母亲说，是翻单杠翻的，这次母亲并没有责罚我，领着我到外科徐一仙家开了刀，放出约半碗的脓血，插入药线，贴上膏药，十几天后才好。
54年夏天发大水，家里进水有尺把深，盆子、罐子飘浮在水面上，缸锅支插在磨子上烧饭。那年的灾荒在我的记忆里是最严重的。田里无收，很多人家吃树皮、树叶，甚至吃“观音土”（孤山脚下一种尚未完全风化成泥土的细砂），排不粪便而不幸送命的。我家因为除了种田还兼开磨房、开烧饼店的缘故，比只靠种地生活的人家略强，只吃过榆树皮，没有遭多少罪。灾后，拆掉了破旧不堪的茅草房（期间发生一起小火灾，所幸没多大损失），盖起了四间五架梁的土坯瓦房，年底哥哥结婚。
大约从52年或是53年开始，家里开民磨坊，并置了轧面机（手摇的），用毛驴磨面，做小麦换水面，换馄饨皮子的生意，养了肉猪、母猪，麸皮喂猪，猪粪肥田，面粉既可以供烧饼店里用，又可轧成水面换小麦。直到56年的几年中，二姐、三姐都长大了，劳动力多了，我家才慢慢发展起来，基本上脱了贫。55年先后进入初级社、高级社，只是到了58年进入人民公社，家道才真正又走下坡路。56年下半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父亲因未加入过工商会，私营小店不让开了，又不能进国营店，暂时被侯河饭店（国营）聘用，当了做馒头、包子的师傅；二姐、三姐先后出嫁，我上初中，汉祥和素兰上小学，干活的人少了，用钱的人反倒多了，入不敷出，日子又变得艰难了。
五，感激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