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思泉 - 香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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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滅繼絕的王蘧常

(2021-09-15 12:25:30) 下一个

 

李俊邑 王蘧常先生研究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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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孔子原本指的是君王經國之大事,但後來作爲成語被泛指爲:將幾近衰絕的事物重新復興光大。能夠做到興滅繼絕的人,無論在哪一領域,其成就都必然是超邁群倫,並定然會載諸史冊的。
 
   在書法史上,這樣的人物並不多。元代趙孟頫算一個。書法在經過唐代尚法、宋代尚意的發展之後,對筆法精美的追求,漸次式微,是趙孟頫以一己之力,撐起了復古的大勢,讓風流倜儻的晉人書風重新煥發出了五彩斑斕的光輝,“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其影響何啻有元一代。清代的鄧石如也算一個。篆書兩漢之後衰微,至唐代出現了李陽冰纔開始有些回暖,可惜,李陽冰生不逢時,唐初太宗皇帝倡導的王氏書風風力實在巨大,他的篆書當時雖然聲譽滿滿,但影像有限,追隨者寥寥無幾。篆書的真正振興,就是因爲清代出了個鄧石如,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笑傲書法江湖,特別是他用羊毫書寫的篆書,震撼了當時京師的書壇,聲名大振。從此,篆書重新回到了書法家門的創作視野。可以說,沒有鄧石如,就沒有後來的趙之謙,遑論在之後的吳昌碩、齊白石輩了。
 
   而二十世紀的書壇,又誕生了一位興滅繼絕的人物,這個人物就是王蘧常,他興滅繼絕的是什麼?章草。
 
   章草,應該產生於篆隸誕生的秦漢之際,因爲它的許多寫法是篆隸的減省,這一點與楷書信息豐富的今草有原發性的區別。章草主要盛行於漢至晉代,我們今天所見最早的章草書跡,是相傳爲漢人史游所作的《急就章》及索靖所作的《月儀帖》,皆爲拓本。而墨跡本則是“蓋右軍以前,元常之後,唯存此數行”(董其昌跋語)的陸機《平復帖》了。再後來便是隋人的《出師頌》墨本。實際上,章草雖然有這些書跡賴以流傳,但自晉以後,便門庭冷落,少有問津者了。元趙孟頫雖然寫章草,但應該屬於他書法業餘活動的偶爾爲之,所以他《六體千字文》的章草實際上是以今草的筆法湊上的。明代的才子宋克於章草用力最深,冠絕當時,其代表作爲《急就章》,但他寫《急就章》也是用的今草筆法。他們的章草,雖然流暢,甚至可以說是瀟灑,但如果我們對照《平復帖》或《出師頌》,便馬上會發現,其風格差異何啻霄壤,章草原本的古拙蒼茫在他們那裏幾乎蕩然無存了。一如我們對瀕臨滅絕的物種,雖然無限惋惜卻又徒喚奈何一樣,對章草的頹衰之勢,古人賢若趙孟頫、宋克者,未必不想將章草中興,然而“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將這種古奧草法發揚光大,談何容易!
 
   但這一點,王蘧常做到了。
 
   著名書畫家謝稚柳對王蘧常的章草十分推重,認爲“是章草,非章草,實乃蘧草,千年以來一人而已”。此論可謂切中肯綮,絕非諛詞溢美。的確,王蘧常的章草,其境界遙接漢魏,總括晉隋,睥睨元明。其言古,其書無一筆無來歷,無一筆不古人;言其新,其書又無一筆是古人,無一筆不自己。我們總結王蘧常的章草,約略有這樣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重。王羲之云“筆是將軍,故須遲重”,重則遲,遲則澀,遲而重,書法中鋒的含蓄之力纔會生發出來。他的用筆,入木三分,力能扛鼎。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其書寫的擘窠大字上,在其尋常的信札小字中我們照樣能感受到那種遲澀沉重。二是拙。唐人孫過庭云“古質而今妍”。質者,樸也。古與質是相連的,沒有質,就古不起來,而質往往是通過拙來表現的,所以清人傅山提出“寧丑勿媚,寧拙毋巧,寧支離勿輕滑,寧直率勿安排”,其中心還是追求“古質”的問題。王蘧常的章草沒有絲毫的纖巧與妍媚,非但文字給人一種佶屈聱牙的隔膜,而點劃與結體的生拙,更是將他的作品徹里徹外地透發出一派高古之氣。三是大。大,即光明磊落,不拘小節,從容淡定,寬博雍容。王蘧常從不在枝節上去裝扮和雕飾,點畫處理與結體格局一掃元明以來的拘攣與刻意,他甚至將傳世章草特有的波磔與燕尾都努力汰除,讓綫條的內在魅力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正是這種貌似毫無機心的處理,使他的書法雄渾博大,撼人心魄。拋開魏碑不說,歷史上具備正大氣象的書家,一個是唐代的顏魯公,另一個是清代的隸書大家伊秉綬。不過,他們的創作書體是楷書和隸書,屬於靜態的,而王蘧常的章草則是動態的,從這一點來說,似乎難度更大。
 
   有種說法不無道理:近世以來書法,可以當作法帖用的,僅王蘧常一家而已。清人包世臣論鄧石如謂“四體書皆國朝第一”。謝稚柳說王蘧常“千年來一人而已”,比包世臣評鄧石如還高,以謝稚柳的眼光與地位,這樣的首肯是輕易不會出口的,即便有些許的偏差,我們也可以肯定,王蘧常絕對是書法史上幾百年方出一個的大師級人物。
 
   王蘧常之所以能篳路藍縷、興滅繼絕,將章草藝術重新煥發出斑斕的光芒,原因是很多的,但其中最爲關鍵的,我以爲是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他的學養深厚。客觀地說,王蘧常在書法方面的聲譽要大大超過他在文史哲方面的聲譽,這也可以理解,因爲在當代,藝術對於社會民衆的影響力大大超過純學術的影響力,何況,王蘧常研究的還是中國最傳統最古老的學問。他二十六歲就擔任了無錫專門國學院的講師,二十九歲任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抗戰勝利後任教於暨南大學,一九五二年後,任復旦大學哲學系、中文系教授。他二十一歲時發表的《三代史》,收到王國維的激賞,譽之爲“王三代”,二十七歲時撰寫的諸子研究文稿,又爲梁啓超所嘉許。他是當代碩儒,一生的著述用著作等身來形容毫不爲過。作爲學者,應該說,書法之於他並非案頭餘事,他也是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的。他從五十歲左右開始,精心研究《居延漢簡》《武威漢簡》《敦煌漢簡》《羅布泊漢簡》《樓蘭魏晉竹簡》和《流沙墜簡》,悉心探尋篆、隸的內在聯繫,“欲化漢簡、漢帛、漢匋於一冶”,“拓展章草之領域”。六十歲後能默誦《說文》部首,並用小篆寫了六、七年日記。七十歲後,其章草風格基本定型,八十歲以後,爐火純青,人書俱老,從心所欲不逾矩,隨手塗抹,皆成典型。吳昌碩的篆書成就是極高的,不僅因爲寫得好,而且他對準的是之前無人關注甚至文字都不能盡釋的《石鼓文》。不過,他有清代篆書阜新的諸多成就以及清代清代樸學的累累成果做鋪墊。對章草來說就不一樣了,不僅因爲年代久遠,文字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陌生得望而生畏(比如對《平復帖》的釋讀),而且章草最成熟最流行的漢魏時代的作品,沒有一件流傳下來,可見研究章草之難。而王蘧常章草能取得那樣的成就,設若沒有他那樣深厚的學養,沒有他對中國哲學、中國美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以及文字學的深刻認知,是難以想象的。他的學生、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在評價王蘧常書法時就說:“瑗師之書,是學者之書,詩人之書,而不是書家之書。”其實我們整理一下中國書法史,會很容易發現,舉凡所有卓有建樹的書法家,無不是在學問上做足了功夫的。陸放翁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書法的功夫何嘗不在書外。
 
   二是他得到了名師的指點。王蘧常少年聰睿過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詩,被譽爲神童。他從小就迷戀書法,對《十七帖》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對他一生書法事業產生深刻影響的,是他在十七八歲時,遇到了沈曾植並拜在了沈氏的門下。沈曾植何許人也?他不僅是清末頂級的國學大師,還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頂級書法家,他在學術界和書法界的聲望,就是康有爲這樣的人物在他面前也弗敢造次。沈曾植對王蘧常異常賞識,曾以《鄭文公碑》墨拓八大軸相贈。王蘧常從沈曾植那裏不僅在治學方法上大有長進,在書法的研習上也是眼界大開,特別是沈氏“去俗就異”的思想,對他書法觀念的建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僅如此,沈曾植還對王蘧常日後書法的發展方向明確地指出了方向,王蘧常回憶沈曾植當時曾教導他說:“凡治學,務去常蹊,必須覓前人夐絕而攀之。即學二王,亦鮮新意,不如學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後,已成絕響。汝能興滅繼絕乎?”由此我們看到,王蘧常一生的書法之路,其實就是沿着乃師指引的方向不斷前進,最後終於實現了興滅繼絕的。
 
    肯定的,沒有沈曾植就沒有王蘧常,沒有王蘧常就沒有章草的復興,沒有章草的復興,章草,時至今日極有可能依然無人敢於深度觸摸,那它只好繼續“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了。
 
   所以我們說到王蘧常,就必須想到沈曾植。韓昌裏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沒錯,但這只是就一般的老師而言,而最高明的老師,若沈曾植者,應該是授學生以方法並指明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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