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邑 王蘧常先生研究  Yesterday

 

 

 

《論語·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孔子原本指的是君王經國之大事，但後來作爲成語被泛指爲：將幾近衰絕的事物重新復興光大。能夠做到興滅繼絕的人，無論在哪一領域，其成就都必然是超邁群倫，並定然會載諸史冊的。

 

   在書法史上，這樣的人物並不多。元代趙孟頫算一個。書法在經過唐代尚法、宋代尚意的發展之後，對筆法精美的追求，漸次式微，是趙孟頫以一己之力，撐起了復古的大勢，讓風流倜儻的晉人書風重新煥發出了五彩斑斕的光輝，“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其影響何啻有元一代。清代的鄧石如也算一個。篆書兩漢之後衰微，至唐代出現了李陽冰纔開始有些回暖，可惜，李陽冰生不逢時，唐初太宗皇帝倡導的王氏書風風力實在巨大，他的篆書當時雖然聲譽滿滿，但影像有限，追隨者寥寥無幾。篆書的真正振興，就是因爲清代出了個鄧石如，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笑傲書法江湖，特別是他用羊毫書寫的篆書，震撼了當時京師的書壇，聲名大振。從此，篆書重新回到了書法家門的創作視野。可以說，沒有鄧石如，就沒有後來的趙之謙，遑論在之後的吳昌碩、齊白石輩了。

 

   而二十世紀的書壇，又誕生了一位興滅繼絕的人物，這個人物就是王蘧常，他興滅繼絕的是什麼？章草。

 

   章草，應該產生於篆隸誕生的秦漢之際，因爲它的許多寫法是篆隸的減省，這一點與楷書信息豐富的今草有原發性的區別。章草主要盛行於漢至晉代，我們今天所見最早的章草書跡，是相傳爲漢人史游所作的《急就章》及索靖所作的《月儀帖》，皆爲拓本。而墨跡本則是“蓋右軍以前，元常之後，唯存此數行”（董其昌跋語）的陸機《平復帖》了。再後來便是隋人的《出師頌》墨本。實際上，章草雖然有這些書跡賴以流傳，但自晉以後，便門庭冷落，少有問津者了。元趙孟頫雖然寫章草，但應該屬於他書法業餘活動的偶爾爲之，所以他《六體千字文》的章草實際上是以今草的筆法湊上的。明代的才子宋克於章草用力最深，冠絕當時，其代表作爲《急就章》，但他寫《急就章》也是用的今草筆法。他們的章草，雖然流暢，甚至可以說是瀟灑，但如果我們對照《平復帖》或《出師頌》，便馬上會發現，其風格差異何啻霄壤，章草原本的古拙蒼茫在他們那裏幾乎蕩然無存了。一如我們對瀕臨滅絕的物種，雖然無限惋惜卻又徒喚奈何一樣，對章草的頹衰之勢，古人賢若趙孟頫、宋克者，未必不想將章草中興，然而“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將這種古奧草法發揚光大，談何容易！

 

   但這一點，王蘧常做到了。

 

   著名書畫家謝稚柳對王蘧常的章草十分推重，認爲“是章草，非章草，實乃蘧草，千年以來一人而已”。此論可謂切中肯綮，絕非諛詞溢美。的確，王蘧常的章草，其境界遙接漢魏，總括晉隋，睥睨元明。其言古，其書無一筆無來歷，無一筆不古人；言其新，其書又無一筆是古人，無一筆不自己。我們總結王蘧常的章草，約略有這樣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重。王羲之云“筆是將軍，故須遲重”，重則遲，遲則澀，遲而重，書法中鋒的含蓄之力纔會生發出來。他的用筆，入木三分，力能扛鼎。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其書寫的擘窠大字上，在其尋常的信札小字中我們照樣能感受到那種遲澀沉重。二是拙。唐人孫過庭云“古質而今妍”。質者，樸也。古與質是相連的，沒有質，就古不起來，而質往往是通過拙來表現的，所以清人傅山提出“寧丑勿媚，寧拙毋巧，寧支離勿輕滑，寧直率勿安排”，其中心還是追求“古質”的問題。王蘧常的章草沒有絲毫的纖巧與妍媚，非但文字給人一種佶屈聱牙的隔膜，而點劃與結體的生拙，更是將他的作品徹里徹外地透發出一派高古之氣。三是大。大，即光明磊落，不拘小節，從容淡定，寬博雍容。王蘧常從不在枝節上去裝扮和雕飾，點畫處理與結體格局一掃元明以來的拘攣與刻意，他甚至將傳世章草特有的波磔與燕尾都努力汰除，讓綫條的內在魅力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正是這種貌似毫無機心的處理，使他的書法雄渾博大，撼人心魄。拋開魏碑不說，歷史上具備正大氣象的書家，一個是唐代的顏魯公，另一個是清代的隸書大家伊秉綬。不過，他們的創作書體是楷書和隸書，屬於靜態的，而王蘧常的章草則是動態的，從這一點來說，似乎難度更大。

 

   有種說法不無道理：近世以來書法，可以當作法帖用的，僅王蘧常一家而已。清人包世臣論鄧石如謂“四體書皆國朝第一”。謝稚柳說王蘧常“千年來一人而已”，比包世臣評鄧石如還高，以謝稚柳的眼光與地位，這樣的首肯是輕易不會出口的，即便有些許的偏差，我們也可以肯定，王蘧常絕對是書法史上幾百年方出一個的大師級人物。

 

   王蘧常之所以能篳路藍縷、興滅繼絕，將章草藝術重新煥發出斑斕的光芒，原因是很多的，但其中最爲關鍵的，我以爲是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他的學養深厚。客觀地說，王蘧常在書法方面的聲譽要大大超過他在文史哲方面的聲譽，這也可以理解，因爲在當代，藝術對於社會民衆的影響力大大超過純學術的影響力，何況，王蘧常研究的還是中國最傳統最古老的學問。他二十六歲就擔任了無錫專門國學院的講師，二十九歲任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抗戰勝利後任教於暨南大學，一九五二年後，任復旦大學哲學系、中文系教授。他二十一歲時發表的《三代史》，收到王國維的激賞，譽之爲“王三代”，二十七歲時撰寫的諸子研究文稿，又爲梁啓超所嘉許。他是當代碩儒，一生的著述用著作等身來形容毫不爲過。作爲學者，應該說，書法之於他並非案頭餘事，他也是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的。他從五十歲左右開始，精心研究《居延漢簡》《武威漢簡》《敦煌漢簡》《羅布泊漢簡》《樓蘭魏晉竹簡》和《流沙墜簡》，悉心探尋篆、隸的內在聯繫，“欲化漢簡、漢帛、漢匋於一冶”，“拓展章草之領域”。六十歲後能默誦《說文》部首，並用小篆寫了六、七年日記。七十歲後，其章草風格基本定型，八十歲以後，爐火純青，人書俱老，從心所欲不逾矩，隨手塗抹，皆成典型。吳昌碩的篆書成就是極高的，不僅因爲寫得好，而且他對準的是之前無人關注甚至文字都不能盡釋的《石鼓文》。不過，他有清代篆書阜新的諸多成就以及清代清代樸學的累累成果做鋪墊。對章草來說就不一樣了，不僅因爲年代久遠，文字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陌生得望而生畏（比如對《平復帖》的釋讀），而且章草最成熟最流行的漢魏時代的作品，沒有一件流傳下來，可見研究章草之難。而王蘧常章草能取得那樣的成就，設若沒有他那樣深厚的學養，沒有他對中國哲學、中國美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以及文字學的深刻認知，是難以想象的。他的學生、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在評價王蘧常書法時就說：“瑗師之書，是學者之書，詩人之書，而不是書家之書。”其實我們整理一下中國書法史，會很容易發現，舉凡所有卓有建樹的書法家，無不是在學問上做足了功夫的。陸放翁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書法的功夫何嘗不在書外。

 

   二是他得到了名師的指點。王蘧常少年聰睿過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詩，被譽爲神童。他從小就迷戀書法，對《十七帖》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對他一生書法事業產生深刻影響的，是他在十七八歲時，遇到了沈曾植並拜在了沈氏的門下。沈曾植何許人也？他不僅是清末頂級的國學大師，還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頂級書法家，他在學術界和書法界的聲望，就是康有爲這樣的人物在他面前也弗敢造次。沈曾植對王蘧常異常賞識，曾以《鄭文公碑》墨拓八大軸相贈。王蘧常從沈曾植那裏不僅在治學方法上大有長進，在書法的研習上也是眼界大開，特別是沈氏“去俗就異”的思想，對他書法觀念的建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僅如此，沈曾植還對王蘧常日後書法的發展方向明確地指出了方向，王蘧常回憶沈曾植當時曾教導他說：“凡治學，務去常蹊，必須覓前人夐絕而攀之。即學二王，亦鮮新意，不如學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後，已成絕響。汝能興滅繼絕乎？”由此我們看到，王蘧常一生的書法之路，其實就是沿着乃師指引的方向不斷前進，最後終於實現了興滅繼絕的。

 

    肯定的，沒有沈曾植就沒有王蘧常，沒有王蘧常就沒有章草的復興，沒有章草的復興，章草，時至今日極有可能依然無人敢於深度觸摸，那它只好繼續“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了。

 

   所以我們說到王蘧常，就必須想到沈曾植。韓昌裏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沒錯，但這只是就一般的老師而言，而最高明的老師，若沈曾植者，應該是授學生以方法並指明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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