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世今生（26）

江鹏坚在任上作了不少实事。

才开完一大的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群众晚会庆祝。当事人之一的丘万兴回忆说：

“十一月十日，金华国中‘新党之夜’当天在大操场留下大片垃圾，新上任的党主席江鹏坚持认为这样不行，他说新成立的民进党，应该要给台湾人民不一样的新观感。深夜一点以后，我们陪着创党主席江鹏坚、中评会主任委员郭吉仁与陈菊、李胜雄等人，回到现场将垃圾捡干净，这就是创党主席的第一项任务。”

龙应台在她的“台湾是谁的家？”一文中说：“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幼儿稚女送出国读书，表示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信心。有钱人把产业化整为零地存到国外银行，表示对我们的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员与大学主管珍惜绿卡，每年气喘喘地来回，表示对我们的政治前途没有信心。反对人士必须躲在外国的羽翼下才敢发言批评，表示对我们的民主宪政没有信心。而年轻人觉得这片土地已经糟到不适于传宗接代的地步—这不是缺乏信心，这是绝望。”

两禁开放前，独裁之下的台湾，尽管有了经济上的起飞，但是社会大众对国家仍然没有主人翁的感觉，对社会没有责任意识，对乱扔垃圾很坦然。江鹏坚在一大的当夜带人捡垃圾，就是对当家做主、对社会责任的一种宣示。民进党出身卑微，从捡垃圾干起。民进党在发表声明：这社会，我有份。

由傅正起草的民进党的“创党宣言”在建党当时没有发表，傅正的解释是“时间仓卒，未及提出”。宣言的全文如下：

“高举党外的民主旗帜前进

近代人类历史早就证明：民主是历史的洪流，是谁也挡不住的，任何反民主的力量，都不过是一股小小的逆流，终必为民主的洪流所淹没。

很不幸，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始终企图抵挡这种历史洪流，无意真正实行民主。更不幸的是，国民党在大陆惨败以后，竟不知道以真民主来收拾人心，补过赎罪，反而在权力失落恐惧症的阴影下，完全以共产党的手法反共。

国民党退据台湾三十七年来，总是极尽所能地加强统治，而不断扩张特务、警察、宪兵的力量与地位，甚至不惜与流氓组织挂钩，进行政治暗杀的阴谋，在这国民党权力至上观念的支配下，也就自然造成了整个封闭体系与落后形象，不仅教育越来越教条化，文化越来越庸俗化，而且社会越来越弥漫色情、赌博、暴力。即使本该最神圣的选举，也无法逃过金钱与暴力的污染。

……

眼看社会秩序与道德的崩溃发生，眼见台湾外在压力日渐严重，国民党内部也随时可能发生巨变，尤其国民党与中共更随时可能从事秘密政治买卖。台湾的命运与前途，显已进入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点。

面对这个转折点，究该何去何从？尤其究会有何种下场？在只有听凭国民党主宰的情形下，不少人越来越彷徨、忧虑、恐惧，乃至千方百计地寻找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

但我们坚信：台湾不是一党一家的私产，台湾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出生在台湾与生活在台湾的全体人民的！所以，台湾的命运和前途，绝不该由国民党擅自决定，而该由我们所有出生在台湾与生活在台湾的全体人共同决定。而且，我们还坚决相信：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台湾只有走向真正民主，才是唯一的生路，任何一党一派的集体领导、军事独裁、乃至一家一族的家族政治，都是假民主、反民主的死巷子。

环顾今日台湾，唯有党外才是保障民主的重要力量。但唯有团结才能真正发生力量，而且唯有组党才能真正团结。而最近几个月来，党外公政会在各地分别举行的组党说明会，都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我们既然早已献身党外的民主运动，现在又面对此情此景，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组党责任。因此，我们决定组织民主进步党，而且从现在起就正式成立。我们要先将党外力量团结起来，进而将一切争民主、爱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对国民党发挥真正的制衡作用，保证台湾的民主，并且掌握台湾的命运与前途。

我们的党，既然是以追求台湾的民主进步为目标，尽管国民党还是以革命政党自居，迷信枪杆子出政权，我们还是要坚持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原则，宁愿为普通政党。我们决心一本五大信念，就是宪法、自由、福利、理性、和平，追求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而与任何政党从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一切取决于所有台湾地区的人民。在今后，我们愿与任何政党沟通，同时，我们更不愿与任何政党冲突，但未必害怕冲突，特别希望国民党不要蓄意制造冲突。

我们认为：国民党员是人，所有非国民党员都是人，我们同样也是人。站在宪法保障人权的基础上，谁也不该比谁多一份。他们既然有权组织国民党，所有非国民党员当然也有权组党，我们同样也有权组织民主进步党。

远在二十六年前，我们早已有中国民主党惨遭扼杀的痛苦经验。七年前，我们又有美丽岛党外党再遭受摧残的悲惨教训。虽然我们一再受到无情的非法迫害，我们还是忍了又忍，等了又等，但是在熬过了几十年的漫漫长夜以后，国民党居然还要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实行民主的诚意，使大家看不到一丝民主的曙光。现在，为了台湾的民主，也为了台湾的进步，更为了与我们大家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的台湾命运和前途，我们又怎能再忍？更怎能再等？

最后，我们不得不郑重强调：纵然国民党硬要用过去迫害中国民主党和美丽岛党外党的手法对付我们，我们也义无反顾，绝不退缩。我们个人可以被抓、被关、被杀，但必会前仆后继，保证民主进步党绝不在迫害下消失。但我们仍要竭诚呼吁：所有出生在台湾与生活在台湾的海内外人士，为了台湾，也为了自己，勇敢的站出来，参加我们的行列，让我们并肩携手，踏着党外前辈的足迹，高举党外的民主旗帜而共同奋斗！前进再前进！”

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

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人民生活水准有显著提升，中产阶级阶层不断壮大。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一九八七年台湾的人均GDP达到了五千三百五十美元，人均所得为四千九百七十一美元。

为了摆脱石油危机，蒋经国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宣布的十大建设项目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效果立竿见影，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升级为台湾的重工业与石化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带动了就业，扩大了内需，刺激了经济复苏。十大建设的具体功效为：

1）南北高速公路，即中山高速公路，把南北车程从原来的八小时缩短到四小时，将台湾的运输从铁路时代拉入了公路时代。

2）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完成，工程包括以电力机车代替柴油机车、加固轨道、裁弯取直和更换陈旧设备等，此举使铁路运力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

3）北回铁路在一九八0年二月完工，改善了东部的交通状况，大大促进了山区矿产和森林资源的开发。

4）台中港第一期工程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竣工通航，它疏解了高雄和基隆两大港口的货运壅塞，还带动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5）苏澳港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全部完工，作用与台中港类似。

6）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启用，是当时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国际机场。

7）高雄一贯作业钢铁厂一期工程在一九七七年完工，年产钢铁一百五十万吨，实现了钢铁自给自足，节省了外汇，带动了下游汽车、造船和机械制造等产业的发展。

8）中国造船公司高雄总厂在一九七七年建成完工，年造船量一百五十万吨、修船量二百五十万吨，一九七七年造出了四十四万五千吨的巨型油轮柏玛奋进（Burmah Endeavour）号。

9）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总厂和大社仁武、林园两处石油化学工业园建成后在实现台湾得以提炼、处理原油的同时，还带动了塑胶、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以及化学品工业的发展。王永庆的台塑集团就是在这一时期飞速崛起的。

10）核能一厂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完工，年发电量八十一亿二千六百万千瓦，它不受枯水期的影响，节省了发电成本，大大减少了台湾对石油、煤炭等能源的依赖。

十大建设直到一九八一年底才基本完工，超出了最初预想的五年，不过基本上没有影响台湾的发展速度。一九七七年九月，蒋经国在十大建设的基础上，又宣布了十二项建设项目。十二项建设更为雄心勃勃，预计总投资四千亿，于一九七八年全面启动。它是十大建设的补充和升级，涵盖面更广，包括修建加固海堤河堤、普及农业机械化、兴建市镇住房和修建文化活动中心等等。

一九七八年七月，行政院拨出四十亿资金，设立了农业机械化基金会。同时，当局为水利系统现代化耗资十九亿，在嘉南、彰化、兰阳和云林等地区修筑排水道和河堤海堤防护设施等。

蒋经国时期恰逢越战，美国向台湾订购大量物资，进一步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快速起飞，台湾得以晋身于亚洲四小龙行列。

七十年代末，台湾的重工业产值占制造业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六，超过了轻工业，此后重工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基本实现了重工业化，跨过了工业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使农业实现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蒋经国政府提出“推动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进一步实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目的”，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把逐步商品化的农业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大大加快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一九八五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降到了百分之六，而工业的比重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点。

一九八0年代，台湾经济再次转型，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向能源、电脑、自动化、新材料、生物工程和食品科技等领域进军，以耗能少、污染低、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科技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政府成立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力鼓励内外厂商投资合成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最著名的有台积电（ADR）和联华电子等），民间中小企业也被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所影响，台湾个人电脑的主机板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作家江南因曾讽刺蒋经国而被刺杀，但是他对蒋经国在经济上的贡献高度肯定：“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

四.四 李登辉（一九二三—二0二0年）

李登辉的父亲在日治时期做过刑警，战后担任过两届台北县议员。

李少年时笃信佛教，后信仰基督新教。

一九四三年九月，李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林经济系就读。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形势的恶化，李被征兵入伍。

一九四四年，李回台湾高雄接受军事基础训练后再回日本陆军预备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被任命为见习士官，结训后担任日本陆军少尉。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百十七架美军B-29轰炸机夜袭名古屋，据说李所部操作高射炮击落了十四架美机。

李自称他在二十二岁前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的一九四六年一月，李恢复了汉人姓名（在皇名化运动中，李改姓名为岩里政男），也恢复了学生身分，夏天进入由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的国立台湾大学就读，与同样自帝国大学肄业的彭明敏等为好友。李曾回忆说：“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覆读过好几遍。”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国军在路上无差别杀人，李差一点被子弹打到，也差一点被抓。当年秋，李与友人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并于同年年底随该组织成员集体加入中共，一九四八年，李嫌“共产党员不自由”而退出。

一九四九年，李从台大农经系毕业，留校当讲师，并被安排到台大在雾社的山地农场当农场场长。

一九五0年，李遭警备总部逮捕，经李父托人才获释。

一九五二年，李获得中美基金奖学金，首次赴美国进修，在爱荷华（Iowa）州立大学研究农业经济。

一九五三年，李取得硕士学位，同年自美返台，在台大续任讲师，兼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

一九五四年，李又兼任了台湾农林厅技士及经济分析股股长。李本来可以到中国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担任技正。当时农复会受美援资助，待遇比其他单位高出很多，上下班还有专车接送，可是李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宁愿骑脚踏车到待遇低得多的台湾农林厅工作，因为他的恩师徐庆钟是农林厅长。当时农林厅月薪约为新台币五百元，而农复会月薪为美金二百元，折合新台币约八千元。

一九五七年，李到农复会任技正，同时升任台大教授。

一九六0年，李被警备总部会同调查局审讯，未经判决就被拘留了四个半月。农复会的负责人沈宗瀚托中华农学会理事长蒋彦士向治安当局交涉，调查局才放了李。

一九六四年，李获得美国洛克菲勒（Rockefeller）农业经济协会以及康乃尔大学联合奖学金赴美读博士。那时李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读中学的孩子都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努力用中文给孩子写信（他们夫妇之间书面交流用日语，连情书也是用日语写的），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七十分，有时五十分不及格”。

一九六八年，李在康乃尔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一八九五—一九六0（《台湾经济发展中跨部门资金的流动：一八九五—一九六0》）获得美国农学会全美杰出论文奖，在一九七一年由康大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九年，李学成返台，续任台大教授，兼任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和顾问。

一九七0年，联合国开发总署东亚支部邀请李到曼谷（Bangkok）主讲农业经济问题，但李的护照迟未核发。由于李在美期间与台独分子多有接触，因而又遭警总宪兵审讯，第一天被讯问了十七个小时，接下来每天都被找去警总==审讯了好几天。李回忆说，最后一次审讯时，“那位操闽南一带口音的警总人员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像你这种人，也只有蒋经国敢用你！’”李说，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李那时认为，整个过程是蒋经国要用他之前，“让警备总部洗净思想”。

其实李获得蒋经国的关注还在一年以后。

一九七一年八月，沈宗瀚把李以农业问题专家的身分介绍给蒋经国。台大经济学教授王作荣说，他曾向蒋经国抱怨说李的被捕让他感到意外。王作荣说，“我一向知道部份情治人员会小题大作，时常冤枉好人，逼人造反。我愿意为李登辉承担责任。”后来王作荣直接上书蒋经国，称李“为一难得之本省籍人才，重用之不遑，如何又以限制出境这种无用手法，制造敌人？”王上书不到一周，李出境之事即获批准。

蒋经国那时正要进行农村改革，除了王作荣与沈宗瀚之外，还有李焕和王升等人的推荐，李因此成为蒋经国准备重用的人才。

蒋经国希望李加入国民党，但李一直不愿意。王作荣告诉李，学者无法实现理想抱负，如果要实现理想抱负，就要从政，而如果要从政，就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因其言词恳切，李于是同意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在王作荣的介绍下，李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担任了行政院长，他为台湾农业存在的大量问题而忧虑，尤其是粮食产量过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以及土地过于便宜等。李与蒋经国初次见面就说清了运作了二十五年、对农村影响很大的“肥料换谷”（农民须以出售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的稻谷去购买统销的化学肥料）制度的种种弊端，让蒋经国对他刮目相看。

蒋经国于是提拔李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主管农业。当时李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里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李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么职务。

李时年四十九岁，是行政院最年轻的阁员。

李上任后不久，行政院就颁布了“加速农村建设九大措施”：1）废除肥料换谷制度；2）取消田赋附徵教育捐；3）放宽农业贷款条件，便利农村资金流通；4）改革农产运销制度；5）加强农村公共建设；6）推广农业技术创新；7）设立农业生产专业区；8）加强农业试验研究及推广；9）鼓励农村设置加工厂。一九七三年的稻米产量就达到了二百五十万吨，成功提高了农民收入。李还建议“保护农地”、“农民免税”和“农业机械化” 等等。当时蒋介石担心给农民免税会影响国家税收，不愿同意，但蒋经国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而支持李。

李学历高，能力强，聪明，恭敬有礼，温文儒雅，行事谨慎低调，从不在公众场合张扬自己。他没有班底，也不结交元老重臣，只是不断地向蒋经国提供农业调研报告，因此深得蒋经国的信任和垂青。蒋经国特别吩咐副官，无论什么会议，都一定要让李参加。李参与制订了“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和“农业发展条例”等规划。而李自认在政务委员的六年任期内，他读了“蒋经国学校”，是“蒋经国学校”的毕业生。

从一九五0年至一九七七年，李发表了一百零三篇论文，汇整编印为《台湾农业经济论文集》，足足印了三大册，共二千七百二十九页。

蒋经国在一九七八年就任总统以后，经常带李下乡，两人几乎无话不谈。

是年蒋经国又任命李为台北市市长，要李替他解决台北市区经常堵车的问题。李为此每天乘公交车或在早晚高峰期守在台北主要路口，最终想出办法控制了主干道严重塞车的现象。李从东京购买了全套十二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后又陆续买了很多关于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认为台北西区已经饱和，推动把市中心移至台北东区的设想，还以“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推行都市更新计划，遍造国民住宅，广建公园，大搞市景绿化，开办建国花市和木栅观光茶园，创办台北音乐节，把木栅猫空地区打造成台北的休闲胜地。不过李推行的“禁行机车”政策，因遭公众的抵制而失败。李还建立了台北市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和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以改进市府功能。为了解决缺水问题，李与台北县合作，在台北县文山地区兴建了翡翠水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