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与同好朋友分享旅行的酸甜苦辣
殷在一九五九年所写的“胡适与国运”中有一段：
“念忆过去的事物，诚然可以填补若干人现在的空虚。然而，何有助于打开今后的局面？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时，‘哭灵牌’又有什么用？孔制诚然维系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但它也僵冻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到头来，我们因此失去适应的能力。如果中国底传统教条或孔制果真是‘救国’的灵丹妙药，那么中国何至于有今天？如果传统教条或孔制果真有‘挽救狂澜’的无边法力，那么何至连它自己都保不住？在中国目前这种‘天下滔滔’的乱况之中，中国底传统文化可说是‘泥神菩萨下水，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下，若干泥醉的人士提倡中国文化出口救世，这等于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大叫要救岸上的人。”
殷跟一个学生提到：“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越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两人均为思想家、哲学家）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在《自由中国》案发生后，殷执笔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声明”中说：“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辞。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面对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殷把人身安危置之度外。从一九六0年十月一日到十六日，他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等文，抗议国民党逮捕雷震等人。
殷在雷案中没有获罪，但逃不了党国的迫害，他的言论平台消失，并被迫辞去台大哲学系教授的职位，因而几乎穷困潦倒。
殷是李敖的老师，李敖资助了殷，后来又照顾了殷的遗孀。
殷在一九六九年死于胃癌，年不满五十。
郭雨新（一九0八—一九八五年）
郭雨新是本省人，上了台北帝国大学（后来的台大），抗战时去上海做生意，台湾光复后回台，所以是个“半山”。生意人的郭“半山”回台继续做生意。他在一九四八年加入党国的花瓶党青年党。一九四九年，郭获遴选担任宜兰县议员，从此踏上仕途。他在一九五一年当选为台湾省省议员，以后连选连任，代表宜兰当了二十一年省议员。郭开创了选举不用花钱的传统，仅需一幅“春牛图”（郭送给每个县民一张月历，上面印有十二生肖与二十四个节气，中间是郭的照片），乡亲父老便知郭要竞选连任了。
郭是雷震组党时的七常委之一，外号“党外祖师爷”。《自由中国》案之后，郭没被抓，而且依然是宜兰县的省议员，不过经常受情治单位的骚扰。那时，全台有影响力的党外政治人物差不多就数郭了。省议员在台北办公，郭在台北有个办公室，因此尽管明知有监控，党外的参选失利人物、初生牛犊的台北大学生、宜兰的乡亲和各地方的俊杰有事无事都还是到他那儿走走。因为郭原本就爱热闹，加上后来有一位天生的公关能手陈菊给他当了十年秘书，台北的“郭办”一时成为党外的联络点与聚集处。
在党国的治下，遍地是特务，谁也不信任谁。党外是三无：无组织、无资源、无依托。在如此环境下，郭既是名正言顺的民选议员，又是议会里著名的问政的党国对手，“郭办”自然给了党外人士安全感，于是成了有实无名的党外“中组部”。从党外一直到后来民进党的诸多活跃人物都与郭有过密切的交往。除了陈菊，后来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的父亲是郭的家庭医生，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做过郭的律师，也接了郭在宜兰的政治家底。党外早期的明星之一康宁祥办杂志《台湾政论》，是郭帮忙融的资。后来的新潮流派掌门人吴乃仁与丘义仁帮郭的选举发过传单监过票。党外的几个名人如黄信介、张俊宏与姚嘉文等也都是郭的好友。
彭明敏因企图散发“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而遭逮捕受软禁，然后在一九七0年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之下逃离台湾，当局认为郭和这件事有关，派了特务二十四小时跟踪郭。
一九七二年，郭竞选连任，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而放弃。
一九七五年，郭以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为口号，以六十七岁的高龄参与第一届立法院第二次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他的参选成为台湾选举史上一个里程碑。当时由黄信介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的《台湾政论》杂志负责郭的全部竞选文宣，其中一句文宣是：“老兵最后一战，岂能任他凋零？”
?党国动员了所有的资源，用尽一切手段，就是不能让郭选上。有的投票站，郭的业余监票部队在门外数了五百个人进去投票，结果该票站居然开出了六百张票。一些党国的票务人员熟知选民的意向，只要是郭的选民进来，他们就会递上一种劣质的印泥，选郭的票于是票面天女散花而成为废票。选举结果，郭得票八万多，以近两万票落选，同时，宜兰县却投出了八万多张废票。
结果一出，全县哗然。郭在选后按惯例在宜兰沿街谢票，众多宜兰县民自发从家里走出来跟在郭身后前行，一个人的谢票变成了县民发泄怒气的示威。郭想谢票，可是众人不干，要去冲击国民党党部和县政府。如果郭当时登高一呼，台湾的历史进程也许就会不同了。郭登高了，但是没有一呼，相反，郭心平气和地说了如下一段话：“这次的选举结果，大家的心里也是非常明白，像这样的落选，是不是光荣的？……总之，事情已经过去，大家应该继续为我们的乡土努力。至于说今天要有什么行动，我认为吃亏的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认为不必要。最后我再一次谢谢大家，并请大家一起跟我高呼：台湾民主万岁！”郭活生生地把两万多的人群给散了。
此役以后，郭退出了第一线的政治舞台。不过，自郭败选之后，先党外后民进党的林义雄、陈定南和游锡堃等在宜兰的重要选举中几乎战无不胜，宜兰也得到了民主圣地的名称。
郭除了是一个和平理性争民主的典范之外，还给日后的民进党留下另一笔重要遗产，就是清廉从政。
郭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离台去美，在海外度过了余生。一九七八年，郭曾被海外台湾人推举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他在宣布竞选总统时说：“我们坚信，倘若台湾人民能对政治主张公开表态，他们多数会选择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以后，台湾的党外领袖有的遭监禁，有的逃亡，许多人家破人亡。由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人权工作者、一些外国留学生与驻台美军官兵通过郭所建立的跟海外台湾人民主运动的联络管道，把台湾政治犯的名单以及他们在黑牢里所受的折磨和痛苦传递到海外。
一九八五年八月，民进党成立前一年，郭在美国去世。
柏杨（一九二0—二00八年）
柏杨本名郭衣洞，他在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投笔从戎，考入河南军政干部训练班，又转入青年干部训练班，并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豫北分团主任。
柏杨在很多大学念过书，但从来没有拿到过大学文凭。他为上大学而数次使用假学历证件，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一九四七年，原为少校政治教官的柏杨曾任私立辽宁文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同时与友人在沈阳筹办《大东日报》。逃出被解放军攻占的沈阳以后，他在一九四九年随老师迁徙台湾。
柏杨初抵台湾后不久进台湾省立屏东农业职业学校（今屏东科技大学）当人事室书记，一九五0年因为“私自收听匪区广播”而被判刑六月，出狱后历任教师等职。
一九五0年代，柏杨成为中国文艺协会会员，开始写作小说。他在一九五四年在救国团任职。从一九六0年五月起，他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任专栏作家，他的杂文常常严厉批判社会现实。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柏杨在《自立晚报》以“邓克保”为笔名发表小说《异域》，书中以报导文学的手法，描述一支中华民国的军队奉令撤退到滇缅泰边界与命运搏斗并冀求反攻大陆的故事。《异域》后来被拍成电影，还创下了在台湾销售达百万册的不凡记录。
一九六七年，柏杨代班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时，以每周五天刊载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一九六八年一月，柏杨因《大力水手》译文中提及大力水手卜派（Popeye）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小岛上而乐不思蜀，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文化宣传业务的第四组认为是对两蒋的暗讽，函请台湾警总并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侦办。柏杨在三月四日被捕，三月七日就以“共产党间谍”、“侮辱元首”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等罪名被判十二年徒刑。柏杨从一九六九年起被囚禁于台北县景美镇仁爱楼看守所。
一九七二年，柏杨与台北的其他政治犯一同被解送绿岛感训监狱。
一九七五年，柏杨因蒋介石逝世而减刑三分之一。他于一九七六年刑满后仍被留置于绿岛感训监狱，后来因为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人权团体的呼吁才被释放。柏杨共被囚禁了九年又二十六天，他在狱中曾绝食二十一天。
（一九九六年，时任人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的柏杨发起并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建成绿岛人权纪念碑，碑文为“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绿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已知绿岛被囚者有八千二百九十六名。）
柏杨在狱中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因为参考书于一九七五年被狱方搜去“保管”，所以只写了一半。
柏杨在一九七七年四月获释后，获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聘请在《中国时报》开辟“柏杨专栏”。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才准他写专栏：不准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
柏杨在一九九四年做了心脏手术，接着又患了一连串大病，健康日益恶化。
二000年五月，柏杨接受时任总统陈水扁的聘请，成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二00六年九月，因为年龄和健康的关系，柏杨宣布封笔，并不再在公众场合露面和接受采访。
柏杨一生著作不辍，有十年小说、十年杂文、五年专栏、十年通鉴的经历，此外他还写有古典诗、报导文学及其他散文，共完成文学、历史和思想等著作八百余万言（《柏杨全集》收二十五卷）。柏杨最出名的作品为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他在书中大肆“辱华”，提出了“酱缸文化”说。他写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柏杨认为，正是中国文化发臭的酱缸，使中国人变得丑陋。以下是《丑陋的中国人》里的几段摘录：
“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
二00六年，柏杨将五十六箱、共计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件文献文物捐赠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此于二00七年二月举行了“柏杨捐赠文献文物入藏新闻发布会”。另外，柏杨还将其自一九四九年抵台后的重要证书、《资治通鉴》笔记手稿、校对稿和杂文手稿等捐赠给台南大学柏杨文物馆，这批资料与北京的藏量等量。该馆在二00七年六月开幕，
柏杨于二00八年四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病逝，享年八十八岁。家属依其遗愿将部分骨灰撒入绿岛海域，另一部分骨灰于二0一0年九月安葬在其故乡河南新郑的福寿园陵园。在陵园里的柏杨纪念像旁有他的名句“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李敖（一九三五—二0一八年）
李敖于一九四九年随父母从上海乘船至台湾，一九五四年考取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后重新考入台大历史系。李在一九五九年毕业后服兵役，担任预官。一九六一年退伍后又考取台大历史研究所。
李成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当时他在《文星》杂志上为胡适辩护，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力主全盘西化。
一九六三年，李出任《文星》总编辑。
李早年不多讨论当代政治议题，后来逐渐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威权统治以及个人崇拜，反对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提倡言论自由。
一九六六年，李出版《历史与人像》、《教育与脸谱》和《上下古今谈》等书。
李从友人那里拿到一份台湾受迫害被关的政治犯名单（内有中共和台独人士），把名单转给了大赦国际。在日本的台独人士获得后，未征得李同意，就将名单刊登在台独刊物上，以致李被牵连。一九七一年三月，李被捕，于一九七二年二月因“台独”和“内乱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后逢蒋介石逝世大赦，改为八年六个月。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李获释，实际被监禁了五年八个月。
在白色恐怖时期，李经常不定时捐款给党外杂志与党外人士。
李因为被控侵占他人家产，一九八一年八月被判入狱半年。
一九八0年代，李已成为台湾知名的党外政论家。他试图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限制政策，出版了一系列汇集党外杂志批评当局的文章的书，这些书因触犯“出版法”等法令而被列为禁书。
李的主要作品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和《万岁评论丛书》。
随着一九九0年代台湾电视媒体产业的发展，李开始与电视台合作，成为一时名嘴。
一九九四年，蒋经国的私生子、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邀请一直痛骂蒋氏父子的李到东吴大学历史学系任客座教授。李开的课大受欢迎，一大堆学生排队抢着修。章孝慈在一场演讲中说：“李敖是备受争议的作家，有人说他是疯狗，有人说他是流氓，有人说他是打手，有人说他是天才，但我们很单纯，就是让任何角度的学者，都可在东吴发展一个看法、一个见解。”后来章孝慈脑溢血卧病在床，李拍卖生平珍藏字画所得七百余万元作为章孝慈的医疗费用。
“在本世纪初，全国改用汉字拼音，不改用就让赋读体凉。因为中国汉字文化，是造成中国现代危机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种在外貌学习西方，而在实质依然中规中矩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式样，只能使中国人晚近日、凡人悲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