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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文化运动
随着日本进入“大正民主”的后期（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年），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T.Wilson）“民族自决”主张的影响，台湾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一连串要求制度改革与自治的运动，即“台湾新文化运动”，包括一九二0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成立新民会、一九二一年林献堂领导的第一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该运动至一九三四年共请愿了十五次。林献堂是雾峰望族林家当时的大家长之一，在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组织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战后，他因立场与民国政府不合，反对三七五减租等政策，受到来自当局的威胁压迫而避居日本，在日本过世）、一九二一年蒋渭水创立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在台湾受日式教育，医学专科毕业后成为开业医生。一九一三年，蒋与二三好友曾密谋去北京以伤寒杆菌谋杀袁世凯。他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因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蒋创立台湾民众党，该党争取地方自治，提倡言论自由，是台湾的第一个现代化政党。蒋是日本人的眼中钉，前后十几次被抓，两次判刑坐牢。他去坐牢时有民众送行，放鞭炮给他壮声势，出监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蒋在四十一岁时死于伤寒病，死后有五千多人冒着大雨给他发丧。他的同志们将他的文章整理成《蒋渭水全集》，出版前被日治当局查封烧毁，于是社会上盛传“死渭水吓破活总督”的笑话）以及一九二三年《台湾民报》的创刊等。
（《台湾民报》前身为一九二0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台湾青年》及其更名后的《台湾》杂志，两者皆为汉、日文各半。一九二三年四月，《台湾民报》创刊，变成纯汉文版，原为半月报，一九二三年十月改为旬报，一九二五年七月改为周报，并增设台北支社。一九二七年，《台湾民报》以增加日文版为条件迁入台湾，于该年八月发行迁台后的第一号。一九三0年增资改组后，《台湾民报》与《台湾新民报》合并。一九三二年四月，《台湾新民报》发行日报创刊号，其销售量一度与岛内三大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和《台南新报》同为百万发行量的报纸。
当时台湾的官方语言早就是日语了，中文虽没被禁止，但受到很大的限制。《台湾新民报》这个唯一的汉、日双语报纸，不但出版发行要受日本人的监控，报纸的消费者都得小心，买报纸也会被莫名其妙地盯上。逢年过节在报纸上发广告庆祝一番，居然有用“无名氏”的名义的。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台湾新民报》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九三七年四月，《台湾新民报》汉文栏减半。同年六月，即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月，《台湾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版。
一九四一年二月，《台湾新民报》改名为《兴南新闻》，其言论风格已大不如前。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政府由东京派员来台，将台湾岛上较具规模的六家报纸《兴南新闻》、《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新闻》（台中）、《台湾日报》（台南）、《东台湾新闻》（花莲）和《高雄新报》（高雄）合并为《台湾新报》。
一九四五年十月，《台湾新报》由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改名为《台湾新生报》。同时，部份原《台湾新民报》社的从业人员，自立门户创办了《民报》。不过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后，《民报》于当年三月被迫停刊，社长林茂生被武装人员带走并遇害（林茂生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和美国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的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
治警事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台湾发生了“治警事件”，即“治安警察法违反检举事件”。
蒋渭水（和林献堂）等人在发动了三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之后，深感结社的重要，因而酝酿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蒋等人向当局正式提出成立同盟会的申请，但是在二月二日结社时立即遭到禁止。他们的活动因此转移到东京，二月二十一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在东京重新成立。
然而台湾总督府以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会员“违反总督府禁止结社命令”为由，于当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警务局的主导下，全台同日大规模搜索、扣押相关人士，逮捕了四十一人。此事件中共有九十九人涉案，其中有十八人被起诉，同时当局封锁了新闻报道。
一九二四年八月，台湾地方法院法官在一审时判决全体被告无罪，检察官不服，提出上诉。十月二审，蒋渭水等十三人被判有罪，被告也立即上诉，一九二五年二月三审定谳，法官维持二审宣判。最后蒋等两人被判四个月徒刑，其余五人被判三个月徒刑，六人被判罚金一百元。
到了一九二六年进行第七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时，参与的人数已近二千人，几乎为第一次请愿时的十倍。
二林蔗农事件及其他
一九二五年发生了彰化“二林蔗农事件”。
日治当局为操纵台湾的蔗民制定了各种办法，主要有：1）蔗农所种植的甘蔗只能卖给指定的糖厂，不得越区销售；2）甘蔗收购价由厂方规定，蔗农不得有异议；3）秤量由厂方进行，蔗农无权参与；4）种植甘蔗所需的肥料需向所属糖厂购买；5）甘蔗采收由厂方的雇工包干。
彰化的二林地区甘蔗面积广大，因此不只一家糖厂，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的收购价长期比附近的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低，而肥料价格却又比明糖高。一九二四年四月，当地的五百余蔗农向林糖提出补偿要求，林糖在十二月仅作了少许的让步。一九二五年六月，蔗民成立以李应章医生为主任的“二林蔗农组合”，向各级政府请愿，但都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同年九月，蔗民举行大会，决议再向林糖提出交涉。因为糖厂态度强硬，谈判破裂，激化了蔗农的愤慨情绪。此时已经接近甘蔗的采收期，于是蔗农组合决定阻止林糖的强行收割。
十月二十一日，林糖派人带领雇工到二林七处非组合成员的蔗田收割，被组合成员阻止。二十二日早上，林糖及雇工三十多人再次试图强行收割，组合成员又出面阻止。糖厂职员和雇工三十多人前往支援，组合蔗农见状也敲锣召唤更多人前来，双方对峙，情势紧张。警察于是介入。
在对峙中，为了突破僵局，糖厂原料主任矢岛抓起一把镰刀开始收割，并召唤雇工一起动手，警察见状上前保护矢岛。围观的组合成员有人拾起蔗节及土块向矢岛扔掷。在冲突中，两名警察的佩刀被蔗农夺去，警察和糖厂人员被赶走。蔗农见事态严重，也纷纷散去。
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大批警察包围了“二林蔗农组合”主任李应章的诊所，逮捕了李应章并搜走蔗农组合的文件。警察接着逮捕了九十三人。在二林警察分室拷打时，用刑极为残酷，导致有人残废。之后警察又在各地大规模搜捕，总计逮捕了四百余人。被捕的人中，许多其实只是当天在场看热闹的群众，既非蔗农组合成员，也没有参与冲突。日本劳动总同盟十分同情在“二林事件”中被起诉者的处境，派了两位律师来台协助辩护，文化协会也派了两名律师帮忙。一九二七年四月，审判终结，共有二十五人被判刑，李应章被判刑八个月。
受此事件的影响，凤山街、麻豆街等地于同年成立了地方性农民组合。次年六月，全岛性的台湾农民组合成立。据日治官方的统计数据，蔗农抗争事件在一九二五年共发生了十二起，而一九二六年蔗田的耕作面积是十年里最少的。雇农的抗争事件也自是年起逐年增加，人数规模也大为扩增。一九三一年之后抗争趋于平息，原因是农民组合的干部大部份入了狱。
一九二八年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一九三0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
嘉南大圳
一九三0年四月，由日本工程师规划监造的嘉南大圳及乌山头水库通水使用，成为当时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大型水利工程设施，使嘉南平原多达十五万甲（台湾面积单位，一甲等于零点九六九九公顷）的土地有了充沛的水源。
模拟选举、第一次地方议员选举和台湾博览会
一九三0年，《台湾新民报》搞了个模拟选举。选票就登在报纸上，选的是地方议员，从报纸上把选票剪下来就可以寄到报社投票，所以多买报纸就可以多投票。这是记名投票，不过名字可以随意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个模拟选举实际上是个民意调查。
选举一共收到了十九多万张票，当选的多是“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个别对台胞友好的日本人也被选上了。当年的《台湾新民报》还是周报不是日报，发行量约在两万份左右（一九二五年发行一万份，一九三七年五万份），十九多万选票投出了近十倍的发行量，台湾民众的民主热情强烈地震撼了日治当局。
于是就有了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在日治下的地方议员选举。这次选举有诸多限制，首先，选举只选一半，另一半由行政当局任命，这就排除了民选议员与行政当局在法律上较真的可能。不仅如此，那一半民选的，选举人的资格被设了许多限制，诸如纳税记录、同地居住年限与社会身份等等。虽然没有说只有具有日本姓名的人才能选，但四百多万台湾人中只有不到三万的人有选举权，而三十多万日本移民中倒有三万多一点有选举权。但是无论如何，这次选举是台湾人重要的民主实践。
日治的黄金时期在台湾博览会期间（一九三五年日治台湾四十周年时，于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台湾各地举办博览会，这是日治时期最大型的活动）达到了顶峰。那时铁路公路不断扩建、米、糖产量逐年增加、邮政电信日益普及等等经济成果导致了台湾人口增加、公学校普及、现代卫生环境建立与守时守法观念养成等重大民生改革。
皇民化运动时期-—国民精神总动员（一九三六－一九四0年）
一九三六年，海军上将小林跻造就任第十七任台湾总督，结束了长达十七年的文人总督时代。小林以“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为统治三原则，皇民化运动自此开始。
皇民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一九三六年底到一九四0年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当局通过各种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去汉化”，消弭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具体内容包括：1）确立“国家神学”，提倡信仰日本传统的神道，奉祀日本神龛，小学生被规定每月一、八、十五日要参拜当地的神社；2）推行“国语运动”和“国语家庭”。一九三七年六月以后，总督府全面禁止报纸的汉文版，取消早期师范学校开设的汉文课，学生在学校里面被要求讲“国语”，还大量增设“国语讲习所”，鼓励成年台湾人讲“国语”以普及日语能力。到了一九四三年，台湾人已有百分之八十是所谓的“国语解者”。当局对于全家大小都使用日语的家庭给予“国语家庭”的待遇，如食物配给优待、公家机关优先任用等；3）推广“改姓运动”。各地成立了“改姓名促进大会”。改日本姓名的公务员将有更多的升迁机会。一九四一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约有百分之一左右，到一九四三年底，全台改姓名的人仍仅占当时人口的百分之二，不过到了一九四五年，大多数台湾人都改用了日本姓名；4）强化“国家认同”，要求国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尊崇国旗“日之丸”，会唱国歌“君之代”，鼓励穿和服。学生每日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然后面对皇宫方向遥拜。
皇民化运动时期-—皇民奉公运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本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台湾的皇民化运动随之转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其主旨是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为战争效命。很多公教人员与不少青年学生都自愿接受了这一改变，甚至有些人自以为荣。
日本偷袭珍珠港、在东南亚节节胜利及随之在南太平洋的攻岛掠洋，让很多台湾人为之欢欣鼓舞。当初倡导“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林献堂在他留下的日记里，也曾在那段时间为日军的“胜利捷报”兴奋不已。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一周年，林写道：“本日为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皇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台湾逐免敌军之攻击，而得平安过日，真大幸也！”
此时已彻底实施了日台共学制度，除了将小学校、公学校等一律更名为国民学校，在台湾实施与日本本土相同的教育方式与内容外，从小学到大学使用的教材大都是日文的。那时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不论是从商从政，大都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台北帝国大学先后成立了热带医学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和南方资源科学所等，成为当时华南与南洋的研究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南进作战的智库角色。
台湾还出现了“皇民文艺”。“皇民小说”中常见的情节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在留学日本后回乡，发现了台湾与东京、故乡与帝都、本岛人与日本人在文化上和现代文明程度的对比和落差。小说通常描述殖民地现代化的情景，藉以展现同化的正面价值，以及小说人物在战争期间积极配合国策，为国奉公，甚至志愿从军牺牲的爱国情怀。
羽鸟又男
在一九四二年担任台南市市长的羽鸟又男是一个获得台湾人盛赞的日本官员。台南赤嵌楼展厅里有他的一座半身铜像，下面的铭文说，“羽鸟又男……为尊重台湾文化，对保存历史古迹不遗余力。当时战争财政困难，军方反对，但羽鸟先后修护孔庙及赤嵌搂，使台南历史古迹得以原貌保存，……其尊重台湾文化的精神深为台南市民所敬仰。”
羽鸟的具体政绩包括维护台南孔庙并恢复其祭孔仪式，撤除因皇民化运动而设置在孔庙里的日本神棚（他的此举曾遭人检举为“非国民”行径），此外还保护了开元寺古钟不被军方征召拿去熔掉，特别是在战争中致力争取赤崁楼的修复，该项修复工程不为台湾总督府支持，日本军方也曾经干扰工程的进行。
战后羽鸟又男被留用，在台南市又待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返回日本。
台湾空战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到十六日持续五天的台湾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空战，那是日军一千四百四十九架战机与美军十七艘航母上的一千四百来架舰载机的较量。
美军造成日军损失了三百十二架战斗机与轰炸机，使日本的空战力量大受损失，致使日军在后续的菲律宾战役中缺乏足够的战斗机掩护部队，更使日本联合舰队在莱特湾（Leyte Gulf）海战中遭受重创。
在台湾空战中，美军损失了八十九架战机和六十四名飞行员，轻巡洋舰休斯敦（Houston）号和重巡洋舰堪培拉（Canberra）号严重受损。
台湾空袭
一九三八年二月，苏联航空志愿队和民国空军轰炸了台北的松山飞行基地。这是日治台湾第一次遭受空袭。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陆军航空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前身即陈纳德（C.Chennault）的飞虎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共十四架B-25轰炸机在第十四航空队八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江西遂川起飞，轰炸了日军在台湾新竹的飞行基地。这是美军对台湾第一次的空袭。
美军在攻占塞班（Saipan）岛后，把下一个目标锁定为菲律宾，于是对台湾等地进行大规模的空袭以确保无后顾之忧。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C.Nimitz）对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W.Halsey）下的命令是：“对台湾岛军事设施及港口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尽管轰炸了台湾岛上重要的军事、工业目标如屏东、虎尾等地可制造酒精燃料的糖厂、高雄港、冈山飞机制造厂以及石油炼制厂等，美军并没有完全实现其战略目标，即摧毁全岛的军事设施和港口。
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开始，美国航母特遣舰队的舰载机和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对台湾的主要工业目标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轰炸，接着把攻击目标转向军事和政治单位，台北频繁地承受美军炸弹的攻击。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军对台北实施了最大的一次轰炸。事先美军投下传单，警告台北的民众。当天，驻菲律宾苏比克湾（Subic Bay）的美国第五航空队派出四支航空大队，以三架B-24为一编组、共一百十七架轰炸机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对台北实施无间歇轰炸。美军在台北总共投弹三百十吨。
美军的目标是城内和城外的台湾步兵第一联队和山炮兵第四十八联队等军事单位，还有台湾总督府和总督府所属的主要官署建筑物。
总督府正面被直接命中，引发大火，以致战后不堪使用，至一九四八年才完成修复。另外总务长官官邸、总督府图书馆、台湾军司令部和台湾高等法院等官署厅舍也都遭到程度轻重不一的毁损。
不少平民住宅及设施如学校、庙宇和戏院也被波及。
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在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空袭中，全台死亡五千五百八十二人、失踪四百十九人、轻重伤约八千七百人，而台北死亡一千六百七十八人，失踪一百七十人，轻重伤约二千二百人。
台籍日本兵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原先没有服兵役的义务，而日本人也不相信台湾人会完全效忠于天皇。日治当局之前花了二十多年才好不容易把台湾社会上流散的枪支禁掉，以防止武力抗日。不过在一九四一年，台湾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部发表共同声明，宣布陆军志愿兵制度将于次年在台实施。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庆祝与感激实施志愿兵制度，甚至还掀起了“血书志愿”的热潮。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部招兵一千人，有四十二万“热血青年”争取入伍，第二批还是一千的名额，涌来六十万人报名。那极少数被录取的，成了家族和乡里的荣耀，没被录取的，甚至有因报国无门而幽愤自杀的。不过台籍日本兵仍以军夫为主（日军的阶级为：军人、军犬、军马、军佣（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不配武器。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本土的男人只剩下老弱病残了，台湾人才成为有武器的日本兵。一九四五年四月，昭和天皇颁布“朝鲜及台湾住民政治参与相关诏书”，日本帝国同时通过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改正案，给予台湾人跟日本人同等的参政权及参战权，日本随即在台湾全面实施征兵制，所有适龄男子，除非体检不合格，都必须当兵。日治当局还曾从台湾人里征召慰安妇。整个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有十二万六千从事辅助工作的军夫，约八万正式在编具有军籍，其中原住民有四千人参加了“高砂义勇队”（日军高度评价“高砂义勇队”，称“高砂队员的英勇、服从、为长官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连日军成员也难望其项背。）从军的台湾人主要被派往南太平洋战区。有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高砂义勇队”的三分之二葬身疆场。
许多台籍日本兵在关押盟军战俘最多的北婆罗洲（North Borneo）和拉包尔（Rabaul）的战俘营当看守，他们中的许多人极其残暴凶狠，因而被曾受其奴役虐待但幸存下来的战俘和平民指认为战犯嫌疑。
战后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拉包尔共进行了一百八十八场战犯审判，九十五个台籍日本兵被确认有罪，其中林发伊（日名林一）和陈铭智（日名木代原武雄）因参与在一九四三年于拉包尔附近枪杀七个中国战俘又拒不认罪而被执行绞刑。被判死刑的还有潘进添（日名米田进）和另外四个台籍日本兵林琳彩（日名铃木三郎）、蒋清全（日名川上清)、王壁山（日名北村光太郎）和林江山（日名林义德)。潘进添涉及二十四个中国战俘和平民以及六个生病的中国战俘分别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和四月在拉包尔附近的塔笠沥（Talili）海湾被害案，他亲手枪杀了两个中国战俘。
关押在澳大利亚和各地的其他台籍日本兵战俘分别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和十三日乘坐退役的日军驱逐舰宵月号和航空母舰熊野丸被遣送回台湾基隆。
在军事法庭审判台籍战犯时，民国政府曾通过驻澳公使馆向澳方表示战后台湾回归了中国，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国国民，因此希望能将其按战胜国的国民对待，但是澳方认为他们是以敌国军民身份参与战争犯罪活动的，所以必须以敌国公民的身份待之并予以判决。
一九五一年九月旧金山和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签订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H.Truman）下令设立战犯大赦和假释委员会，根据日本政府的建议对被判刑的战犯分别作出了减刑、假释或大赦的安排，包括台籍战犯在内的许多战犯被送往日本的巢鸭监狱关押服刑。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战犯都以假释、减刑或赦免的名义释放了。
澳大利亚始终坚持认为那些台籍战犯是服务于日军、以日本国民的名义对盟军战俘和平民犯下反人道罪行的，因而拒绝了将他们遣送去台湾的要求。而那些台籍战犯也早已将自己视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他们在获释以后，绝大部分留在了日本，没有回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