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万卷书 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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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阵台湾大选，唤起了我将近四十四年前在复旦参加选举的回忆。
一九八0年的春天，上海开始区县级的人民代表选举。新选举法规定：除了中共、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推荐的候选人外，还允许以一人提议三人以上附议的方式推出候选人。新的规定在各高校引发了学生参选的热潮。上海师范学院在三月初开始普选，中文专修科学生徐政宇毛遂自荐当候选人，预选的结果，徐政宇与八十二岁的老教授陈科美成为正式候选人，经过第二轮选举，徐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当选为上海县人民代表。对此，上海的党媒肯定了徐的做法。
复旦大学从四月开始普选，完全采用一人提议三人附议的方法产生候选人。中文系《春笋社》的社长张胜友第一个站出来自荐当候选人，有人便跟贴建议：“张胜友，请做三件事：一.张贴照片，让大家认识；二.写个个人简历：三.具体执政措施。”紧接着，食堂前、教学楼旁和学校通衢大道南京路的黑板报栏上，陆续不断出现了各种有关公告。到四月十二日，四个选区共计产生了三百十六名候选人，其中，文科一百零四人、理科一百五十四人、机关三十人，附中二十八人。
文科新闻系推出的是共产党员、张贴在大食堂门外橱窗里的墙报《前哨》的主办人之一、“四五学会”和《大学生》杂志的发起人之一的徐邦泰，他的竞选公告是:“为了维护民主与法制的尊严，为了争取权利与义务的兌现，公民徐邦泰宣布参加竞选人民代表—胜选了，将为民喉舌，不因点缀权柄而被人可怜；落选了，也使胜选者不为轻易侥幸而踌躇志浅。”有选民评论说：“还没选就讲落选如何，底气不足”。被哲学系同学推出的是四五英雄景晓东，他说：“我愿以身试法。社会主义民主选举法得来不易，但一纸法令变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现实，还需要千百万群众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实践。凡是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宣传民主方式，积极地运用法定权力，并以自己的实践来丰富民主的内容，用各种经验和教训来使法制具体化的人们，不都是可以说是以身试法?”（景晓东回忆起他在四五期间的经历时说到看守所里的那些警察时，说他们是毫无人性的工具，打起人来极其凶狠野蛮）。被研究生一致推出的是谢遐龄，谢遐龄介绍自己:“他—作为一个公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选民，具有社会公仆的热忱；作为一个研究生，具有求实的精神和活跃的思想；作为一个人，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中文系还推出了《伤痕》小说的作者卢新华，国际政治系则推出了吳研雷。复旦校园一时变成了民主的嘉年华会。
这样的竞选实践，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是第一次。复旦的情势，远比师院复杂。竞选人的演讲都在大力渲染自己，言论变得越来越异端。
四月九日，理科同学在大食堂门外《前哨》的对面贴出海报：“一百张来自物理系的选票，请各位竞选人明日来理科阶梯教室一展风采！”在这次演讲会上，化学系的王尤琦一上台就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只承认我唯一的领导是全体选民!”下面一阵掌声。有人问：“你信仰什么?＂王答：“我原来信仰马列主义，现在不信了。我信科学。”又有人问：“马列主义是科学吗？”王答：“当马列主义成为一门科学时，我还是信仰它。”这时又有人站起来问：“你是共青团员吗？入团时你是怎么宣誓的？”王大声说:“如允许我退团，我现在就退！”又有人递上纸条:“你对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拥护还是反对？”“反对！”王的干脆回答引起了全场哗然。掌声、嘘声、尖叫声交织一片。这个演讲加上复旦其它的“异端邪说”，据说立即就有内参摆在上海市委书记彭冲和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复旦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上海市选举办公室派专人巡视复旦，校团委和学生会开会“纠偏”。四月十一日，全校各系分头召开学生大会，由系总支书记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于是竞选人纷纷偃旗息鼓，南京路上一片沉寂。
五天后，徐邦泰在南京路黑板报栏上贴出一篇《竞选之我见》:
“我不同意那种‘信科学不信马列’的讲话，但也不赞成因为存在‘异端’而大惊小怪，反对因此而否定整个竞选活动。
林彪四人帮抓了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党派提名三个环节，把社会主义民主普选制整个地葬送了。新选举法把县级权力机关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把等额选举改为不等额选举，把着重党派提名改为同时也强调由选民提名。这些规定无疑是个大进步。师院学生徐政宇自薦竞选人民代表，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对此，王震副总理批示，赞成徐政宇毛遂自薦选人民代表，并高度评价了这一选举法。
复旦一下子有那么多学生‘跳出来’参加竞选，反映了大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热忱。显而易见，其意义并不在于谁当选，不在于一次县人大能解决复旦多少问题，而在于它是一次选民的实践，是一次丰富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放任自流固然不好，泼以冷水更不对。
有人不信马列，其实这与竞选何关？以去年九月进行的民意测验为证，五百人中就有五个理科生‘信仰科学’和‘不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还有三个文科生信‘人权主义’，三个信宗教的。当然信仰问题是政工干部特别关注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时不应忘记神圣的法律。《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显然，只要承认宪法，一个宗教徒同一个共产党员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因此，我认为，人们可以讨论和争辩信仰问题，但以此作为责备竞选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这篇短文吸引了大批观众，竞选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四月十七日，复旦校选举办采用协商量和预选的方法，由各系选出一至二名系候选人。四月十八日，文科推选出十五名候选人，理科推选出十三名候选人。为了各选区能在十多名候选人中确定两名正式候选人，各系对候造人进行介绍，印发到各选民小组，有的系用墙报和黑板报的形式进行介绍，然后进行正式预选，以得票最多的两人为正式候选人。
王中教授和徐邦泰原本是新闻系的候选人，在文科选区十五名候选人的预选后，又成为文科选区的正式候选人，张胜友仅以十票之差落选。理科选区是计算机系学生孙德炜和副教授徐职功胜出。在校选举办公室推出的候选人的介绍公告上，王中的介绍文字数是徐邦泰的两倍。
王中从选举一开始就满腔热情地支持学生竞选。他在解放军进城时是上海新闻界的军代表，接着出任复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和新闻系主任。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据说是新闻界右派里唯一坚持不写检讨、从不承认错误的人。在一九七九年复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时，王中在就职大会上说：“新闻系如果培养出一个布鲁诺，就是我们的光荣！如果培养出一个姚文元，那就是我们的耻辱！”
在正式投票以前，文科以张胜友为首的其他所有的候选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大家投徐邦泰的票。声明大意是，文科的另一位正式候选人王中德高望重，有地位有名声，他如果愿意为民众说话，有的是讲台和机会。
五月九日，复旦校园红旗招展，热闹非凡。投票结果，文科选区的王中获七百七十八票，徐邦泰获一千三百二十票。理科选区的候选人都未过半数票。在五月十六日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也是学生胜了老师，孙德炜当选。
徐邦泰是真正的民选人民代表。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体制下的第一次，也是迄今最后一次公平、公正、公开和理性的民主选举。
记得那天我在徐邦泰的名字旁画了圈以后，坐在我身边的同学说：“这就像阿Q画的那个圈”。不幸他的话一语成谶。
不久就刮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风。
一九八一年初，复旦校党委成立了专案组，审查徐邦泰的所谓“问题”，将其定为“自由化分子”，并越级开除了其党籍。事先新闻系七七级的党小组坚决拒绝了党委要求开除徐邦泰党籍的指令。
徐邦泰的人缘极好。他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大学毕业后，他被发配到一个手表厂的技校当教师。他在一九八五年到了美国，随即投入了民运。以后他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伯克利附近过着田园生活。
中国一向最缺的就是像徐邦泰那样有抱负、有献身精神、有担当、智商情商都极高的人。中国容忍不了那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