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大会战（四）

抗战中的大会战（四）

十. 桂南会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四0年二月十三日）

在相继失去沿海主要港口上海、厦门、广州和汕头等以后，从法属印度支那海防（Haiphong）港到昆明间的滇越铁路成了国民政府与境外最主要的运输通道，从海防经同登（Dong Dang）到南宁的桂越公路是另一条对国民政府性命攸关的国际交通线。

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兰，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原本在中日间基本上持消极观望态度的英美法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另一方面，英法已经无力顾及远东。

日军发动桂南战役，目的一则是切断国民政府的桂越公路补给线，占领广西南宁到龙州一线，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切断国民政府联络西南的动脉；二则是便于尔后伺机侵入越南。

参战日军的指挥是第二十一军司令安藤利吉，他统帅海陆空三军三万余部队，其中陆军的主力是今村均的第五师团和久纳诚一的第十八师团。

国军主将为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夏威、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徐庭瑶和第五军代军长杜聿明等，他们属下有三十万大军。

在会战中中日双方的伤亡人数分别约为二万七千和八千。国军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中将因战殉职。

日军从海南岛三亚榆林港出发的七十多艘登陆艇在十一月十五日在钦州湾登陆，十七日攻陷钦县，二十四日攻陷南宁，十二月四日占领位于南宁东北五十九公里处宾阳的昆仑关。

十二月十八日，国军发起反攻，意在攻略昆仑关后收复南宁。强攻昆仑关的主力第五军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创建于湖南湘潭、国民政府最早组建也是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支现代化装甲部队。第五军和第五师团一部在昆仑关一带反复拉锯，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直到国军最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昆仑关站住了脚跟。那是抗战开始以后国军的第一次攻坚战胜利，国人一度兴奋地称之为“昆仑关大捷”。激战中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重伤而死。日军战史在总结昆仑关战役时说：“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

第五军在经过连续苦战之后，伤亡惨重，人员疲惫，于一九四0年一月十二日奉命退出了战斗序列。

一九四0年一月七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议乘敌新败，援军未到，倾全军之力，发动攻势，一举收复南宁。蒋介石当时批准了这个计划。可是在一月十一日，正当白崇禧调兵遣将准备开战时，返回柳州的蒋介石却改变了主意，推翻了前几天会议上的决定。白崇禧不得不发出新的作战部署命令，国军全部进入固守状态。日军从而赢得了时间，从容增援，直至发起反攻。而国军的防御战很快变成了大溃败，二十多万人在少数日军的追击下，争先恐后地向后方逃窜，丢下不计其数的军用物资。杜聿明目瞪口呆地得悉他费了半个多月，伤亡一万多人才攻下的昆仑关，在二月三日一天工夫就落回了日本人手里。二月八号，兵力不足的日军停止了追击。他们得意洋洋地在昆仑关上写下大幅标语：“我皇军击溃蒋军三十余师，已璧还宾阳、昆仑关各地！”然后撤回南宁。

桂南会战先小胜后大败，蒋介石非常恼火，他给予总指挥白崇禧和中央督战大员陈诚降薪留职处分，并将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徐庭瑶以下八个将官撤职查办。

在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四日柳州会议上总结桂南会战的教训时，蒋介石也作了自我检讨：“我当时判断敌人绝不攻南宁，因此将桂南部队调粤西江，而将西江部队移粤北，此当然我负责任。我很惭愧，致北海防务松懈。孙子所谓：‘毋恃其不来，恃我有所备也。’失了此原则，故而判断错误，此为最大错误。”

几个月后，欧战法国失败，日军乘机攻占桂越公路的另一要地龙州，并进入越南北部，彻底切断了桂越、滇越两条国际交通线。而中国第四战区则及时抓住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时机，于一九四0年十月底收复龙州和南宁，并于十一月底将日军全部逐出了桂南。   

十一. 枣宜（湖北枣阳—宜昌）会战（一九四0年五月一日—六月二十四日）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之间最重要的内河港口，距重庆约四百八十公里，也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从宜昌可以溯流而上西进四川，可以利用那里的机场轰炸重庆。尽管日军兵力不足，一时无法向重庆发起进攻，战略上也能产生巨大的威慑效果。枣阳在宜昌东北约三百四十公里处，隔汉水与宜城相望。

日军为了将当时总兵力已膨胀至八十五万人的中国派遣军的一部分转用至其他战场，希望先解决国军第五战区的主力。

参战日军是以华中派遣军园部和一郎的第十一军为主的约十二万人，伤亡约一万一千余。

防御方国军第五战区司令依旧是李宗仁，左集团军司令为孙仲连，中集团军司令为黄琪翔，右集团军司令为张自忠，他们统辖约三十八万部队。国军伤亡约八万七千。

会战分为以枣阳和宜昌为中心的两个作战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日军南北夹击，国军节节抗击，然后节节后撤。在将近十天的战斗里，五战区没有一个师被合围，全都跳出了日军包围圈。不幸的是，一七三师师长钟毅中将在五月八日率部遭日军追袭，身负重伤。次日，为不受被俘之辱，钟毅举枪自杀，壮烈牺牲。

在会战第二阶段中，中日反复争夺襄阳、宜城和宜昌等地，日军在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七日先后两次攻陷宜昌。

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中将在五月十六日殉国。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阵亡的集团军总司令。日军在验明张自忠遗体无误后，专门征调一口棺木盛殓，並在墓上竖木牌，上书：“支那张自忠大将之墓”（张自忠的遗体当夜被部下抢回）。

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当日发出报道，称张自忠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

张自忠的阵亡震惊了全国。

五月二十八日晨，蒋介石、冯玉祥等人臂挽黑纱肃立于重庆朝天门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在场者无不动容。

与张自忠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妻子李敏惠得知丈夫殉国消息后，从容料理好家事，绝食七日而死。后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与张自忠一起战死的还有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张敬。

枣宜会战结束后，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国军则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和江陵一线。

日军在枣宜会战中完成了其原定的作战目标，得以在宜昌修建了对重庆等大后方进行轰炸的前进机场。尽管受兵力规模所困无法全歼第五战区部队，但仍成功将其重创。除此以外，国民政府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

经历了桂南和枣宜两场会战，蒋介石终于明白，国军已经失血过度，从此他改变战略，再不搞一九三九年底—一九四0年初那样的“冬季攻势”，再不提进攻之类的话题，只是命令各战区以后务必好好防守，不让日军占新的便宜。

十二. 豫南会战（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六日）

豫南会战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园部和一郎的第十一军企图扫荡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力的又一次尝试。会战地区在河南陇海线以南、黄泛区以西，东连皖北，西靠秦陇，南接鄂北，平汉铁路纵贯其间。

随着枣宜会战国军失利，国军依托伏牛山、桐柏山为屏障，在豫南东部、中部与日军沿黄泛区对峙。对于日军来说，打击平汉线两侧的国军将解除国军对宜昌、当阳等要地及平汉线的威胁。

日军在空军的配合下采取三面分兵合围的战术，寻求国军主力决战，他们长途奔袭，但连连扑空，而侧翼和后方补给线不断受到袭扰和威胁，不得不无功而退。同时国军以避战为主，也错过了制造反攻歼敌的良机。在日军撤退时，国军尾随其后，逐一收复失地。至二月七日，豫南战场恢复战前状态，豫南会战结束。

豫南会战实际战斗时间很短，规模不大，双方投入兵力有限，伤亡均不严重，故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李宗仁于一九四一—四三年间在鄂北光化县的老河口专心整军备战，基本上退出了抗战的大舞台）。

十三. 上高会战（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四月二日）

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参谋本部调整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制订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个文件，在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后，又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裁决。《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明确指出，今后“作战以维护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不久后，日本中国派遣军为加强华北治安，决定将驻江西安义地区的第十一军三十三师团调往华北。上高会战就是第十一军司令园部和一郎为了在三十三师团调动以前消除后顾之忧而发动的一次防御性进攻。

园部和一郎的攻击目标是驻扎在江西上高一带的由第九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指挥的大约十万国军。园部和一郎自己投入的兵力约有二万五千。

在会战中，日军先进后退，国军则先退后进。中日双方的伤亡大约分别为二万和六千。

上高会战是抗战中国军取胜的一场会战，被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罗卓英在整个会战期间，自始至终坚决贯彻既定作战方针，在各个战场发生紧急情况时，处置及时而妥当，始终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国军将士在总体上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守得顽强，攻得坚决。在整个会战中，难得地没有发生消极抗命的现象，更没有军人临阵脱逃。

园部和一郎因会战失利而被迫交出兵权，并在不久后转成预备役，由阿南惟几接替十一军司令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