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溯源以及围绕二战前中日冲突的国际外交博弈（三）

中日关系溯源以及围绕二战前中日冲突的国际外交博弈（三）

《马关条约》与留日潮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除乞和以外再无出路。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Shimonoseki）春帆楼签署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1）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奉献、典礼永远废止；2）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及所有附属岛屿和辽东半岛给日本；3）中国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4）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口岸；5）中国认可日本最惠国待遇；6）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等等。

在李鸿章赴日谈判期间，日方对清廷和李鸿章之间的联系了如指掌，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敕命李鸿章赔款二亿两白银的底线，因此在谈判中寸步不让，最终获取了最大的利益（据说日本的耳目是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人物、历任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和代理国务总理的伍廷芳）。

俄、法、德三国不希望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益过多，侵犯到它们的利益，所以强烈反对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在三国的干涉下，清政府收回了辽东半岛，但又须多支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由于战争赔款相当于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向外国大举借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串联十八行省一千三百多名维新派举人，“公车上书”，呼吁光绪皇帝拒绝《马关条约》，并实行“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救亡图存”。

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逃往日本。

康梁等出逃日本，因为日本是一切希望振兴中国的人士心目中的楷模。正如伊东祐亨给丁汝昌的劝降书里说的，日本在短短的三十年里，“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致一下子就把从前的老师、貌似庞然大物的满清打得满地找牙。那时的中国人，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远比今天的中国人讲求实际，与其整天诅咒、抵制、嘲笑日本，占些嘴上便宜，他们选择虚心向日本人学习。康有为就说过：“不妨以强敌为师资”。早期的革命闯将如同盟会领袖孙文、黄兴、宣传家邹容、陈天华、烈士秋瑾、徐锡麟、共产党最初的骨干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恩来、林伯渠、周佛海、陈望道、董必武、彭湃、民国政府及国民党的许多要人和军事将领如蔡锷、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唐继尧、黄郛、蒋百里、赵恒惕、盛世才、文化人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田汉等都曾留学日本（光在一九0六年就有八千余华人赴日留学。留学日本还有路近、便利、便宜的显著优点）。

那时日本经济繁荣，学术、文化、思想等都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日本当局对成千上万的中国政治避难者和留学生也宽容大度，少有歧视和排挤。他们希望借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培养亲日群体，大批中国留学生也给日本带去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也有些日本军官到中国的军校当教官。

清廷曾命驻日大臣李盛铎查拿康有为等人，喻旨曰：“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行迹，预杜日人借口。”但清廷的势力在日本非常有限，既无法实施暗杀，更谈不上引渡。

（一九三0年代，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西办航空学校，开始时的教官都是从广东请来的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子弟，那些富家少爷只会开民用飞机，却本事不大脾气大。航校后来派了十几个学生去日本空军学校深造。李宗仁他们原本以为日本既是中国的假想敌人，恐怕不会认真训练中国的空军人才，不料那批人员回国以后，其飞行水平和纪律跟其他的空军人员完全不一样了，让李宗仁他们不由得对日本人的职业道德另眼相看。）

义和团之乱与八国联军

十九世纪末，中国北方各地的反“洋教”风潮越演越烈。一八九八年秋，山东的义和团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次年春季冲突进一步激化，发展成为武装排外暴乱。义和团攻击教会，私刑处死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信徒（据统计先后被义和团杀戮的有二百四十一个洋人和二万三千多同胞），焚毁铁路电杆，并将骚乱逐渐扩展到满清政治中心的京津地区。慈禧被某些亲信大臣忽悠，开始时真以为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有刀枪不入的“神技”、对付洋枪洋炮不在话下，因此朝廷纵容义和团四处蔓延，甚至暗派军队参加义和团。

六月十日，义和团大规模开进北京，而北京与外界的电报通讯因电线杆被义和团破坏而中断。各国政府因此临时匆忙拼凑了八国联军四百三十二人保卫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那里被清军和义和团围困五十五天，但始终没被攻克）。

六月十一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清军开腹剜心。

六月十三—十八日，义和团在京津等地放火焚烧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并滥杀无辜，他们诬指许多市民（包括妇女小童）为二毛子，然后将其烧死戮死。二千多名基督教徒被迫逃入使馆区。

六月十九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限二十四小时内离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九时前给予答复。

六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德国公使冯·克林德（C.von Ketteler）未能说服各国公使一同行动，遂独自带同翻译前往东单总理衙门交涉。他在离总理衙门不远处为一队巡逻的清军枪杀。

六月二十一日，清廷豪气万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奧匈、西、比和荷十一国同时宣战。

六月二十二日，慈禧发给义和团两万石粳米，并悬赏“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封疆大臣为保全东南各省的稳定，立即跟列强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协议。那些大臣们称皇室诏令是在义和团的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无效，并决心剿灭义和团，是为“东南互保”。他们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与太后不测，将改建共和，选举李鸿章为总统。

七月十四日，以日军为主的数千联军攻陷天津。

八月十五日，约一万九千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皇帝、隆裕皇后等籍三辆木制手推车极其狼狈地潜逃出北京，流窜西安（官方美之名曰“西狩”）。

八国联军直到一九0一年八月才撤离北京。先后参加联军的共有五万六千多士兵，其中贡献最多的是日本海陆军，共有二万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一衣带水，招之即来。

清政府被迫与八国在一九0一年九月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即每个中国人负担一两）；准许列强派兵在北京保护使馆区，并在中国多处驻兵等。

日俄战争

一九00年六月，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地区爆发，七月达到高潮。在短短几十天内，义和团拆毁了近六百公里俄国人修筑的铁路，破坏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路，毁坏了大量车头、车厢、桥梁和其他铁路设施。俄国迅速增兵保路占地，大批哥萨克士兵不仅占领了北满的齐齐哈尔，而且占领了南满的海城和营口，东北眼看就要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

于是一百二十多万日本海陆军和一百三十多万俄罗斯海陆军为争夺对中国满洲地区和朝鲜的控制权于一九0四年二月八日至一九0五年九月五日期间在中国的辽东半岛（如旅顺和奉天）和朝鲜以及周边的海域大打出手，最终日本以八万多死亡的代价获胜（日本全歼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

因为创造了十九世纪以后亚洲国家打败欧洲国家、黄种人打败白种人、非基督教国家打败基督教国家的先例，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日本的胜利也让亚洲的许多非日本人莫名其妙地嗨了一阵。

战后根据日俄在美国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失去了其对远东地区的全盘控制，它向远东殖民的计划也就此终结。日本从俄国割取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岛屿；日本取得了对朝鲜政府的指导权、监督权和外交权，巩固了其对朝鲜的统治；它也从俄国手里夺得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获得了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的财产和煤矿的经营权。经过满清政府的许可，为维护南满铁路公司权益、保护旅客安全与铁路沿线治安，日本开始在南满常驻“满铁守备队”（即后来的关东军。“东”指山海关以东）。

清廷对发生在其疆土上的日俄大战表示中立，坐山观虎斗。

孙文与日本

孙文与日本的渊源极深。他多次访问和流亡日本，在日本前后生活共约九年，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日本度过的。他在一九0三—0六年间还娶了友人之女大月薰为平妻（元配以外同时存在的正妻）。孙文与大月薰生有女儿宫川富美子。孙文在一九0六年与大月薰分手离开日本后，再没有见过那对母女，尽管以后又到过日本好几次（他的外孙宮川东一在二0二0年去世。国民党为了保护国父的名声和光辉形象，对此事始终掩耳盗铃。其实孙文在一八八二—一九0二年间在横滨（Yokohama）还有个业余秘书兼小妾浅田春）。

孙文主要的日本盟友有宫崎滔天、犬养毅、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梅屋庄吉和佐佐木到一等。那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明治维新后涌现的仇视西方列强而主张“泛亚主义”的右翼势力。他们是狂热的日本的爱国者。

孙文与那些日本人很有共鸣。

宫崎滔天是泛亚主义者中占少数的自由民权运动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孙文的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他曾在东京帮孙文处理财务，购买军火。

犬养毅是当时的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他对孙文庇护关照甚多（犬养毅在一九三一年出任首相，他主张“中国根据其历史的独特规律变化，日本只能顺应、适时推动和修正，不应强行介入才是四亿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幸福”的“融和”对华路线，与主张通过侵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以陆军为主的权益扩张派对立。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犬养在首相官邸遭一群海军激进派军官乱枪打死）。

平冈浩太郎是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陆军资助的秘密特务组织玄洋社的首任会长。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首先征服其近邻朝鲜、中国，而后占领印度，乃至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他拥有的煤矿出产的褐煤行销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

头山满也是玄洋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大力资助孙文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以后就住在头山的家里，通过头山的关系在日本朝野中广结人缘。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原来赞成扩张的头山满变为反对纯用武力侵略的手段，试图在中日间斡旋和谈。头山在斡旋失败后归田隐居）。

犬养和头山代表日本政府出席了孙文灵柩在中山陵安放的仪式。

内田良平是平冈浩太郎的侄子，是极端国家主义秘密团体黑龙会的领袖，曾参加一九00年兴中会与三合会在广东惠州发动的反清起义。他也是孙文的大金主之一。内田在一九一一年后大力倡导“满蒙独立论”。

梅屋庄吉是孙文于一八九五年在香港结识的朋友，他后来成了大企业家，曾倾其家财资助孙文，为孙文购置飞机，在日本培训中国飞行员等。梅屋还帮忙促成了孙文与宋庆龄的婚事（宋庆龄是孙文另一个朋友（宋耀如）的女儿。梅屋庄吉还抚养过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的孩子、蒋介石的养子蒋纬国）。孙文去世以后，梅屋庄吉是与宋庆龄和孙科一起扶灵回南京的唯一的日本人。

佐佐木到一也是孙文的好友和支持者，他在一九二二年曾应邀成为孙文的军事顾问。所谓的“国服”中山装实际上主要是佐佐木设计的（九一八事变后，佐佐木与执掌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决裂，并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参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二战结束后，佐佐木被苏军俘虏并带往西伯利亚。一九四九年后，佐佐木被从苏联遣送至中国，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在一九五五年去世）。

一九0五年，孙文邀约各省留学生及华侨七十余人，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同盟会。

一九0七年三月，日本当局受清政府施压，决定驱逐孙文离境。为了表达善意，日方在发布驱逐令的同时，又以外交辞令向孙文表达歉意，并馈赠孙文大笔款项。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时，犬养和头山应邀出席了就任式。

两个月以后，孙文被迫把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务让给了袁世凯。

九月，孙文孙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一九一三年二—三月，孙文赴日本考察，藉以筹措日资兴建铁路。他访问了长崎、门司（Moji）、下关、神户（Kobe）和东京等地，参观了若干工厂和学校，他一路鼓吹中日“互为提携”，并与三井物产（Mitsui Bussan）董事山本条太郎等协商筹组“中国实业公司”。

同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文在日本内阁的默许下，乔装化名逃亡，经台湾基隆乘坐日本货船信浓丸号于八月九日抵神户上岸，最后从横滨进入东京。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文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

不久，孙文写信给大隈重信，建议以优惠条件换取日援推翻袁世凯政权，他提出的盟约草案共十一条，其中包括：为便利中日军事合作，中国海陆军将采用日制武器、军火及设备；中国军队聘请外国顾问时，首选日本人；为实现政治联合，中国政府雇用外国专家时，首选日本人；为促进经济合作，在两国所有主要城市里互设银行；如中国需要外援以及开矿、兴建铁路、发展沿海贸易需要资金时，首先与日本磋商，只有在日本不能提供时，中国才可请求其他外援；日本将提供一切必需的援助以推翻中国的腐败政府；日本将协助中国政府的改革和军事制度的调整。

大隈重信没有对孙文作出答复。也许他对逃亡在外的丧家之犬孙文信心不足。不过他从孙文的建议中得到了启发。不久他就在孙文的建议的基础上细化并加码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犬养毅、头山满和佐佐木到一等人后来都被孙文介绍给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