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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与降日(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恰好在这一天决议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主张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的人马，遂不得不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
三月，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催促张学良出兵抵抗。
八月六日，汪公开致电张学良，望其辞职以谢国人，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他敦促张学良“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同日，汪以“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和身体有恙为由，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各院长和部长，请辞行政院长职。
蒋急电劝挽，称：“吾两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度难关，决不可于国难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务。”
八月七日，国民党中执会召开临时常务会议，一致议决急电慰留汪，并派何应钦即日赴上海会同居正、朱培德代表中央挽留。汪又一次电中执会坚辞行政院长职，同时指责张学良治下省份，把国家税收悉数截留，兵额中央则无权过问。
张学良随即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请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
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由汪主持，决议行政院长暂由宋子文代理。
九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常委代理问题，决定不另推人。在汪未康复前，中政会改开谈话会，重要议案电汪请示办理，次要者待汪病愈返回南京补行签署。
九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因汪患肝硬化症，准汪请假两星期，在请假期间，中政会主席由常委轮流担任。
十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汪续假三个月。
十月二十二日，汪及家属、秘书等七人离开上海赴欧养病。
十二月二十四日，宋子文电促在德之汪回国，称：“现在救亡图存，刻不容缓，吾兄假期届满，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国，领导一切。”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汪在日内瓦发表宣言，称：“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立交涉及抵抗并行之方针”，“中国始终信任国联，听候解决，此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间，日本侵略不已，中国为领土主权人民生命财产计，断难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奋起而为正当防卫，此为抵抗之本旨也。”
由于民众的呼声，蒋再三请汪回国主持行政院指导抗日大业。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
三月十七日，汪由德国返国抵达上海。
三月二十九日，汪与返回南京的蒋密商对日方针与“剿匪”问题，确定汪复职主持对日交涉，蒋负责全力“剿匪”。
翌日汪向中常会销假到行政院视事。
汪主张从现实出发，强调忍耐，反对空想和鲁莽从事。他再三强调，打一场时间长、代价大的战争只会让共产党坐收渔利。
汪是由周佛海、陶希圣、陈布雷、陈立夫、顾祝同、张君励、朱绍良、胡适和熊式辉等党、政、军、学精英组成的低调俱乐部的领袖。那些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鼓吹抗战的“歇斯底里的风气”不满，认为中国当时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他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绝望和自暴自弃的情绪，对空前残酷的战争给大众带来的苦难感到悲伤，他们感到继续抵抗拥有绝对优势的帝国陆军是徒劳无益的，战必败，因而主张和平运动。同时，他们对西方列强显然不愿提供有力的支援感到愤怒，
在前期，汪的主要交涉对象是原任驻华大使、后任副外相的重光葵。重光葵希望把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心理转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他的办法是帮助中国取得海关、司法和上海、天津等地有外国租界的大城市的完全自主。虽然这种办法几乎必然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她自己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从华北撤军，但重光葵觉得日本将由于采取这种克制的政策而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不但不会把日本的力量消耗殆尽，反而由于她的软弱和需要一个强大的邻国的帮助，将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日本。
孙文曾经强调指出：“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汪一直喜欢在向中日两国的听众讲话时引用这句话。
日军在一九三一年侵占满洲，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抗苏联扩张的缓冲区，后来，帝国陆军决定这个缓冲区本身还需要一个缓冲区，这就直接威胁到了华夏的命脉。
日本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退出国联以后，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造成日本国内政治情势变化，同时出于巩固东北的需要，便主动提出休战。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联电蒋、汪报告与日方商谈停战及其条件，认为“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汪即复电表示赞同。
次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停战谈判问题，决议要点为：“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需经中央核准。”汪将此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
国民政府权衡轻重利害，在汪的主导下，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和张群等委员详密相议后，派全权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中将等与日方进行停战谈判，日军方面则由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参加谈判，双方在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签署了《塘沽协定》。
协定内容如下：1）国军即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2）日本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3）日本军确认中国军已撤至第一项协议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继续行追击，且自动一概归还至长城之线；4）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议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塘沽协定》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汪和何应钦签订“卖国协定”的强烈谴责。由于汪为“象征软弱”的《塘沽协定》多次辩护，而成为公众攻击的主要靶子。这使汪的密友陈公博感到不公，他建议汪提醒批评者们，这个协定是蒋亲自批准的，但汪拒绝了，他认为，自己身为行政院长，必须对协定负全部责任。在两年后的一次讲话中，汪承认这个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但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如果北方沦陷，黄河以南各省也将受到威胁。签了这个协定，中国就能够多争取到一点时间备战。
《塘沽协定》加深了蒋介石与日本非有一战不可的信念。在《塘沽协定》签订前，蒋在给黄郛、何应钦等人的密电中，即已提到：“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得负责。惟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安。……日人狡猾成性，当谈判进行之际，且恐波折层出，忽软忽硬，乍阴乍阳，极威迫诱惑之能事。尚盼趁此时机，激励士气，重整军容，以备最后之牺牲为要。”“弟始终不信倭寇有休战诚意，尤在威胁吾人使之自动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故于谈判时期，城防设备，尤应加紧。最高无上之决心，不可须臾或忘。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
蒋在七月终于成功说服了张学良去欧洲“考察”。七月二十二日，张以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之名，经意大利抵法国巴黎，七月三十日飞抵英国伦敦（十二月十五日，张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轮回国，行前意相墨索里尼赠以皇冠大十字勋章）。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蒋、汪和黄郛等在南昌商议华北问题及对日外交方针。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因此认为有谈判的空间。
七月二日，汪再次因肝病在上海入院治疗，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
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于八月八日又一次请求辞职。
八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议慰留汪，同时通过《严惩共党反复案》，规定凡共产党员“自首”或“自新”而又参加共产党者，一律处无期徒刑或枪决。
八月二十一日，汪自上海到南京，与蒋、黄郛会晤，蒋力劝复职，汪表同意。
八月二十三日，汪通电复职：“卧病月余，一再具呈中央，恳请辞职，未蒙允准，兹遵照中常会决议，于本日销假回院视事。”
十一月一日上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南京开幕，汪致开幕辞后在会场外摄影时遇刺。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连开三枪。汪被枪伤左颊、左臂及背肋三处。孙凤鸣被卫士击中，当场被捕，次晨伤重在南京中央医院毙命。
十一月六日，行政院决议，以汪因伤不能视事，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
十二月一日，汪电国民政府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
十二月七日，在五届一中全会上，汪升任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十二月二十五日，原外交部常务次长、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唐有壬在上海寓所遇刺身亡（唐遇刺后的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政学系的核心人物、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码头也遇刺身亡。据称，唐有壬和杨永泰遇刺均是“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所为。该小团体由国民党人士陈有光发起并组织，在一九三五年初秋产生，成员为陈有光招募的十多个男女青年。该小团体认定一些国民政府官员是汉奸，确定将汪精卫、杨永泰、唐有壬、黄郛、张群和李泽一等人列为除奸行动目标，重点在日本人频繁活动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地）。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汪精卫赴法国养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