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的前前后后及其他（2）

南京沦陷的前前后后及其他（2）

约翰·拉贝（John Rabe，中文名艾拉培）

拉贝一八八二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是个船长。因为父亲早逝，拉贝初中毕业就当了学徒，然后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公司打工，接着又由于老板的推荐去了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他在那里学到了一口几近完美无瑕的英语。一九0八年，他到北京为汉堡的一家公司工作，翌年在上海与青梅竹马的恋人朵拉（Dora）结为伉俪。拉贝在一九一一年入职德国西门子公司，先分别在北京和天津供职，一九三一年起担任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南京的电话系统、发电厂的涡轮机、一些工厂的机械以及大医院的医疗设备都是西门子的产品，并由西门子培训的中国技术人员负责保养维修。拉贝的主要业务是向各个政府衙门推销西门子的产品，为西门子争取新的合同。

拉贝生性质朴、忠厚、谦逊，他乐于助人，有一副天生的菩萨心肠，他富于理智，又非常诙谐幽默。

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被西门子召回柏林，除了几次短暂的回国，拉贝和他的妻子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他们的儿子奥托（Otto）、女儿格蕾特尔（Gretel）、外孙女乌苏拉（Ursula）和古德伦（Gudrun）都出生在中国。拉贝对自己的故乡早就变得十分陌生，几次回去时都感觉有困难适应故土的生活。他熟悉中国远胜过熟悉德国，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津津乐道，尽管他始终不能说汉语。拉贝用洋泾浜英语跟中国人交流。

一九三四年，拉贝在小桃园干河沿他所住别墅后面的屋子里为在南京的德国孩子办了所小小的德国学校。为了方便通过第三帝国的官僚机构招募教师和争取资金，他加入了国社党（NSDAP，即纳粹党），他担任过纳粹党南京分部的副负责人，还曾一度代理过负责人。他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博士夫妇的好友。

拉贝是个爱国者。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相信希特勒。宋美龄不喜欢德国人，她指责德日结盟反对苏联，抱怨德国借口不愿意跟俄国人坐在一张桌子上而拒绝参加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那次会议旨在以和平手段尽早结束中日之间从七七事变开始的冲突。宋美龄说，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拉贝为德国辩护说，南京那些中国人为之骄傲的防空设施（警报系统和高射炮）是德国人提供的；在上海跟日本的精兵强将相持不下的是德国人训练的部队，那些未经德国人训练的在北方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人面前则一触即溃；所有人都在千方百计逃跑，而德国的军事顾问和商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作为一个德国人、西门子的代表，尤其是纳粹党员，拉贝丝毫不怕日本人。同时，作为典型的正派的恪尽职守的公司员工，他觉得在南京即将沦陷之际有义务和责任保护西门子在南京的资产，特别是有责任保护为西门子和他服务多年的几个忠心耿耿的中国雇员如韩湘琳、张国珍等以及他们的家属。为此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告别在北戴河度假的妻子，辗转天津、烟台、青岛和济南，花了十天半时间，在九月七日回到了南京。

据估计，南京城乡原来约有一百零一万人口，在日军到达之前，至少有八十万居民已经逃离了南京（逃亡大军先是以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为主，然后是载满行李的黄包车），留在城里的绝大多数是无处可去的最低端人口以及从江苏各地城乡逃来的难民。为了给那些平民提供在战火中避难、免遭飞机轰炸和炮击的场所，来自德、美、英和丹麦的一群传教士、金陵大学的教授、鼓楼医院的医生、一些银行家和商人建议仿照法国独臂传教士Jacquinot de Besange（中文名“饶家驹”）神父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法租界南市建立的难民区，在南京也搞一个安全区。他们在十一月十九日成立了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三天以后，拉贝推辞不得而被众人推举为委员会主席。

西门子在十二月一日曾发电召回拉贝，不过他没有收到那份电报，否则作为一个绝对遵守纪律的公司员工，拉贝完全有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而随其他德国人一起乘坐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的三桅船离开了。

十二月七日，拉贝给西门子总部发电报，请他们为他及时支付人寿保险费。

当时南京警察厅的厅长王固磐曾多次提醒拉贝，说城里还有二十万人口。当拉贝问王固磐是否会留在城里，王固磐回答说：能留多久就多久。不言而喻，他及时溜走了。

从十二月初起，用拉贝自己的话说，他成了南京事实上的市长兼警察局长。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虽然门外有他的名牌，挂着德国国旗，拉贝的别墅和原来德国学校的院子还是发生了几十起日本士兵翻墙入院的事件。但是每次那些日本兵都会被拉贝胸前的纳粹党徽、他手臂上的卐袖章，以及他恶狠狠的居高临下的气势吓退。

拉贝最常用的赶走日本兵的办法就是大喊大叫：“Deutsch（德意志）！”和“Hitler（希特勒）！”

在那大约占地五百十平方米的院子和住宅里，拉贝一共收容了一百三十五户家庭近六百三十个人，其中一百二十六个是不满十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两个月。拉贝的私人办公室里每天晚上要挤六个人睡觉。

只要拉贝在，他的家就是南京最安全的地方。他一刻也不敢冒险让住所无人照顾，如果他必须外出，就得有其他洋人临时为他看家护院。

拉贝清楚，他自己并不能真正阻止日本士兵的胡作非为，但他觉得至少能充当一个日军罪行的目击证人并让全世界知道真相。

在那段时间里，拉贝始终在担心的是一旦某个血性的中国男人在安全区里杀了个正在奸污他的妻女的日本兵，安全区的局面将立即失控并陷入一片血海。然而虽然在南京沦陷期间估计起码有两万多女人被强奸轮奸，那样的事只在传说中发生过一次。在许多场合，家人被命令在旁观看他们的女人被奸污。有企图抗议或阻止的，往往被当场枪杀或刺死。

不过有时拉贝又想，中国人实在是太能逆来顺受了。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得到致命的报复，那么敢于孤单一人或两三人不分时辰在安全区里耀武扬威、恣意妄为的禽兽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日本大使馆的武官冈（Yoshiro Oka）少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告诉拉贝，他收到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请求，要求他为留在南京的五个德国人提供保护。他说如果德国人都搬到一起，他就可以派军警保护他们的住所不受骚扰。如果德国人不接受这个条件，就要写一封信给他，声明放弃保护。拉贝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如果日本当局不能保护中国平民，他也不需要日本人的保护。他说，如果他能够置中国老百姓的安全不顾，他早就跟着陶德曼和其他德国人一起离开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在没有医生、护士和接生婆的情况下，拉贝家的那个难民所里诞生了两个孩子，其中的女孩被起名叫朵拉，男孩起名叫约尼（Johnny）。

一月三十一日春节初一，那里的六百多难民全体排队在院子里向拉贝三鞠躬恭祝新年，并向他献了一块长三米、宽二米的红绸，那上面写着：“济难扶危，佛心侠骨”。

在得知拉贝即将离开南京回国的消息以后，南京所有难民所的负责人联名给西门子发电报，请求公司让拉贝留下，那让拉贝很不高兴，因为他的身体情况很糟，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精神上也已经受不了了，他觉得迫切需要休息，他也盼望跟妻子和子女团聚。他患有糖尿病，离不开胰岛素。

二月十六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拉贝举行了欢送会。那天拉贝差点无法脱身，几乎那里所有的妇女孩子都出来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别抛弃她们。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国际委员会在其总部为拉贝举行了告别会。在致辞中，拉贝强调说：“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工作的”。他特别感谢了四个中国人：委员会的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谋、粮食委员韩湘琳、住房委员许传音牧师和卫生委员沈玉书牧师。

在中国人要求拉贝留言时，他想起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O.von Bismarck）的名言：“在自己的仆人面前，谁都不是英雄”，不过他没有写下那句话，他怕被人误解。

那天晚上，美国大使馆又为拉贝举办了告别晚餐，到场的有德国和日本使馆的代表。英国的代表因为日本卫兵不准他在八点以后出门而缺席。

拉贝在二月二十三日乘坐英国炮舰蜜蜂（HMS Bee）号离开南京去上海。他带了一个年轻的“仆人”，那人其实是个曾击落过多架日军飞机的汪姓空军飞行员。南京沦陷时，汪正生病卧床。后来他试图逃走，但无法游过长江。半途而废后，他翻过城墙，找到了韩湘琳，然后一直躲在拉贝的家里。

国际委员会在给西门子和德国使馆的感谢信里说：

委员会永远铭记拉贝“一往无前的工作作风，以及对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难民表现出的同情和关心。

“他无私的工作受到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感激和赞赏，他也以其对居民大众的利益、对履行商人的职责和对德国利益的献身精神，为各国侨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西门子公司（中国）由于它的代表担任了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而为南京居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拉贝先生的成就给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侨民和德国洋行企业增添了新的荣誉。”

拉贝在二十五日下午到达上海与夫人团聚。他在上海开了次记者招待会，所有中国报纸和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媒体都报道了那场记者招待会。拉贝被大家颂为英雄，那使他非常不安，他说，“我实在看不出我在哪里有英雄气”。

三月十六日，拉贝夫妇从香港坐船出发（在香港逗留时，他们夫妇受到那位汪姓飞行员及其家人的盛情款待），途经马尼拉和孟买，在四月十二日到达意大利的热内亚（Genoa），四月十五日坐火车回到柏林（当时他们七年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奥托已经随德军进入了奥地利）。德国媒体对他的回归不置一辞。

回家以后，拉贝先后为西门子的高层、罗森伯格（A.Rosenberg）领导的纳粹外交政策办事处、东亚协会、党卫军的一个分部以及德国战争部作了五场关于他在南京的经历的报告，并放映了美国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牧师、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马吉（J.Magee。战后他曾担任华盛顿的圣约翰教堂的主教）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开始断断续续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境况和陈述、并有详尽英语旁白解说的十六毫米影片。在那期间，德国国务秘书、纳粹党大区领导人伯勒（E.W.Boble）应德国驻华使馆的要求，为拉贝颁发了德国红十字会奖章。中国政府给他颁发了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拉贝还得了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

拉贝希望能通过伯勒见到希特勒，但未能如愿。六月八日，拉贝把题为《飞机飞临南京》（Planes flying over Nanking）的报告寄给希特勒，并附了一封信：

“我的元首，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您未能获得有关在南京发生的事件的详尽报告。谨此奉上我所写的不准备向公众发表的演讲稿，向您汇报中国人民蒙受的苦难，以履行我对我的中国朋友的承诺。如果您能告知您收到了我的报告，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我已被告知不能再做那样的演讲，不能再向别人展示有关的影片，我会遵从命令。我无意反对德国的政策和德国政府。

我向您保证我的忠诚。

                                           约翰·拉贝”

几天以后，显然因为不识时务，没有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声音”的政策，未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拉贝被盖世太保带去“喝茶”，在柏林警察总局里被审问了几个小时，然后才被释放。他的日记和马吉的影片被扣留。日记在当年十月被退回了，但影片始终没有归还。拉贝确信那影片有两个拷贝在柏林。

拉贝后来被告知，德国最高层收到了他的报告，但不会因之而改变其外交政策。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拉贝在他的日记的誊清稿前写了一个前言：“这不是一本消遣性的读物，尽管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那样的印象。它是一部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了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最亲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而在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那是被禁止的。”

拉贝的家人中没有人读过那些日记。也许他们囿于日常生活琐事而无暇顾及，也许他们不愿触碰和重温苦难，也许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心远不如拉贝那样深切，也许他们对拉贝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以为然。日记原先保存在奥托家的阁楼上，几次差点被扔掉或毁掉。日记共有八百多页，其中附有剪报、书信、邀请信、电报、会议记录和照片等等，还有日军暴行的四百多起具体记录。

曾有人建议把那套日记送给中国，未果。目前它被保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档案馆。

回到西门子以后，拉贝一直在人事部门工作。他曾被派往阿富汗喀布尔（Kabul）为在那里惹上了麻烦的西门子员工提供帮助；他负责安排西门子员工到海外出差的事宜；他照料战时被关在印度拘留营里的西门子员工，为他们采购和邮寄书籍。

拉贝在苏联红军进入柏林前夕，又短时间恢复了记日记的老习惯，他记录了被抢劫（包括手表、怀表、戒指、酒、折叠小刀和圆珠笔等）、被凌辱、忍饥挨饿、受病痛折磨的经历以及对子女和孙辈的思念。他记录了许多起他听说的红军士兵犯下的强奸罪。他说最可怕是喝醉以后完全失态的俄国人。

他曾被俄国人逮捕和审讯。

因为纳粹党员的黑历史，西门子在战后拒绝让拉贝回去工作，以致他一度生活困窘。一九四六年四月，德国的一个“去纳粹化委员会”否决了拉贝要求“脱帽”的请愿，他们的理由是：1）作为一个理智的有知识的人，他不该在一九三四年加入纳粹党；2）一九三八年以后，希特勒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他应该退出纳粹党。不过在当年六月，英国占领当局接受了拉贝的上诉，原谅了他，把他从黑名单上除了名。英国人说：“尽管您曾经是纳粹党南京分部的副领导人，尽管您在回到德国以后依然没有退党，但我们决定鉴于您在中国的杰出的人道主义工作，批准您的非纳粹化的请求。”

拉贝在一九四七年退休，但还是在西门子干半职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他在办公室里突发中风，当夜就去世了，终年六十七岁。他的妻子、子女、孙辈和几个朋友出席了他的葬礼。

拉贝被埋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纪念墓地（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emetery）。他的墓碑在一九九七年被捐赠给了在南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0一三年，南京市政府出资在拉贝墓地原址修建了拉贝纪念墓园，并重立了墓碑。

战后中国军事代表团曾在柏林找到过拉贝，并给了他家一些食物。宋美龄的秘书曾写信给他，许诺帮助他，在中国给他一套住宅和优厚的养老金，条件是他去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拉贝没有接受邀请。他表示：“我实在不愿意再见到那些日本畜生……必须要有惩罚。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审判应该由他们自己的国家进行。”

拉贝在一九三四年还写过本二百十五页的《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工作的四分之一世纪》（A Quarter of Century with Siemens Company in China）,书里附有许多老北京的照片。该书保存在西门子档案馆里。

拉贝的南京日记的中译本在一九九七年初次出版，书名为《拉贝日记》，译者为南京大学德语系的教师刘海宁、郑寿康和杨建明等。由伍兹（J.E.Woods）翻译、维克特（E.Wickert）编辑的拉贝在南京和柏林的日记节录的英译本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书名为《南京好人：拉贝日记》（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由华谊兄弟等中、德、法电影公司联合出资，由德国人弗洛里安·加伦贝格尔（Florian Gallenberger）编剧和导演的电影John Rabe（中文名“拉贝日记”）在二00九年上演。电影自称“根据史实创作”，实际上跟史实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从商业的角度说，胡乱编造情节大概无可厚非，但影片中大量编造拉贝的日记，误导观众，就很出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