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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的前前后后及其他（1）
南京失陷的背景
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与日本皇军之间发生了二十二次重大战役。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持续一百零五天的淞沪会战是其中的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次。
在淞沪会战中，国军七十个师约七十五万兵力先后对阵日军九个师团约三十万兵力。蒋介石全力以赴，中央军精锐尽出。中方的目的是打击日军气焰，分散日军兵力，消耗日本国力，更重要的是，以战绩争取西方列强的尊重与同情，指望西方列强能够放弃中立立场，选边站支持中国，制裁日本，迫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逐步蚕食，从而获得比较体面的和平。
然而蒋介石打不赢。原因主要为：1）国军的海军聊胜于无，空军跟日本也远不是一个等级，很快就失去了制空权；2）国军陆军的装备差，尤其是重武器远远不如日军；3）国军士兵人数虽然占很大优势，但身体素质差，训练质量低，真正单斗独打能够不输日军多少的不足十万人，其中八万是德国人培训的（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通过私人合同先后聘请了三四十个德国军事顾问。在一九三四—三五年间，那些顾问的领袖是前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军的总参谋长塞克特（H.von Seeckt）上将，是他设计的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的堡垒政策把红军赶出了中央苏区。塞克特的后任是法尔肯豪森（A.von Falkenhausen）将军。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采取了联日弃华政策，强行召回了整个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J.von Ribbentrop）公开威胁说，如果那些军官不立即回国，“后果将十分严重”。法尔肯豪森是反希特勒的阴谋集团主谋格德勒（C.Goerdeler）和维茨莱本（E.von Witzleben）元帅的密友，他支持维茨莱本等人的政变计划，不过没有直接参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企图失败后，法尔肯豪森马上被解除了驻比利时德国军事当局首长的职务并被投入集中营。一九五一年，他因曾奉命遣送二万八千个比利时犹太人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而被判处十二年强制劳动。在审讯期间，旅居比利时的华人科学家、曾从德军枪口下挽救过近百名比利时青年的钱秀玲（Siou-Ling Tsien de Perlinghi）博士、法国前总理布鲁姆（L.Blum）以及许多比利时犹太人领袖都曾为法尔肯豪森辩护说情。法尔肯豪森在服刑四年后被赦免。他的续弦是当年比利时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4）张治中、陈诚等主帅们在指挥部署上多有失误。
蒋介石无奈中在十一月十日下令撤退，然而兵败如山倒，国军的撤退混乱无章。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说：“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规律，痛心盍极！”
溃退的国军到了苏州就开始大肆抢劫。从上海撤回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目睹许多轻伤的中国士兵打家劫舍。他们说人们得随身有把毛瑟手枪才敢在夜里上街。
张学良的五千东北军士兵在苏州干脆拒绝执行命令，结果被缴械，一些参与抢劫的被枪毙。
由德国军事顾问参与设计的旨在保卫南京的耗费巨资的吴（吴县）福（福山镇）线和锡（无锡）澄（江阴）线即所谓的“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徒有虚名，因为原该配备的火炮远在德国还没装运，而负责军需供应的地方官吏早就卷财逃之夭夭。
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军弃守锡澄线，淞沪战役就此结束。
淞沪会战的结果是，国军损失近百分之四十，一九二九至三七那八年间从黄埔系统培养出来的二万五千个低级军官中损失了一万以上，多达一个中将和十四个少将战死。日军伤亡近十万。
日军随之长驱直扑南京。华中方面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Heisuke Yanagawa）中将自作主张，听任麾下各师团随性追击，能前进多快就前进多快。据说在从上海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日军给养保障部队没有一天能跟得上作战部队的进军速度，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日军作战部队随心所欲就地“征收”粮秣，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因而一路奸淫烧杀抢，军纪荡然无存（柳川平助因心脏病死于一九四五年初，因而逃脱了东京审判）。
在北上途中，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十九旅团第九联队第三大队的两个少尉军官—鹿儿岛人野田毅（Tokeshi Noda）和山口县人向井敏明（Toshiaki Mukai）于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期间竞赛“百人斩”，看谁能用一把武士刀最先斩杀一百个中国人。他们先后在无锡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句容县城和南京紫金山等地行凶逞横。《东京日日新闻》（Nichi Nichi，即现在的《每日新闻》）连续刊登该报四名随军记者有关此事发回的现场报道。最后野田毅共杀了一百零五人，向井敏明杀了一百零六人（这两个日本军官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被盟军最高司令部逮捕，然后引渡到中国，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一月在南京城南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伏法）。
南京“保卫”战
淞沪会战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审时度势，终于觉悟到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军事上软弱的中国的军队远非日军的对手，无法硬刚硬顶，只能逐步往内地收缩，以空间换时间，拉长日军的战线，跟日本人打持久战。
在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上，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放弃南京，但是大家同时又觉得作为首都，而且是国父陵寝所在，直接弃城在国际上实在有碍观瞻，所以最后决定要象征性地抵抗一下，然后主动撤退。
法尔肯豪森将军和所有的德国顾问也都认为在轻易失去锡澄线以后，保卫南京是毫无希望的。不过他们同样觉得设立一道外围防线也许是必要的，因为总不能要求最讲究面子的中国将军拱手献出守地。不过如准备依仗古老的城墙抵抗或展开巷战，那无异于发疯和无情的大屠杀。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在十二月三日向柏林外交部秘密报告说，日军早已完成了重新集结；中国军队的抵抗力已被大大削弱；在一九三八年夏季以前，中国不大可能有新的准备有绪的部队；中国战争物资的供应在继续减少；中国指望日本经济衰退是错误的；南京将在十二月里失守。
早在八月十五日，南京就第一次遭到了日机的轰炸。
政府命令居民把屋顶涂成黑色或灰色。同时官民不约而同各显神通修筑了无数的防空洞。
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自告奋勇领军保卫南京，他屡次当众表示，国军将死守南京，与首都共存亡。
问题是，1）虽然在城墙外的重武器阵地战前就修筑完成了，但重武器却始终不见踪影；2）在南京的大约八万军队大都是从淞沪会战退下来的残兵败将，久战疲敝，弹药短缺，士气低落。例如在淞沪战役中损失惨重的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当时只剩下了七千人，而其中的三千多是刚征（抓）来的，那些新兵让旁观者看了触目惊心：所有人都穿着有点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肩上挎着生锈的步枪。在撤到南京以后，有关衙门根本没有为那些军队安排食宿，于是他们只能随意占据空闲房屋扎营。3）唐生智的威望远不足以统筹兼顾指挥各路官兵，而且他身体很差，精力不济；4）日军则乘胜追击，士气旺盛。
唐生智的战略之一是“焦土政策”，即把南京南面的中华门和东面的光华门和中山门外的民宅通通烧光，“宁可把自己的财产烧得寸草不留，也不能让它们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从十一月十七日起，政府各部门开始向汉口和重庆大迁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早已离开。
十八日，从北方来了不少援军，但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可能是因为那天下着雨，没有人穿鞋袜。所有人都默默地走着，无声无息，显得精疲力竭。
二十日，南京广播电台宣布中央政府已经转移到了重庆，同时声称将誓死保卫南京，直到最后一滴血。同时城里各式各样的“谣言多得像黄昏时的蝙蝠”。
二十一日，统辖江浙的第三军区司令冯玉祥离开南京。
十二月二日，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中国政治学会总干事、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公认非常能干的杭立武押送着原来藏于北京故宫的一万四千余箱文物坐船去了汉口。杭夫人玛丽·陈（Mary Chen，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妹妹）在临走前把她的钢琴和手摇留声机送给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Girls College。那钢琴和留声机后来都被日军抢走了）。
七日凌晨，蒋介石离开南京去了庐山。
南京市长马超俊也及时脱身了。
鼓楼（金陵大学）医院的刘院长早就走了，他委托留下主持医院事务的两个中国医生以及其他四十几个医护人员也不见了。只有两个美国传教士医生、两个传教士护士、一个中国医生和几个中国护士还留在医院里照料伤员和病人。威尔逊（R.O.Wilson）是那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没完没了地做手术，以致手都肿了。
九日晚上八点至十日凌晨四点，在城东紫金山和光华门一带有零星但激烈的抵抗，只是各处各自为战，完全没有统一的指挥，因此在军事上毫无意义。
为了执行“焦土政策”，国军泼洒煤油，把东面和南面城墙外的民宅烧了个精光。他们的另一个理由是那些建筑妨碍他们射击，同时可能有利于日军的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当时绝大多数守军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军队占据了城里最豪华的酒店大都会旅馆（Metropolitan Hotel），许多人躺在那里的沙发上，喝得昏天黑地，他们要最后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医院里充斥着从上海、苏州等地送来的伤员，还有许多自残致伤的士兵。下关火车站满是等待被撤退去浦口的伤员，几乎没有人顾得上他们。
蒋介石在十一日命令唐生智撤退，而唐推延了一天。他的布置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即除了看守下关渡口的宋希濂的三十六师最后坐船撤到浦口以外，其他部队分头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突围出城。为了防止军队和机关职员私自渡江，唐生智命令把下关一带的所有船只都交给三十六师看管，凡违纪动用船只的一概军法从事。
撤退刚开始时还井然有序，但很快就变得慌乱，到晚上九—十点间立即全部撤退的命令下达以后，撤退顿时就变成了逃跑，“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化作了“大部渡江，小部突围”，大家都往下关江边涌去。因为通往下关的挹江门关闭了一半，路上又到处是沙袋街垒，以致拥挤不堪。军队在下关只能找到几条拖轮、小艇、帆船和舢板，许多士兵不得不自己扎筏子强行泅水过江。三十六师为了维护军纪，一度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朝友军扫射，造成死伤枕藉。更多的士兵死于第二天白天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
而唐生智在晚上八点就乘船先行去了浦口。
中国军队撤退时，砸开和抢劫了一些粮店商店，也抢劫和焚烧了一些民宅。
国军在十二日还放火烧掉了非常漂亮的有个富丽堂皇的礼堂的交通部大楼。
日军在十三日清晨四点进城，十七日举行入城式，十八日举行“慰灵祭”。
美英军舰、货船和德国船只也曾遭到攻击。十二月十二日，美国海军警备艇帕奈（USS Panay）号在南京上游约四十公里的江面上被日本轰炸机击沉。那艇上有五十九个军人、四个美国外交官、十个西方记者以及一些美国机构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匆忙送上去的装着贵重物品的箱子（那些箱子在几个星期后被一些俄国潜水员打捞出水）。同时被毁的还有美国美孚石油（Standard Oil）公司的三条货船。那次空袭造成帕奈号上四人死亡、四十八人受伤，一条货船上的船长以及许多中国乘客死亡。日本政府就帕奈号事件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向美国政府正式道歉，并在次年四月赔偿了二千二百多万美元。不过日本人坚持诡称那是误炸，因为日军轰炸机飞行员没有看到在帕奈号艇上飘扬的三面美国国旗。
谷寿夫（Tani Hisao）中将率领的第六师团是进攻南京的先头部队。在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驻扎南京期间，第六师团烧、杀、抢劫、强奸，无恶不作，把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们在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和下关的草鞋峡等地大规模射杀俘虏并焚尸灭迹（据估计，被谷寿夫师团官兵杀害的中国战俘和平民至少达五万人（日本投降后，谷寿夫在一九四六年二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乙级战犯，关押于东京巢鸭监狱。同年八月，他被引渡至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二月，南京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连续进行了五次公审，他被判处死刑，于四月二十六日在雨花台刑场被枪决）。
中岛今朝吾（Nakajima Kesago）中将率领的第十六师团对南京城内及城外东郊地区进行了多次“扫荡”，“清剿”零星的抵抗，他们俘获了大量放下武器束手待毙的中国军人。中岛今朝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由于是以一千人、五千人、一万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只不过他们已全无战意，只是络绎不绝地跟上来，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监视和引导。”对于那些战俘，“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中岛今朝吾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日军首任南京警备司令官，他的第十六师团成为警备部队。所谓“警备”，就是抓人杀人，搜捕放下武器、“像老鼠似地”躲进国际安全区避难的中国士兵。凡是前额有帽痕、手上有老茧（穿灰黄色卡叽布裤子也是大忌）的青壮年男子一律被以军人嫌疑从难民中强行拉走，双手反绑，然后集中到一起用机枪扫射、刺刀刺杀、步枪齐射或手榴弹处决，然后往尸体堆上浇汽油柴油焚烧，而许多受害者其实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如黄包车夫、木匠、船工或其他的劳工。
十六师团是在南京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日军部队。
中岛今朝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死于尿毒症和肝硬化，也逃脱了东京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