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六）

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六）

民国政府与澳大利亚（8）

二十一.中华民国驻澳大使馆代办陈岱础（一九五一年五月—一九五九年九月）期间

      民国政府迁台以后，直到一九六六年，澳大利亚拒绝在台北设立大使馆，当然也没派大使，于是陈岱础在一九五一年到堪培拉上任以后，只能以代办身份主持使馆事务。

陈岱础一九一三年出生于上海，其父陈模为一九一三年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牺牲的烈士。陈岱础是其父的挚友林森的义子。

陈岱础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先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和英国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后，陈岱础先担任专员和秘书，从一九四三年起，他历任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馆参赞、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和美洲司司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民国政府迁往广州，作为美洲司司长，陈岱础几乎每天都和美国大使馆驻广州的参赞联络（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留在南京坐等跟共产党握手言欢），因此有人称赞他“在一九四九年危急存亡之秋独力于广州支撐外交部的危局”。

一九五九年五月，陈岱础代表中华民国将在澳参加亚洲文物展览的《二十五史》全套及《中华美术图集》三册赠送给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陈岱础在返台后任外交部顾问。一九六二年出任中华民国驻利比里亚（Liberia）大使。一九六七年起他先后任教于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等校。从一九七一年起至一九七九年，陈岱础任驻美大使馆公使，直至美台断交。台湾情治单位不知何故怀疑陈岱础会叛变投靠中共，设计把他诱回台北，限制其出境（后來解除）。陈岱础晚年曾任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教授、行政院新闻局顾问和外交部顾问等职。

陈岱础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了《文化交流与国际关系》一书。

韩战期间，因为相信“死的也比红的好”（better dead than red）,澳大利亚与台湾的关系大大改善。

一九五五年二月，澳大利亚内务部长威尔弗雷德·休斯（Wilfred Hughes）访问了台湾。他是第一个访台的澳大利亚政府部长。

次年，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莱塞姆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台湾。

二十二.中澳在朝鲜半岛的兵戎相见

      韩战期间，澳军是由十六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的一部分。在一九五0—五三年间，前后有一万七千一百六十四个澳大利亚军人直接或间接卷入，其中陆军一万零六百五十七人，海军四千五百零七人，空军二千人。澳军在韩战中共死亡三百四十人，负伤一千一百十六人，分别被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二十九人（其中一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澳军中至少有一个华裔士官Stanley Wing Quay。

澳军实际参战的主力是原来驻扎在日本、受英国占领军指挥的皇家空军七十七飞行中队和皇家第三步兵营。他们去韩国是为了帮助韩国抵抗北韩的入侵，怎么也没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主要对手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七十七飞行中队是第一个抵达韩国的联合国军空军单位，它主要执行地面支援、轰炸、空中巡逻和护航任务。在三年期间，该中队共出动过一万九千余架次，炸毁了三千七百幢建筑物、一千四百零八辆各种车辆、九十八节火车头和火车车厢以及十六座桥梁。它自身损失了四十一个飞行员（另有七个跳伞后被俘）和九十架飞机中的五十四架。

七十七飞行中队与志愿军空军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上午九点左右在云山（Sunchon）附近的上空发生激战。澳方的十二架格罗斯特·流星（Gloster Meteor）战斗机遭到至少二十架速度快得多、机动性优越得多的米格十五（据说飞行员实际上都是俄国人）的攻击，澳方损失了三架飞机，而中方称他们只损失了一架飞机。

初时隶属于英联邦二十七旅的澳军第三营一九五0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釜山登陆。不足千人的该营在韩战中共阵亡了二百三十一人。

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五日的博川（Pakchon）战斗中，第三营初次与志愿军交手，他们得到了七十七飞行中队的支援，那是澳军陆空军在韩战中的第一次协同作战。第三营承受了十二人死亡、七十人负伤的损失。

第三营第二次与志愿军对抗的主要战斗是为控制横城（Hoengseong）和原州（Wonju）之间梅花山（Maehwa-san)周围地区的梅花山之战。一九五一年三月七—八日，第三营的A、B和D三个连经过苦战，以十二死二十四伤的代价，从吴瑞林当军长的志愿军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0团三营手里夺取了四一0高地。

志愿军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发起以重新夺取汉城为主要目标的春季攻势（又称第五次战役），他们在临津（Imjin）江战斗中获胜，但是在开平（Kapyong）战斗中受挫。

参加开平战斗的志愿军是邓岳任师长的一一八师。他们在四月二十三日轻易击溃了韩军第六师，但是接着遭到了仓促构筑成防御工事的澳军第三营和加拿大轻骑兵第二营的顽强抵抗。经过多番激战，包括肉搏和拼刺刀，防守五0四高地、几乎弹尽粮绝、面临被包围危险的澳军在二十四日下午撤退到了新的位置。在撤退的过程中，四个担任掩护的士兵击退了三轮进攻，打死了至少二十五个敌军，打伤了更多。在澳军通过电话向美军求援时，美军指挥官回答说，我们得到情报说你们已经被消灭而不复存在了。在两天两夜的战斗里，澳军战死三十二人，负伤五十九人，被俘三人（其中两死若干伤是被美军飞机误炸的）。

（被团团包围在六七七高地的加军第二营D连的连长米尔斯（Mills）在二十五日凌晨曾几次呼唤炮兵向他自身所在的位置开炮。当天黄昏，志愿军的攻势减弱了，同时加军得到了新西兰炮兵和美军一个坦克排的支援）。

志愿军具有人数上的极大优势，他们作战勇敢而顽强，但是他们的装备特别是重武器远远不如训练良好、纪律严明的澳军和加军，因而无法彻底粉碎澳军和加军的防线。

第三营在开平战斗中的表现使其成为获得美国总统褒奖的三个集体之一。

第三营在韩战中参加的最后一次主要战斗是一九五一年十月的马良山（Maryang San，即三一七高地）之战。那是联合国军在韩战中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突击队行动”（Operation Commando）的一部分。该行动的目标是进攻志愿军在临津江边的突出部，以保护联合国军在汉城附近的供应线。澳军在浓雾中强攻马良山成功，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顶住了志愿军日夜不停的反攻。一些军事学家认为那是澳军在韩战中打得最出色的一仗。澳军的伤亡人数分别为二十和八十九。“突击队行动”结束以后直到停战，第三营在临津江最北面的高地上据壕与志愿军对峙。

在韩战后期，许多国家越来越希望减少投入，而澳大利亚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增派了皇家第一步兵营。

该营在七月二日组织了“烈火行动”（Operation Blaze），其目标是进攻在高野里（Kangao-ri）附近志愿军三十九军占据的二二七高地，夺取那里的碉堡，同时抓几个俘虏以获取情报。在一阵炮火准备以后，该营A连在上午九点发起冲锋，半小时以后登顶。然而先前的炮击远远没有对守军造成严重的损失，澳军遭到了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的反击，连指挥部被两发迫击炮弹直接命中，无线电员当场死亡，炮兵观察员和其他两个人受伤。A连控制了六个碉堡中的两个，不过没能抓到俘虏。在高地坚持了九十分钟、打光了子弹以后，他们被迫撤退。

第一营在十二月十一日又奉命组织了“动物行动”（Operation Fauna），其目标跟“烈火行动”相似，即从三五五高地（高光山）抓几个俘虏以弄清新到的志愿军部队的番号以及摧毁高地上的碉堡。执行任务的B连在清晨从三五五高地的背面偷袭，虽然打了志愿军一个出其不意，但志愿军很快就稳住了阵脚，让B连除了二十二个伤员以外一无所获。在混乱中，澳军还有三个士兵失踪（第二天找回了一个）。

第一营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回国，由第二营接替。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澳军第三营和第二营在沙尾川（Samichon River）战役中顶住了程登志的志愿军一三七师对一个叫“钩子”（The Hook）的阵地的猛烈进攻。在志愿军被击退的几个小时以后，朝鲜停战协定就签署了，朝鲜战争从而结束。

战后，一些澳大利亚人又作为军事观察员在韩国继续驻扎了四年。

澳大利亚海军也投入了朝鲜战争。它们参加了一九五0年十二月的兴南军民大撤退。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到九月，为了打击汉江北岸的志愿军及其设施和防止志愿军渡江，联合国军的十四艘军舰执行了“汉江行动”（Operation Han），在封锁江面的同时，它们不断炮击开城（Kaesong）附近的大片地区。而志愿军在九月底的两次炮击中，击中了澳军默奇森护卫舰（HMAS Murchison），打伤了若干水手，其中一人重伤。

澳大利亚著名女歌手格拉迪斯·蒙克里夫（Gladys Moncrief）曾到韩战前线劳军，在战斗前夕在钢琴的伴奏下为士兵们演唱。

二十三.五十年代的变化

尽管韩战炮火隆隆，墨尔本和悉尼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相继成立了互不统属的澳中协会（以后在其它州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这些民间团体的宗旨是在澳大利亚公众中增加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

    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团和武汉歌舞团到澳为墨尔本奥运会期间助兴。中华民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比赛，不过没有获得奖牌。

有个澳大利亚出生的英籍华裔运动员John Ian Wing在奥运会结束前几天给组委会写信，建议在闭幕式上让运动员混在一起自由走动以加强彼此间的友谊和了解。他的建议被组委会接受并从此成了奥运会的传统。为了表彰Wing的创意，那届奥运会专门给他颁发了一枚铜牌奖章（二000年悉尼奥运村附近的一条街被命名为John Ian Wing街）。

一九五七年，由孟席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立法允许在澳大利亚居住满十五年的非欧裔移民入籍（欧裔移民只需五年）。第二年，政府又取消了语言听写测试。

在五十年代，澳大利亚接收了许多来自新加坡/马来亚、帝汶、新几内亚和印度支那的华人留学生，其中不少得益于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发起的《关于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合作发展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

二十四.中华民国驻澳大使馆第二任大使陈之迈（一九五九年九月—一九六六年八月）期间

陈之迈一九0八年出生于天津，一九二八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一九二九年获俄亥俄大学文学士，一九三三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四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和西南联合大学等。他还加入了胡适和蒋廷黻等创立的《独立评论》社，协助编辑《独立评论》周刊。陈之迈是个民主派，他反复强调：“民主政治的精义在于一切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一）统治者由被治者产生，（二）统治者根据被治者的同意而统治，在统治者失去了被治者同意（政治学里有时称之为失去了‘信任’）的时候，被治者可以不用暴力便能请统治者下台，另外产生合被治者脾胃的统治者来统治”。陈之迈在一九三八年弃学从政，任教育部参事和行政院政务处参事等职，参与政府各种典章制度的拟订和执行。一九四四年，陈之迈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公使銜參事，后又历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副代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紧急粮食委员会中国代表和驻美大使馆公使等职。一九五五年出任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

在任驻澳大使的后期，陈之迈还兼任驻新西兰大使。

一九六六年，陈之迈调任驻日大使，一九六九年任驻罗马教廷大使，一九七一年兼任驻马耳他大使。一九七八年，陈之迈回到台湾，任外交部顾问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同年去世。

陈之迈著有《英国议会委任立法制度研究》（英语博士论文）、《国民会议之选举》、《政治学》、《中国政制建设的理论》、《天主教流传中国史》、《蒋廷黻的志事和生平》、《澳纽之旅》和《中国政府》等书。

一九六0年，由国民党主持的中华公会在悉尼创办了二战后的第一所华文学校。一九六二年，他们在墨尔本也办了一所华文学校。

一九六五年，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周的访问。

一九六六年陈之迈离任后不久，澳大利亚终于在台北开设了大使馆，先后两任大使分别为弗兰克·库珀（Frank Cooper）和休·邓恩（Hugh Dunn）。

到一九六一年时，澳大利亚有二万零三百八十二个华裔。一九六五年，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取代孟席斯担任总理，他允许亚裔移民，在事实上结束了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一九六六年，在澳华裔达到了二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人。

二十五.中华民国驻澳大使馆第三任大使沈剑虹（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九六八年七月）期间

沈剑虹一九0八年出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光华附中、沪江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研究院。

一九三六年从美返华后，沈剑虹进入中央通讯社，后到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任职。一九四三年，他被外放主持国际宣传处驻旧金山办事处。一九四七年，国际宣传处改组为行政院新闻局，沈剑虹出掌主管外宣的第二处。一九四八年底，他奉派前往香港建立行政院新闻局办事处。

民国政府迁到广州以后，新闻局解散，沈剑虹离开公职，先后在香港的《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香港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报纸，一八四五年创刊，一九七四年停刊）、《英文虎報》（The Standard）和丽的呼声（Rediffusion）有线广播电台工作了七年。

一九五六年，经陶希圣介绍，沈剑虹出任总统府秘书，为蒋介石将《苏俄在中国》一书翻译成英文（Soviet Russia in China）。其间他参与接待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总统艾森豪威尔等人。一九五九年八月，他兼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及外交部发言人。一九六一年，沈剑虹出任行政院新闻局长，一九六三年三月兼任台湾中央电影公司董事长。

从澳大利亚回国后，沈剑虹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一九七一年夏，沈剑虹出任驻美大使。在他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见面时，后者表示美国绝对会坚定地支持中华民国。尼克松也曾两度向他保证，美国在联合国及其他方面支持中华民国的政策不变，然而与此同时，基辛格和尼克松正在暗中紧锣密鼓地推动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十月，联合国表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决议表决前台湾的外交部长周书楷已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然而沈剑虹对时局的发展茫然无知。

澳大利亚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投了反对票，它支持台湾保有在联合国的席位。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并签订上海公报。随后中美双方之间交流不断，包括继任的福特总统访华和邓小平访美。对所有的那些事情，沈剑虹完全无能为力。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沈剑虹黯然离开华盛顿返回台北。回台后他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沈剑虹出版有《双橡园的观点》（The View from Twin Oaks）、《使美八年纪要》和《半生忧患》三本书。

一九六六年，霍尔特政府迈出了结束白澳政策的最重大的步骤，他们宣布对任何移民签证的申请人，不论种族、肤色和国籍，都将只考虑他们可能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的潜在利益，他们入籍的等待时间也将被一视同仁。

一九六七年，霍尔特访台三天，两度与蒋介石会谈。

二十六.澳大利亚“专家”的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西安外语学院校园里贴出了一张署名大卫·库普、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西安市外事办公室一个名叫高智的工作人员曾在毛泽东机要室工作过，他将其抄录上报毛。毛在三月二十日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周恩来随即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

四年多以后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毛泽东的那个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传达。

大卫·库普是由澳大利亚共产党介绍赴华在西安外语学院短期教英语的年轻人，他不会说汉语，更不会写，在那张大字报以前，他在西安刚住了一个多月。不言而喻，他根本不可能写什么大字报，更不用说写文理通顺、分析有据的大字报了。

大字报的真实作者是西安交大一九六二级数理系力学专业学生戴志刚。那天他去外语学院看朋友，正遇上库普在向人抱怨自己的自行车铃盖被偷走，而且一个月来已经是第三次了。戴志刚就向他建议，不妨写一张大字报对此予以谴责，他可以代为起草。于是，一干人众便到了库普的房间。大字报的开头以库普的口气说：我虽然对整个情况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但我坚信，西安地区存在着一股左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在大字报里，戴志刚批评了外语学院揪斗为军队代培的现役青年军人，以及动不动宣布开除某人的党籍并将其入党资料当众烧毁等歪风。文章反对极左，反对武斗，反对打砸抢（包括反对偷车铃盖），反对乱抓乱斗乱游街。文章中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幼稚病”、“十六条”中的“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毛的语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文章明确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而是流氓行径！

毫无疑问，那张大字报若不是用大卫·库普的名义发表，西安市外办的高智就不会抄录上报毛泽东，那篇文章就会自然而然地淹没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里。那时洋人在中国稀缺，洋人写大字报就更为新奇，连毛泽东也不免有点崇洋。

不过那大字报强调的群众运动也须有规范、有所限制的观点，并不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喜闻乐见的，所以文章和毛的批示被雪藏了多年。

二十七.中华民国驻澳末任大使沈锜（一九六八年七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期间

沈锜于一九一七年出生于浙江德清。一九四0年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后，他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任职，后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兼为蒋介石读报，接着担任行政院新闻局第二任局长，继之外调任刚果共和国大使，但因断交撤馆而转任驻美公使，之后回台北任外交部政务次长。

在任驻澳大使期间，沈锜兼任驻汤加（Tonga）和萨摩亚（Samoa）大使。一九七二年底因澳大利亚与中华民国断交，他撤馆归国。

沈锜继而被派任驻哥伦比亚大使，但亦因断交撤馆归国待命。后任驻德国全权代表直至退休。沈锜二00四年去世于美国加州湾区。

沈锜著有《我的一生: 沈锜回忆录》和《敝帚自珍集》。

二十八.澳中友好协会

一九七0年，由各州和北澳特区的澳中协会的代表联合组成了全澳性质的澳中友好协会总会。澳中友好协会以拥护和平、与中国大陆友好、促进对中国大陆的认识、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为己任，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文化和旅游活动。它们初期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推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七二年澳中建交以后，其精力转为专注于增强澳中贸易、经济和教育之间的往来和发展等，它们组织澳大利亚各界人士前往中国参观游览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同时积极参与接待来自中国的各种文化交流访问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