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三）

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三）

华洋矿工在淘金热期间的冲突

一.淘金华人的陋习

在澳淘金的华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吸食鸦片。据统计，当时在维多利亚的华人聚居区，一度共有八十四家鸦片烟馆（Opium Shop），平均二百二十五人一家，其中巴拉瑞特生意最为兴旺，多达平均五十四人一家。为了满足华人矿工的需求，当地除了大米以外，鸦片是最大宗的进口货。

在一八七一—一九0五年间，维多利亚每年进口鸦片少则二千七百公斤，多则一万八千二百公斤，而新南威尔士的进口量在五千公斤和一万七千公斤之间。

当然并不是广东人或出洋的广东人特别嗜好鸦片。事实上，自从阿拉伯商人在唐代把鸦片传入华夏以后，那黑疙瘩就往往成了文人雅士饮酒赋诗时提神助兴的佐料或者性爱时的春药，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中写到的“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里的“莺粟”，就是制作鸦片的罌粟。鸦片吸食之风从明末清初起大行，雍正年间蔓延更广，精英阶层的消闲风尚不可避免地为普通民众有样学样。随着近代的逐渐城镇化和商业化，中国社会对鸦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据估计，从一六五0年到一七二九年那八十年间，中国年均进口鸦片约五十吨，在一八二二年达到了三百四十七吨，而到了一八五八年，中国进口了四千五百五十吨鸦片（大致相当于二000年前后全球鸦片的平均年产量）！为了赚回因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而消耗的银子，英国人向中国市场大力倾销印度生产的鸦片，加上清廷在禁烟政策方面的朝令夕改、举棋不定以及在军事上的腐朽无能、屡战屡败，中国的鸦片烟毒祸害日深，以致官商民齐上阵，鸦片种植的范围一度遍及全国。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一八五0年代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他报告说：“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而云南、四川、贵州、山西、新疆和内蒙等省的罂粟种植更为普遍。能够给人短暂的飘飘欲仙的感觉的鸦片成了许多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澳大利亚殖民地官方不喜欢华人的这种陋习。当局在一八六八年组织撰写的《关于维多利亚华人人口状况的报告》列举了华人嗜烟的六大不良影响：1）将吸烟者的收入化作腾腾烟雾；2）消磨吸烟者的体力，使其无法胜任工作；3）由于长期沉溺于鸦片，吸烟者的身心都变得懒散；4）吸烟者鸦片的用量只会有增无减；5）一些因各种原因而堕落到社会底层的欧洲妇女也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毛病，她们不得不靠出卖肉体而维持开销，大大有伤风化；6）随着时间的推移，吸食鸦片势必将传播到欧洲人中间，并给他们带来如同对华人一样的灾难性后果。该报告认为，应将所有的鸦片烟馆都置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由于完全根除烟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採取有力的措施，将与吸食鸦片有关的种种弊端限制在尽可能狭窄的范围内。

      从中国进口的鸦片绝大部分是供华人消费的。与英国一样，在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鸦片主要作为麻醉镇痛药物使用和销售，洋人用吗啡含量高的比较不易上瘾的土耳其鸦片，因此危害较小；而华人用于享乐的印度鸦片，吗啡含量小，极易上瘾。英国人没有受到鸦片的严重荼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有识之士不折不挠的抵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一八六八—九四年间四度当选首相、被许多历史学家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的威廉姆·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因为目睹妹妹海伦（Helen）因遵照医嘱服用鸦片止痛以致染上烟瘾，被常年折磨而痛苦不堪，格拉德斯通对鸦片深恶痛绝，他对英国政府为平衡贸易赤字向中国倾销鸦片甚至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更是不遗余力严厉谴责。

      吸食鸦片是当年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攻讦华人最重要的一点。华人中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也经常反思自责。比如悉尼的《广益华报》在一九0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论鸦片流毒中国之原因”一文开门见山就指出，大家习惯于将鸦片之毒归咎于洋人，但实际上那是“中国之人自贻其害，且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毒流全国，人皆成为痼疾而不可瘳。”文章分析说，第一，洋人最初运鸦片至中国，只是当作药物，没料到国人洋为中用，把它变成了吸食的宝贝；第二，林则徐禁烟，操之过急以至功败垂成。而通情达理的洋人，无不赞扬林则徐的初衷。其后朝廷见鸦片难于骤禁，暂行缓办。不久却又批准从鸦片贸易中征税，以致釜底抽薪，使禁烟成了空话，吸食者再无顾忌，成瘾之人日益众多；第三，鸦片原来自印度，只运至通商口岸，内地转辗运输，使价格攀升。价格高昂，势必吸食者少。然而朝廷却听任云南栽种，导致四川广西等省争相仿效。鸦片于是有了公土和土白之分。公土来自印度。土白则以云南为上，川土次之，西土又其次。土白价格较廉，而其成瘾无异。近年印土越来越贵，大家多转吸土白，广东吸土白的人，几乎是吸公土的一倍。倘若不准内地栽种鸦片，则不会有土白充斥于市，吸食者也不至于如此之多了。文章认为，这三点都是国人自作自受，犹如蚕之作茧自缚，怨不得洋人。

华人为人诟病的另一点是不讲卫生不讲礼仪。他们随地吐痰、当众挖鼻孔、打呵欠、洗澡不勤、内衣不洁、床铺多蚤，让洋人见了就摇头。

使华人丧失财富和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麻将等赌博也让很多洋人嗤之以鼻，尽管洋人中的赌鬼也并不在少数（华人的好赌和烂赌，久负世界盛名。广东的赌风之盛，更在全国首屈一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皆好赌成瘾）。

还有些华人或运气不好或不够勤勉或生性低劣而无法淘到足以维持生存和满足烟瘾的金子，加上强烈的得过且过的心态，难免干些顺手牵羊、偷鸡摸狗的勾当，以致如有华人欲买羊或家禽跟当地农场主讨价还价时，农场主不管情愿与否，往往最终总是答应，因为如果拒绝，他的羊或家禽很快就会神秘地失踪。那也败坏了华人的名声。

      曾有三个华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伍伦贡（Wollongong）偷了一个内有一百英镑银行本票和七十英镑现金的钱箱，各被判了五年监禁。

      让洋人大跌眼镜的华人特技还有制造假黄金。一八五五年到维多利亚的广东香山人Jong Ah Siug从一八六三年起开始结伙造假黄金。据维多利亚议会一八六八年的一份报告称，政府在前一年共判决了八十名制作假黄金、导致墨尔本的银行损失惨重的华人。制造假黄金采用的是华夏自先秦时代就盛行的鎏金工艺，即將金子溶解於水銀之中，形成金泥，涂于铜器或银器的表面后，加温使水银蒸发，金层就粘附在器物表面上了。这种工艺的关键是黃金涂层需要达到一定的厚度才能骗过一般的金店和专家。

      当年在法庭上作供或作证，通常需要手按《圣经》发誓，由于绝大多数华人并没有受过洗礼入过教，所以作证前需以两指捏住点燃的火柴杆待其完全烧尽为止，意思是假如供词有违真实，就甘愿接受被天火灼烧的惩罚。据说那种宣誓方式是维多利亚金矿区的一个华人翻译在一八六七年发明的，被法庭认可后长期采用。由于相信发假誓不得好报，有刁滑的华人会在火柴杆燃尽前故意偷偷吹熄火焰。

华人遭忌还有一个因素：在当时西方洋人的观念中，大量单身男性的群居生活是可疑和危险的。传统的基督教伦理认为，家庭是保持社会正常秩序的支柱。由于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华人男性往往被认为与道德失范以及违法犯罪行为脱不了干系，他们常常被认作强奸、同性恋和恋童癖等等的嫌疑犯。

澳大利亚有个家喻户晓的丛林大盗、传奇人物奈德·凯利（Ned Kelly），这家伙在十四五岁时因袭击一个华人被捕，开始出名，在随后的岁月里非盗即抢，屡进屡出班房。后来他拉帮结伙，藏匿山林，抢劫银行，扣押人质，终于成为警方的心腹大患，最后在武力拒捕时受伤被抓，一八八0年被处绞刑。他的典型标志是在跟围捕他的警察对峙时胸前挂着的四十多公斤重的黑铁盔甲。

    在澳华人中也有个名闻遐迩的江湖大盗，叫Sam Poo，又叫Cranky Sam，虽然实际上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姓甚名谁。Sam Poo在一八六0年代初到澳淘金，运气不佳，于是改行当李逵，凭着一杆长枪和一把左轮手枪，他在新南威尔士的古尔公-马奇（Gulgong-Mudgee）一带拦路打劫。他主要抢同胞的钱财，有时也抢洋人。一八六五年二月三日，他射杀了接到报案前来找他的高级警员约翰·沃德（John Ward）。警方于是全力以赴，结果花了两个星期才把他逮到，那是澳大利亚早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捕之一。在拒捕过程中Sam Poo受了重伤。

      Sam Poo在同年先后两次受审，先是在四月因为拒捕时向帮助警察寻找他的踪迹的一个土著开枪，然后是在十月因为谋杀沃德，两次都被陪审团迅速裁定为有罪。在审讯的过程中，只有一点点英语并因伤重而非常虚弱的Sam Poo根本不明白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而政府指定的华人译员完全听不懂他的南方方言。被法庭判处死刑后，Sam Poo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被绞死，行刑时有十几个白人平民和三个华人罪犯旁观。

      Sam Poo的事迹后来被人写成了一部小说、一出戏和一本儿童读物，他被描写成了遭冤杀的草莽英雄。有人（大国资金）在前几年曾企图改编那小说，拍部片名为“澳大利亚黄金”的电影，想来是打算把Sam Poo演义成反帝反殖、除暴安民、主持正义的中华战狼。

二. 兰滨平地骚乱

不是每一个到澳大利亚寻梦的华人都是圣贤菩萨，就像不是每一个洋人矿工都是文明楷模一样。追根寻底，导致华洋淘金人之间冲突不断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双方经济利益的互不相容。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华人的丑化和妖魔化，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害怕自己的生机被侵蚀剥夺的忧虑情绪。

从一八六0年十一月起至一八六一年九月间在新南威尔士西南部的布瑞贡地区发生的史称“兰滨平地骚乱”（Lambing Flat Riots）的事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卷入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骚乱。那场骚乱先后波及到了近旁的黑卫谷（Blackguard Gully）、后溪（Back Creek）、春溪（Spring Creek）、石溪（Stoney Creek）、袋熊（Wombat）和提帕瑞里谷（Tipperary Gully）等金矿区。

一八六0年三月，有人在兰滨平地发现了金矿。到六月底，由于报章的大肆渲染，各地正面临矿源日渐枯竭的困境的淘金人一时趋之如鹜，外来人口从几个星期里的二百多人，在十月中变成了二千二百，其中约有五百华人，很快又达到了六七千欧美人和近二千华人。布瑞贡地势平坦，沉积岩金矿层浅，含金量高，加上交通便利，生活物资供应充沛且便宜，所以人人都希望在那里大捞一把以弥补以前淘金时经历的失望。那里唯一的缺点是水源紧张。随着地道的淘金人而来的，据警方估计，还有数百个指望浑水摸鱼的盗马贼、小偷、流氓和恶棍。当地最初报警的两起盗窃案，据说都是华人干的。差不多同时到来的华人矿工与欧洲人、美国人以及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华人独特的相貌、饮食偏好、语言、生活习惯、封闭的社团以及嗜烟嗜赌、不讲究卫生的陋习都让洋人看不惯，而华人太能吃苦，心灵手巧，几乎无所不能，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较丰厚的收获则让洋人羡慕嫉妒恨。洋人矿工不能容忍华人的另外两个原因是他们嫌华人经常浪费水源以及随便在他们暂时放弃但依然保留着开采权的矿点淘金。按当年的法律，澳大利亚所有的土地都属于英国皇室，当局立法规定每月缴十先令可持有在一定面积上淘金的执照，如继续交费就继续拥有淘金权。也就是说，有些矿点尽管没有人在作业，那片土地可能依然是有主的，而一些华人往往不请自来、鹊巢鸠占。

有不少洋人矿工赞成“我活，也让别人活”的“共存”哲学，另一些洋人则从对华人“非我族类”的藐视偏见迅速发展到视之为竞争对手再发展到将华人视作对他们的生存的威胁。

十一月十三日，有人在兰滨平地矿区营地周围的许多桉树上贴出了非官方的“驱离通知”（Notice of Quit），指责华人不讲信义道德、爱吵架斗嘴、浪费水、偷金子、破坏地表、肮脏和传播麻风病等等，接着他们从矿区赶走了约五百个华人，还捣毁了华人的帐篷。

十二月九日，又有五十个华人被从营地赶走，许多人被剪掉了辫子，一些人受了轻伤。

第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由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詹姆斯·托比（James Torpy）、唐纳德·卡梅隆（Donald Cameron）和威廉姆·斯宾塞（William Spicer）等人发起，一千五百多个携带着铁镐铁锨的洋人矿工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会。斯图尔特是苏格兰人，当过兵，到澳大利亚以前是个织布工。托比是爱尔兰人，都柏林（Dublin）三一（Trinity）学院的毕业生，开过酒馆。卡梅隆也是苏格兰人，曾是格拉斯哥（Glasgow）的警长。斯图尔特在会上利用洋人群体恐惧被华人排挤吞没的心理，谴责华人是“蒙古蝗虫”、“国家的瘟疫”，有钱藏起来不花，把黄金都运回中国、对社会经济毫无贡献；他煽动说，再也不能听凭华人从欧洲人的嘴里抠面包、从欧洲人的餐桌上抢食物；他呼吁与会的群众认真考虑布瑞贡到底是欧洲人还是华人的金矿。

集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华人在两天以后离开。然而集会刚结束，一些人就在一支铜管乐队的引导下，闯进了正在忙于淘金的华人堆寻衅，并把他们撵出了矿区。当时的一则报道说那次行动充分显示了欧洲人的力量和华人的平和顺从。

四天后，斯图尔特们和他们的铁杆拥护者共八十余人成立了专门针对华人的“矿工保卫联盟”（Miners Protective League），号称他们要把整个矿区的伟大的劳工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以进行欧洲人最后的斗争。

毫无疑问，某些欧美无产阶级对东方的穷苦大众不曾产生过丝毫的天生的兄弟情谊（其实人类自私贪婪的本性远比什么种族、宗教、文化鸿沟和阶级性都强有力得多。欧洲各国淘金者之间为利益而争执冲突甚至酿成命案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二月二日，“矿工保卫联盟”向到矿区调查纠纷的警方要求迁走华人以保护他们自己的权益，不过同时也保证不会对华人使用暴力。警方建议他们向政府提交请愿书，并随即把他们草草拟就的请愿书送往了悉尼。

然而除非立法禁止持有采矿证的华人采矿，政府并没有办法满足“矿工保卫联盟”的愿望，而政府一时受议会制约还不能采取那样断然的措施。

在等待政府对“矿工保卫联盟”的请愿书做出答复的期间，警察吩咐华人停止淘金，但一伙华人顶风作案，偷偷进入了黑卫谷矿区，他们在二月十八日还袭击了两个洋人。洋人立即报复，二百多华人被赶走，帐篷和物品被烧。为此警方抓了十五个洋人，把他们关了一个晚上。

因为“矿工保卫联盟”指责政府不作为，在二月二十五日开会酝酿搞地方自治，明目张胆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政府从悉尼向布瑞贡派出了军队维稳，那些士兵甚至配备了三门炮。

三月三日，刚当选不久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查尔斯·考帕（Charles Cowper）亲自来到布瑞贡。他拒绝与“矿工保卫联盟”的代表对话，而选择直接与所有的洋人矿工见面。在一个板球场举行的集会上，考帕首先咒骂华人矿工是“害虫”和“垃圾”，声称政府一贯关心欧洲矿工、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其次，他抱怨议会多次否决了限制华人矿工的提案，使政府力不从心；最后，他强调，政府必须维持法律，不能允许任何群体欺负他人、伤害他人的身体或财物。

考帕的临时措施是限定华人只能在黑卫谷的一端淘金，用隔离来阻止华洋双方相邻作业。但是因为一方面黑卫谷里的金子越挖越少，另一方面持续干旱，那里可用于筛选金子的水也越来越少，华人经常犯规越境。华人或许不太清楚，但至关重要的是，政府的隔离政策其实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三月三十一日，“矿工保卫联盟”召集会议，要求立即采取积极的步骤抵制让华人回到矿区的政策。在那次会议上，虽然大多数洋人矿工赞同“联盟”的目标，但对采取激烈行动的兴趣不大。

以为天下太平了，更是为了节省费用，当局在五月底撤走了来了不到三个月的临时驻军，只留下了二十个警察。

然后就发生了六月三十日的大规模骚乱。

那天骚乱的直接诱因一是新南威尔士州议会根据《中英北京条约》中华人有权在英帝国自由迁徙和就业的条款，又一次否决了旨在严格限制华人入境的提案；二是有传言说一千五百个华人已在悉尼上岸，正在往布瑞贡而来；三是一些洋人发现有华人占了他们原来的采矿点；最后是谣传华人在后溪找到了新的黄金矿脉。

那天清晨，先是一千多洋人手持棍棒和镐头，打着他们的女人手制的写着“不要中国人”（No Chinese）字样的横幅，大喊大叫，惊醒了兰滨平地仍在熟睡中的近二千个华人矿工。更多的洋人从各处涌来，人数达到了三千左右。他们将华人赶走，然后洗劫了华人的黄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烧毁了大约三百个棚屋和帐篷。在狂热中，那帮暴徒又前往后溪，在那里淘金的一二百个华人获悉慌忙逃走，暴徒们在搜索抢劫华人的财物、破坏华人的工具之余，还骑马追逐殴打逃跑的华人，粗暴地割掉他们的长辫，甚至连着头皮硬扯下来。在那天的骚乱中，有二百多华人受伤，不过没有人死亡。

华人翻译詹姆斯·亨利（James Henley）在后来写给新南威尔士总督的信中提到，有个嫁了华人的欧洲妇人带着三个孩子，暴徒烧毁了她的帐篷，撕破了她的衣服，幸亏亨利及时干预，她才免于被强奸，她的孩子免于被活活烧死。

七月六日傍晚，五十七个警察奉命从附近的亚斯（Yass）和古尔本（Goulburn）等城镇赶到了布瑞贡，他们中间还有骑警。那天是星期天，洋人矿工及其他人都聚集在一起，不过警民没有发生冲突。

尽管当时澳大利亚社会上已经弥漫着浓厚的排华情绪，但主流舆论还是强烈谴责六月三十日的暴行。《亚斯信使报》（Yass Courier）在七月三日刊文说：“每一次暴行—尤其是如此野蛮残忍的—势必不利于达到禁止华人的目标。……它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这个国家是否应该被羞辱，被迫屈从于流氓的法则”。墨尔本的《争论报》（Argus）在七月十日刊文说：“兰滨平地发生的事激发了每个人心中最深切的同情。无论对华人存在何种偏见，无论多么强烈地赞成排斥他们的意见，我们相信没有人会站出来为那些让淘金人蒙羞的骚乱者的行为辩护，那些骚乱者玷污了英国人的名声，给人性本身带来了耻辱”。

七月十四日，警方经过调查以后，逮捕了带头骚乱、损坏华人财物但并非淘金矿工的三个人。当晚，将近一千矿工包围了关押那三个人的警察营地，有人多次向警察开枪。在屡次朝天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开枪回击，一个也许是爬在树上观望的矿工威廉姆·勒普顿（William Lupton）被流弹击中脖子而丧命。紧接着骑警两次挥剑冲锋驱散了人群。冲突中有多个警察和二十多个暴徒受伤。

次日拂晓，一切归于宁静。

被捕的三人在当天被送到古尔本受审，他们的假释请求当时被拒绝了。因为暴徒们放言将有更大的行动，警察担心寡不敌众，加上弹药不足，被迫从布瑞贡撤退。

在骚乱期间，曾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个华人逃到二十公里以外的柯拉望（Currawong）的一个农场里搭起帐篷避难。农场主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s）为他们提供了面粉、牛肉和衣服等。那些华人在那农场里躲了两个星期。

七月二十八日，政府派出的共二百八十人的由步兵、炮兵、警察和海军组成的治安部队分批从悉尼、亚斯和古尔本等地再次进驻布瑞贡。那支队伍挖战壕、修筑防御工事，摆出“这一来就不走了”的架势。在实际上，由海军带头，那些军队从八月起就开始分批撤离了，不过最后撤走的五十人一直待到了次年的七月三十一日。在那期间，华人在隔离区域中继续淘金，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同时，斯图尔特、托比、卡梅隆和斯宾塞等“矿工保卫联盟”的领袖们都失踪了，以致当局曾悬赏一百英镑捉拿他们。

后来托比在悉尼被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了，因为警方找不到他们的证人，无法证明托比卷入了骚乱。斯图尔特被捕后被立即假释。警方发现他们也无法对卡梅隆定罪。不过当局设法把斯宾塞判了二年监禁。

警方还把十个参加六月三十日骚乱和三个在七月十四日参加袭警的人送上了法庭，但他们中只有一个人被确认有罪而判了两年监禁，其余人都被当庭释放，因为法庭认为“他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事后，华人群体向政府请愿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四万零六百二十三英镑九先令八便士，最后得到了四千二百四十英镑九先令八便士。

一八六三年，布瑞贡所在的地区被改名为扬（Young）。有历史学家认为那是当局企图抹去那片污迹、让人们忘记那段丑恶历史的小动作。

一百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九六年，扬市市长就那场针对华人矿工的平民暴乱向华人道歉。

当然，“兰滨平地骚乱”并不是孤例。澳大利亚金矿区最早的排华骚乱发生在一八五三年新南威尔士的特伦（Turon）、然后是一八五四年维多利亚的本迪戈和新南威尔士的梅如（Meroo）、一八五六年新南威尔士的洛基（Rocky）河、一八五七年新南威尔士的阿德隆（Adelong）以及一八五八年的坦巴鲁拉。在有二千华人和七百洋人的维多利亚巴克兰（Buckland）河谷金矿区，由喝醉的美国人领头的一百来个洋人在一八五七年七月四日袭击和抢劫华人矿工，捣毁了他们的营地和庙宇致公堂。十三个肇事者被警察逮捕，不过立即就被法庭按照陪审团的决定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