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四）

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四）

民国政府与澳大利亚（6）

十三. 审判台籍日本兵

盟国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善后措施之一便是审判战争罪犯，以厘清战争责任，伸张正义，警示后人。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盟国的任务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策划、准备、发起和组织战争的甲级日本战犯的审判，中、美、英、苏、法、澳、荷兰和菲律宾八国则在所在国或占领地区设立军事审判法庭，起诉和审判犯有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乙、丙级日本战犯。丙级战犯多半是中低级军官或士兵。

自一九四五年底开始至一九五一年，澳大利亚分别在达尔文和其海外领地以及占领地区的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Morotai）、英属北婆罗洲的纳闽（Labuan）、新几内亚的维瓦克（Wewak）、拉包尔和马努斯（Manus）岛设立了军事法庭，共进行了三百场审判，审理被指控的日军嫌犯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其中七百七十人最终被判为战犯，三百三十八人无罪释放，另有二十五人未能得出结论。

那些被审者中包括台籍战犯嫌疑人一百多人，他们大多是从事辅助工作的军夫，少部分人正式在编具有军籍。许多台籍日本兵在关押盟军战俘最多的北婆罗洲和拉包尔的战俘营当看守，他们中的许多人极其残暴凶狠，因而被曾受其奴役虐待但幸存下来的战俘和平民指认为战犯嫌疑。

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拉包尔共进行了一百八十八场审判，九十五个台籍日本兵被确认有罪，其中林发伊（日名林一）和陈铭智（日名木代原武雄）因参与在一九四三年于拉包尔附近枪杀七个中国战俘又拒不认罪而被执行绞刑。被判死刑的还有潘进添（日名米田进）和另外四个台籍日本兵林琳彩（日名铃木三郎）、蒋清全（日名川上清)、王壁山（日名北村光太郎）和林江山（日名林义德)。潘进添涉及二十四个中国战俘和平民以及六个生病的中国战俘分别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和四月于拉包尔附近的塔笠沥（Talili）海湾被害案，他亲手枪杀了两个中国战俘。

关押在澳大利亚和各地的其他台籍日本兵战俘和侨民共五千多人分别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和十三日乘坐除役的原日军驱逐舰宵月号和特设航空母舰熊野丸被遣送回台湾基隆。

在军事法庭审判台籍战犯时，中国政府曾通过驻澳公使馆向澳方表示战后台湾回归了中国，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国国民，因此希望能将其按战胜国的国民对待，但是澳大利亚认为他们是以敌国军民身份参与战争犯罪活动的，所以必须以敌国公民身份待之并予以判决。

一九五一年九月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设立战犯大赦和假释委员会，根据日本政府的建议对被判刑的战犯分别作出了减刑、假释或大赦的安排，包括台籍战犯在内的许多战犯被送往日本的巢鸭监狱关押服刑。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战犯都被假释、减刑或以赦免的名义释放了。

澳大利亚始终坚持那些台籍战犯是服务于日军、以日本国民的名义对盟军战俘和平民犯下了反人道罪行的，因而拒绝了将他们遣送去台湾的要求。而那些台籍战犯在意识上也早已将自己视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他们在获释以后，绝大部分留在了日本，没有回台湾。

十四.寻找海南岛上的澳军战俘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以压倒的海陆空优势进攻印尼安汶（Ambon）岛，在五天内便击溃了四千多澳荷守军，占领了全岛。

岛上的澳军是临时编组成的海鸥支队（Gull Force），其主体是以威廉姆·斯科特（William Scott）中校为营长的第八师第2/21营，加上一些附属单位如三个野战班、一个反坦克连、一个军务团分队、一个野战救护队、一个牙医队和一个轻装辅助队等，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其中十五人在最初的五天里阵亡。在随后的几天里，三百零九个官兵在拉哈（Laha）机场被日军为报复他们的一艘扫雷艇的沉没而集体屠杀。余下的八百零七个俘虏中的二百六十七人，包括斯科特，在安汶的战俘营被关押了大半年之后，被日本人用船运到海南岛。

日军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攻占海南岛，随后在岛南的石碌发现了高品位的铁矿。在开始采矿的同时，日本人在北黎湾八所修建港口，并铺设从石碌通往八所的七十多公里长的运送矿石的铁路。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除了海鸥支队的官兵和二百多个荷兰战俘，日本人从广州、香港以及海南岛各地强征和抓来了二万多个中国劳工。负责修建港口和铁路的是日本的三井公司。

在八所战俘营里，各国战俘备受日军摧残，其中六十六个澳军先后累死、病死或饿死。而那些中国劳工只有二千多人活到了战后。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四十个澳军战俘被派到八所东北三十多公里处的抱板村据点做苦工。四月八日，二十四个澳军由十五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台湾兵监督随行，前往据点的北面修路。他们乘坐的卡车开出约一英里半左右就遭到了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的伏击。那些日军和台湾兵中的十二个被当场击毙，二人负伤被俘，只有一人逃脱，而澳军战俘九人被打死，五人逃脱（其中三人受伤），其余十人被琼纵带走。那十人在以后的十六个月中渺无音讯。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军发动代号为“鸽子”的解救行动，由美军战略服务局（OSS）的一支八人突击队空降八所，解放了那里九死一生的三百多个盟军战俘（包括一百八十多个澳军）。次日，美军将那些战俘转往三亚，再由军舰送往香港，然后分别遣送回国。

被救以后，斯科特不遗余力地寻找他失踪的部下，他先向盟军驻港最高当局提交了那十个人的名单，请求协助查找，同时向澳大利亚军方提出报告，希望通过盟军以及中澳两国的外交渠道查清那些人的生死存亡。

一九四五年九月，韩练成率领的国军第四十六军登陆海南岛进行接收，盟军立即派遣联络官随行，以便查询在岛上失踪的战俘以及战时被日军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的下落。

九月十九日，盟军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部又派出两个联络官，空降海南岛儋县的那大镇，拜会了琼纵司令员冯白驹。琼纵随即移交了他们手里的二十七个盟军人员。但那些战俘中除了美军飞虎队的飞行员以外，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和印度人，无一是澳大利亚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的一秘邵伯（Patrick Shaw）致函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希望中方批准澳军战俘管理处和战争公墓管理处派员搭乘也准备去海南岛寻找在战时殁亡军民的英国军舰上海南岛以搜寻那些澳军失踪人员。二月四日，王世杰表示基于“同盟国作战之友谊，可予同意”，签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批复。二月八日，蒋批复同意。

可是内政部却胆敢妄议中央，他们认为事情发生在中国境内，应由中国相关部门代为解决，如任由外人前往自行寻找，有损国权，所以不应允许澳方代表上岛，更不能同意让英舰前往（当时港英当局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防守香港的英军虽做了长期的准备，但在日军的进攻下却打了仅仅两个星期就缴枪投降，而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当从广西出发的中国军队沿西江东下准备接管香港时，英军却以军舰快速运兵，抢先收复了香港，这让中国政府和准备接收香港的国军非常恼火，所以广东的军政当局对港英政府处处制肘，他们不准英国的军舰前往大陆沿海的港口，也不准英军人员去海南岛）。

外交部认为内务部的意见不妥，遂向军令部寻求支持。那时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已在缅甸和印度修建了阵亡将士陵园，得到了当地军政当局的协助，并准允派员驻守打理。军令部认为对于澳军入岛寻找其失踪人员或者遗骸，于情于理都不能拒绝。外交部最后给澳军搜寻小队一个月的时间上岛搜寻，同时通过军令部请当地驻军予以配合。

在中方亮了绿灯以后，澳大利亚军方组织了以杰克逊（H.N.Jackson）少校为首的查找海南失踪战俘三人小组，与杰克逊小组同行的还有去寻找和收集盟军战俘遗骸的澳军战争公墓处的三个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他们从澳大利亚乘军机出发，辗转多地，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抵达香港。

由于中方不准英国军舰去海南岛，杰克逊求助于在港的美军。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航行，因为中国政府不仅需要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和其它战略物资以准备内战，而且还需要其派出扫雷舰协助清扫日本人在沿海及琼州海峡布下的水雷。杰克逊的请求获得了美军的积极回应，美军此时也正要派遣一个小组前往海南进一步搜寻因战时空袭该岛而被击落或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三月十五日，杰克逊等随美军的一艘驱逐舰在海口上岸。

杰克逊小组在海口四处打听，但没有什么眉目，于是决定从北向南纵贯全岛一路找去。三月十九日，由杰克逊三人小组、澳军战争公墓处的三人、一个英国海军中校、二个美军军官和一个中国译员组成的寻访失踪澳军探险队，分乘两辆吉普车由海口向那大进发。国军海口卫戍区派了六个官兵乘坐另一辆车在后面予以护卫，但保持了半英里的距离，以便让那些盟军官兵显得在国共相争之际保持中立。一路上逢村过寨时，杰克逊小组都会停下来打探失踪战俘的消息，不过都一无所获。

杰克逊他们在那大见到了冯白驹的一位联络员，但没能见到冯白驹。杰克逊只能修书一封，希望冯白驹能告知有关澳军（包括其他欧美裔）失踪战俘的情况以及如何找到他们的途径。杰克逊在信中说，如能将那些澳军战俘送还，琼纵可以提出要求，澳方都可以考虑。他还给了那位联络员二万元金圆券。

在那大得知，因琼纵与国军之间战事不断，从那大到八所的所有桥梁都已被破坏，道路不通，无法前往。因此，杰克逊小组决定原路返回海口。当他们抵达澄迈县福山镇时，遇到了大批从八所徒步而来的香港劳工。杰克逊从他们口中听说有四个澳军战俘从琼纵游击队逃出，但已死亡，就埋葬在距八所北面约四英里左右的地方。

回到海口后，杰克逊拜会了当地驻军最高首脑韩炼成，希望能获得一些信息，然而韩炼成爱莫能助。三月二十二日，杰克逊小组等再从海口出发，沿东线前往榆林，又从榆林抵达八所。他们在当年盟军战俘营附近的小岭墓地及周边地区收集死难战俘的遗骨，遍访当地居民和仍然滞留在八所的劳工。他们听说琼纵带走的澳军中有二个受了伤，很快就死了。剩下的八个在被带走的次日就从游击队那里逃了出去，一分为二，一组三人，另一组五人，前者向南，后者往东，朝不同方向逃命。据说那三人组后来被日军逮住，其中二人当即被日军拉到海边枪毙了，剩下的那一个很可能也已经病死了。

杰克逊们又听说，有人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看到游击队里有欧洲人。更早一些时候，约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有人看到有一个澳军士兵在为冯白驹的兵工厂制造弹药。

杰克逊小组于四月三日返回榆林。在那里又听说有人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看到有四个欧洲人与冯白驹的部队在一起活动，看上去他们不像是被关押的俘虏，不过显然其活动范围有所限制。

杰克逊决定返回香港，再从那里赴广州拜会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张发奎，希望通过他使搜寻工作能有所进展。在香港，杰克逊向驻港英军首长报告了海南行的结果以及面临的问题，后者答应将为其完成使命提供尽可能的协助。双方在考虑了中国的形势尤其是海南岛的局势之后，都认为派出部队前往海南岛搜索是不可行的，那只会加剧岛上的动荡，也可能会为岛上国共双方争相利用而造成无法避免的外交纠纷。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与冯白驹直接联系，或者通过澳驻华使团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络，通过他们责成冯白驹澄清澳大利亚战俘的问题。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高伯兰（Douglas Copland）为此事督促公使馆一秘邵伯直接与在南京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络，试图通过周与冯白驹取得联络。杰克逊因以前曾见过孙夫人宋庆龄，也极力设法与之取得联系，希望孙夫人能对此事帮上一把。

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一个领事同时听到另一个传言，说被琼纵裹挟的澳军战俘已经全部死亡，都埋葬在昌江与感县之间的地带。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无主坟墓，埋的主要是病殁饿死或被日军枪杀的劳工。

邵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在五月十四日的回信中说，因为冯白驹部正在应付国军重兵的围剿，处境极端困难，双方通讯极不正常，所以中共中央很难向冯白驹传达保护澳军战俘并将他们安全送出国军包围圈的指示。周恩来建议邵伯与国府广州行营联系，以探听相关消息。周恩来同时答应将尽一切可能设法与琼纵联络，一旦有任何进展，就会及时相告。

六月七日，周恩来再次给邵伯去信，报告与琼纵联络上了，后者将有关救助及交还盟军战俘的事项一一作了汇报，然而根本没有提及澳军战俘。

杰克逊最后向澳大利亚军方报告的结论是，寻访小组已竭尽所能搜寻那些战俘的踪迹，但无法完成任务。综合各方信息，他估计那些人业已全部死亡，葬于岛上，但没有留下任何墓碑标志。

一九八一年，从海南岛的老欧村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那里在抗战中曾收留过两个得了疟疾的“蓝眼睛红胡子”，先是说他们是从日寇那里逃出的，后来又说他们是抗日武装委托村民照料的。他们死后就埋在当地。二00三年，中澳合作在老欧村竖立了一座“海鸥支队纪念牌”。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Peter Cosgrove）及夫人曾在二0一五年三月到老欧村为纪念碑敬献花圈。

据说那两个军人的遗骸曾被送往北京作DNA鉴定，不过鉴定的结果不曾公布，因此不清楚他们是否属于那十个失踪的澳军战俘，更谈不上确定他们的姓名，也没见到那些遗骸被运回澳大利亚的报道。

 

 

 

 

 

 

 

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四）

民国政府与澳大利亚（6）

十三. 审判台籍日本兵

盟国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善后措施之一便是审判战争罪犯，以厘清战争责任，伸张正义，警示后人。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盟国的任务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策划、准备、发起和组织战争的甲级日本战犯的审判，中、美、英、苏、法、澳、荷兰和菲律宾八国则在所在国或占领地区设立军事审判法庭，起诉和审判犯有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乙、丙级日本战犯。丙级战犯多半是中低级军官或士兵。

自一九四五年底开始至一九五一年，澳大利亚分别在达尔文和其海外领地以及占领地区的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Morotai）、英属北婆罗洲的纳闽（Labuan）、新几内亚的维瓦克（Wewak）、拉包尔和马努斯（Manus）岛设立了军事法庭，共进行了三百场审判，审理被指控的日军嫌犯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其中七百七十人最终被判为战犯，三百三十八人无罪释放，另有二十五人未能得出结论。

那些被审者中包括台籍战犯嫌疑人一百多人，他们大多是从事辅助工作的军夫，少部分人正式在编具有军籍。许多台籍日本兵在关押盟军战俘最多的北婆罗洲和拉包尔的战俘营当看守，他们中的许多人极其残暴凶狠，因而被曾受其奴役虐待但幸存下来的战俘和平民指认为战犯嫌疑。

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拉包尔共进行了一百八十八场审判，九十五个台籍日本兵被确认有罪，其中林发伊（日名林一）和陈铭智（日名木代原武雄）因参与在一九四三年于拉包尔附近枪杀七个中国战俘又拒不认罪而被执行绞刑。被判死刑的还有潘进添（日名米田进）和另外四个台籍日本兵林琳彩（日名铃木三郎）、蒋清全（日名川上清)、王壁山（日名北村光太郎）和林江山（日名林义德)。潘进添涉及二十四个中国战俘和平民以及六个生病的中国战俘分别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和四月于拉包尔附近的塔笠沥（Talili）海湾被害案，他亲手枪杀了两个中国战俘。

关押在澳大利亚和各地的其他台籍日本兵战俘和侨民共五千多人分别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和十三日乘坐除役的原日军驱逐舰宵月号和特设航空母舰熊野丸被遣送回台湾基隆。

在军事法庭审判台籍战犯时，中国政府曾通过驻澳公使馆向澳方表示战后台湾回归了中国，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国国民，因此希望能将其按战胜国的国民对待，但是澳大利亚认为他们是以敌国军民身份参与战争犯罪活动的，所以必须以敌国公民身份待之并予以判决。

一九五一年九月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设立战犯大赦和假释委员会，根据日本政府的建议对被判刑的战犯分别作出了减刑、假释或大赦的安排，包括台籍战犯在内的许多战犯被送往日本的巢鸭监狱关押服刑。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战犯都被假释、减刑或以赦免的名义释放了。

澳大利亚始终坚持那些台籍战犯是服务于日军、以日本国民的名义对盟军战俘和平民犯下了反人道罪行的，因而拒绝了将他们遣送去台湾的要求。而那些台籍战犯在意识上也早已将自己视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他们在获释以后，绝大部分留在了日本，没有回台湾。

十四.寻找海南岛上的澳军战俘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以压倒的海陆空优势进攻印尼安汶（Ambon）岛，在五天内便击溃了四千多澳荷守军，占领了全岛。

岛上的澳军是临时编组成的海鸥支队（Gull Force），其主体是以威廉姆·斯科特（William Scott）中校为营长的第八师第2/21营，加上一些附属单位如三个野战班、一个反坦克连、一个军务团分队、一个野战救护队、一个牙医队和一个轻装辅助队等，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其中十五人在最初的五天里阵亡。在随后的几天里，三百零九个官兵在拉哈（Laha）机场被日军为报复他们的一艘扫雷艇的沉没而集体屠杀。余下的八百零七个俘虏中的二百六十七人，包括斯科特，在安汶的战俘营被关押了大半年之后，被日本人用船运到海南岛。

日军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攻占海南岛，随后在岛南的石碌发现了高品位的铁矿。在开始采矿的同时，日本人在北黎湾八所修建港口，并铺设从石碌通往八所的七十多公里长的运送矿石的铁路。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除了海鸥支队的官兵和二百多个荷兰战俘，日本人从广州、香港以及海南岛各地强征和抓来了二万多个中国劳工。负责修建港口和铁路的是日本的三井公司。

在八所战俘营里，各国战俘备受日军摧残，其中六十六个澳军先后累死、病死或饿死。而那些中国劳工只有二千多人活到了战后。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四十个澳军战俘被派到八所东北三十多公里处的抱板村据点做苦工。四月八日，二十四个澳军由十五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台湾兵监督随行，前往据点的北面修路。他们乘坐的卡车开出约一英里半左右就遭到了中共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的伏击。那些日军和台湾兵中的十二个被当场击毙，二人负伤被俘，只有一人逃脱，而澳军战俘九人被打死，五人逃脱（其中三人受伤），其余十人被琼纵带走。那十人在以后的十六个月中渺无音讯。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军发动代号为“鸽子”的解救行动，由美军战略服务局（OSS）的一支八人突击队空降八所，解放了那里九死一生的三百多个盟军战俘（包括一百八十多个澳军）。次日，美军将那些战俘转往三亚，再由军舰送往香港，然后分别遣送回国。

被救以后，斯科特不遗余力地寻找他失踪的部下，他先向盟军驻港最高当局提交了那十个人的名单，请求协助查找，同时向澳大利亚军方提出报告，希望通过盟军以及中澳两国的外交渠道查清那些人的生死存亡。

一九四五年九月，韩练成率领的国军第四十六军登陆海南岛进行接收，盟军立即派遣联络官随行，以便查询在岛上失踪的战俘以及战时被日军击落的盟军飞行员的下落。

九月十九日，盟军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部又派出两个联络官，空降海南岛儋县的那大镇，拜会了琼纵司令员冯白驹。琼纵随即移交了他们手里的二十七个盟军人员。但那些战俘中除了美军飞虎队的飞行员以外，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和印度人，无一是澳大利亚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的一秘邵伯（Patrick Shaw）致函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希望中方批准澳军战俘管理处和战争公墓管理处派员搭乘也准备去海南岛寻找在战时殁亡军民的英国军舰上海南岛以搜寻那些澳军失踪人员。二月四日，王世杰表示基于“同盟国作战之友谊，可予同意”，签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批复。二月八日，蒋批复同意。

可是内政部却胆敢妄议中央，他们认为事情发生在中国境内，应由中国相关部门代为解决，如任由外人前往自行寻找，有损国权，所以不应允许澳方代表上岛，更不能同意让英舰前往（当时港英当局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防守香港的英军虽做了长期的准备，但在日军的进攻下却打了仅仅两个星期就缴枪投降，而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当从广西出发的中国军队沿西江东下准备接管香港时，英军却以军舰快速运兵，抢先收复了香港，这让中国政府和准备接收香港的国军非常恼火，所以广东的军政当局对港英政府处处制肘，他们不准英国的军舰前往大陆沿海的港口，也不准英军人员去海南岛）。

外交部认为内务部的意见不妥，遂向军令部寻求支持。那时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已在缅甸和印度修建了阵亡将士陵园，得到了当地军政当局的协助，并准允派员驻守打理。军令部认为对于澳军入岛寻找其失踪人员或者遗骸，于情于理都不能拒绝。外交部最后给澳军搜寻小队一个月的时间上岛搜寻，同时通过军令部请当地驻军予以配合。

在中方亮了绿灯以后，澳大利亚军方组织了以杰克逊（H.N.Jackson）少校为首的查找海南失踪战俘三人小组，与杰克逊小组同行的还有去寻找和收集盟军战俘遗骸的澳军战争公墓处的三个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他们从澳大利亚乘军机出发，辗转多地，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抵达香港。

由于中方不准英国军舰去海南岛，杰克逊求助于在港的美军。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航行，因为中国政府不仅需要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和其它战略物资以准备内战，而且还需要其派出扫雷舰协助清扫日本人在沿海及琼州海峡布下的水雷。杰克逊的请求获得了美军的积极回应，美军此时也正要派遣一个小组前往海南进一步搜寻因战时空袭该岛而被击落或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三月十五日，杰克逊等随美军的一艘驱逐舰在海口上岸。

杰克逊小组在海口四处打听，但没有什么眉目，于是决定从北向南纵贯全岛一路找去。三月十九日，由杰克逊三人小组、澳军战争公墓处的三人、一个英国海军中校、二个美军军官和一个中国译员组成的寻访失踪澳军探险队，分乘两辆吉普车由海口向那大进发。国军海口卫戍区派了六个官兵乘坐另一辆车在后面予以护卫，但保持了半英里的距离，以便让那些盟军官兵显得在国共相争之际保持中立。一路上逢村过寨时，杰克逊小组都会停下来打探失踪战俘的消息，不过都一无所获。

杰克逊他们在那大见到了冯白驹的一位联络员，但没能见到冯白驹。杰克逊只能修书一封，希望冯白驹能告知有关澳军（包括其他欧美裔）失踪战俘的情况以及如何找到他们的途径。杰克逊在信中说，如能将那些澳军战俘送还，琼纵可以提出要求，澳方都可以考虑。他还给了那位联络员二万元金圆券。

在那大得知，因琼纵与国军之间战事不断，从那大到八所的所有桥梁都已被破坏，道路不通，无法前往。因此，杰克逊小组决定原路返回海口。当他们抵达澄迈县福山镇时，遇到了大批从八所徒步而来的香港劳工。杰克逊从他们口中听说有四个澳军战俘从琼纵游击队逃出，但已死亡，就埋葬在距八所北面约四英里左右的地方。

回到海口后，杰克逊拜会了当地驻军最高首脑韩炼成，希望能获得一些信息，然而韩炼成爱莫能助。三月二十二日，杰克逊小组等再从海口出发，沿东线前往榆林，又从榆林抵达八所。他们在当年盟军战俘营附近的小岭墓地及周边地区收集死难战俘的遗骨，遍访当地居民和仍然滞留在八所的劳工。他们听说琼纵带走的澳军中有二个受了伤，很快就死了。剩下的八个在被带走的次日就从游击队那里逃了出去，一分为二，一组三人，另一组五人，前者向南，后者往东，朝不同方向逃命。据说那三人组后来被日军逮住，其中二人当即被日军拉到海边枪毙了，剩下的那一个很可能也已经病死了。

杰克逊们又听说，有人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看到游击队里有欧洲人。更早一些时候，约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有人看到有一个澳军士兵在为冯白驹的兵工厂制造弹药。

杰克逊小组于四月三日返回榆林。在那里又听说有人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看到有四个欧洲人与冯白驹的部队在一起活动，看上去他们不像是被关押的俘虏，不过显然其活动范围有所限制。

杰克逊决定返回香港，再从那里赴广州拜会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张发奎，希望通过他使搜寻工作能有所进展。在香港，杰克逊向驻港英军首长报告了海南行的结果以及面临的问题，后者答应将为其完成使命提供尽可能的协助。双方在考虑了中国的形势尤其是海南岛的局势之后，都认为派出部队前往海南岛搜索是不可行的，那只会加剧岛上的动荡，也可能会为岛上国共双方争相利用而造成无法避免的外交纠纷。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与冯白驹直接联系，或者通过澳驻华使团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络，通过他们责成冯白驹澄清澳大利亚战俘的问题。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高伯兰（Douglas Copland）为此事督促公使馆一秘邵伯直接与在南京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络，试图通过周与冯白驹取得联络。杰克逊因以前曾见过孙夫人宋庆龄，也极力设法与之取得联系，希望孙夫人能对此事帮上一把。

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一个领事同时听到另一个传言，说被琼纵裹挟的澳军战俘已经全部死亡，都埋葬在昌江与感县之间的地带。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无主坟墓，埋的主要是病殁饿死或被日军枪杀的劳工。

邵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在五月十四日的回信中说，因为冯白驹部正在应付国军重兵的围剿，处境极端困难，双方通讯极不正常，所以中共中央很难向冯白驹传达保护澳军战俘并将他们安全送出国军包围圈的指示。周恩来建议邵伯与国府广州行营联系，以探听相关消息。周恩来同时答应将尽一切可能设法与琼纵联络，一旦有任何进展，就会及时相告。

六月七日，周恩来再次给邵伯去信，报告与琼纵联络上了，后者将有关救助及交还盟军战俘的事项一一作了汇报，然而根本没有提及澳军战俘。

杰克逊最后向澳大利亚军方报告的结论是，寻访小组已竭尽所能搜寻那些战俘的踪迹，但无法完成任务。综合各方信息，他估计那些人业已全部死亡，葬于岛上，但没有留下任何墓碑标志。

一九八一年，从海南岛的老欧村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那里在抗战中曾收留过两个得了疟疾的“蓝眼睛红胡子”，先是说他们是从日寇那里逃出的，后来又说他们是抗日武装委托村民照料的。他们死后就埋在当地。二00三年，中澳合作在老欧村竖立了一座“海鸥支队纪念牌”。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Peter Cosgrove）及夫人曾在二0一五年三月到老欧村为纪念碑敬献花圈。

据说那两个军人的遗骸曾被送往北京作DNA鉴定，不过鉴定的结果不曾公布，因此不清楚他们是否属于那十个失踪的澳军战俘，更谈不上确定他们的姓名，也没见到那些遗骸被运回澳大利亚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