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六）

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六）

满清与澳大利亚政府（1）

一.清廷早期争取在澳大利亚建立外交使团的努力

清廷于一八五七年分别派出郭嵩焘和陈兰彬出使英美（后者兼管西班牙及秘鲁），一八六一年设立了由洋务派领军人物、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奕?（即“铁帽子王”）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八七七年何如璋出使日本。同时清廷还希望在东南亚和大洋洲也设立外交机构。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如奕?、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并没有向全世界弘扬大中华无与伦比的先进文化和制度的雄才大略，他们只是认为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在各国设立使团有利于通商贸易和“师夷之长以自强”。

      张之洞在一八八四年出任两广总督后，很想仿照北洋水师建个粤洋水师。他在一八八六年派遣王荣和与曾随何如璋出使日本而已经回国的余瓗前往南洋和澳大利亚，探索从那里有钱的华侨割点韭菜集资造战舰护商以及在那里设立领事馆的可能性。王、余从广州出发，先到菲律宾，然后到新加坡和马六甲（Malacca），再到印尼群岛，最后是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先后访问了达尔文、悉尼、墨尔本、瓦伽拉塔（Wangaratta）、比奇沃斯、巴拉腊特、纽斯卡尔（Newcastle），汤斯维尔（Townsville）和库克顿等处。

回国以后，王、余将游历所见向张之洞禀述，张之洞随之向朝廷上折汇报，并建议在悉尼设“总领事一员”，总理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昆士兰各埠以及新西兰的华人事务，“则华工得所庇倚，谋生益觉有资。其各埠副领事，可即令商人兼办，无须发给薪费”。

然而英国外交部长期将清廷在澳设立外交使团的提议束诸高阁，一则因为伦敦不准备轻易放弃对殖民地外交政策的掌控，二则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地都有独立的立法权，要在各地协调设置外国领馆麻烦多多。

二.八国联军中的澳大利亚军队

一九00年六月，慈禧太后以为义和团的好汉们真能刀枪不入、所向披靡，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同时向英、美、法、俄等十一国宣战。八国联军随即在八月攻入北京，太后携皇帝仓惶西逃。尽管胜利毫无悬念，伦敦还是不断号召其殖民地子民为帝国为维多利亚女王效力。当时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军队的大部分主力近一万七千人作为大英帝国远征军的一部分正深陷在与南非的荷裔殖民者对抗的波尔（Boer）战争中，因此几乎无兵可派。为了向宗主国表个态度，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三个殖民地临时招募了大约四百六十个后备兵和退役的海军士兵，在该年八月从悉尼启航驶往中国。那是澳大利亚军人的皮靴第一次踏上华夏大地。然而因为抵达太晚，澳军没有赶上任何战事，他们只是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承担过站岗放哨之类的闲差。尽管如此，还是有六个人死于伤病（也算是为国牺牲的先烈）。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的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那伙军人从中国搜罗到的若干纪念品，如男人的长辫、清政府官员的大褂和顶戴等等。

三.领事馆建立以前的清澳交往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以后，尤其是基于白澳政策的移民限制法案通过以后，华人社团越来越迫切地觉得最好有母国的官方代表撑腰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到了一九0七年（宣统元年），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同意了清廷在澳设立领事馆的要求。

      悉尼闻人梅光达原是在澳华人社团、欧洲各国驻澳使节以及澳大利亚政府都中意的领事人选，可惜他在一九0三年就不幸去世了。

一八五0年出生于广东台山一个商家，梅光达九岁时随运送淘金人的叔父到悉尼，长期寄居在一户苏格兰人家，因此从小就受到英国绅士的言谈举止的潜移默化，并皈依了基督教。梅光达在一八七一年归化为英国子民。一八八一年，他回台山省亲，返回悉尼后开设了销售茶叶的连锁店。一八八五年，他成为在澳华人中参加共济会（Freemasonry）的第一人。一八八六年，梅光达娶他的英国朋友的女儿、刚满二十一岁的教师Margaret Scarlett为妻。他的丈人强烈反对那桩婚事，抵制了他们的婚礼。

作为社区领袖，梅光达一贯为华人的权益奔走呼吁。他乐善好施，经常济贫赈穷。他是悉尼最早的华商组织联益堂的创始人之一（联益堂成立于一八九三年，代表四邑、香山、东莞、增城和高要的八家老牌商行。那些商行主要批发和零售在澳华人所需的各类自中国进口的杂货，经营替华人把黄金和钱汇回家的业务，并先后代理三家航运公司（劫行东方轮船（The Eastern and Australian Steamship）、日本船行（Nippon Yusen Kaisha (NYK)）和太古（Swire Group）海运）的华人生意（航运公司之所以将华人生意外包，主要是需要语言方面的帮助。华人代理在出售船票及承接货运之余，还得派员到码头安排人与货物平安妥善出航）。联益堂的三大宗旨为慈善救济，服务旅澳华人公益；促进商人间的联系以及调解华人社区的内部争端）。梅光达多次呼吁禁止进口鸦片，一八八三年，他组织了有四千人签名的禁烟请愿活动。梅光达强烈谴责华人的嗜赌，更谴责其他不道德行为。在悉尼的洋人社会精英中，梅光达也有广泛的人脉。由于清廷在澳大利亚没有领事，梅光达在很长的时期里曾是清廷事实上的在澳代表。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梅光达夫妇携幼女赴华探亲。其间梅光达在广州拜会了张之洞，向后者报告了在澳华侨的处境以及关于双边贸易的建议，他还提醒张之洞在澳建立领事馆的迫切性。为了嘉奖梅光达对在澳华人社团以及在加强清澳关系上做出的贡献，张之洞为他奏请封赏了五品军功衔和蓝水晶配青金石的蓝翎（在一八九四年，梅光达又通过捐购官銜，获得了清廷御准授予的四品顶戴）。

梅光达的茶室生意越做越大，也许是因为树大招风，一九0二年八月，他在悉尼维多利亚女王大厦的办公室里被劫匪的铁棍殴打成伤，以致在次年七月英年早逝。

跟梅光达齐名的墨尔本的华商是出生于一八三一年的刘光明。他是在马来亚的槟榔屿（Penong Island，即槟城）长大的广东四邑人，在毛里求斯学的英语和法语。他在一八五三年作为第一个华商移民墨尔本，先是专门为在维多利亚的华人矿工进口鸦片、米、衣服、茶叶和腌制食物等货物，同时为他们运黄金回国，他也做运输华人淘金工来澳的生意。在维多利亚的淘金热退温后，刘光明投资银行业、矿业和其他商业。他一度是墨尔本最大的富翁之一。刘光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支持英国，他的一个兄弟是为东印度公司战死的。不过他经常为在澳华人发声，他反复强调根据一八九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华人有权在大英帝国旅行和就业。

一九0二年四月，清廷驻英大使派遣驻新加坡总领事和驻槟榔屿副领事访问澳大利亚，他们在半个月里考察了达尔文、布里斯班、悉尼和墨尔本的风土人情。一九0六年十一月初，清廷又派员到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和朗塞斯顿（Launceston）调查民情。

一九0八年，经过长达一年的努力，清廷和张之洞在澳大利亚的华侨中募得了“海军捐”二千六百英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悉尼和墨尔本出现了几份华文报纸。一八九四年九月，澳大利亚第一份由华人编辑的报纸《广益华报》在悉尼出版。该报的三个原始股东里有两个洋人，另一个是主持报务的受过西式教育的华商孙俊臣。《广益华报》是周报，除了广告，有中澳及世界新闻栏目共二十项。在其兴旺时期，《广益华报》有长期订户八百家，每期销售量约一千份（该报维持到了一九二三年）。一八九八年六月，代表华商利益的《东华新报》在悉尼创刊，它很快成为保皇党的喉舌，一九0二年改名为《东华报》（一九三六年停刊）。澳大利亚华人共和派中心的墨尔本在一九0二年出现了《爱国报》，一度由原《东华新报》的编辑郑禄独自包揽编（辑）、记（者）和排（版）。一九0五年，《爱国报》由新民启智会接办，改名为《警东新报》，同样以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为目标。一九一七年它改名为《平报》，一九一九年再次改名为《民报》，一九二二年迁往悉尼，成为国民党的党报，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五0年。一九0九至一九一0年间在《警东新报》上连载的《多妻毒》是在澳大利亚以及西方世界出现的第一部中文小说。华文报纸生存不易，一是因为市场窄小，二是因为往往赊账订阅者多而按时付款者少。

一八九七年七月的一天，警察从悉尼一家华人赌馆抓了十五个赌徒，要把他们带去一英里外的警察局，但警察只带了十四副手铐，于是他们将一个赌徒的长辫绑在后面的人的手铐上。这激起了许多华人的愤慨。《广益华报》刊登了“扯辫可怒”一文表示抗议。文章指出，赌博是最轻微的犯罪，华人赌博，无非是小钱消闲取乐，因之而被送上法庭受审，本身就是小题大做。洋人赌马时万头攒动，既有议员政客，也有各种公职人员，赌资动辄以数百英镑计，却完全合法。英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未经审判定罪，断无将嫌犯作为罪犯擅加刑辱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辫子是华人最为紧要之物，被人当众揪辫子是华人的奇耻大辱。即使华人真犯了法，法律上也没有警察可以扯辫子的规定。警察仗势行凶，羞辱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该报并向市政府提出了申诉。半个月后，该报跟进报道说，当局下令，以后警察如遇有华人犯事，无论大小案件，均“不得擅拿辫子”。

四.清廷首任驻澳总领事梁澜勋（一九0九年三月—一九一0年十月）期间

获澳大利亚同意建立领事馆以后，清廷拨款一万九千七百两银子在当时的首都墨尔本建馆（实际报账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两，略有结余）。担任清廷首任驻澳总领事的是一八八0年出生于广东三水的梁澜勋。当时总领事馆编制为总领事一人、二等翻译一人、二等及三等书记各一人，合计四人。

清廷原本希望在设立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的同時，也在新南威尔士、南澳和昆士兰设置由当地有名望的华商业余兼任的副领事，英国也对之表示同意，不过这个计划始终没有落实。

梁澜勋早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曾任候补道员，后在刚创办不久的天津北洋大学短暂任教，一九0四年任职北海洋务局，一九0七年任职清廷驻英使馆，一九0九年三月到墨尔本就任。翌年十月，他因病辞职返乡就医（回国后曾任粤汉铁路文案、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北京政府外交部广东交涉员和粤海关督察等职）。

梁澜勋在墨尔本的经历不甚愉快。他年轻、欠缺经验、人地生疏，一切都需从零开始。加上澳大利亚联邦初建，刚开始探索国家的定位，大量事务需要各州协调整合至同步，因此一团乱麻。还有就是梁澜勋一上任就碰了个软钉子：清廷民政部于一九0八年在国內搞人口统计，在十一月通过驻英使馆令悉尼及墨尔本的华人社团将在澳华人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等）登记造册后函送驻英使馆（如是学生需填报学生，如是经商人士需填报所营之业）。政府的用意是给予海外华人与国內居民同等待遇。同时驻英大使与两广总督商洽，建议华侨如在所居之地到领事馆申请（或由商会代为申请）后，可发给回国护照，凭照可得到国内地方官的保护。但这事让在澳华侨感到困惑，他们质疑驻英使馆不设法解决华人的入境和长期居留问题，华人的人数势将越来越少，调查将毫无意义。梁澜勋到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人口登记，而华人社团根本不予配合，只能不了了之。

紧接着，梁澜勋犯了外放官僚的大忌：下车伊始，就想平整“山头”。他要求迅速解散原有的那些多半以地域、宗族或帮会为基础的“散漫”的堂馆公会，代之以农工商分类的专业商会，以“研论商务，联络商情”,“广筹谋而保权利”。这样直接触犯华人社团头面人物的利益和尊严的主意，自然更是无人理会。

因为父亲亡故，梁澜勋在一九0九年八月获假四个月回籍治丧。那时由于一年前“二辰丸案”（一九0八年二月，日本轮船二辰丸从横滨为澳门一华商偷运枪支弹药，在澳门路环岛附近海面被清朝广东水师巡视船截获扣留。日本和澳葡政府都声称二辰丸所航行的水面是葡萄牙的领海，而且事先经过葡方允许，扣押该船侵犯了葡国对其沿海的管辖权。三月，日本公使向满清外交部提出五项要求：立即放回二辰丸；放船时，满清兵舰鸣炮示歉；被扣军火由满清实价购买；处罚相关官员；赔偿经济损失。清廷很快表示全盘接受日方条款）的余波，澳大利亚华人还在响应国内呼吁而抵制日本，梁澜勋却订了日本邮轮熊野丸回国，于是墨尔本无人送船，悉尼的保商会干脆登广告宣称：“驻墨尔本梁总领事……搭日本船归国。此间侨民……以国耻而动公愤，因公愤而行抵制，是爱国热情所激发……。该领事为保护侨民而来，应有体恤侨民之隐衷，以顾全大局。乃不顾舆情，悍然搭日船回国。侨民愤之。……决议不公认为领事”。

在澳大利亚，过往一向是政府立法，华人执行，根本谈不上争取权益。华人也认为自己仅是暂居，只要能赚钱就行。等到需要确保入境和长期居留权的时候，正好总领事来了，侨民们对领事馆的功能和权限一无所知，以为来了母国的官，就有了金罩铁甲，至少有事可能按他们习惯的规矩“私了”了。当领馆无法解决入境和居留权的问题，更保护不了违法犯罪的人，就遭到了各式华人团体的群起攻击。

事实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那个语言听写测试并不仅限于华人，德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都有未能通过测试而被拒绝入境的。当然，被拒绝入境的华人的比例最高。只是尽管早已积弱积贫，华人却依然有种“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大国心态，更有一种“以前行，为什么现在不行”的思维定式，联邦政府成立以后，单独乃至上百华人借各种途径如冒充水手、藏船内货物中潜入港口等偷渡入境的案件接二连三，禁而难绝。梁澜勋一方面要承受澳方不能制约自己国民的责难，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没有尽力保护侨民的怪罪，到最后竟不得不要将偷渡者亲自护送离境为止。

梁澜勋在洋人中也名声欠佳。他上任时带着一妻一妾一女。他于妻妾之间一直处于两难境地、束手无策，本欲独带宠妾，妻不肯；欲独带妻，则妾不愿。其妻缠脚，三寸金莲常令洋人侧目，而且据说其妻性妒而悍，斥骂他时之河东吼常达户外。为恐海关阻碍及瞒人耳目，梁澜勋自欺欺人，称其妾为女儿的教员。他“凡与社会周旋者，莫不与女教员形影相随。西人闻其事者，莫不捧腹”。梁澜勋对携妾而来的解释是膝下无儿，为了续嗣。

于是梁澜勋在领事任期内只能将精力主要集中于贸易方面，还有就是规劝华人遵纪守法。比如，当时时有所闻有人企图钻那“听写测试免考证书”（“回头纸”）的空子，花钱买死人或不再准备回澳的人的“回头纸”冒名顶替而被识破。梁澜勋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谕华人“将欲免贻澳人口实，各宜束身自好，是相与有成者。领事华侨均当各负其责也”。

梁澜勋的领事馆发出了第一本中国护照，不过那实际上是由两广总督府核发的回乡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