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二-下）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二-下）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

六大之后，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莫斯科。他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等。他有时还为共产国际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

九月，因为劳累过度，旧疾复发，瞿秋白在巴库休养了一段时间。

一九二九年一月，瞿秋白又因肺病去莫斯科南方几百公里的疗养院休养。

二月，瞿秋白拟订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一九三0年以《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为题由中山大学出版社以汉文、俄文和拉丁化汉文出版）。

七月，瞿秋白与蔡和森、邓中夏等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会议，瞿秋白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十二人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瞿秋白、张国焘和陆定一等组成中共七大党纲起草委员会，瞿秋白为书记，并说明委员会的最后人选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商定。四天后，瞿秋白复信中央，建议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库西宁（Otto Kuusinen，芬兰人，当时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沙发洛夫（即萨法罗夫（Georgy Safarov），一九三0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他因卷入托派反对派活动而在一九三四年被捕并流放到古拉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被枪决。萨法罗夫在二十四年前的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参与签署了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的命令）、秋白、中夏、国焘七人”组成。

十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信》，要求中共“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斗争”，并指示中共必须与国民党改组派“实行最坚决的斗争”。

十一月，由中山大学主办、瞿秋白任总编辑的《共产》杂志出版。瞿秋白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和“编后”。

从十二月起，瞿秋白开始去莫斯科列宁学院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因为其于一九二六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提出的《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的“米夫提纲”）而深受斯大林的赏识，米夫在一九二七年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米夫以中国问题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米夫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两人经常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虽然表面上对米夫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但内心并不真正佩服这个“洋专家”，所以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这令米夫时有不快。在一次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其书生气可见一斑。

瞿秋白与米夫和米夫的亲信王明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等问题上多次发生冲突。米夫和王明等说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组成的“江浙同乡会”，而那是托洛茨基派的一个反党组织。向忠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中山大学讲话时严词谴责“江浙同乡会”，甚至威胁说要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尤其是江浙籍的学生，对此大为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和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投寄大量的申诉信。瞿秋白本人是江苏人，他对自己在六大期间受米夫的压制满腹怨恨，又对向忠发心怀妒忌，他去学生中间调查时，召见了十多个被指为同乡会的人，所有的嫌疑分子自然矢口否认，并咬定是米夫、王明等制造的阴谋。瞿秋白要那些嫌疑分子提交书面说明，他们都交了。瞿秋白同时要王明他们除了空洞的揭发文字之外提供具体的证据材料，那些人却置之不理。于是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存在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他又进一步指出，反对所谓的同乡会的人中间的张闻天、沈泽民等都是江浙人，而传说中的同乡会会员中，一些人并不是江浙人。瞿秋白的立场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谴责。

一九二九年夏，王明等人利用俄共反右反托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举行“十天会议”，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都扣到瞿秋白头上。尽管王明们的全部资本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身份多吃过几年面包、多喝过几年狼奶，但由于有米夫的撑腰，他们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瞿秋白往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不过他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等革命小将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瞿秋白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

一九二九年冬至次年春，斯大林发动了大清党，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共产国际在中山大学也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凡是反对过学校支部局的中国留学生，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大都被开除党籍、团籍，有人甚至被送去西伯利亚当苦工。不久以前在“白色中国”鼓吹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

一九三0年三月，中山大学清党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严厉指责瞿秋白对中国学生中的托派秘密组织采取放任态度，说他纵容刘仁静去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的议决案》指名道姓谴责瞿秋白、邓中夏等中共代表中的多数人立场调和，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是“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一贯坚持反党分裂活动，从未改悔。

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在中山大学读书，因不满共产国际对他大哥的粗暴对待，一气之下把他的苏共预备党员证退还给区党委，就在交还党员证的当天，他就从人间蒸发了。那一年，他仅满二十三岁。没人知道他是被捕了，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自杀了。

（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被斗争的气氛几乎吓得发神经病。他逃出学校，坐上西伯利亚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中途被作为逃兵抓了回来。按照当时的军纪，他是该被枪毙的。中共代表团为之求情，后来监禁多年，直到抗战时才被释放回国。）

七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七月中旬，共产国际决定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以纠正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于是经欧洲回国。瞿秋白夫妇把女儿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上学，并委托鲍罗庭夫妇照顾。

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回到上海。九月底，他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并被继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能由于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瞿秋白认为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而“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上纲上线远远不够，让共产国际大大失望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十月和十二月两次点名严厉批评瞿秋白。

瞿秋白在十二月下旬和周恩来一起提出引咎退出政治局，而米夫决定“留周拒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李立三的职务，同时将瞿秋白定性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瞿秋白在四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又致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完全全接受”对他的指责。他称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不过在临终前瞿秋白坦承，他当时是口是心非，他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瞿秋白从此在实际上退出了政治的中心舞台。

瞿秋白下台后在上海养病，同时写作杂文、文艺评论和搞翻译（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和高尔基的《不平常的故事》、《高尔基创作选集》等）。在未得到中共授命的情况下，瞿秋白主动介入了在一九三0年三月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他的主要伙伴是冯雪峰、沈雁冰和夏衍等。以其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加上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瞿秋白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瞿秋白缺席当选为“国中之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

根据博古中央定下的基调，瞿秋白对率十九路军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抗击日军的蔡廷锴等采取了谴责的态度。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由冯雪峰陪同，瞿秋白见到了仰慕已久、通信也已有时日的鲁迅，两人一见如故，并在此后合作撰写了许多杂文和评论（他们合作的文章均以鲁迅的笔名发表）。鲁迅把瞿秋白视作知己，曾写“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夫妇曾因住处有风险而先后四次到鲁迅家避难，短则数天，长则逾月（他们也曾到沈雁冰家避难。一天沈雁冰在瞿家吃饭，有人送来纸条，上写：“你的母亲病得很厉害，赶快回去看”，瞿秋白夫妇就立即转移到沈雁冰处去了。据说政府悬赏二万元捉拿瞿秋白，而捉拿周恩来的赏金只有一万元）。

十二月，瞿秋白完成了《新中国文草案》的修订，开以后的汉语拼音之先河之一。他坚信在中国“最彻底的文字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瞿秋白编就《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七千余字的长篇序言。他高度赞扬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称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化的第一座纪念碑”。

四月十一日，鲁迅全家搬到瞿秋白夫妇住的东照里对面的大陆新村。在瞿秋白夫妇被迫再次搬家以前的一个多月里，鲁迅和瞿秋白的过往极其频繁，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到瞿秋白家去。

在上海的三年时间里，除了钟爱的文学翻译与评论，瞿秋白在中共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议政文章，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

春夏之间，瞿秋白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油印本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最大的奸商—国民党政府》、《临死的呼号》和《国民党的“仁爱”》等近二十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主旨是抨击国民党，但个别与博古中央未必保持一致。九月二十二曰，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起对瞿秋白的大批判。该《决定》指责瞿秋白的文章“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尽管瞿秋白马上在九月二十七日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承认自己在《斗争》上发表的短评背离了“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中共理论刊物《红旗周报》还是在十月三十日发表了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文中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

年底，在对瞿秋白口诛笔伐的同时，博古中央又从瑞金发电要求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身体极差，因而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以便照顾，却被拒绝。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杨之华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料瞿秋白，更是他精神上的安慰者。于是瞿秋白生气不去，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局就停止给他们夫妇发生活费，以致瞿秋白一时靠刻章度日（瞿秋白的治印水平在文化人圈子里很有名气。那年郑振铎要跟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婚礼打算按“文明结婚”的仪式操办，双方父母都要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郑振铎发现自己的母亲没有私章，就给瞿秋白写信求助，想请他刻一方印。没想到瞿秋白回了他一张五十元的“秋白篆刻润格”：“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颇为不快，于是转而托沈雁冰刻了一方印章。不料婚礼那天上午，有人送来了一个大红喜包，上面写着：“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落款为瞿秋白。郑振铎打开喜包，没看到钱，乃是三方青田石印章，一方是给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的一组对章，边款上分别刻了两个字：“长乐”。新郎新娘都是福建长乐人，而长乐两字又含祝新人长久快乐之意。郑振铎喜出望外，然后算了一下：三枚印章共十二个字，每字两元，共二十四元。因急件加倍，成四十八元，再加边款两元，正好是“贺仪五十元”。郑振铎和沈雁冰对之不禁捧腹大笑），然终不能长久，瞿秋白不得不独自前往苏区（邓中夏也被断绝过生活费，一度靠太太李夏明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七块钱的工资艰难度日）。苏区其实并不真正需要瞿秋白。他早已被闲置抛弃，又是重病缠身，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去。

赴赣前两天，瞿秋白去大陆新村向鲁迅告别，两人畅谈至深夜。鲁迅留瞿秋白住一宿，把床让给瞿秋白，自己和许广平睡地铺，说是“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也许鲁迅预感到他们将就此永诀了。鲁迅认为瞿秋白应该去苏联而不是苏区。

瞿秋白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离开上海，二月五日到达苏区。他在一月底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缺席选举为中执会委员。二月三日，第二届中执会通过中央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和瞿秋白等十七人组成中央政府主席团。

在瑞金期间，除了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还担任了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并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主管艺术局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务。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参与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还去红军大学讲授过《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政治理论课。不过瞿秋白曾自嘲说他在瑞金不过“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

徐特立曾在瞿秋白手下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他去教育部，瞿秋白留他吃饭，瞿秋白说有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因此留徐特立吃一顿有盐的菜。陆定一与瞿秋白相识多年，并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很想去看望瞿秋白，但是他也受着博古中央的打击，也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物，为了避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望过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陆定一的太太汤仪贞是湖北女子师范学生，生性倔强，得理不饶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反对派的带头人之一。红军撤离井冈山时，把她活埋了）。

瞿秋白三天两头发烧，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瞿秋白再三请求参加长征，他先找张闻天，张闻天表示同情，向博古提出，遭到反对。瞿秋白又曾向毛泽东求助，毛泽东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自身难保，当场没有回答，只是敷衍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于是瞿秋白挂着中共苏区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的头衔“留守”。毛泽东认为那是博古他们把瞿秋白当作包袱有意甩下的。

红军长征后的次日，瞿秋白去探望因腿伤而留下的陈毅。陈毅见到瞿秋白，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留下来了？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打游击？”他让马夫把自己的大白马牵来，说：“大部队才走了一天，我的马好，你骑着去赶大部队吧！”瞿秋白骑上马，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对陈毅说：“人家已经不要我了，我追上去又有什么用！”说罢，怆然离去。

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和张亮（项英妻）等人化装成商人和眷属往赣闽交界处的四都山区转移。四月十八日，他们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坑，福建省委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护送他们转道去广东然后设法去上海或香港。途中，他们遇到国民党保安十四团截击，何叔衡坠崖身亡，瞿秋白及几个女子行走迟缓，躲在树林里，于二月二十六日在福建长汀水口镇被抓获。只有邓子恢和几个警卫战士突围脱险，回到福建省委。

起初，瞿秋白自称只是被红军抓伕的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兄弟及妻子杨之华，让他们设法保释。当鲁迅他们在上海忙于落实铺保之时，国军第八师在四月十日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徐氏，因为万永诚参与制定了护送瞿秋白等人的计划，徐氏也知情，她供出了瞿秋白等人在濯口一带被俘的情报，于是被认为身份可疑的瞿秋白被押送到宋希濂的国军三十六师。宋的部下在抓获的红军叛徒的指认下，很快就确定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

黄埔一期的宋希濂年轻时也左倾过，读过瞿秋白的文章，甚至还曾由小同乡陈赓介绍，加入过共产党。他于五月中从上海回到长汀后，决定对声望大、地位高的瞿秋白实行以柔克刚的政策，希望能感化瞿秋白，让瞿秋白公开投靠国民党。宋希濂下令“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具体措施为：一.为瞿秋白专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官长饭菜”的标准供膳，烟酒另备；四.每天允许在屋外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军医和一名副官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不设武装看守；五.所有人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

于是瞿秋白每天有规律地作息，写诗作词刻章，以至于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他接触的官兵，包括哨兵，都私下向他索要题字和印章，而他则有求必应，光治印就至少一百方。他为待他友善的狱中军医陈炎冰写了三首词，其中一首“浣溪沙”为：“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年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迟夕阳红。”

从五月上旬身份暴露，到六月二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在这二十多天里，对瞿秋白的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枪决令下达以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暂缓执行枪决令，再由中统派员前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瞿秋白被告知他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肯表示“悔意”，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之类的职务，即可免死。然而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

在被押期间，瞿秋白写下了一万三千余字的《多余的话》。

六月十七日晚，在得知次日将被枪杀以后，瞿秋白服了安眠药，睡得很沉。

六月十八日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全唐诗》，然后提笔书写集唐人句而成的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边写边对身旁的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宋希濂命令刑前在中山公园八角亭为瞿秋白备下酒菜。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相后，瞿秋白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餐毕，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罗汉岭下。到达刑场后，瞿秋白在草坪上盘膝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瞿秋白终年三十六岁。

瞿秋白的去世，对鲁迅打击很大。许广平回忆说：“秋白同志被俘及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了。”后来鲁迅带病编校了瞿秋白的译文集以资纪念，于是就有了《海上述林》（不过鲁迅生前只看到了上卷的出版发行而没能看到下卷）。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六届七中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九二八年四月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赞扬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瞿秋白举行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说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的战士”。

一九六二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司马璐所著《瞿秋白传》，书后附有《多余的话》全文。于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问：“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将陈列中出现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彭雪枫和陈光等人姓名和形象的文物完全去除。

文革开始后，瞿秋白遭到公开批判。一九六七年一月，常州瞿母墓被红卫兵砸毁。二月，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的瞿秋白墓上的雕像被红卫兵砸毁。五月，瞿秋白墓被砸毁。瞿父也遭到毁墓平坟。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首肯的《中发十二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七九年底，中共中央“瞿秋白问题复查组”（“第八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然而直到一九八二年九月，瞿秋白才彻底获得正名。

其实早在一九八0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已经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该文件用四个“没有”洗清了泼在瞿秋白身上的污秽。不过，《多余的话》确实绝对不是正统的“高大上”，难怪毛泽东说“看不下去”。

《多余的话》是独无仅有的中共领导人发自肺腑的坦然的自白。瞿秋白用“历史的误会”五个字概括他成年后十几年的经历，实在是至真至确。

瞿秋白唯一真正酷爱的，是俄罗斯文学。在生活中他没有多少朋友，他的精神伴侣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当他不得不花费时间研读马列著作时，他感叹那是“喧宾夺主”。

瞿秋白从来没想过做杀富济贫、锄奸灭恶的侠客，更没有替天行道、“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吧。”

在最后的几年里，瞿秋白的心态极为低沉消极颓废，随波逐流，无可无不可。长年折磨他的肺结核，不仅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也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他的意志。他早就对政治舞台厌倦到了极点。

瞿秋白一直为自己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惭愧，他知道自己被世人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也是如今的标准评价），而他非常有自知之明，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瞿秋白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作为一介书生，他对官场上的钩心斗角和争权夺利避之唯恐不及。实行党内民主、经常充当“调和派”，其实都是他本性的表现。在那样险恶的外部环境下，没有共产国际的充分信任，却有党内的政见分歧，加上他个人的性格弱点，经验与能力、魄力不足，要他担负一个谋求以暴力手段取代现政权的反对党的最高领导工作，实在非他所愿与所能。

瞿秋白承认：“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他又说：“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

《多余的话》的结束语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瞿秋白不是个幽默的人，却在临终前不久幽了一默。

而好好改造了一番、又绝顶聪明的宋希濂却为了讨好当局，偏偏要编造出瞿秋白在走向刑场的一路上，轮换用俄语和汉语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那样“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的情节，实在让人无语！

瞿秋白发妻王剑虹。

第二任妻子杨之华，与前夫沈剑龙（沈玄庐之子）离婚后跟瞿秋白结婚。瞿秋白去世以后，杨之华被安排去了苏联。一九三六年，她在莫斯科被王明隔离审查，直到一九三八年才获平反。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杨之华母女回国，又在新疆迪化被盛世才拘捕关押了四年。文革中杨之华被打成“叛徒”，关进秦城监狱六年，饱受折磨。一九七三年十月，因重病瘫痪在床的杨之华被宣布解除“监管”。三天后，她含冤而死。

瞿秋白没有自己的孩子。瞿独伊是杨之华与沈剑龙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