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二-上）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二-上）

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二八年五月期间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一九三0年九月底—一九三一年一月初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两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本节要点：

1）在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以前和离开那位置以后，瞿秋白是极其多产的政论和散文作家。虽然深深卷入政治，但他本质上始终是个只会弄文舞墨的书生。

2）瞿秋白得以获共产国际的重用，主要是因为他认真尽职地协助过多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3）历时半年的瞿秋白“左”倾冒动，一则源自共产国际的指引，二则受大革命挫败后中共上下急于反击复仇的强烈愿望的影响，三则出于瞿秋白本人惯于纸上谈兵、把愿望当作现实的天生弱点。

4）博古中央在长征前夕将瞿秋白留在苏区，决定了他被捕被杀的结局。

5）“历史的误会”是瞿秋白对自己一生的精确概括。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出生于江苏常州城内。瞿秋白有弟妹七人。瞿氏乃书香门第，世代为官。不过自从瞿秋白的祖父故去，家境每况愈下。其父长期无业，在家侍奉瘫痪的母亲。

一九0四年，瞿秋白进塾馆启蒙，三年后插入冠英小学初小三年级。

一九0九年一月，瞿秋白初小毕业，后在家一年。

一九一0年，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一九一三年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

辛亥革命后，瞿秋白家进一步陷入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困，靠借债典当度日。一九一五年冬，瞿秋白因无钱付费而被迫辍学。

一九一六年二月，因不堪贫困而绝望，瞿母用半瓶虎骨酒吞服剥好的红磷火柴头自尽。瞿母亡，瞿家破，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星散四方。瞿秋白到无锡南门外杨氏小学教算术、图画和音乐。年底，他得堂兄资助，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

一九一七年春，瞿秋白随堂兄北上进京，他本拟考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希冀将来当个教员，然而费用太高，堂兄无力襄助。瞿秋白遂依堂兄之意，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中。他时而去北大旁听，听过陈独秀和胡适的课，更多时间则闲居在家。暑期过后，瞿秋白进了学膳免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在彼时愿学俄文者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俄文并无兴趣，学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而此次选择，基本上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在俄专期间，瞿秋白与同学耿济之合作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中，瞿秋白被推为俄专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集体领导。他在六月三日上街演讲时被捕，六月八日获释。出狱后染上了肺病而吐血。八月二十三日与各地学生代表在中南海总统府新华门前请愿时，瞿秋白再次被捕，八月三十日再次获释。

十一月，瞿秋白受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瞿秋白在该刊上发表了十八篇文章和一篇译作，抨击时政，鼓吹社会改造、家庭革命和妇女解放。

一九二0年春，瞿秋白加入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是年秋，瞿秋白被北京《晨报》聘为驻俄特派员。在与前来送别的朋友耿济之、郑振铎和郭绍虞等聚会时，瞿秋白说：“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

离京去国前不久，瞿秋白与郑振铎、许地山等一起筹组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因为俄国内战未息，瞿秋白、李宗武和俞颂华一行三人在哈尔滨滞留了五十多天。在此期间，瞿秋白以记者的身份参观了俄、日居民区，接触了俄国革命党人，也访问了白军机关报的主笔。他开始研究俄国的国情政治。在当地俄侨举办的十月革命三周年的庆祝会上，他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听到了俄共党人介绍苏维埃政权、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等等。除了为《晨报》等京沪报刊写了大量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报道和采访记录以外，瞿秋白在哈尔滨开始写作那本著名的散文集《饿乡纪程》。

进入俄国以后，因为要办理各种手续，瞿秋白他们又在当时的苏俄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逗留了十七天。一九二一年一月底，瞿秋白一行抵达莫斯科。

在苏俄的两年里，他们自始至终受到官方的热情款待。投桃报李，瞿秋白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和《莫斯科通讯》等数十篇通讯、评述以及散文集《赤都心史》，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讴歌俄国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苏俄是“贤人政治”，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他大力颂扬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批判和揭露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干涉、封锁和破坏阴谋。

瞿秋白是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中国记者，也是最早向中国描绘列宁形象的人。他笔下的列宁“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瞿秋白去看望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遗孀索菲亚（Sofia Ananiev），并赠送给她白面一袋。他拜访过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孙女苏菲（Sophia Tolstaya）等，也会见过德、英、美的记者、作家、外交代表和资本家。

他参观了多地的博物馆、画廊和美术馆，经常观赏歌剧、芭蕾、话剧和音乐会，还曾跻身东正教的宗教仪式。他曾感叹道：“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着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

一九二一年五月，瞿秋白由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六月，他报道了共产国际三大（张太雷为中共代表），并为大会撰写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向俄国人和各国代表介绍中国社会的状况和性质、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进程以及中国的工人运动史。八月初，瞿秋白又一次吐血。九月，他正式加入中共。

是年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一九二五年苏俄又创办了孙逸仙大学，一九二八年改名为中国孙逸仙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一般称之为中山大学），瞿秋白是当时莫斯科难得的中俄文翻译，于是他进入该校教俄文，兼任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课的翻译，刘少奇、彭述之、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和蒋光慈等都当过他的学生。因为上课的需要，瞿秋白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

十月，瞿秋白写就《饿乡纪程》。

十二月初，因为“风寒积雪的天气，黑面烂肉的营养”，加上起居无时，瞿秋白的病情加剧，夜夜虚汗咳嗽吐血，被迫进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休养了四个月。但是他“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他的《赤都心史》里的许多篇章都是在病榻上写成的。据在东方大学学习、几乎每个星期都去探望他的曹靖华回忆，瞿秋白说苏俄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他要拼着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更多地运回祖国。

瞿秋白同时还开始探索中国文字拉丁化的途径，写成了《拉丁化中国字母》，从而成为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之一。

一九二二年一月，瞿秋白抱病为以张国焘为首的参加远东各国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

三月，《赤都心史》完稿。

一九二二年年底，瞿秋白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和刘仁静当翻译。

在俄国期间，瞿秋白还翻译了莱蒙托夫、高尔基和丘特切夫（Fedor Tyutchev）等人的诗作，写了《俄国文学史》（经蒋光慈删改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为题出版）。

一九二三年一月，瞿秋白随陈独秀回到北京，旋即撰文抒发对俄国的惜别之情，痛斥北洋政府的“率兽食人”。他接着在中共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谴责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暴行，呼吁工人阶级 “颠覆封建制度，掘帝国主义的根，绝帝国主义的命”。

四月，瞿秋白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担任由月刊改为季刊的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的主编。他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发表在该季刊的创刊号上。瞿秋白同时兼任中共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的主编，他还参与了《向导》的编辑。在这些刊物上，瞿秋白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译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等等。

瞿秋白是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涉猎广泛的学者，又有惊人的写作能力。除了肺病，他还患有失眠症，因此每天午夜是他开始读书写作的时候，直到早上八点。一夜读完整本书、一两个晚上写出一本小册子于他是家常便饭。早晨以后他才解衣睡觉，下午二点以后他处理工作和写稿。晚餐他总要喝几杯酒。瞿秋白的书生气更甚于陈独秀。

五月，马林携带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特别训令从莫斯科来到上海，要求中共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建议中共尽快在广州召开三大，瞿秋白把训令译成中文。不久，他随马林南下广州，与马林同住，充当马林的助手，并参加了三大的筹备工作。他负责起草了中共三大的党纲草案，并在会上作有关说明。他还在会上作了介绍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瞿秋白在三大被推举为宣传委员会委员。

夏天，于右任和邵力子等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应邀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把社会学系办成了校内第一大系，他开的课人满为患。后来瞿秋白又被推选为学校的行政委员会委员。

九月，瞿秋白奉命加入国民党。

十月，瞿秋白随鲍罗庭到广州。孙中山聘请鲍罗庭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以后，瞿秋白正式充任鲍罗庭的翻译和助手，因而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草拟。瞿秋白也经常参加鲍罗庭与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的讨论。

在十一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为鲍罗庭当翻译。

一九二四年一月，瞿秋白与其在上海大学的学生王剑虹结婚。

一月底，瞿秋白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随即与胡汉民、汪精卫和毛泽东等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组成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三月一日，瞿秋白被推任为国民党办的上海《民国日报》编委会委员。

三月九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中共上海组织等联合举行追悼列宁大会，瞿秋白作介绍列宁生平革命活动的报告。

七月，遵照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被任命为六个委员之一。

同月，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因肺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去世。

八、九月间，瞿秋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至第八次会议。在那段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右派的反复争斗中，瞿秋白确保鲍罗庭和共产国际始终知情。

十月，瞿秋白所著《社会科学概论》出版。同月，他从上海大学辞职。

十一月，瞿秋白与他在上海大学的另一个学生杨子华结婚。年底，他们搬去与沈雁冰为邻。

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瞿秋白参与起草大会文件，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组组长，作关于政治决议的长篇说明报告，为维经斯基当翻译。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宣传委员会委员。

二月，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

中共四大决定将《新青年》改回为月刊，由彭述之负责。一九二五年四月出了第一期后，彭述之因病住院，复由瞿秋白主持。后因人力物力困难，关键是《新青年》在成为“喉舌”之后，逐渐失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而难以为继，一九二六年第五号后寿终正寝。

五月二十八日，针对日本资方勾结中国军阀在上海、青岛和大连屠杀工人的暴行，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和瞿秋白等出席，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

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和瞿秋白等组成行动委员会，立即成立上海市总工会，组织民众从六月一日起罢工、罢市、罢课。瞿秋白激昂地主张动员大批工人和学生连续上南京路游行示威。他认为如果英国巡捕胆敢再次开枪，就势必会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国际舆论也将更加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反帝运动。他的提议遭到陈独秀反对，因此在会议上没有通过。

六月四日，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出版，瞿秋白任主编。他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和大部分社论。报纸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和各地军阀的阴谋。

七月，戴季陶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反对工农革命，为蒋介石争夺领导权造势。受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在八月间针对戴季陶主义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

一九二六年二月，瞿秋白为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起草了全力推动国民政府北伐的有关通告。

三月中山舰事件和五月《整理党务案》以后，中共党内发生很大的分歧和争论，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反击；有人主张暂时让步以保全大局；瞿秋白赞成后者。

是年春天，瞿秋白因肺结核病重住院一个多月，几近丧命，他在养病期间写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五月，受中共指派，瞿秋白担任根据《整理党务案》而成立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中共代表之一。

六月，中共中央讨论广东革命政府北伐的问题。陈独秀和彭述之反对北伐，瞿秋白和张国焘则拥护北伐。

十二月底，苏联新派了三个驻华代表来中国，住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和维经斯基多次去领事馆同那三个代表讨论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策略等根本问题。陈独秀、彭述之与维经斯基坚持“传统的路线”即“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而瞿秋白和那三个代表则一致主张“新路线”即主要依靠北伐军推进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二月，瞿秋白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收集了他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间写的政论和部分文艺杂著，交亚东图书馆出版，然而文集排印到五分之一时，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而夭折。

二月十二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在指挥所坐镇。次日起义失败以后，他与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等连夜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并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组成了最高决策机关“特别委员会”。

在二月底和三月初，特别委员会的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赵世炎、彭述之和周恩来等人前后七个晚上开会讨论起义在军事、工运、罢工、党务和宣传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三月中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赴武汉筹备中共五大并主持土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四月十一日，瞿秋白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称毛泽东为“湖南农民之王”。毛泽东的文章在中共党刊《向导》上发表了一半，即被主管宣传的彭述之喊停。毛泽东鼓吹“矫枉必须过正”，认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中央上层如张国焘等颇不以为然，他们问：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豪”？毛泽东自己也可算个士绅，莫非他也“劣”？他们又问：为什么“矫枉”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还是永远的“过正”？而瞿秋白则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他说：“独秀、述之就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什么‘越轨’、‘合作’？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

在武汉的瞿秋白对蒋介石发动政变极为悲愤，同时深为自疚，他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深感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通缉一百九十七名中共领导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家，瞿秋白名列其中。

在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之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他在二月写的文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评一九二三年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以及维经斯基推行“二次革命论”、对蒋介石存有幻想、放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错误。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在六月三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

七月十三日晚，瞿秋白没有告知中共中央的其他人，跟着鲍罗庭离开武汉上了庐山。他们俩在那里计议了中共领导的改组。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回到武汉。他告诉张国焘，中国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得有个交代。虽然中共的一切作为事实上都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但是不能让共产国际承担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因为共产国际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保证共产国际能够继续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承担这个责任。瞿秋白又进一步表示，如果要中共中央全体来担负失败的责任，它的信誉也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的领导原有重大过错，现在又消极怠工，我们不如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以稳定中共的领导。瞿秋白说，鲍罗庭希望以后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和他自己负责，张国焘主持日常工作，他管理论。

张国焘对瞿秋白的话极为反感。他觉得在当前的紧要关头，重要的努力挽救中共，而不应该在追究责任上钩心斗角。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急功近利、闭门造车、揠苗助长等等早就一肚子怨气，他认为明明其政策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因，共产国际却不肯作丝毫真诚的检讨，一味想着诿过于陈独秀，这是不公道的、违背道义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纳兹来到武汉，当晚与瞿秋白和张国焘晤谈。罗明纳兹自称奉共产国际之命前来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他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

八月三日，瞿秋白第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

八月七日，罗明纳兹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将陈独秀免职，瞿秋白成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他随即在会上宣读了由罗明纳兹起草、他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并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

八月九日，瞿秋白主持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十一月增补了周恩来和罗亦农两人），决定瞿秋白兼任农委主任、宣传部部长和党报总编辑。

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陈独秀的强势作风颇不相同。陈独秀是事无巨细都关心和参加，并最后定调，而瞿秋白则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任组织部和军事部去办（李维汉曾经说在中共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

瞿秋白曾极力提倡在同志间不以职务相称。他说他在莫斯科几次见到列宁，大家都以“同志”称呼。有一次他还说到，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定都南京以后，搞帝王那一套，你“万岁”，他“千岁”，有的还要“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果满城万岁声，喊冷了广西老兄弟们的心。

瞿秋白曾经多次访问下台的陈独秀，劝其去莫斯科。

十月，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办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担任编委会主任。该刊发表的社论，几乎都出自瞿秋白笔下。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从上到下，出于对国民党大屠杀的仇恨、对大家看到的陈独秀退让妥协的右倾方针的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胀，使“左”倾情绪迅速蔓延开来。而共产国际和瞿秋白中央也对形势严重误判，认为革命仍然处于高潮阶段，而且还在“不断高涨”。瞿秋白连续撰文为这股思潮推波助澜，并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讨论和强化这个指导思想。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十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处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因而制定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相结合，并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在此期间，瞿秋白中央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指示各地要“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瞿秋白中央的政策就像一个输惨了的赌徒的孤注一掷。他们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好像就是机会主义。这样，瞿秋白的暴动政策，就变成“儿戏暴动”、“强迫暴动”和“命令暴动”，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已经伤痕累累的自身。

不待赘言，瞿秋白中央发动的数十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城乡暴动相继失利。

开始时瞿秋白还是信心满满，在广州暴动失败后的第二天为《布尔塞维克》写的社论里，他相信广州暴动“不仅没有失败，而且不是停顿”，“这次广州工农兵伟大的暴动，证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新战略是绝对正确的”，并预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农兵将继广州工农兵而起，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之统治，建立苏维埃中国”。

不过没过多久，瞿秋白中央就开始意识到了暴动中轻举妄动的后果并开始在策略上纠偏。

虽然在组织暴动时比以前谨慎了许多，瞿秋白中央在对大局形势的估计上还是匪夷所思地乐观。瞿秋白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自嗨道：“中央常委认为革命潮流一直在高涨”。他起草的二月十九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说：“目前统治阶级正在日益崩溃”，“革命是正在高涨无疑”。

瞿秋白们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二月已经改变了调子，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不断革命”的观点，承认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决议案》规定当前中共的中心任务是积蓄和保存实力，以“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

四月二十八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二月的决议案。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指导，要求全党反对和纠正“左”倾盲动主义。

五月三日，山东日本驻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又一次激起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中央却态度冷淡，他们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而日军的行动打击的是国民党，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中去，无异是帮蒋介石的忙。

瞿秋白在四月三十日离沪赴俄，在五月中旬抵达莫斯科为中共六大做准备工作。

六大开幕前，瞿秋白等先后同斯大林和布哈林等进行了接触。斯大林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革命目前还不是高潮，只有当革命发展到已有胜利可能时，才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举行的政治谈话会上，瞿秋白却依旧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有误，他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对高潮问题的解释。他确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则上并无错误。

在六大上，瞿秋白身为上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中共方面的组织者与主持者，又是大会的主要批评对象。

就像对大革命失败的追责，必然导致陈独秀的下台一样，追究“左”倾盲动错误造成的危害，瞿秋白自是难辞其咎。

在会上，被视为机会主义代表的张国焘，跟被视为盲动主义代表的瞿秋白多次发生激烈争论，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其结果就是向忠发的异军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