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一-中） 中共第一任最高领导人陈独秀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二十一-中）

中共第一任最高领导人陈独秀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七月十三日，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就国共关系的新形势要求共产国际制定对国民党的“新政策”。他强调说：“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停止过去那种形式的全面支持，我们应该有所选择。……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否则我们就支持了自己的敌人。”

七月二十一日，陈独秀与毛泽东分别以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和中共中央秘书的名义共同签署《中央通知第十五号》，要求各地中共组织作好与国民党分裂的准备。《通知》说：“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却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九月七日，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要求让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十月十日，陈独秀又一次致函维经斯基，再次要求允许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在信中，陈独秀明确反对共产国际在武装斗争和广东政府问题上的政策，认为国民党应当停止其军事行动（包括北伐），认为鲍罗庭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支持，实际上加强了国民党右派的势力。

十一月初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陈独秀反对孙中山离粤北上，指责孙中山在“政治投机”。不过几天以后，他改变了主意，称“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

十一月十二日，陈独秀发表《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一文，天真地指望国民党“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一个争斗。”中共中央同时又向鲍罗庭建议，要他停止支持黄埔军校，因为该校已被右派把持。

二—九月，陈独秀参与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所有的重大决策，如应否罢工、提出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都是工运干部跟他共同开会商定的。八月收缩工运、逐步复工也是他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作的决定。

五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的名义与张太雷以团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共同签发《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指示要“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要“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召开扩大会议，维经斯基和鲍罗庭都参加了会议。陈独秀提出应立即退出国民党，以保持中共的政治面目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他的意见遭到俄国人和与会的多数中共中央委员的反对，因为那意味着根本改变国共合作的方针，莫斯科绝不会同意。但会议对国民党的看法和策略有了变化，结果就形成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折衷局面，后来这个局面被指责为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苦力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之一。

高君曼跟着陈独秀走南闯北，颠沛流离，屡遭风险，初时尚能忍受，时间一长，总断不得埋怨诉苦。高君曼只希望过一种稳定宁谧的生活，只想做一位教授夫人，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日渐淡漠，两人经常争吵，除了性格和生活琐事外，也因高君曼还听到了许多陈独秀在外面眠花卧柳的传言。陈独秀的执拗和对家庭的不关心终使二人渐行渐远。一九二五年，高君曼彻底心灰意冷，带着他们的儿子陈鹤年和女儿陈子美离开上海，移居南京，那里有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购置的十间草房和几十亩土地。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下旬，陈独秀因伤寒病住院，却没有告诉别人，以致中共派人四处寻找无着，酿成小小的“陈独秀失踪”风波。

三月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决定妥协，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极为愤慨，但因情况不明而束手无策。

四月中旬，陈独秀召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蒋介石，同时加强左派军队，以便在必要时对抗蒋介石，为之决定在广州成立以彭述之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在通电共产国际时，陈独秀再次提议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七月，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他还认为北伐是“夹杂有军事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他的观点受到中共党内不少人的批评，更遭到国民党的攻击。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北伐的前景悲观，一是因为他们过分强调各路北伐军同床异梦的迹象；二是他们受到上海报章几乎一面倒的对北伐不利的报道的影响；三是他们预料到北伐如果进展顺利，无疑将有利于蒋介石气焰的嚣张，所以他们下意识地抵制北伐。

八月，陈独秀签署发出中共的第一个反腐文件，即“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

十二月十三日，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和李维汉等出席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强调要努力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间的势力平衡，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同时以限制工农运动去谋求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主张，通过了相应的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和九江民众占领英租界，陈独秀认为那是“过火”的行为，“外国人和小资产阶级是不应该激恼的”。

三月二十一日，乘北伐军占领龙华之际，中共在上海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陈独秀命令前线指挥部的周恩来、罗亦农和赵世炎等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等要地。在工人武装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全境以后的二十二日，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庆祝武装暴动胜利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高度赞扬了上海工人阶级，同时他提醒人们：“这次暴动虽然胜利了，但是这些革命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的可能。”面对虎视眈眈的蒋介石，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防御战争”，“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为此，陈独秀曾提醒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提供资金帮助组建中共的武装，共产国际先是同意拨付十万卢布，三天后却撤销了这个决定。

与此同时，陈独秀又派彭述之赶赴南京联络程潜以武力反蒋，接着又派彭述之赴武汉向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成员陈述准备进攻蒋军的意见。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苏共中央政治局反而于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日一连数电中共中央，断然指示：“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等。莫斯科一面令中共中央放弃武力反蒋的政策，一面继续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在三月三十一日的电令中，苏共对鲍罗廷向武汉国民政府的贷款要求作了肯定答复。不日，莫斯科决定“立即拨给”武汉政府二百万卢布的款项，并着手“审议”他们对军用物资的订货。

四月五日，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避免跟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骚扰租界等），与刚从法国回来的汪精卫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宣言》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之类都是“不知自何而起”的“谣言”，并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是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在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放弃武力反蒋、幻想依靠汪精卫挽救危局的无奈之举，使一些中共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因而被催眠而放松了警惕，给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了方便，以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正如陈独秀自己日后所说的，这是一个“可耻的宣言”。

四月十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评论《汪陈宣言》说：“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由于它的有才能的领导，现在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四月十二日，《汪陈联合宣言》的油墨未干，蒋介石就举起了屠刀，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的工人组织和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就烟消灰灭了。敌人已经图穷匕首见了，中共却仍未完全觉醒过来，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副总队长（总队长顾顺章）的周恩来还在利用他在黄埔的老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间，企图保释被捕的工人，以致一度被软禁。四月十三日，中共还组织工人在闸北举行集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他们上街不久，就遭到军警机枪的扫射。中共也依然没有退出国民党，还在指望与国民党左派及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合作反蒋。

中共的进退两难，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缘故。共产国际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中共就只能极力维持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无从谈什么建设工农苏维埃；如果违背共产国际的意旨，积极开展土地革命，那就势必被共产国际抛弃，更加形单势孤。问题是面临失败，中共内部对中央的种种责难，如缺乏警觉性、预防无力、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纷至沓来，都集中于陈独秀一身，瞿秋白等中央核心成员，丝毫不肯分担集体领导的责任，甚至带头墙倒众人推，而陈独秀那时对一切指责都无心置辩，只是苦心焦虑，极力想找寻补救方案，但他力不从心，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

尽管受到指责批评，陈独秀在四月底五月初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照旧被选为中央总书记。

六月二十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他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鲍罗庭这次赞成他的意见，不过觉得莫斯科必定不会允许。瞿秋白则主张“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七月十二日，因陈独秀闭门思过，“不再视事”，鲍罗庭和瞿秋白又不在，张国焘、周恩来等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共中央，并建议陈独秀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于是在次日致函临时中央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信中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对于让他去苏联的建议，陈独秀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陈独秀“光明正大，喜形于色，不说假话”的人格魅力是他连续当选中共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曾这样形容陈独秀：“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同时陈独秀又是个性情暴躁、常常自以为是、剑拔弩张的人。李达曾特别强调他的退党是因为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所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一文中，李达说陈独秀“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又懂得很多古文，所以一些老古董很怕他，胡适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他的威望很高，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那时候我搞宣传工作，下边的文件都集中到我这里。……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去，看到一个同志来信谈工作困难问题，一看就大骂，一下子把个茶碗拿起摔碎，等信看完了又冷静下来。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陈独秀的老友章士钊曾说他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具有“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的拚搏精神及勇气，也曾说过，陈独秀是“吾弱冠涉事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陈独秀自己承认：“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分共”，中共最终不得不与国民党彻底分离，轰轰烈烈一时的大革命彻底失败。

八月七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却不通知陈独秀。有人建议应该请陈独秀参加，遭到罗明纳兹的否决。会议正式撤销了陈独秀的职务，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十一月，陈独秀致函临时中央，批评中央的新政策。他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当不至崩溃”，“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一九二八年六至七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托人给陈独秀带去共产国际请他出席六大的口信，希望陈独秀去莫斯科住一段时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陈独秀拒绝邀请，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他表示再不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而是将会一如既往，为中共刊物如《向导》和《布尔塞维克》写些短篇文章。不过他也说，如果以后允许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春夏之间，陈独秀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内分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书稿卖给了商务印书馆，不过未能出版。为之胡适和赵元任等曾赠送陈独秀稿费千元，维持了他一段时间的生活。

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间，从苏联回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将托洛茨基主义带回了中国（许多学生受到托洛茨基的严重影响，是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三0年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原因之一）。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陈独秀读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公允的。托洛茨基一直不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是机会主义，同时强调党内民主，陈独秀对之很有共鸣。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更是令陈独秀感到宽慰。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认识是陈独秀倒向托派重要的一步

从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起，陈独秀开始不顾组织纪律和组织规矩，不断妄议中央，他公开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七月二十八日，陈独秀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写信，认为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太说教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中共中央对之反应激烈，称陈独秀是“跟著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和他的接班人瞿秋白等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他也不赞成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纲领和策略。他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认为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只应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主张工农运动应偏重于经济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等。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陈独秀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提出了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主张。一九二九年八月至十月，他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发生转变，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其他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已经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和领导的政权；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应待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他的“二次革命”理论）。他还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进入了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召集国民会议为政治口号的合法运动。陈独秀向中共中央建议“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希望通过召集国民会议这种和平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

九月，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人一起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又一次点名批评陈独秀，并向他发出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你们“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但陈独秀一意孤行，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它”。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等人党籍的决议，随即通报全党。

自从两年前辞职以后，陈独秀一直避免直接批评共产国际和为自己辩解，现在他不再有任何顾忌而畅所欲言了。他在十二月十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宣称将“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他全面反省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同时认为在许多问题上自己只是贯彻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指导。他对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大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和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十分不满。他坚决否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他曾四次提出不参加或退出国民党（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一九二五年十月五卅运动后、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以及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的多次政治局会议上），一次提出向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发时），一次提出武裝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一次提出武裝对抗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义后），但全部被共产国际拒绝。换言之，一向被视作陈独秀的严重右倾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先后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妥协，以及不坚持中共直接掌握武装等，说到底，都是共产国际的责任。陈独秀说：“我自从一九二0年（民国九年）隨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人史大林、季诺維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

陈独秀称中共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的源头都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猛烈抨击他以后的中共中央忠实地执行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的六大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他还特別严厉地批评斯大林的专制：“史大林搞官僚主义，……为铲除异己，把党的德谟克拉西剝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別无道路可走”。

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互相指责对方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批评斯大林和中共中央官僚主义，中共中央则称他是“极端民主化”；陈独秀说中共中央的武裝暴动策略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则攻击他是“取消主义”。

反正在跟中共一刀两段以后，陈独秀再不甘心当逆来顺受的替罪羔羊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八十一人署名发表了所谓的托陈取消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要求恢复托洛茨基以及被中共开除的人的党籍，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苏共和中共中央，重新决定共产国际、苏共及中共的路线（这八十一个名字里约三分之一是为了壮大声势而伪造的）。

一九三0年二月，因为担心陈独秀另组政党，斯大林曾试图诱使陈独秀归队。共产国际给陈独秀发了邀请信请他去莫斯科，信中暗示接受一次额外的政治训练，也许对他是很有必要的。陈独秀反唇相讥，说他早已受到共产国际足够的训练了。

三月一日，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托派组织的月刊《无产者》创刊，陈独秀任主编。

四月十四日，陈独秀发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谴责中共“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和溃兵）”。

隐姓埋名的陈独秀在一九三0年下半年结识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潘兰珍曾遭流氓欺骗，只身独居于陈独秀楼后，孤苦伶仃。她端庄秀美，质朴无华，虽生在农村，但久居城市，开朗大方。两人常常见面，日久生情，不久同居。

八月，托洛茨基在仔细阅读了刘仁静专门为他翻译的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写信给刘仁静和其他托派人物，称赞陈独秀的文章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托洛茨基说他看不出中国几个托派组织之间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他督促各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

于是，几个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派和“战斗社”派等）经过反复磋商，共产生了十七个代表和四个列席代表，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的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事先陈独秀曾十分谦和地逐个找那些代表们谈话沟通。在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陈独秀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该担负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陈独秀信心百倍地报告托洛茨基：“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当时全国有四百八十三个托派。

但是托派内部派系依然矛盾重重，争执不绝。五月底，曾和邓小平一起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又一起从法国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马玉夫心怀不满，竟至主动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导致托派中央被破获，十余骨干被捕，组织陷于瘫痪。

九月，陈独秀创办托派机关报《火花》，在第一期上刊登了他写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的穷兵赎武、横征暴敛和白色恐怖。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号召反蒋抗日。

十月，托派中央委员三人被捕入狱，托派再次陷入瘫痪。

十二月，陈独秀又创办托派内部理论刊物《校内生活》，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中央作出《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托陈取消派跟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二月，陈独秀与彭述之、罗汉三人共同署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合作抗日”。

六月，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汇报中国托派自九一八以后采取的各种政策。十月，托洛茨基复函陈独秀，指示在目前抗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

十月十五日，托派中央秘书谢德磐叛变，托派中央常委机关被国民党警探协同法租界捕房破获，正在那里开会的人无一逃脱。是日晚，因胃溃疡和盲肠炎在家休息的陈独秀被捕。两天后，租界捕房将陈独秀等十一人押解到设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并将搜获的各种书籍、文件转交法院。十月十九日，陈独秀等人被押往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在驶往南京的夜车上，陈独秀鼾然大睡，一时传为佳话。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一些省、市、县以及军队的党部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党要犯”，中共也落井下石，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和蒋介石的反共参谋，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而翁文灏、胡适、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蒋梦麟、柏文蔚和宋庆龄等社会闻达纷纷为其呼吁，要求将陈案交法院公审而不由军法从事。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发表文章甚至称其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主张对之特赦。《大公报》在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的短评《营救陈独秀》则表示：“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述，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了”。鲁迅等左翼人士则保持沉默，不啃一声。

十二月八日，爱因斯坦致电蒋介石，请求释放陈独秀。罗素和杜威等世界名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的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在看守所暂押期间，曾有记者问陈独秀是否请辩护律师，陈独秀答曰：我等案件是政治问题，也可说是学理问题，似无需请人辩护；如欲请人辩护，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人，且信件来往每月仅一次，哪有时间作请人准备，如开庭审判急促，则我更无法延请辩护人（后来因为开庭延迟，他们请到了章士钊等五名律师义务出庭辩护）。

在陈独秀等十人被关押半年以后的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至二十日之间，他们的案子在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先后三次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起诉书大意是陈独秀于一九二七年因工作不力，被共产党开除总书记职务，共产党内部随即分裂为两派；一九二九年，陈纠集一批被共产党开除的共产党员，如彭述之、王子平等在上海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团体，并出刊物《校内生活》、《火花》两种，一面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肆意攻击国民党政府，竟指责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主张第二次革命，要以革命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虽然被告人所为仅只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到暴动程序，但仍应负刑事责任。

初审时有旁听者约一百余人。法庭传陈独秀等十人到庭，查明身份后，命彭述之等九人退至待审室，单独审问陈独秀。陈当时两鬓斑白，胡须寸余长，面容消瘦，但神态泰然。

陈独秀陈述他因意见不同，已被中共开除。他说中共分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两派，他因政策不同，不能与皖湘闽赣等省的中共组织合作。他认为必须先有以农工为基础的政权，才需要有军队，“现在尚用不着红军”。他坦承中共反对派即托派的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之目的。他说明他主张打倒国民党政府有三点理由：1）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2）中国人穷至极点，军阀官僚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困苦无饭吃；3）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步步退让，十九路军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只是四个字，行动上是不抵抗。根据这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陈独秀并以不作“政府侦探”为由，拒绝指认同案的被捕之人。

二审时旁听群众增多。陈独秀承认托派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三审时允许陈独秀等人自辩及律师辩护，因此旁听者达二百多人。

对于当局罗织的罪名，陈独秀在《自撰辩诉状》中回驳说：自己自“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不仅自辩无罪，陈独秀还痛责劣迹昭彰的国民党为恐怖主义的军事政权，控诉国民党政府对外在日本侵略面前节节退让，对内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平民，以刺刀削去人民的自由权利。陈独秀不但要求法庭宣判他无罪，而且要求法庭判令当局赔偿他因被捕而造成的经济上和健康上的所有损失。

主动免费为老友出庭辩护的大律师章士钊接着慷慨陈词，他认为陈独秀主张的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人员属不同范畴，“将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断为危及国家，与逻辑无取，与法理不当。”他又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他又说：“此义陈独秀必不自承，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当陈独秀听章士钊说到“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欲打断章的话，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五十三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法庭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三年。”

陈独秀咆哮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有制度下，即为国家。……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陈独秀在六月初向最高法院递交《上诉状》，指出法庭判词“于理于法，两俱无当”，驳斥“党和政府即为国家”等等罪名。六月二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将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送达陈独秀，称陈独秀的《上诉状》“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陈独秀立即又递交《再抗辩书》，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帝制为正反两例，阐明各国政制皆应“择善而从”，驳斥检察官的“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的谬论。

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受理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上诉案件后，拖延了一年多才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宣判撤销原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褫夺公权部分，并将陈独秀、彭述之改为各判有期徒刑八年。

陈独秀、彭述之等被囚禁于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即南京模范监狱，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五次身陷囹圄。

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了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其他报纸也争相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出版了陈案资料汇编，该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和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陈独秀一案前后，国民党抓过、关过、杀过、放过许多中共党人，但都由特务系统或各级党部处理一切，而陈独秀是唯一经过国民政府法院合法审判的。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正好因为生活琐事与他怄气，已在一个月前回了娘家。当她从报上看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和照片后，才知道已经与之共同生活了两年多的“李老头”其实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陈独秀曾托人婉言劝潘兰珍不必去监狱看他，而潘兰珍不仅去探望了他，而且在一九三四年秋由上海迁居南京，租一小屋，揽活挣点钱，省吃俭用，买吃的送给陈独秀，每天早九晚五到狱中服侍和陪伴陈独秀，风里来，雨里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陈独秀出狱，同时还为陈独秀与上海的托派组织传递书信文件，以后又照顾他直至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