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中共党史学习笔记（十）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本节要点：

1）从初涉政治之时起，刘仁静就是个极端激进分子。

2）刘仁静曾是中国托派运动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3）刘仁静的后半生趋于平静，也窝囊得可以。

刘仁静 (一九0二 —一九八七)出生于湖北应城城关。父亲乃满清秀才，以办私塾养家。刘仁静早慧，三岁即开始习诵《四书》、《五经》，十岁时就曾充当“枪手”替人考试。

在一九一六年进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了许多册的《新青年》、《甲寅》和《科学》等新思潮杂志以后，刘仁静加入了恽代英等人组织的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并开展爱国活动的互助社，经常上街派发呼吁民众购买国货、勿忘国耻的传单。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预科。

次年五四那天，他是打开曹汝霖住宅大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的先锋闯将之一。

五月五日，当撰写《五四宣言》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在北大的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时，刘仁静悄悄挤进会场，怀里揣着一柄尖刀。他打算用刀当众自尽，仿效谭嗣同以生命和鲜血去唤醒处于危亡中的民族。当刘仁静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刀被夺下。

在紧接着五四的六三抗议示威中，刘仁静又一次冲锋陷阵。在被捕时，他与军警大闹。在狱中，他因“不服管教”而招致刑讯，受虐最重，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的囚室里，虽“一日未得一食”，他仍拒绝取保。

关押一个月被释以后，刘仁静潜心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对剩余价值理论和辩证法等颇有心得。

一九二0年，刘仁静转到北大哲学系，不久又转英语系，同时加入了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于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有关共产国际的材料，自以为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博闻强记、能言善辩的刘仁静在同道的会议上发言时，经常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故人送外号“小马克思”。一度刘仁静与张国焘、邓中夏被并称为“北大三杰”，颇得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青睐。

在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以后，刘仁静觉得笼统的学生运动太不济事，必须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以开展革命。

一九二0年十一月，刘仁静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首批团员。他也是北京共产党支部的首批成员。

一九二一年七月上旬，时年十九岁的刘仁静被推为北京支部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他是一大代表中的小弟弟。

会前会上，刘仁静强烈主张中共应该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坚持要把“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因此经常与主张走议会改良道路的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激烈争辩。这两个湖北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都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诵《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其理论素养和辩才让在场诸人惊讶不已。最终刘仁静的观点得到多数代表赞同，一大党纲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在一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发言是刘仁静翻译的。

一大结束后，包惠僧留在上海帮助张国焘搞工运，周佛海帮着创办《劳动周刊》杂志，刘仁静则协助李达搞宣传。直到当年十二月，刘仁静才回到北京。返京后，刘仁静与邓中夏一道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该刊后来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

一九二二年，刘仁静与他的“娃娃亲”未婚妻、私自离家投奔他的武汉姑娘史静仪在北大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成亲。

十一月，以陈独秀为团长、刘仁静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赴苏出席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不能运用大会规定的任何语言作报告，刘仁静代为发言。刚二十出头的他面对各国造反精英侃侃而谈，获得广泛赞誉，甚至引起了列宁的注意。托洛茨基还单独接见了他。

一九二三年六月，刘仁静列席了中共三大。

一九二三年九月，刘仁静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不过由于与团中央施存统等人意见分歧，他以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由，离职而去。团中央委员长职务由任弼时接任。然而刘仁静未能赶上毕业考试的补考，因此他不曾有过北大文凭。

刘仁静婚后对史静仪很是冷淡，加上离多聚少，以致史静仪两次移情别恋。她第二次出轨的对象是陈独秀的次子、公认的美男子陈乔年。当刘仁静心生悔悟，试图重续旧情，甚至写血书以示爱意时，史静仪早已志坚如铁。“大家长”陈独秀的处理还是老规矩，第一，由女方决择；第二，让出局者出国回避。

于是刘仁静在一九二六年九月赴莫斯科进列宁学院学习。其间他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还在中共六大上担任翻译。在他留学期间，苏共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恶斗。托洛茨基是革命家、鼓动家、组织家，却不是出色的阴谋家，搞阴谋他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一九二九年一月，他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这些事件让刘仁静极为震惊，他非常同情托洛茨基的遭遇。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大革命遭到惨败，刘仁静因此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

一九二九年四月，刘仁静结束了在列宁学院的学习以后，没有直接回国，在未向中共中央请示、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他从苏联绕道波兰、捷克、德国和罗马尼亚，一路打听，几经辗转，终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东南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岛（Princes' Islands）上找到了他心目中的革命导师托洛茨基。刘仁静与托洛斯基相处近月，每天交谈。在托洛茨基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列宁的两寸照片。他俩切磋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临别之前，托洛茨基交给刘仁静一篇文稿，题目叫《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第一.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应一视同仁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不能盲目活动，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追求以直接、平等、不记名的方式投票产生国民议会，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以及土地归农民等目标。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中国托派运动的基本政治纲领。

刘仁静曾希望能得到托洛茨基的背书，担任中国托派运动的领袖，不过未得到托洛茨基的应允。

他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回到上海，不久见到了陈独秀。以前陈独秀他们接触的托洛茨基的理论都是转辗翻译过来的“二手货”，而刘仁静不仅带回了许多印刷精良的原版著作，而且还有不少“最新指示”。

在刘仁静回国之前，中国已先后出现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社”和“战斗社”等。这些托派组织的成员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积极活动，也联合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了“十月社”，还办了刊物《十月》。他在《十月》上频频发表文章并刊载了他翻译的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在托派已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内斗中彻底落败的情况下，刘仁静仍坚定地宣传托派学说。

年底，刘仁静写信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刘仁静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努力企图把它们统而为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致函刘仁静，限他于三天之内书面答复，公开表示他对中共六大决议、中央政策以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刘仁静置若罔闻。因目无党纪，又执迷不悟，刘仁静于一九二九年年底被中共开除出党。

当时，刘仁静已跟学医的陆慎之结了婚，但无业在家，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

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托派各个小团体终于统一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但刘仁静自命不凡，处处以“托洛茨基的代表”和“正统托派”自居，经常公开与陈独秀抗衡，夸夸其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从而引起了陈独秀和许多托派成员的反感。刘仁静曾逮住陈独秀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提出的“联合资产阶级与之共行动”的主张，指责陈独秀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浪漫主义”。刘仁静的人缘太差，因此在托派组织中非常孤立。

一九三四年，刘仁静带着妻子到北京为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

次年三月，刘仁靜在北京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他原被以为是托派的重要干部，审讯后才知道他已不是主要成员了，因而被轻判三年，关在苏州反省院。而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以为他在被捕时“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于十一月开除了他的党籍。

抗战爆发前夕的一九三七年四月，刘仁静刑满释放。释放以前按规定要写悔过书，他断然拒绝，只在统一印制的悔过书背面写下“以后以翻译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 。获得自由以后，他先去上海。听到自己已在一九三五年被托派组织以叛徒的名义开除，他十分愤怒，要求重新恢复与托派组织的关系，并把此事告诉了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对人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又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弄两面派手法”。

由于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刘仁静乘船到武昌，先去拜访刚从延安来到武汉、已经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当刘仁静了解到张国焘反共的态度后，就不再与他联系了。接着刘仁静又去拜访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认识的蒋经国，蒋经国正准备去江西任职，苦于无人协助，想拉刘仁静一起去，不过刘仁静只是想跟他叙旧而已。后来刘仁静去寻找刚出狱的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于是他彻底脱离了托派运动。

刘仁静于一九三八年开始在三青团中央机关任职，并随三青团中央撤退到重庆，在宣传处当科员，不过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三青团。然后他到西安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四团（战干四团）工作了一年多，先任俄语教官，后来改任历史教官。接着在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室编审，并在西安《正报》当主笔。在整个抗战时期，刘仁静在政治上只抗日而不反共。

一九四六年十月，刘仁静到上海，先后在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民主与统一》半月刊当主编，在顾祝同办的《前线日报》和孔祥熙办的《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到南京，在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此时的刘仁静开始写反共文章，如他在一九四八年写了《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辞职回到上海，靠亲友的资助维持生活。

一九四九年大陆易帜，刘仁静主动写信给上海军管会，要求处理。

一九五0年，刘仁静赴京向中共中央忏悔，其递交的《刘仁静声明》刊载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该声明中，刘仁静检讨了自己所犯错误，并保证“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与刘仁静的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于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成为托派。

《人民日报》为他俩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是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他们的行动的证明。”编者按还引用了斯大林杀气腾腾的名言：“过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之一，固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派。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派。……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个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构雇佣的奸细。”

当局把刘仁静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然而由于遭到学生的反对，只得又把他调往人民出版社。次年，他被人民出版社改为编外特约翻译，不再被列为正式职工。为方便起见，刘仁静改名为“刘亦宇”。此后，刘仁静在人民出版社默默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

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大肃托中，刘仁静惊恐不堪，以致疯了一阵。

（那是斯大林七十三岁生日的第二天，留在大陆的托派分子、他们的同情者和亲属共一千余人被突击秘密逮捕，一网打尽，关进各地监狱，然后经过二年多的秘密审讯，根据“一个不杀”的最高指示，陆续被判刑，其中八人被判了无期徒刑，另有郑超麟、尹宽等四人因为“罪恶太大，无法量刑”而成为既不起诉，更无刑期的“未决犯”，一直不明不白地关着。一九六四年五月，公安部决定将还关着的十九个托派分子集中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其中四人判了十二年徒刑，三人十五年，八人无期，四人“未决犯”）。这些人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根据毛泽东“释放全部在押的托派分子”的指示走出监狱，分别去了上海南汇的劳改工厂劳动玻璃厂和上海青浦的劳改农场青东农场。四年后，他们才恢复了公民权。这些托派分子中最异类的是被判无期徒刑的杜畏之。杜畏之只当过一年托派，并且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托派职务，然而他却是跟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等一样著名的托派分子。他出名的原因，是因为他“著作等身”。他是个翻译家，而他翻译的，全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等等，杜译是翻译界公认的最精美、最权威的版本。他先在提篮桥监狱担任翻译组组长，主要翻译一些科技资料，包括进口机器设备的说明书。一九六三年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种种问题展开大论战时，他被陈伯达和康生弄到秦城监狱为论战出力（文革中秦城监狱一度人满为患，他曾被转移到辽宁抚顺从前关押战犯的监狱里关了一年多）。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大肃托，完全是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心腹圈子受王明的影响，一直怀疑毛泽东是不是托派，是不是第二个铁托，中国会不会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而为了彻底消除斯大林的疑虑，中国的那些托派分子就成了牺牲品，被送上了祭坛。其实那些人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安分守己的书生，星散各地，对当局毫无威胁。这个案件始终被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笼罩着严峻又神秘的色彩，从来没见诸于报端，更不用说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宣传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文革中，刘仁靜被收审，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被放出秦城。不过有关部门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不敢把他放回家，就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居住，他可以看书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还给他派车，由专人陪送。后来又把他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直至一九七八年底，刘仁静方才真正得到自由。

此后他回到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一九八五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一九八七年八月五日，刘仁靜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被一辆二十二路公交车撞倒，当场死亡，享年八十五岁。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作为一个局级干部，他的骨灰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刘仁静是最晚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刘仁静原配妻子史静仪。第二任妻子陆慎之，育有女儿刘文澜。刘仁静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名字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