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故事

北爱尔兰故事

游客到北爱尔兰，大凡是冲着巨人之路（The Giant's Causeway）而去的。

虽然在世界上构成巨人之路那样的五角或六角的花岗岩立柱多得是，但没有一处的规模能跟巨人之路比拟。

因此巨人之路是天下的独一无二。

巨人之路的确令人赞叹，不过，在我看来，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和德里（Derry）的那些独特的人文景观似乎更令人深思。

从1969年至1998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协议》的签订，北爱尔兰经历了三十年所谓的“麻烦时期（The Troubles）”，其间累计死者约三千五百，伤者五万。而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是“麻烦时期”对立的双方—亲爱尔兰的共和派/民族主义者（以罗马天主教徒为主）和亲英的忠君派/联合主义者（以新教徒为主）—冲突最激烈的地区。贝尔法斯特一度跟贝鲁特（Beirut）、巴格达（Baghdad）和波斯尼亚（Bosnia）一起，被列为旅行者必须避而远之的4B之一。

贝尔法斯特各处至今仍保留着大约二千幅那个时期留下的大型政治性壁画，而共和派聚居的Falls路一带最为集中。在那长达上百米的壁画里，既有马克思、马丁·路德·金，也有曼德拉、奥巴马和昂山素季。在其中的一幅里，笑容满面的曼德拉声称：“在我的祖国，我们首先进监狱，然后成为总统”。

有几幅壁画分别声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运动、被迈阿密法庭定罪并判处长期徒刑的五名古巴特工以及关在以色列监狱里的四千四百名巴勒斯坦人。

另一些壁画泛泛地呼吁保障人权、释放政治犯、支持“国际大赦”等。

有幅画特别有趣：它纪念由贝尔法斯特的男子汉组成的在1936-1939年间不辞生死、奋勇投身西班牙内战的第十五国际旅。我曾在西班牙各地旅行过近二十天，除了博物馆，在那里倒没有见到有关内战的纪念物。

当然，壁画的主要内容是反英：控诉英国政府族群歧视、英国军警屠杀无辜、悼念为共和派事业牺牲的烈士、抗议英国政府关押共和派的成员、号召人们坚持抗争等等。

北爱尔兰的“麻烦”起自爱尔兰的“麻烦”，而爱尔兰的“麻烦”源远流长。

英格兰人（以及苏格兰人）从十六世纪起开始对爱尔兰实行殖民统治。后来因为担忧爱尔兰人跟拿破仑的法国结盟导致自己腹背受敌，英国在1801年干脆把爱尔兰变成了“大不列颠暨爱尔兰王国”的一部分。然而好勇斗狠的爱尔兰人对一衣带水的强邻从不买账。在三百多年里，他们屡败屡战，大大小小反殖民反压迫的起义造反没完没了。直到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以及随后1919-1921三年的游击战，爱尔兰中部和南部的二十六个县终于在1921年底摆脱了英国的管辖，成为独立的自由邦（Free State），并在1949年正式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国。

而爱尔兰东北部的六个县由于其居民的多数为新教徒和忠君派，在1921年选择留在英国，从此成为“大不列颠暨北爱尔兰王国”的一部分。

自那以后的近百年来，英国与爱尔兰两国基本上能够和平共处，只是北爱尔兰的共和派始终执着于统一的爱尔兰的梦想，不折不挠地要求脱英归爱，而英国政府相当一段时间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意无意的歧视则使那些人的离心倾向有增无减。

“英国政府在爱尔兰没有权力。它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自1970年以来，有十七人被杀，其中八个是孩子。”

共和派的新芬（Sinn Fein，意为“咱们自己”）党的北爱尔兰总部也在Falls路上。

共和派有文武两翼，分司文攻武卫：爱尔兰共和军（IRA）以及从其分裂或衍生出去的IRA临时派（PIRA）和其他若干小团体是其准军事组织；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新芬党是其政治组织。IRA，尤其是PIRA，早就被Harrison Ford主演的 “爱国游戏（Patriot Games）” 和Brad Pitt与Harrison Ford主演的“魔鬼的同伙（The Devil's Own）”等好莱坞影片不十分公正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PIRA上了英美当局的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而新芬党因为侧重于合法的议会斗争，则始终见容于国际社会。

在实际上，新芬党一直是爱尔兰举足轻重的主流大党之一，甚至经常执政。

在新芬党总部两边有几块小小的朴素的纪念碑，其中较为显目的一块纪念在1976年10月被忠君派的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Ulster）志愿军或阿尔斯特防卫协会谋杀的新芬党副主席Maire Drumm。

Falls路的街面上贴着好多告示，比如由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协会组织的康诺利纪念日集会游行和从贝尔法斯特经德里到都柏林的抗议G8峰会的大巴游行，参与者只需付四英镑的往返车费。

这样的告示，在其他西方国家里，也许只会出现在大学的校园里。

过了壁画和新芬党总部，继续沿Falls路往西南方向走不远，就是米尔顿（Milltown）公墓，那里有一片爱尔兰共和军墓区，墓区的标志是高高飘扬的爱尔兰国旗，墓区里埋葬着七十七个死于“麻烦时期”的共和派（墓地各处还有其他共和派的长眠之所）。

下面这块墓碑上刻着在1972和1973年间丧生的部分共和派战士的姓名。他们分别出自IRA、Na Fianna Eireann（青年志愿军）和Cumann na mBan（妇女委员会）三个组织，而他们的死因也分三种：一是在执行任务时死亡（Died on active services），即在跟忠君派的武装力量对抗时被打死；二是死于皇军枪下（Shot dead by crown forces），这里所谓的皇军（crown forces），指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以及临时进驻的英军。皇军在名义上持中立立场，他们的职责是维护法律与秩序，阻止暴力冲突，不过在现实中，他们就像文革中三支两军的解放军，难免有所偏颇。对共和派来说，皇军基本上跟敌人无异；第三是被谋杀（Assassinated），即被人在暗中杀死。共和派和忠君派一度都热衷于谋杀。

Falls路旁有群男孩热情地为我摆姿势留影，他们的手势是不那么标准的IRA的战斗敬礼。

贝尔法斯特另一独具特色的景点是当年众多船厂的所在地即现今的泰坦尼克区。不过即使在这里，也难免会出现“麻烦时期”的阴影。

上图为泰坦尼克博物馆，下图为赫赫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陈年标语：“英国是爱尔兰的敌人”。

在偏向忠君派的阿尔斯特博物馆里，则展示着硬币的另一面：蒙面大盗式的IRA战士。

德里位于贝尔法斯特西北约一百十几公里处，是北爱尔兰的第二大城，其全名为Londonderry。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共和派总是称其为Derry，而许多忠君派往往不厌其烦称其为Londonderry。

德里的一号景点是其1.6公里长的城墙。那是欧洲保存最完善最典型的古城墙之一。

城墙下好几处刷着IRA三个大字母。下图是一处IRA的标语：“英国没门。”

北爱尔兰的“麻烦”自德里始。

在德里长期掌权的忠君派一贯处心积虑地压制天主教徒居民，他们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限制投票权等措施确保自己在地方议会里的绝对多数。他们在公务员雇用、公房分配等方面明里暗里歧视天主教徒。他们以“聚众闹事”、“妨碍治安”等罪名多次动用警力禁止人权组织的集会，用警棍毒打参加集会的民众。

1969年1月，在警察多次强行闯入天主教徒聚居的博格赛德（Bogside）区的住宅、殴打居民、捣毁家具以后，博格赛德人开始在各处入口设置路障，组织自卫队巡逻，建立了所谓的“自由德里”。

同年7月，在几个月前被警察打成重伤的一个共和派因医治无效而去世。他的同志们于是化悲痛为力量，把斗争重点从和平示威转向了武装对抗。他们主要的致命武器是自制的汽油燃烧弹。

一个月后的8月12-14日，共和派与忠君派及警察在博格赛德区的冲突终于引起了大规模的动乱。为了弹压动乱，伦敦应北爱尔兰政府的要求，派出了正规军。千余人在那次动乱中受伤。那场“博格赛德之战”通常被认为标志着北爱尔兰“麻烦时期”的起点。

自那以后，骚乱和冲突成了德里的家常便饭，双方伤亡人数持续攀升，而本来罕为人知的PIRA的影响也随之飙升。

 “自由德里”从1971年8月起发展成了军警绝对不准进入的禁区，这让当局如骨鲠在喉。当局在1972年7月30日发起“机车司机行动”（Operation Motorman）”，出动了配有重型装甲车的22,000名正规军和5,300名阿尔斯特卫队，一举摧毁了全部路障，粉碎了博格赛德的防御圈。

因为寡不敌众，无论是IRA还是PIRA，在“机车司机行动”中都没有抵抗。

当年的路障从此消失了，然而近四十年来，博格赛德人一直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着下图那堵墙上那些文字的黑白分明。

我相信忠君派和当局如果没有必要，时至今日依然不会贸然进入博格赛德。在很大程度上，博格赛德是德里的城中之城。

“你正在进入自由德里”

“在爱尔兰没英国警察的事”

飘扬着爱尔兰国旗的博格赛德区

博格赛德区十多幢楼房外墙上所谓的“人民画廊”记录了那个动荡岁月里的典型场景：

军警施暴

以暴易暴

1972年1月30日，英国伞兵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向在博格赛德区游行示威的市民开火，造成14人死亡、13人受伤。军队声称有IRA枪手混杂在游行人群中，他们的开枪属于先发制人的正当自卫。然而在场的许多记者和旁观者声称当时的游行队伍里并没有人携带武器，许多伤亡者是在逃跑时背部中弹的，还有些人在救护伤员时遭到枪击。这就是令英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的“流血星期日（Blood Sunday）”惨案。

英国政府在事件以后不久进行的调查开脱了当局和绝大部分士兵的责任，但其结论的公正性遭到了众多中立人士的批评。从1998年起，英国政府对“流血星期日”进行了复查，经过十二年的努力，据说耗费了近二亿英镑巨资，调查委员会在其最后的报告里承认死伤者当时对英军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因此英军对平民的射杀是不可辩解的犯罪行为。英国首相卡梅隆据此在2010年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向受难者正式道歉。

“血腥星期日”纪念牌局部

德里还有一座“爱尔兰绝食纪念牌”。

1981年3月1日，关押在贝尔法斯特的监狱里的PIRA成员博比·桑兹（Bobby Sands）率先开始绝食，他的二十多个狱友随后陆续跟进。他们的诉求是恢复原本享受后被取消的准军事组织成员“特种囚犯”的权利。英国人的“特种囚犯”相当于通常说的政治犯。按照惯例，他们应该与战俘同等待遇。桑兹们有五条要求：1）不穿囚服；2）不干活；3）彼此间有交流的自由，有组织教育和娱乐活动的自由；4）每星期允许一次探监、发一封信、收一个包裹；5）恢复由于参加抗议活动而被取消的刑期减免。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一如既往，她对桑兹们的绝食嗤之以鼻，而桑兹则在那年4月9日的大选中在狱中缺席当选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5月5日，在绝食六十六天以后，桑兹与世长辞。十万民众出席了他的葬礼。桑兹也埋在米尔顿公墓里。

继桑兹以后，又有九人先后死于绝食。

因为家属们的强力干预，绝食在10月3日结束。三天以后，除了“不干活”那一条，政府接受了绝食者提出的其他四个要求。在实际上，因为囚徒们的故意破坏，当局很快也放弃了强制他们干活的措施。

参加绝食的人员全是德里人。

在德里，强势的无疑是共和派。在庆祝德里被评选为欧洲的“文化城市”的露天音乐会的听众里，能见到的只有爱尔兰旗。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墙上，挂着的一大片也是爱尔兰旗。我在城里逛了一整天，只在一处看到忠君派升起的米字旗。

连同郊区，德里共有二十多万人口。我看到的那场露天音乐会的会场里，恐怕有上万听众。里面肯定既有共和派，也有忠君派，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当年的水火不容已经不复存在。那拿着小旗的男孩的父母，那纪念品商店的店主，想必是出于某些原因的铁杆共和派。值得欣慰的是，动不动朝对方扔石块扔燃烧弹乃至开枪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尽管在1998年以后，两派之间的小摩擦小冲突还是时有发生。

更令人欣慰的是，呼唤谅解和理智显然早已不是空谷足音。在那著名的“人民画廊”的延长线上，有人画了振翅飞翔的和平鸽；在静静的福伊尔（Foyle）河畔，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和解之手（Hands Across the Divide）”雕塑。

我在北爱尔兰的旅行，尤其是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的那几天里的最大收获，是见识了当代英国政府的奉公守法、在历史面前的诚实以及他们的自信。

贝尔法斯特和德里的那些反英、鼓吹暴力、充满敌意的壁画、标语、纪念碑，那些异国宿敌的绿白橙三色旗，在许多国家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叛国行径，而英国当局却听之任之。因为他们清楚，政府无权干预百姓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政府无权其实也无法强迫民众爱国。只要人家不陈胜吴广，政府的防范措施至多只能是监视和整理黑材料。

英国政府对“流血星期日”的处理更让我高山仰止。仅仅十三个死者，他们居然如此劳民伤财，只为了给所有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给历史一个交代。

联想到从轰轰烈烈的“平暴”，到初次改腔换调后的“动乱”，到轻描淡写的“风波”，再到如今说不得提不得的“虚无”，无论人家告诉我某党如何伟光正，如何“历史的选择”，我只能“呵呵”两声。

《孤星》（Lonely Planet）在其出版的导游书的地图上，肆无忌惮地把北爱尔兰跟爱尔兰放在一起，全然不顾冒犯英国人民的爱国情感。那书已经出了第十二版了，而无论英国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吭过一声，何论轩然大波。显然在旅游地图上丢失那一大块土地，他们毫不在乎。

北爱尔兰运动员可以随意选择代表爱尔兰或者英国参加奥运会。

北爱尔兰的名人，有的以英国人自居，有的则自称为爱尔兰人。

北爱尔兰故事体现了现代文明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