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妈施雪英
——王亚法
施雪英是我妈妈的姑表姐，我们在一起长大，她俩的感情非常好。
我就经常听母亲讲，施姨妈人长得漂亮，书读指甲，字写得好，有才干，可惜没有子嗣，在关键时刻又走错一步棋，结果落得悲惨的境地。
施家是无锡的大地主，所以姨妈受到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记得我上学时练过的字，母亲拿出施姨妈的信，来给我当字帖。
施姨妈读过洋学堂，后来到上海认识了张善琨，进明星公司拍电影。抗战开始，她一腔热血，参加了军统，一次奉命在江苏浒关炸日本人的军用列车，不幸遭遇，受尽胜利。抗战胜利后获得胜利，被军统接往重庆，仍留军统工作，不久就与军统的军官某陶结婚。
今年四九年共军即将进入重庆，国府作全面溃退，派船只前往朝天门码头，将人员接往台湾，此时施姨妈已经上船，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鬼使神差，突然想到头，她又提着行李下船。
这次致命性的错误，使她四十九年来屡次坐牢、受尽折磨，这个“错误的一举”，给她历次政治运动中永远交待不清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我因公去重庆出差。我妈关照我一定要去探望他几十年不见的表姐。
到了重庆后，我找到了我的表哥张之先。他是张大千的侄子孙。因为这层关系，他的反革命的帽子还刚刚脱掉。他的妈妈和我妈妈是亲姐妹，与施姨妈也是同样的亲戚关系，因为他们俩都是反革命，虽然住在一个地方也长期不敢联系，这几年由于政治气候松动，才敢往前走，我和他说起了施姨妈的事。他告诉我，施姨妈是历史反革命，已经好几了进几出监狱，吃尽了苦头，现在没有职业，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生活在一起，两个都是反革命，生活非常贫困，生活主要靠施姨妈帮人家洗衣服和照顾小孩，姨父和前妻有一个儿子，时有一点免税。姨父的儿子在伐木场工作，前不久因在山坡上和人扛着原木，不慎失脚摔到原木头上从压过，出工伤死了，这三位老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八十年代初的重庆又破旧旧，我跟着他在长江边的贫窟民七转八弯，上坡下坝，走了好一阵，才来到一座吊脚楼里，穿过堆放脚盆、托盘、杂物的走廊，才来到施姨妈的家。
当时施姨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当时反革命的姑爹大约七十多岁了。
一次寒暄后，我问她，当年为什么突然下船不去台湾了？她叹了口气说：“当时心情不好，和姓陶的斗了几声嘴，就下船了。”
“你当时没有考虑后果吗？”我问。
“陶当时也叫我考虑后果，不要下船。但我想，我参加军统是为了抗日，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没有作过不让人民的事情。”说罢，又叹了口气，补充道，“听信一位地下党朋友的劝告，只要手上没有人民的血汗，新政权是不会为我们这样的人的。”
我们边说边聊，姨父出门买菜去了。
我环视她的家，除了日常用具，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回到家里的亲人，施姨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自来重庆后，当了几十年的下江人，没有回过一次老家，很想回去看看亲人，上次坟。可回去一次要花一百多元……今生恐怕去不成。”
姨妈告诉我，他已经记不清抄了多少次家了，原来的房子给了一位施先生老干部住了，还有金银首饰都给政府充公了。
由于我当时已经在出版社工作，听说胡耀邦正在发生典型的冤假错案。我说你把受审查的经过和政历问题写了份材料，我帮你写信给胡耀邦，要求落实政策。
她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翻出一叠档案，上面记录着她的简历和被充公的房产和细软。
吃饭时，他做了一碗回锅肉，里边的肉片尽是肉皮和肉筋。 直到一年多后，她回故乡，与我母亲见面后，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姨父有客人来，去肉摊上买肉，因为钱不够，用肉票向摊主换来清晰下的肉边料请客，致使他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回家的路上，我掏出了五十元钱，搬迁之先表哥，请他转迁施姨妈，作为回乡的川资，后来表告诉我，他也赞助了五十元。
我俩的赞助，开始了施姨妈最后一次返乡探亲，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回老家和亲人团聚。
回到家里，我把施姨妈给我的材料写了一封信，寄给胡耀邦，但没有音信，后来我知道，耀邦睡眠拨乱了，党内的事情一团麻，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军统的历史悬案。
前几天我在看电视剧《潜伏》，突然想到施姨妈，打电话问表哥，他说施姨妈已经过了世好多年了。
《潜伏》告诉我，共产党就是用这些“和政策”取得天下的，我除由衷感叹伟大之外，禁不住为我们的民族哭泣，感触之余写下这篇小文，同时纪念我的施姨妈。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