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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一九六六年八次檢閲紅衛兵,有了林彪元帥鐺衛兵,信心爆棚。耄的話“一句頂一萬”,他成了全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赤縣大地變成了燒烤地,中國人民全是羊肉串。耄白天睡覺半夜瞎鬧,隔三天差五天的發出個“最新指示”,人群都得半夜出來游行。有人領著喊口號,百十來號人迷迷瞪瞪地跟著喊。走一圈,口號的呻吟越來越小。人都累得不行。對人來説,有一種酷刑就是不准睡覺。
人民戰戰兢兢地過完了一九六七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了,省、市、自治區、醫院、大學全都革命委員會了。一九六八年,又鬧騰神魔呢?就國家層面講,就是革命委員會怎麽革命?全國不上班,大學就是大革命。在民閒,最讓人驚掉下巴的事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可憐的“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六屆中學生,接受到過什麽教育?全部被趕到農村,接受再教育?貧下中農大多數可都是文盲。中國向著不文明,跨出了一大步。
我哥十八,我姐十六,都下了鄉。我姐去的地方叫郃陽,我哥去的地方叫南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鳥都不去那裏拉屎。我們家裏五人三地,我在城裏學坏。我姐最乖。我哥最牛,他大概下鄉一天農活也沒幹過,沒有一個女的敢和他結組插隊。他和把兄弟就鐵道游擊隊。扒火車呀,搶火車也,弄了東西去賣錢。
文革裏,好像“抓革命,促生產”比較好的是警察(現在叫武警),多次把我哥抓着。有好幾個大清早,天都沒亮,我媽去西安火車站把被打的鼻青臉腫的我哥領回家。爲她身上掉下的第一塊肉擦傷包頭。紅藥水,紫藥水,母親的淚水。我有時看不起我哥。好漢做事爲什麽要給公安局填家庭地址?
但是我哥也是條漢子,從來不在家裏說農村的苦。一個活人,沒有活路,幹活比不幹活還死得快。城裏長大的孩子,根本和土生土長的農民沒法比。我哥每次挨了打,擦乾了血,養好了傷,吃上幾頓飽飯就又囘鄉下去。我不知道,如果不囘那狗屁“廣闊天地”,就在城裏呆著,會餓死嗎?當年沒戶口,在城裏恐怕真得被活活餓死。
前兩天我給我們五口之家只剩下的我姐打電話,大聲地謝謝她。我姐下鄉的時候才十六歲。一個瘦小的女孩,那些年在鄉下是怎麽過的?快七十嵗的姐,哭得稀里嘩啦。好漢不提當年勇,女人莫問舊日苦。
那些日子裏最苦的是我媽。她要管我們三個孩子的死活冷暖。我在城裏,雖説沒有强奸婦女,但也坏出了名堂。一九六八年底,我被小學貼佈告開除了。沒拿着小學畢業文憑。其實我也沒怎麽,就是對學校的“招之即來,來之能學”極爲不滿。上就上,不上就不上。誰知道學校鐵腕治校,把我開除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大太陽有了二太陽(郭沫若紀念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有詩:人間出現雙太陽),白紙黑字寫進了黨章。我當時不是葵花了,沒了組織。當年中國,七歲過後,就不能沒有組織。沒了身份,想凴身子掙錢,那也得是個女的呀。
我媽這個急,急呀急,在我們家屬院到處打聽誰有熟人,認識個中學領導,收下我這兒子,讓他能上學,讓他能出息。求爹爹,告奶奶,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我們家屬院的一個小學校長。
西安當時已經復課閙革命了。我都記不清是幾月復課鬧革命,當時中國已經沒了規矩,碰上幾月是幾月。我媽領著我,拿著條子,找到了陝西師大一附中的革委會副主任。傅主任是個陝北人,很爽利。直接就把我塞進隊伍裏。我擡眼看站在門口的媽,媽媽的眼睛裏,全是淚水。那一刻,我長大了,知道做兒子應該讓母親為我微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