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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炜的《张爱玲传》

(2014-05-29 07:13:21) 下一个


今天去了温莎街的Toxteth图书馆。这是利物浦唯一一家中文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以前常来,对这里一直很熟悉。可是没想到这几年没怎么来,变化还挺大的。虽然外表没什么改变,但里面装修一新。虽然没见增加多少图书,但电脑全部焕然一新,而且占去了一大半面积。这都不说,以前楼上没有开放,现在改建成了单独隔开的阅读卡座。我没有上去体验,但想象着坐在那看书肯定很容易入境。

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想找一本书,《张爱玲传》。是一位叫宋明炜的作者所写。很多年前我从这里借阅,还做了详细的笔记。不过说实话,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也有七八年了。而且我知道这里的中文书大多都是孤本。

我顺着书架一排排望过去,发现这里的藏书几乎没怎么变化,还是原来的那些老书。那本我当年借了又还,还了又借的《告别革命》居然还依然站在那里。心里莫名地有点感动,像是遇见了多年未见得老朋友。虽然我无意再读它,我还是把它取下来,握在手里翻了翻,算是和老朋友握握手吧。就在这时见到一位老熟人,她现在在这里工作。喜出望外之余,我告诉她想找找那本书。她立刻就说有印象,并且很快就帮我找到了。政府没钱,这几年就没进什么新书,她告诉我。看来还真是。
就是这本书了,我还记得封面的样子。翻开看看,竖行,繁体字,台湾出版,在第四十八页,我甚至依稀看到了我用铅笔做的记号。除了这本书,我又借了两本村上春树的小说,虽说一次可以借八本,好像还增加到了十本,但我也不想多拿,毕竟没有开车来。

也就是这本书,我这几年时时会想起它。如果不是它,我就不会去了解张爱玲,就不会对张爱玲产生兴趣。而这位作者却是一位当年只有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如今想起来都觉的不可思议。可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洞察不是用年纪来衡量的。后来我看到过这位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批评,认为自己写了一本不合格的传记。可是我却不这么看。这本书的每一章节后面都列了清楚的参考书目和出处,这起码可以看到作者虽然年轻但也不是妄为而行的。当年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作者不是像有些传记作家,不带情感地,貌似客观,干巴巴地叙述罗列有限的史料,写出一堆时间和事件混搭的年鉴而已。他是凭借这他对张爱玲的热爱和理解,尽可能地走进对方的心里,像朋友一样地分析解读所有一切发生在张爱玲身上的故事。
也许就是因为如此,他会遭到同行的诟病。可我不以为然。当然太主观的对当事人的揣测和过度解析也是我所讨厌的,但是本书作者宋明炜绝对不是这样。我非常赞同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观点,要用讲故事的形式和优美的语言来处理史料。至少在之后的这么多年,我几乎看完了张爱玲所有的作品,我以为宋明炜对张爱玲的解读百分之六七都是合情合理的。好的评论一定是要建立在好的理解基础上的。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理解那是要靠缘分的,百分之六十的缘分,百分之二十的了解,百分之二十的人生经历。而宋明炜是在几乎没有什么人生经历的时候写出了这本书。

今天我想把它再读一遍,是想检测一下,当年因为它我开始了接近张爱玲,如今已经读完了几乎所有的张小说随笔,尤其是是她颠覆性的《小团圆》之后的我,还能像以前一样认可这本一九九六年,十八年前完成的书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可经受住了这时间的考验?

附上宋明炜简历和当年出版书时的感言:

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的后记

宋明炜,1972年生于济南,曾先后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任夏威夷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小说理论、电影理论与批评。著有《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台北业强,1996;上海文艺,1998)、《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明珠》(海南,1999),参与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1999)。近年来发表的理论与批评文章,收入论文集《批评与想象》一书(即出)。

大约是六年以前,我读了一本《半生缘》。是从母亲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记得是一本纸页打卷、发黄,很破旧的书,拿在手上就立刻能想象出它曾经辗转过多少双手的传递与翻读。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对张爱玲这个名字还感到十分陌生,心里以为是琼瑶、廖辉英的同时代人,预想中也是相近的风格,于是就在不经意中揣着这本《半生缘》上了一辆穿越半个城市的公共汽车。那是在一九九○年严寒中的一月,我早已养成挤在汽车上读小说的习惯,站在晃动的车厢里眼前的字也在晃动,但是曼桢和世钧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形象。那时我还不知道“浮世的悲哀”这个说法,但我的心中却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揪得紧紧的,曼桢的遭遇让我感到实在太凄凉,不只是同情于一个小说人物虚拟的命运,而是仿佛突然看到了整个人生中的阴惨与绝望。这本书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又重读过多遍,凄凉的感觉一次比一次来得要强烈。可以说是《半生缘》使我牢牢地记住了张爱玲:一个能把人生写得如此冷酷的女作家。

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段时间整天捧着与课业相关的作品,或是津津有味或是心不在焉地读着。那时读的小说有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实在很少,但我清楚地记得读完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那个上午。那是在一间宽阔明亮的阶梯教室里,巨大的房间里稀疏地坐了几十个学生,是一堂枯燥乏味的选修课。我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丝毫没有听进老师在讲的内容,完全沉浸在了葛薇龙阴郁的人生故事中。掩卷之后,我看着课桌上一小片淡黄色的阳光,再回想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感到仿佛是做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噩梦。我的心里有一种惊栗:人生何以会是这样的虚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气读完了那本书中收录的六篇张爱玲的小说,又继续去读所能找到的她的任何一篇文章。不久以后,我在校门口的书摊上买到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又得以痛痛快快地把她的作品再仔细地读了一遍。那种噩梦般的恐怖更深地袭进了我的心中。凭着一时冲动,我当时就在心中暗暗地许了一个心愿:将来我一定要为这个女作家写一本书。后来我对一位尊敬的长辈说起了这个心愿,他问我到底为什么想要这样做,我回答说:我就是对张爱玲的人生感到好奇,其中我最想弄明白的一点是,究竟是怎样的经历使她在作品里把人生写得如此绝望。年少轻狂的我却也知道,这多半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此后的几年中,虽然在不断地读张爱玲的书,经常试图解决心中的疑问,但是兴趣却始终止于阅读,思考也仅仅止于惘然。

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在上海见到陈思和老师,我的这个梦想才终于有机会变成了现实。从那时候起,我真正开始为写一本《张爱玲传》做准备。正式动笔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一九九六年四月完成初稿,其间虽然也有课业与其他一些事情的干扰,但是我整日都在牵挂的却一直是这本书的写作。几个月前,我为这本书的台湾版写过一篇简短后记,其中有两段谈到了写作中的感受,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观望另一个人的生命,看到她的生,看到她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她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看到她绝望的心,看到她从人世中的遁出,看到她的死;这样一种观望,似乎应该令人忘记自己,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应该是一种沉醉,但是在事实上,在这沉醉之上,我感到一种心痛,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生,看到了自己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了自己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也看到了自己的心——这样一种观望,其实是需要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的,面对着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去观望、沉思,最后遇到的应该还是自己的心灵,最终面对的应该还是自己的生命。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点点的感到了这种观望的沉重,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另一个生命,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史中发现自己的生命。

这些当然都是实话。我心里想着那个令我困顿的问题,开始写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但在这过程中,常常也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完成后,我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对个人生命的认知。

然而当我最近又一次通读全书之后,书稿刚完成时的兴奋却被一种沉重的心情所取代了。探寻张爱玲心灵的真相,重现她人生际遇中的阴暗面,用她的生平阐释她作品中的意义,这是写作时的初衷,但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她的心灵史,我有时不得不采取以心写心的方法,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染上了我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尽管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想要重现一个客观真实的张爱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够在根据可信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个我心目中的张爱玲,然而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惶惑,尤其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很可能在我讲述的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有过于主观化的倾向,而碍于我思想的浅薄和学术视野的狭仄,这种主观的倾向经常就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局限。事实上,直到我写完全书最后一句话,我仍然没有把握断言,我已经了却了我的心愿,已经能够理解张爱玲的心灵。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一个多面立体的人物,但是从我一己的视角出发,显然在很多地方或无意或被迫地把复杂归于简单,削弱了多面中的丰富性。想到这里,就使我特别地感到惶恐;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一本存有很多缺陷的很不成熟的书稿。

但是在我的心中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挤在公共汽车上沉醉于《半生缘》的痴迷心境,在上海初次学着搜集资料忙得焦头烂额的困窘处境,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的艰难时日。并且我还记得张爱玲为天风版小说集写的一篇序言,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话:“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愧,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由此我想起了自己,这本书很可能是写坏了,但是我知道,张爱玲的人生确实是很值得去认知的。有许多种原因造就了她独特的心灵,使其成为现代人焦虑与绝望心理发展到极致的缩影;通过张爱玲,或许能够懂得很多事情,特别是在一个人真正感受到虚无感弥漫在心中,无为的痛苦咬啮着心口的创伤的时候。而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近一两年里特别强烈地有过这种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这本书中写出了这种人生中的虚无。我始终深信,人只有真诚地写作,才能获得最好的收获。事实上,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直面个体生命中的痛苦,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或许我能告慰自己的是:不管怎样,我真正为这本书的写作付出了真诚的努力,这部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正凝聚着我自己的许多心血。

基于这一点,尽管我知道这并不是一本成功的传记,但在心里仍有一种十分珍爱的感觉。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 宋明炜著 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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