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七个月我又回到利物浦。一切依然,一切如旧,这里可没有日异月新,岁月的河流流到古老的欧洲如今流不动了。就连我的苏州----利物浦的双城生活也没有了多少新意。来,带着我爱吃的林林总总,想吃买不到;走,不必带走一片云彩,这有的中国都有。据说巴菲特确信咱们地球村十九世纪属于英国,二十世纪属于美国,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这真是让人感到振奋,难怪亚洲周边的国家都惴惴不安,欧美国家集体忧心忡忡,羡慕嫉妒恨像一个幽灵在世界上空徘徊。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中国的贫困线是定在月收入一百元RMB,(听说改成两百元了RMB)而英国是每星期一百磅,相当于一千元RMB。不要以为这里东西贵,我看除了汽油贵,当然由此衍生的交通费很贵,别的都差不多。而房价,除了伦敦,我看比中国便宜多了呢。不过要说发展,中国也确实让人刮目相看。我记得九六年我出国前一位懂经济的朋友说,十年之内私家汽车会走进中国千家万户平常百姓家。那时我还不信,后来果真如此。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告诉我十年之内中国的贫困线涨到月收入伍仟圆RMB,我看我也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都还算很幸运,有幸能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古老繁荣的余晖中感受百年轮回中初升的中国太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亘古不变的真理让人历经苍海桑田。不过什么都是有代价的,我这次旅行的坎坷也许就是一个暗示。
多年来我乘坐的欧洲航空公司大多还是不错的。无论是汉莎还是法航,维珍还是英航,当然也坐过好几次阿联酋的航班,基本没碰上什么麻烦。他们准点,服务周到,即使有什么问题也基本上为乘客考虑。这一次我是买了荷兰航空公司(KLM)的票,图的是它从利物浦起飞,我回家方便,从我家到列侬机场开车不过十分钟,的确方便,但是KLM的懒洋洋,漫不经心,不同常理的服务让这小小的方便变成了鸡肋,实在叫人不敢恭维。它的种种做法打破了我至少在近几年十几次飞机旅行经验的记录。
今年年初我去苏州时,本来一点四十就该起飞的飞机竟然晚点到四点过,毫无疑问地让我错过了接下来要坐的到上海的航班。当然他们也重新做了安排也给了弥补,一到阿姆斯特丹就有人递上免费电话单,10欧元的晚餐卷,50欧元的机票优惠卷等等,这是第一次,于我;临上飞机前听见广播里叫我的名字,让我大吃一惊,这也是第一次,让我以为是出了天大的事,结果不过就是有人想跟我换位子而已,我当然无二话,欣然许诺。
而这次回来我乘的飞机是夜里11:50起飞,因为苏州到浦东机场的大巴最后一班是下午五点半,所以我其实是早早就到了机场。以我多年来的经验,一般checkin的时间也就是半小时,所以我是一点也不着急,慢悠悠地去吃晚饭,慢悠悠地到处转,直到九点才走到托运行李处。排队的人不多,我安心等候。但十多分钟后,我惊异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移动。我开始注意一排八个窗口,有三个窗口是专为公务舱服务的,其他五个为普通经济舱。登机牌都已经领到,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麻烦如此耽误时间。我看了看乘客大多是老外,他们耐性好,除了我没有人着急。但是我再是不耐烦也没用,也只能耐心等。就这样差不多排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我,结果一称行李,说是虽然总量没有超重,但每个包的重量不得超过23公斤。我只带了一个行李箱,称重29公斤,远没有到他们规定的46公斤。但他们一定要我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另装。我说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装的,没人告诉我说不行,再说29公斤是飞机托运正常重量,为什么要这样无理要求。但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冷若冰霜,坚决不能通融,并且指示我可以在机场临时买一个编织袋。于是我离开窗口,推着行李,走200米找到打包处,买了编织袋返回原处,分装。把原来老公为我packing得极为缜密的包翻得乱七八糟。最让我担心的是,行李箱一旦装不满,东西必然在里面晃晃荡荡,我的瓶瓶罐罐就有出轨的可能性。但他们当然不会为我想,说你要是实在不想分装,就交钱吧,多少多少美金一公斤,我也没听进耳朵,我说那你们就是为了多收钱而不是为了安全了?荷兰人也钻到钱眼儿里了!虽然跟我交涉的都是中国人,但他们都穿着KLM制服,我有理由认为他们都是荷兰公司的人。好不容易分装完了,我一拎包,嘿,破了。那位小姐一点也不内疚,她说到打包处让他们给你包死吧。什么包死?你快去吧,别问了,不然我们要关门了。我就又推着行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打包处,包死原来就是用塑料薄膜把包死死缠住,随便怎么折腾也不会坏了。我说干脆把我的行李箱也包死吧,打包的的大姐说那可包不了。
看着我那东倒西歪的行李慢吞吞地上了传送带,我一看表,已经十一点过。我一身大汗,口干燥,可是还要继续革命,登机门口又有一轮的检查,不过我的小行李箱几乎拿空了,除了电脑,冲电器什么的,什么也没有了,就让你们查吧!完事,我看表,十一点二十,离登机还有十分钟,我赶紧冲到免税店,为我的邻居们买点礼物。至少给Walter买两条骆驼烟,给Caren,Erick买点瑞士巧克力……。等我选好拿到付费处,那小伙子说他要交班了,收款机已经结个帐,不能再收钱了。我耐心地解释今天我来的是多么的早,结果是多么的不顺,不然也不会等到这会儿才来买东西,买不到这些礼物,我的朋友会多么失望……。还好,这个小伙子收了钱,但说了不能找零,最后一秒钟我的运气还算好,正好有不多不少的钱给他。
买了礼物塞进箱子,总算也让我腾出一只手。等我走到GATE20,人们已经在登机了。找到我的位子,把箱子放进头顶上的货箱,坐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今天不宜出行,黄历上肯定有这一说,我在心里嘀咕。你能不能换个位子,一位空中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子想起托运行李处那冷若冰霜的脸,我说对不起,我今天太累了,刚坐下不想再动了。
飞机起飞,一切如常,我没有要飞机上的饭,闻到味儿已经难受,只要了一杯橘子汁。找到那部“TheDevil wear Prada”,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梅丽尔的精彩演技来。突然一重物重重地砸在我的头上,砸得我眼冒金花。抬头看才发现一中国人摸样的人正打开货舱在翻动着什么。你砸到人了!你连对不起也不会说吗?!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那人五六十岁,一看就是温州生意人,他嘟嘟囔囔说一大堆,我也没听清他在谁什么,我说你把乘务长叫来吧,今天我要是不行了,你要负责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万一我被砸死了谁能负责。
乘务长来了,一荷兰大姐,也不先问问我的情况,一上来就批评那位温州客。但是那位温州客不懂英语,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她。于是她就对我说,我们一再告之大家打开行李箱时要注意东西滑落……,此刻几个小时憋在心里的气一下子爆发了,我几乎是嚷着说你是在责备我吗?是我自己砸到我自己的吗?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你们的乘客,以后谁还敢坐你们的飞机……?!她看我急了,连忙说Excuse me, 一溜烟跑了。一会儿,一位中国空姐端着一杯茶来了。她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说头晕。她说乘务长说了,会把这情况记录上报……,我说报不报是你们的事,我是自己单独旅行,我想知道如果我越来越不舒服了怎么办?空姐说,理解理解,等我去给你问问。其实,空姐的一杯茶已经让我消气了,只要头没砸糊涂,还能认得回家的路也就算了,还能怎么着?那位温州客早就一边去了,一副与他无关的样子。
后来那位乘务长来了,说飞机一降落,就有一部迷你车等你,接你到机场医务所检查一下,如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们会派人送你上下一班飞机。我真想说那如果有大问题呢,但我没有吭气,只是蔫蔫儿地说,ok, thank you. 其实我那时脑子里想的是,下个月老公坐飞机来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要么不要选靠通道的位子(不过这是我的最爱)要么看到有人开行李箱就离开位子一边待会儿。万一砸伤了哪,且不说没人能负什么责,就是能负责,飞机上要什么没什么,等到飞机降落很可能一切都晚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以前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一直有一种盲目的信任,总以为他们很讲诚信,很周到,很人性化,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也许所有的人都一样,工资少了,奖金减了,工作压力还加大了,工作服务态度也都会随之而变,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