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1996年5月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到2007年7月被三联书店单方面宣布卸任，
汪晖担纲《读书》已逾十年。
这十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是痛苦转型的十年；
对《读书》杂志是喧嚣热闹的十年；
对汪晖个人，是毁誉参半的十年。
《读书》十年，是一个人、
一本杂志和一个知识界的沉重故事。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北京报道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个本应该很平常的人事调动，
为什么却如此地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
不仅仅是它曾经有着值得骄傲的历史，还因为汪晖在学术界的争议，
也因为《读书》这11年见证着中国思想界的变迁和分化，
它的承载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杂志所能承载的内容。
7月10日上午10点，汪晖本想召集《读书》编辑部的同事们开会，准备讨论关于第九期《读书》的编辑事宜。这个会议却在即将召开之前中止。当天上午9点，三联领导召集《读书》编辑部编辑开会，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至此汪晖与《读书》结束长达11年的关系，署有“执行主编汪晖”名字的《读书》将截止到2007年第八期。突如其来的事情，汪晖觉得毫不意外，而让他感到不悦的是，在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听到三联的领导当面向他宣布这个决定。
7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对三联书店领导的采访，首次正式对外公开了《读书》换帅的消息，一场让外界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猜测尘埃落定。可事实的公布，并未平息外界对《读书》的讨论，相反地，关于《读书》和汪晖的讨论却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汪晖也瞬时成为媒体热追的对象。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个本应该很平常的人事调动，为什么却如此地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它曾经有着值得骄傲的历史，还因为汪晖在学术界的争议，也因为《读书》这11年见证着中国思想界的变迁和分化，它的承载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杂志所能承载的内容。
汪晖接掌《读书》
1979年4月，《读书》的诞生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随之，《读书》声名大噪。
在许多知识分子心中，《读书》在80年代起着一种思想启蒙的作用，它暗合着思想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给经历了将近二十年思想荒漠的年轻人送来了犹如甘饴的新知。而那时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把《读书》当成了展示自己才华和思想的舞台，许多人都在《读书》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汪晖就是其中活跃的一位。《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回忆起汪晖时说，“他很了不起，文章写得很好。不仅给《读书》写稿，还经常参加编辑部的活动”。汪晖与读书的缘分就始于那时，当时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和《读书》的这种亲密关系，成为他后来执掌《读书》的一个原因之一。
经历了80年代末的动荡之后，知识分子在自我的思想上进行着反思。一方面，随着邓小平1992南巡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登场，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同一性”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附带的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知识分子急切地寻找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6年沈昌文面临退休，《读书》选择怎样的主编执掌，将决定着《读书》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成为时任三联总经理的董秀玉最着急的问题。
沈昌文时期的《读书》在90年代前几年，偏重文学领域和人文趣味的内容。和陈原、范用时代的《读书》相比风格没那么尖锐，也避开了一些思想争论。到了1996年，这样温和的风格引起了一些学术界的担忧，在董秀玉选择《读书》新一任主编的过程中，学术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向她反映，新时代的《读书》缺乏了一些学理性，希望她能够选择学术背景较强的人担任《读书》主编。
董秀玉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经学界推荐、陈原面试、社委会批准的情况下延请汪晖接任《读书》主编。最初，汪晖并不愿意担任《读书》的执行主编，在董秀玉的再三说服下才最后接受了邀请。
从创刊最初就定位为思想文化类杂志的《读书》在思想变革的浪潮中主动选择了一位学者做主编，而这位主编又密切关心着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思想界的讨论，《读书》在汪晖的领导下，势必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并且见证着思想界不同观点和理论的纷争。
考古打响第一炮
汪晖接任后的《读书》将会在思想界扮演怎样一种角色？《读书》会面临怎样的改变？这是那个时候众多《读书》老读者最为关心的事情。而为《读书》做一些改变，也是汪晖接任后的想法。
“想做一些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当时不仅是对《读书》，对整个学术界、知识界以及各种思潮都有些想法，所以希望通过《读书》来展开一些新的讨论。”接手《读书》后不久的汪晖，很快就开始了自己规划的一些改变。1996年，他接任《读书》后的第一年，便开始陆续发表了一些考古学家的考古学文章，这类文章，基本上是以前的《读书》从未涉及到的领域。
为什么以考古学打响改变的第一炮？汪晖认为，考古学在过去20年里是中国学术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学科，大量的发掘不断涌现。“这些发掘到底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提供了什么，对古代历史的争论、学术的进展有什么意义？因此，讨论考古问题与当代历史、与我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汪晖解释，考古学是《读书》很少涉及的领域，看起来离大家生活很远，但《读书》试图把这些看起来很远的东西与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思考联系起来。
考古学引入《读书》的讨论之后，一系列其它领域也渐渐进入汪晖和黄平执掌后的《读书》。继1996年10月发表《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之后， 1997年《读书》又开辟了《田野杂记》栏目，为此后《读书》能够率先提出三农危机的讨论提供了前提；黄万里关于黄河治沙的文章和有关生态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讨论，将生态环境问题引入了《读书》的视野；几乎与此同时，有关俄罗斯改革、性别、战争与民族主义和经济学的社会角色的争论也渐次展开…
一份由读者为汪晖时期的《读书》所作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5月至2006年12月，《读书》共发表稿件4059篇，其中文章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环境、医学等等。和陈原和沈昌文时期相比，汪晖时代的《读书》涉及了更多的领域，这是这个阶段，《读书》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新左与自由派之争
《读书》扩大了讨论的领域，这一点转变在学术界和读者中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回馈，但《读书》的改变并不仅仅只是涉足领域的扩大，它从沈昌文时期的人文趣味、风花雪月变得越来越贴近现实问题，越来越专业化和学术。
钱理群认为，中国那个时候的学术界对现实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思想上也越来越分化。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对待现实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很多学者在面临一些关于中国改革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还存在迷茫和苦恼，在一些问题上其实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疑问。而这种疑问就需要像《读书》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讨论。但随着思想界分歧的扩大化，《读书》上的争论也有些剑拔弩张之势。这种争论，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开始之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虽然汪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代表，但他于1997年发表在《天涯》杂志、引起思想界很大震动的文章《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还是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第一次的激烈交锋。此后，汪晖陆续撰文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全球化的危机等等一系列文章，拉开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关于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中国道路的走向，对导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双方都有重大分歧。而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它们自己本身也存在着内部的观点分歧。
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而他所主编的《读书》也顺带被自由主义学者看成是新左派的阵营。《读书》发表的关于苏东改革、全球化问题讨论的文章都被看成是新左派的言论，自由主义认为《读书》丧失了包容性，成为一派学者的言论阵地，而排斥其它的不同观点。
“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中山大学的教授袁伟时说。和袁伟时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书》老读者说，《读书》看起来似乎中立，也发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导位置的绝对是“新左派” 的文章。
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而争议爆发的焦点是2000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美国学者高默波的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在这篇文章中，高默波写自己的农村老家在“文革”取得了进展，而且还说到农民对于“文革”时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这篇文章在《读书》的发表，立即遭到了许多人，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南方周末》随即发表了文章，对高默波的文章进行批评，许多文章都认为高默波的文章对“文革” 的看法很片面，有失偏颇。甚至还有批评说汪晖和《读书》发表此类文章是为“文革”翻案。而后不久，《读书》被相关部门要求不再发表跟“文革”有关的文章。
尽管高默波的文章被很多人批评，但汪晖却表示高默波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书写“文革”的历史，其文章有值得发表的地方。他认为高默波不是要否定其它人的“文革”的叙述，只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个“文革”的多面性。
高默波文章引发的争论只是《读书》许多争论的一个例子，虽然汪晖发表所有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袁伟时认为，汪晖在《读书》期间宣扬的那一派理论看似头头是道，却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之后，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很多观点都是胡说八道，没有起到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由于只发表一派的观点，有些文章甚至起了制造思想混乱、误人子弟的作用。
这场争论使得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越演越烈，甚至在一些争论中，还出现了学术问题讨论之外的攻击。两派的学者在各自的观点上都毫不让步，每一个学者在自己的观点上几乎都是固执地坚持着。
论战升级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学术观点上，而是泛化到了整个学术圈以及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和知识分子的道德上。那些争论，在你来我往的批评和反批评中，激起一波又一波与学术观点没有太多关系的波澜。
这其中与《读书》和汪晖相关的事情就有两件：一件是“长江读书奖”事件，一件是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
于1999年启动的长江《读书》奖，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读书》杂志承办，这个当时称为“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却因为汪晖的获奖而遭遇了许多批评。最后演化成100位学者之间的争论。
2000年，“长江读书奖”在评出结果之后，汪晖的《汪晖自选集》获得了其中的一个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学术评奖的规则与学术批评的态度》一文中，对“长江读书奖”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而肖夏林也指出该奖项的评委会，一部分人如甘阳等是和汪晖同立场的“新左派”人士，另一部分则是汪晖的同事，如黄平等。众多的批评者都认为汪晖作为《读书》的主编，应该严格回避这个奖项的评选，而不应该作为候选人参与评奖，这样才能保证该奖项的公正。
汪晖本人也只是表示他从未参与过这个奖项，也不是该奖的学术召集人，但不想多谈这件事情的细节。而当时对长江读书奖提出质疑的学者徐友渔也认为到了现在，再谈那场七年前的争议毫无意义。
“长江读书奖”引发的100位学者之间的争论更多地涉及到学术腐败、学术的公正性等问题，却少有涉及到具体的学术观点。与其说它是一场与《读书》有关的争论。不如说它是由《读书》引发，但实际上超越了《读书》本身的风波。
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到中国和中国的学者交流。其后不久，学者雷颐发文称，哈贝马斯在谈到中国的新左派学者时，说他看过一些汪晖的文章，也和汪晖交谈过，他感觉到中国新左派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倾向。
雷颐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汪晖等人的不满，汪晖在2002年第五期的《读书》编辑手记中，否认自己和哈贝马斯见过面，并且称雷颐在散播不实际的流言，而对哈贝马斯对新左派的评价也不能接受。
不久后，徐友渔专门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汪晖，认为汪晖利用《读书》的公共空间和身为主编的公共身份为自己做辩护。徐友渔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但他一旦担任了某种公共职务，就会受到限制，就必须谨慎行事，避免滥用职权，或避免有滥用职权的嫌疑。正如上次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我的不同意见，不是出于与汪晖观点对立，也不是出于认为他水平不够，而是针对他的主编职位。”
《读书》编辑手记事件的争论问题更是没有学术问题的争论，所遭到质疑的一方是学者的诚信，而另一方是学者是公共权利。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之中，一些学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而《读书》也在这种争论中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
在中国思想界急剧变化的现实中，《读书》选择了承担起“直面现实问题，参与思想争论”的担子，但学术思想的争论，又势必使得《读书》遭到批评和不满，因为这种思想的分歧就体现在《读书》上。不管是汪晖主编，或者是换一位自由主义学者主编，《读书》绝不可能再像80年代思想同一性时，那么和乐融融，一片赞好之声。
而汪晖和这些学者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因为汪晖不再主编《读书》而停止。他们的思想争论，是90年代直至现在的中国社会、思想界状况所决定的，是一种命数。
《读书》的未来
自三联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而改由潘振平接任主编，吴彬和李学军分别担任执行主编和执行副主编之后，关于《读书》换帅的猜测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所谓的三联编制问题，和《读书》销量问题都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幌子。
对于汪晖离开《读书》，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反应。范用、沈昌文等老一辈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出了对新执行主编吴彬的支持。除了在网络上有不少对汪晖离开《读书》叫好的网友外，也有不少支持汪晖的人，在网络上对换帅事件表示了不满。
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学者都不愿意对汪晖离开《读书》的事情做出评说，而袁伟时是为数不多愿意对《读书》的换帅说出自己看法的人，他认为《读书》这样很好的杂志，前辈们苦心经营的成果都在汪晖时代被糟蹋了，抛弃了《读书》过去十几年的光荣传统。“汪晖离开《读书》使这份杂志摆脱了新左派的糟蹋，应该庆祝它的新生。”
和袁伟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出现在7月22日，一场关于《读书》的讨论会上。在这个由民间发起的讨论会上，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参与者都对汪晖时期的《读书》做出了肯定，并对《读书》的换帅表示了不满。甚至有少部分人，把导致此事发生的原因归结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上，和汪晖访谈中谈到的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多方势力的一种合谋。
参与当天讨论的钱理群，在会上做了最长时间的发言。他的发言实际上才真正值得我们思考。钱理群认为，《读书》换主编的事情已然成为定局，现在重要的不是猜测换主编背后的真实原因，更重要的是应该从这件事情看到，也许知识界即将失去一个发言和论证的平台。“《读书》这11年来，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论争。但我觉得这次换主编的事件，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这个讨论的平台。”钱理群说。
就如汪晖在访谈里所说，《读书》在最近几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压力。在发表文章上受到一些来自于三联集团领导的压力。从此可以了解到，思想界的自由论争，其实还受到另一方的限制。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读书》换帅，其实是三联对《读书》实行管制的一步。这位知情人士表示：“《读书》的主编如果是汪晖和黄平，他们两位都不是三联的人，三联的领导想对《读书》进行管理，总是要遇到一些阻力。所以才把他们换掉。而且换吴彬当执行主编，也很奇怪，她的年龄马上就该退休了，在这个时候让她当主编。也许是想她在退休之后，换一个从外面来的其它人。”
而在22日那场讨论上，前几年发生在《冰点》的事件也被频繁提起。“我们不希望《读书》成为下一个冰点。”好几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就如《读书》的作者、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傅谨所说，他不是任何一个思想派别的学者，他关心的《读书》这个讨论的平台，以及从《读书》11年的变迁中反映的中国学术史和学术发展的特点。“《读书》这几年的争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它已然发生了。《读书》在全国影响很大，其实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读书》未来持续的意义。”傅谨说。
1999年10月-2000年6月 “长江读书奖”事件
“长江读书奖”由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00万，与《读书》杂志共同设立，旨在打造中国的Nobel Prize，设3个著作奖(每部奖金30万元人民币)，3个文章奖(每篇奖金3万元人民币)。
首届“长江读书奖”评奖工作从1999年10月启动，特邀名誉主席为费孝通，负责评选的是为此次评选活动所设立的学术委员会，其召集人为《读书》执行主编汪晖、黄平及学者汪丁丁，其常设执行机构工作室由《读书》杂志和港方基金会选派人员组成。
评奖结果出台后，学术界颇有微词。引发人们非议的是获“特别荣誉奖”的《费孝通文集》，获“专家著作奖”的《汪晖自选集》和获“文章奖”的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当时的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以致最终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场论战。
2001年4月-2002年底 哈贝马斯访华风波
2001年初，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应邀访华，在国内思想界造成不小的轰动。哈贝马斯离开之后，历史学者雷颐发表文章称，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哈贝马斯谈到“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倾向”；“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他们应该用其他理论来批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要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此文一出，哈贝马斯文集的译著者曹卫东立即撰文指正，说“除了聚会一事之外，其余均值得严正质疑”；“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哈贝马斯和汪晖之间好像都没有过直接的接触。”
到2002年，汪晖在《读书》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重提此事：“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汪晖的这一文章很快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滥用《读书》主编的职位和权力，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以编辑手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反击。
围绕此事，两派学者又打了一场笔仗。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读书》换主编一事，自公布以来就受到了学界以及许多读者的关注，很多关于《读书》的讨论此起彼伏。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是邀请汪晖担任《读书》主编的人，而直到2002年她退休之前，她一直也管理着《读书》的相关工作。并且，她是从《读书》创刊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人。因此，本刊独家专访了董秀玉，就《读书》换主编事件以及《读书》过去所经历的争论采访了她。而董秀玉也在接受采访后，对一些问题做了自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自己对《读书》换主编的事“看不懂”，她也肯定了汪晖和黄平在《读书》的11年的工作成绩。
首先，对《读书》换主编的事情我真是不想讲什么。我这样说也并非刻意回避，只是因为“实在看不懂”它。我不懂为什么太正常的一个主编交替的事，会搞得那么不正常？社领导雷霆手段像办大案要案；学术界笑的骂的一通乱仗。真不知是为什么。
而对于和《读书》有关的很多争议我怎么看也看不到具体观点上明确的讨论或争论，满眼都是“新左派”、“自由派”。这些从西方引进的派别观点是否契合中国，我尚有疑问，更不懂为什么别人不承认，也一定要先给人家扣上这帽子。这使我想起反右，给右派分子扣帽子，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就是右派！这是很可怕的情景。为什么现在党不给知识分子扣帽子了，有的知识分子自己反而要给不同观点的人扣帽子，并一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样子？我真的搞不懂。
《读书》最近编的六本书，集中表现了这10年汪晖黄平主编期间的一些观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有哪些错误的、不同意的观点，文风如何，都可以讨论和批评，这样的批评才是正常的、必须的。《读书》创办期间陈翰伯、陈原同志就再三强调，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讨论，但“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反对打棍子戴帽子，反对废话空话、帮腔帮调。”
至于“长江读书奖”，这更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件事是由我主持的，如果说程序等等有缺点，或者事先应考虑回避问题，这都对，我都可以接受和检讨。但如说这是阴谋，那是诬陷；如果说是汪晖以权谋私，那是典型的无中生有、人身攻击。对这些我非常不齿，也随时可以依靠法律还《读书》一个清白。
对《读书》的未来。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媒体的大标题都不提新任主编潘振平。潘是一个正派的学者型的出版人，他是一个有学术能力的人，在思想性和敏锐度上再有加强，应当会把《读书》编好，我对他有信心。
7月11日，三联书店正式对外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
“换帅”传闻终于得到证实。
然而，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汪晖却没有再露面。
关于《读书》换帅背后的种种，外界猜测纷纭，
这时候最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汪晖却没有任何回应。
7月18日，卸去了《读书》执行主编职务的汪晖接受了本报独家长篇专访。
一个月之前，本报记者在六卷《读书》精选集出版之时专访过旺晖，
那时候他还畅谈了很多对《读书》的种种设想。
没想到，时隔一个月，我们的会面谈的却是他的离开，和对《读书》的总结。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北京报道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
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
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
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
1、回应“换帅”
《读书》在经营上并不失败
南都周刊：《读书》风格的这种变化，使得有外界评论《读书》的老读者逐渐丧失，这次换主编事件，也有外界猜测是因为杂志发行量下滑的原因。
汪晖：《读书》的作者和读者既有延续，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读书》在经营上也并不失败。在我们编辑《读书》的十一年中，《读书》的发行量始终在十万左右波动。在这份杂志28年的历史中，是处于发行量高的时期，而不是低的阶段。就是今年，《读书》的邮局征订也是上升的，说明稳定的读者多了。所谓下滑，是自发部分，确有一点下降。且不是指发行量，而是零售回款缓慢。据了解，是由于内部调整，三联书店去年年底没有再给《读书》的发行定指标，今年发现问题后又没有及时调整，也曾出现个别回款错汇到其他账户的情况。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协调解决，不能一盖而论推到编辑工作上来。
有些以“好读”为宗旨的同类刊物，发行量始终无法与《读书》相比，这说明发行问题与他们所说的风格问题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关系。说到底，《读书》并不是以发行量为目的的思想评论刊物，这是创刊伊始的宗旨。但如果要说发行量的话，在同类型的杂志中，《读书》是唯一靠着发行量就能赢利的杂志。当初董秀玉总经理规划定位三联的刊物，就明确《读书》是严肃的高层次的文化思想刊物，《新知》(待办)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中等程度的知识刊物，《生活》则是文化大众刊物。她依靠广告把《生活周刊》支撑了起来，却小心翼翼地限定《读书》只许做一点书的广告，能不做更好。希望保留一个非商业化的纯粹的思想刊物。
现在有些人把经营问题与刊物风格问题混为一谈，我想是有人要为免除我们的职务找借口吧？
我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南都周刊：三联领导们对外公布，说是因为编制问题，所以换掉你和黄平，那你接受这个理由吗？
汪晖：过去几年中，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出《读书》杂志的问题。在抵制前任总编辑汪季贤对《读书》的改组行动和出版所谓《读书》公务员版的荒唐举措之后，我们正式地与三联书店领导谈过离开《读书》的问题。为了稳定汪季贤走后的局面，三联书店领导希望我们能够留任，我们同意了，但建议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提前告知一个过渡时间表，以避免因为我们的离开而造成不必要的震荡。今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六卷《读书》精选，部分的原因，也是为了回顾和总结这十年的工作，为过渡做准备。《读书》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早已成熟了。
但这次三联书店对《读书》的改组却完全没有先兆。六月中旬，他们约我和黄平谈话，由于黄平出差，我们约定六月二十一日会见。但这天上午《新京报》登出了“《读书》换帅”的报道，让我们十分惊讶。在这篇报道中接受了采访的副总编辑樊希安事后对我说，他从未接受采访，那完全是媒体的炒作。7月3日和7月10日，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和副总编辑约我两次见面，所谈内容大致一样，即根据新的规定和出版集团领导的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主编的存在。在第二次的谈话中，他们又特别强调说，集团领导高度重视《新京报》的报道，担心媒体炒作，因此要求尽快处理此事，立刻交接。黄平和我从未对离开《读书》杂志表示过异议，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保护《读书》出发，完成平稳过渡，但三联领导和他们的上级显然觉得哪怕晚一天完成过渡也会带来不测，实在让人费解。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遭到绝大多数编辑的反对是必然的。
南都周刊：那真正换掉你和黄平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汪晖：我不清楚，也并不在意。董秀玉退休之后，除了与潘振平先生较为熟悉之外，我们与三联领导层、甚至分管领导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汪季贤时期在发稿问题上限制较多，我们有矛盾；现任领导的风格也大致如此，但我们之间并无直接冲突，主要是在稿件问题上出现分歧，在撤稿上，他们都是直接向编辑部发指示。我们不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对于主管领导而言，感觉“不好管理”大概是确实的。
三联书店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出版社，历任的总编辑都注意与知识界、文化界的人沟通，但这样的状况自从董秀玉离开后就发生了变化。上面派来的负责人往往与知识界完全无关，他们也没有与学者或知识分子沟通的意愿，对于《读书》这样的杂志既无理解，也无尊重。说起来也有趣，现任党委书记与现任主管《读书》杂志的副总编辑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就是讨论我们离开的事情，时间是今年7月3日，也即三联社委会改组方案落款的那一天。这种管理方式的效率实在是高。
《读书》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空间，我们发表文章的尺度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的。董秀玉担任总编辑的时候，只要碰到困难，她就会设法帮助我们解决，没有她的支持、理解和默默奉献，《读书》杂志不会有后来的局面。但这样的默契在后来的领导者那里就完全没有了。他们按照规定做事，但我们也不大懂得那些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感到不满，因为这对《读书》的讨论势必造成伤害；他们感到为难，因为我们不那么好掌控或管理，可能给他们添麻烦。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吧。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读书》在过去十年中发起过各种讨论，也时时引起争议。就像《新京报》的报道所显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运动着的。但三股力量有无直接联系，或者是怎样汇聚到一起的，我并不清楚。我说的三股力量是：官僚体制加强统一管理的力量，总想夺取或取消《读书》这个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诸如《新京报》这样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还是市场的媒体力量。
“组织解决”让人悲哀
南都周刊：也有不少人认为你离开《读书》是好事，你怎么看？心里会不会不太能接受？
汪晖：对我个人而言，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这是好事吧。过去十年中，为了《读书》的讨论，黄平和我都付出了很多辛劳。《读书》成为某些思想讨论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区，都产生了影响。有人为这样的讨论而兴奋，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讨论，也有人希望取而代之，这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是一次次发生的事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对于今天的变局，有人感到痛心，也有人弹冠相庆，大概都是自然的。我为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悲哀，但对离开这件事情早有准备。这一切既出乎意料，又在预感之中，熟悉《读书》是多年来的风雨道路的人，可以轻易地发现这里面的某种逻辑或轨迹。
南都周刊：对于《读书》的未来发展会担心吗？
汪晖：《读书》编辑部的各位编辑与我们共同奋斗了十一年多，经历了这一时期最为激烈的争论和风雨。他们不但是优秀的编辑，而且也是对思想讨论和文化事业抱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为守护这个思想空间而努力。潘振平先生长期主持《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与学术界保持了密切联系，由他来主持《读书》，我乐观其成。我会一直关注着这个空间，关注着他们的工作。
在《读书》二十八年历史的每个阶段，这份杂志都在回应时代变化，完成自己的不同使命。变化是必然的。
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在变迁，《读书》做过的许多工作已经生根，一切都不会倒转的。
插图：1996年第五期《读书》封面。从这一期开始汪晖接替沈昌文担任执行主编。
2、回顾历史
现实的声音让一些人不舒服了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思想界越来越多争论，这一点在你接任《读书》之后似乎表现得也很明显。
汪晖：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如果80年代的主调是改革开放的话，现在我们面对着改革过程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没有反思，便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革。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生态保护、私有化与劳动权利、市场化与社会保障体制，以致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如何理解现代的历史，如何判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分歧。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1989年以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关键所在。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会把我们带向大同社会、永久和平，但如何解释今天全球格局中的垄断、霸权和战争，如何解释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新的不平等？也有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的全面肯定，认为我们仍然应该“走俄国人的路”——这里说的是叶利钦时代的俄国道路，也就是自发私有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看待叶利钦时代的改革？《读书》就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分析自发私有化过程引发的社会分化，也讨论过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化过程被少数寡头所操控的问题，这在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知识界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不但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危机说不明白，对于中国为何能够幸免于难也没有给出真正的解答。这个状况在我看来是新的教条主义的结果。我们约请许宝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学者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些文章的观点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样，但事后证明他们的分析是最有解释力的。
1998年以后，围绕着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角色问题，《读书》也曾发表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进行争论，那个时候火药味已经很重了。到2004年前后，知识界围绕私产入宪、物权法和国企改革等问题的争论趋于白热化，《读书》也发表了观点和立场都很不一样的讨论文章，其中一些文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南都周刊：而当时思想界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化。简要地说：你觉得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是什么？
汪晖：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个两分法，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我认为这场争论是批判的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左翼如果不被这个思潮所裹胁，也就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抵制。许多知识分子简单地将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视为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拒绝对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其结果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饰了这一过程带来的严重社会分化、环境灾难。
我前面谈到对俄罗斯的自发私有化的讨论，这个讨论其实是与对中国的私有化过程的反思密切相关的。从理论上看，批判的知识分子关注资本与权力、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分析两者在现实进程中的实际关系；而新自由主义者则从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出发，强调市场、私有产权的绝对道德优势，而忽略市场化过程和所谓产权明晰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他们强调效率优先，强调国家退出，强调面包做大，却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中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的关联。这些口号的简陋和由此引发的问题，在今天大概已经看得十分清晰了。
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了三农问题的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在展开。你们大概会记得温铁军、李昌平、陆学艺等有关三农的讨论，记得王绍光、陆广莘等有关医疗改革和中医问题的讨论，记得崔之元、甘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产权问题的分析。他们的声音影响较大，但并不在于声音高、数量多，而在于触到了敏感的神经。通过公共讨论，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我想这是许多自居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吧。
产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现实的变化本身：三农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改制过程中的大规模腐败和不平等，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霸权构造、战争和动荡等等动摇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些乐观信念。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
《读书》不是某一派的阵营
南都周刊：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这些变化，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有分化，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了《读书》杂志上，这是否也是《读书》在你接手后，遭遇很多讨论的原因？
汪晖：分化是必然的，争论也是必然的，但我不大喜欢简单地用派别的观点来对待争论。
分歧最好在具体的问题上展开，一旦化约为派别，就往往是在争输赢，不是在讨论问题了。《读书》有自己的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某一派的阵地。你只要看一看这十一年中为《读书》写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不可能被划在一个单纯的派别里，以经济学而言，杜润生、吴敬琏、张维迎、樊纲、梁小民、汪丁丁、秦晖、崔之元、王绍光、瞿宛文、许宝强、左大培、温铁军、盛洪、张曙光、茅于轼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人文领域而言，金克木、黄裳、李泽厚、钱理群、甘阳、孙歌、刘禾、李零、何怀宏、陈来、葛兆光、张汝伦、陈嘉映、李陀、赵京华、曹卫东、杨念群、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社会科学而言，费孝通、王铭铭、朱苏力、信春鹰、钱永祥、夏勇、梁治平、郭于华、陆学艺等等，他们算是一个派别吗？的确，崔之元、甘阳、温铁军、王绍光的文章都引发过讨论，但以比例论，他们发表的文章并不比其他的一些作者多。与其问为什么我们要发表这些文章，不如问为什么恰恰是他们的文章能够引发争论呢？其实，如今媒体和各类学报充斥了主流的声音，为什么就不允许《读书》发表一点不同的声音呢？对我来说，能够提出真正的问题的文章就是值得发表的文章，无论有多大压力，无论这样的声音是多么孤立，我们都坚持发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文章讨论，但绝不应该扼杀这样的讨论。
南都周刊：实际上，你接任《读书》后，在让它风格转变后，并且积极地谈论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后，它势必要面临这些纷争。所以说，这些讨论和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会不会觉得这是你为自己和《读书》挑上的一个沉重的担子？
汪晖：我觉得这是《读书》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也愿意面对这样的挑战。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几家杂志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不满也包含对自己的不满
南都周刊：你说到你对当时知识界的状态不满？
汪晖：我的不满也包含了对自己的不满。我希望拓展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很难进入知识分子有关市场化、全球化的讨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吧？我们谈全球化，眼睛里面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国，我们有多少人从印度、越南、尼泊尔、非洲、拉丁美洲的角度回望中国呢？我们的开放是单向的开放，它的另一面就是封闭。这个格局要打破。《读书》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亚洲的讨论，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讨论。我们希望从一个世界性的眼光来判断中国的状况，也希望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探讨，理解当代世界的状况。为了扩展我们的视野，《读书》邀请了日本、印度、韩国、东南亚、欧洲、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的学者与大陆的许多重要学者一道讨论，并发表文章。这些讨论从一些侧面正在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南都周刊：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思想界面临着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很多西方的理论也在这时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新的问题、不同问题的争论使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也处于一种迷茫期吧，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并不是知识界不想去解决和讨论它？
汪晖：迷茫是探索过程中的常态，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新的思想封闭症的出现，也就是在讨论中不承认自己的迷茫，总想拿自己的常识当绝对真理，甚至对别人的思想探索采取敌视的态度。我在这里只是做一点假定：假定十多年前，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否定或扼杀有关自发私有化及其危机的讨论，我们的国企改革也许不致产生如此众多的问题？假定在我们反思发展主义问题时，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将这些思考当做无关痛痒的胡言乱语，我们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也许不致如此严重？假定我们早一点对全球化过程的霸权的和垄断的构造进行思考，也许我们在许多方面上会做得更好一点？我提这些问题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强调心灵开放的重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问题，而总是将矛头对准展开讨论的思想平台。在我看来，扼杀思想空间和拒绝反思是危险的。
南都周刊：这些是你对知识界的一些不满意，你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换一个人当《读书》的主编，可能这些问题就不会被关注，或者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你个人的色彩在《读书》……
汪晖：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杂志就像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个性，这不是问题。如今没有个性的杂志，千篇一律的杂志到处都是，他们或者是大众性文化读物，甚至也可能是核心期刊，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发表批评和不满。《读书》有这么多优秀的、杰出的作者，它的色彩来自这些作者，而不是来自编辑，编辑工作说到底只是一种服务工作。除了在与编辑工作相关的场合，黄平和我很少以《读书》编辑的身份活动；如果不是许多攻击直接地针对我们个人，我们实在不愿意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接受采访。我们更愿意安静地做点服务工作，如此而已。
插图：2007年第七期《读书》封面。再过一期，汪晖的名字将不再出现在“执行主编”一栏。
3、面对批评
“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
南都周刊：你接任《读书》之后，《读书》和你本人都经历几次重要的风波，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们看成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
汪晖：这些事件背后有思想争论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归结为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相当认真的评奖，偏偏因为我的得奖而遭到攻击和非议。程序是由大家制订的，结果是根据这个程序产生的，如果认为程序有问题就检讨程序。我人在美国，没有参与这个奖项有关的任何工作。现在评奖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发怀疑，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参与其事的人有意误导舆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坦白地说，我本来是准备起诉这些人的，但考虑到思想讨论的气氛可能因为诉讼而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事情使我对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发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仅见的从农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读过他对“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从未回避那个时代的悲剧。“文革”发生迄今四十年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视角大多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的、知识分子的、下乡知青的，我们很少听到从农民的角度叙述的“文革”，也很少听到从工人的角度叙述的“文革”。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发表这样的文章引发进一步的讨论。结果文章发表之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所谓“自由主义者”指控我们要为“文革”翻案。这些人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而是将矛头对准发表文章的思想空间。他如愿以偿了：有关方面的文件中提到了《读书》的文章，我们不再能够继续这样的讨论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人物之口，攻击《读书》杂志为“专制”辩护。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就是为“专制”辩护？这样的逻辑未免过于荒谬。我当面问过哈贝马斯先生，他对这些人利用他来攻击我们十分不解；曹卫东先生、黄平先生等在场的学者也专门写文章证明他们的说法不过是造谣和谎言。他们攻击的并不是黄平或我个人，而是作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我们，为了保护杂志的声誉，我们当然有必要对流言加以澄清。我实在不明白，这就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水准吗？这是对思想讨论的伤害。
十一年中，围剿《读书》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为了打倒我们，那几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自己在讨论中到底提出过什么重要的问题，做过哪些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精力更多放在攻击别人上。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思想的宪兵，与自由主义毫不相干。
南都周刊：比如“文革”这种话题，它是充满很多情绪性在里面的。而且尤其这个问题跟知识界、思想界是紧密联系的。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考虑吗？
汪晖：可以有更多的考虑，但不能变成思想的禁忌。为什么“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国外？因为我们的禁忌太多，有些是来自国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创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对历史的体验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并不代表哪一种就是正确的。我们只有把多方面的东西呈现出来，才能够看得更全面一点，也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当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读书》选择了承担
南都周刊：范用先生曾经说过，《读书》杂志创办之初，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创办之初的《读书》所肩负的内容好像要轻一些。而在你接任之后，我觉得你似乎给《读书》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它所担负的内容越来越重。
汪晖：这种责任从《读书》创刊一开头就有。《读书》杂志从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到王若水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等等都是严肃的理论探索，80年代中期关于存在主义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在80年代，《读书》还起着一个介绍新知的作用，这个功能仍然在持续，但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译格局和知识状况下，只是一般的介绍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年代前期，适应着当时的社会转化，《读书》的取向有一些变化，但不能说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面貌。相对而言，在8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基本意识形态，而随着社会的分化，到90年代改革共识面临危机，这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展开了他们的思想探索的时代。《读书》必须反映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真实的大转变。迅速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积累，没有反思、一味地将所有文化空间当作文化消费的场所，这是很危险的。我不但认为《读书》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还希望出现更多的讨论空间。老实说，大部分媒体对于《读书》的报道从未真正触及到底我们做了怎样的讨论，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讨论。他们纠缠的就是什么“好读不好读”或者“新左派”的话题，可悲的是，连许多学者也跟着这些话题起舞，实在让人费解。
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
南都周刊：然而一直以来你的很多观点，还有《读书》发表的一些观点却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难道不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
汪晖：有批评难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吗？知识分子的讨论都和大众传媒一个调就是好事吗？鲁迅当年用“无声的中国”描述当时的社会，所谓“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只有一种声音。听起来嘈杂得厉害，但其实大同小异。今天的中国不是声音太多，而是声音太单一，那就是发展的声音，消费的声音，争权夺利的声音。中国有那么多杂志，能够引发讨论的并不多，这样就好了吗？批评总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写成了有质量的文章，我们就乐意发表。思想讨论要追究的是谁对谁错，不是有没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再多，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讨论都要用大众传媒来评胜负，那不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沉沦吗？
前两天有一个记者问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还没有得到大众社会承认。但是，大众社会是谁呢？它是根据自己的报纸来判断这个大众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报纸面对的所谓大众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领阶层，这个大众概念就很可疑，因为它是把绝大多数的大众排除在外的大众。你们调查过几亿的农民什么看法吗？你们调查过工人什么看法吗？以我有限的经验和调查，工人、农民的看法与如今媒体中“大众观点”相差实在十分遥远。我在谈论这一点的时候，也没有把《读书》排除在外。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读书》十年精选中，我们编了一本《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为什么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分歧不仅发生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且更发生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不同视野之上。一个了解三农危机的人就不会对于城市的发展一边倒地叫好，一个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做过研究的人，也不会对国企改革、土地私有化抱有那么不切实际的(或过于实际的)幻想，一个研究了民主制度在不同社会中的经验的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大概不会停留在奢谈“三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道路”的层次上。重构的过程是多元的、多样的，不是一律的，但这个重构过程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造成一个新的思考的空间。我们做得很不够，但这是《读书》努力的方向。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的片面性、局限性，或者指出我们的讨论不够深入，我完全乐意接受，也十分欢迎。但要是有人试图取消这样的讨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都周刊：回顾十一年来看的话，总结一下你在《读书》自己做的东西，大体上满意吗？
汪晖：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我们讨论的深度有待开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地触及，也希望在文体上不断改进。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们的年轻编辑：我们在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一部分人当中关注的问题；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不等同于我们已经把几亿农民的声音带了出来。但认识到这些局限不是否定这样的讨论，而是要深化这些讨论。在90年代以来的潮流和媒体环境下，《读书》把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推出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老实说，已经非常不容易。这不是《读书》或者我们这些编辑有什么功劳，而是那些真诚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贡献。我在这里要向这些思考者和研究者致敬和感谢！
就像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丢了基本的格调。在今天的环境中，哗众取宠很容易，讨好这样的那样的势力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格调反而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对《读书》的编辑们在风雨中的认真和坚持有点儿自豪。
南都周刊特约撰稿 刘铮
美国
《纽约时报书评》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缩写NYBR)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书评刊物，以往董鼎山、冯亦代等老先生在《读书》上写文章绍介海外新书，恐怕就常仰赖 《纽约时报书评》 ——没读过原著，光凭人家写的书评，就能敷衍成文，也算是功夫罢。《纽约时报书评》 的长处是资讯快，紧跟热点，有点 《中华读书报》的意思。文学性书籍的评论倒还好，学术类著作的评论就非其所长了。应该说，它跟 《读书》 面向的读者群不甚相同。
《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缩写NYRB)在知识界影响大，不过许多人对它并非真的了解。首先，它一年出刊20期，周期比 《纽约时报书评》 长。其次，虽说它面向广大美国知识分子，但其编刊风格也显示出一定的偏好及偏见，比如，它留给哲学的篇幅本来就相当少，而对欧陆哲学，如德里达、齐泽克这类哲学家的著作，则是从来不予评论的；《纽约书评》 重视历史，分量最重的是美国史，其次是欧洲史。第三，《纽约书评》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核心撰稿团队，不像 《纽约时报书评》那样想找谁写就找谁写，没个准儿。第四，《纽约书评》 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它的几位政治类核心撰稿人，如Timothy Garton Ash、Ian Buruma等，皆是如此。
《纽约书评》 与 《读书》 的主要差异在于，尽管它也刊登一些一般性的评论，但绝大部分文章还是针对刚出版的新书的，不像现在的 《读书》，似乎不怎么谈具体的新书，就算谈，也每每只当是作者自己发议论的由头。在形式方面，《纽约书评》 的文章篇幅都很长，能把新书评得比较透，《读书》 “短长书”栏目里那类短小的文字，在《纽约书评》 里是找不到的。
英国
吴尔夫、艾略特给 《泰晤士文学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缩写TLS)写稿的时候，它是文学界最显赫的评论刊物，如今，它已经有些沦落了。作者不甚齐整，关注点也不见新意，基本上成了一份纯书评杂志。
相比之下，《伦敦书评》 (London Review of Books，缩写LRB)要耐读些，它基本上就是一份“英国版 《纽约书评》 ”。
上面提到的这四种杂志，在装帧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皆为“报纸本”，开本大，纸质粗。这跟 《读书》 是不同的。
英美国家杂志数量庞大，专业的不提，像 《纽约客》(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这类著名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里，每期必登一两篇书评，而英国的文化政治杂志《旁观者》(Spectator)则有半本的篇幅都登书评，再加上《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之类的人文杂志也有大篇幅的书评，因此，上面四种专门的书评刊物尽管极有名，但并没有在读书界占据垄断性地位。而在中国，《博览群书》、《书城》、《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似乎仍无法撼动《读书》的龙头位置。
法国
法国的《读书》(Lire)跟中国的《读书》实际上完全不是一码事。法国的《读书》是面向最一般的读者的，上面每期都有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的选段，中国知识分子气息极重的《读书》杂志怎么会登这类玩意儿呢？法国的《读书》策划的专题、访问的作家也都是流行性的，缺乏深度。总体上说，它是本平庸的杂志。
法国最好的书评类刊物或许是 《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eraire)罢。它的标志是每期一个专题大策划，比如“加缪专号”、“印度专号”、“精神分析专号”等，占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剩下的则是新书评论和作家访谈。
法国的《读书》和《文学杂志》都是用精美的画报纸印的，图片极丰富，跟中国的《读书》只有文字和漫画的素朴风格大相径庭。与中国的《读书》接近的倒是巴塔耶创办的《批评》(La critique)杂志，这份思想类杂志原来比《读书》厚一点，现在则比《读书》薄一点，文字艰深，思想尖锐。要论形式，两者接近；要论内涵，《读书》瞠乎其后。
法国与《泰晤士文学副刊》类型一致的杂志叫《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eraire)，也是“报纸本”，纯登新书书评。
德国
德国的书评杂志也不少，有两种非常接近的，一种叫《图书杂志》(Buchjournal)，一种就叫《书》(Bucher)，它们都跟法国的《读书》很像，面向大众，主攻小说。
深入一些的是《文学》(Literaturen)杂志，内容不仅限于文学，跟法国的《文学杂志》很像。这三种都是用精美的画报纸印的。看德法两国的文化刊物，最让人感慨的恐怕就是印得真漂亮。
欧美国家书评类刊物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文学给予极大的关注，最出风头的肯定是小说家，照片到处登，他们的模样老百姓都熟悉。中国的《读书》就不同了，沈昌文时代的《读书》对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还是相当重视的，到了汪晖时代，当代中国文学和当代外国文学这一翼几乎完全割舍了。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出版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文类杂志很多，综合性杂志更多，从《文艺春秋》到《新潮》，再到《文学界》，不管是综合性杂志，还是纯文学杂志，上面都有书评的位置。相比之下，专业的书评刊物似乎影响甚微，在知识界不成什么气候。读者较多的书评周刊是《周刊读书人》，而由讲谈社出资创办、兼有宣传自己出版物任务的杂志《本》也具一定知名度。但从影响大小和订户多寡的角度来讲，《周刊读书人》和《本》都没法与中国的《读书》相提并论。
也许，再也没有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能像《读书》这样牵动着中国思想界的神经了，即便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担纲《读书》主编逾十年的汪晖先生日前卸任——也引来坊间异乎寻常的关注、猜测与解读。
一份刊物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刊物本身的特殊性有关，更与刊物生存的特殊语境有关。
汪晖主政的《读书》十年，既是《读书》风格从大众知识分子言说向学术性思想评论转型的十年——这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风气变迁——也是中国思想界分化最为深刻与剧烈的十年。
这十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从浮出水面到持久较劲；这十年，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异军突起；这十年，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三角结盟又各持己见，上演“三国演义”。
而在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来的十年复杂流变中，汪晖与他的《读书》不仅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不仅仅提供了舞台，还表演了节目。十年《读书》，是中国思想界十年流变的一方平台、一面镜子、一张标签。
一份杂志的汪晖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会结束。
借《读书》换帅之机，我们邀请学者梳理与总结中国思想界十年，当然并不是为了纪念一份杂志的变局。
看法·访谈 编辑 吴金 美编 康哲峰
到2007年7月被三联书店单方面宣布卸任，
汪晖担纲《读书》已逾十年。
这十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是痛苦转型的十年；
对《读书》杂志是喧嚣热闹的十年；
对汪晖个人，是毁誉参半的十年。
《读书》十年，是一个人、
一本杂志和一个知识界的沉重故事。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北京报道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个本应该很平常的人事调动，
为什么却如此地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
不仅仅是它曾经有着值得骄傲的历史，还因为汪晖在学术界的争议，
也因为《读书》这11年见证着中国思想界的变迁和分化，
它的承载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杂志所能承载的内容。
7月10日上午10点，汪晖本想召集《读书》编辑部的同事们开会，准备讨论关于第九期《读书》的编辑事宜。这个会议却在即将召开之前中止。当天上午9点，三联领导召集《读书》编辑部编辑开会，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至此汪晖与《读书》结束长达11年的关系，署有“执行主编汪晖”名字的《读书》将截止到2007年第八期。突如其来的事情，汪晖觉得毫不意外，而让他感到不悦的是，在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听到三联的领导当面向他宣布这个决定。
7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对三联书店领导的采访，首次正式对外公开了《读书》换帅的消息，一场让外界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猜测尘埃落定。可事实的公布，并未平息外界对《读书》的讨论，相反地，关于《读书》和汪晖的讨论却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汪晖也瞬时成为媒体热追的对象。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个本应该很平常的人事调动，为什么却如此地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它曾经有着值得骄傲的历史，还因为汪晖在学术界的争议，也因为《读书》这11年见证着中国思想界的变迁和分化，它的承载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杂志所能承载的内容。
汪晖接掌《读书》
1979年4月，《读书》的诞生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随之，《读书》声名大噪。
在许多知识分子心中，《读书》在80年代起着一种思想启蒙的作用，它暗合着思想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给经历了将近二十年思想荒漠的年轻人送来了犹如甘饴的新知。而那时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把《读书》当成了展示自己才华和思想的舞台，许多人都在《读书》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汪晖就是其中活跃的一位。《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回忆起汪晖时说，“他很了不起，文章写得很好。不仅给《读书》写稿，还经常参加编辑部的活动”。汪晖与读书的缘分就始于那时，当时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和《读书》的这种亲密关系，成为他后来执掌《读书》的一个原因之一。
经历了80年代末的动荡之后，知识分子在自我的思想上进行着反思。一方面，随着邓小平1992南巡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登场，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同一性”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附带的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知识分子急切地寻找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6年沈昌文面临退休，《读书》选择怎样的主编执掌，将决定着《读书》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成为时任三联总经理的董秀玉最着急的问题。
沈昌文时期的《读书》在90年代前几年，偏重文学领域和人文趣味的内容。和陈原、范用时代的《读书》相比风格没那么尖锐，也避开了一些思想争论。到了1996年，这样温和的风格引起了一些学术界的担忧，在董秀玉选择《读书》新一任主编的过程中，学术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向她反映，新时代的《读书》缺乏了一些学理性，希望她能够选择学术背景较强的人担任《读书》主编。
董秀玉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经学界推荐、陈原面试、社委会批准的情况下延请汪晖接任《读书》主编。最初，汪晖并不愿意担任《读书》的执行主编，在董秀玉的再三说服下才最后接受了邀请。
从创刊最初就定位为思想文化类杂志的《读书》在思想变革的浪潮中主动选择了一位学者做主编，而这位主编又密切关心着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思想界的讨论，《读书》在汪晖的领导下，势必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并且见证着思想界不同观点和理论的纷争。
考古打响第一炮
汪晖接任后的《读书》将会在思想界扮演怎样一种角色？《读书》会面临怎样的改变？这是那个时候众多《读书》老读者最为关心的事情。而为《读书》做一些改变，也是汪晖接任后的想法。
“想做一些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当时不仅是对《读书》，对整个学术界、知识界以及各种思潮都有些想法，所以希望通过《读书》来展开一些新的讨论。”接手《读书》后不久的汪晖，很快就开始了自己规划的一些改变。1996年，他接任《读书》后的第一年，便开始陆续发表了一些考古学家的考古学文章，这类文章，基本上是以前的《读书》从未涉及到的领域。
为什么以考古学打响改变的第一炮？汪晖认为，考古学在过去20年里是中国学术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学科，大量的发掘不断涌现。“这些发掘到底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提供了什么，对古代历史的争论、学术的进展有什么意义？因此，讨论考古问题与当代历史、与我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汪晖解释，考古学是《读书》很少涉及的领域，看起来离大家生活很远，但《读书》试图把这些看起来很远的东西与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思考联系起来。
考古学引入《读书》的讨论之后，一系列其它领域也渐渐进入汪晖和黄平执掌后的《读书》。继1996年10月发表《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之后， 1997年《读书》又开辟了《田野杂记》栏目，为此后《读书》能够率先提出三农危机的讨论提供了前提；黄万里关于黄河治沙的文章和有关生态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讨论，将生态环境问题引入了《读书》的视野；几乎与此同时，有关俄罗斯改革、性别、战争与民族主义和经济学的社会角色的争论也渐次展开…
一份由读者为汪晖时期的《读书》所作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5月至2006年12月，《读书》共发表稿件4059篇，其中文章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环境、医学等等。和陈原和沈昌文时期相比，汪晖时代的《读书》涉及了更多的领域，这是这个阶段，《读书》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新左与自由派之争
《读书》扩大了讨论的领域，这一点转变在学术界和读者中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回馈，但《读书》的改变并不仅仅只是涉足领域的扩大，它从沈昌文时期的人文趣味、风花雪月变得越来越贴近现实问题，越来越专业化和学术。
钱理群认为，中国那个时候的学术界对现实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思想上也越来越分化。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对待现实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很多学者在面临一些关于中国改革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还存在迷茫和苦恼，在一些问题上其实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疑问。而这种疑问就需要像《读书》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讨论。但随着思想界分歧的扩大化，《读书》上的争论也有些剑拔弩张之势。这种争论，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开始之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虽然汪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代表，但他于1997年发表在《天涯》杂志、引起思想界很大震动的文章《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还是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第一次的激烈交锋。此后，汪晖陆续撰文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全球化的危机等等一系列文章，拉开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关于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中国道路的走向，对导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双方都有重大分歧。而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它们自己本身也存在着内部的观点分歧。
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而他所主编的《读书》也顺带被自由主义学者看成是新左派的阵营。《读书》发表的关于苏东改革、全球化问题讨论的文章都被看成是新左派的言论，自由主义认为《读书》丧失了包容性，成为一派学者的言论阵地，而排斥其它的不同观点。
“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中山大学的教授袁伟时说。和袁伟时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书》老读者说，《读书》看起来似乎中立，也发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导位置的绝对是“新左派” 的文章。
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而争议爆发的焦点是2000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美国学者高默波的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在这篇文章中，高默波写自己的农村老家在“文革”取得了进展，而且还说到农民对于“文革”时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这篇文章在《读书》的发表，立即遭到了许多人，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南方周末》随即发表了文章，对高默波的文章进行批评，许多文章都认为高默波的文章对“文革” 的看法很片面，有失偏颇。甚至还有批评说汪晖和《读书》发表此类文章是为“文革”翻案。而后不久，《读书》被相关部门要求不再发表跟“文革”有关的文章。
尽管高默波的文章被很多人批评，但汪晖却表示高默波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书写“文革”的历史，其文章有值得发表的地方。他认为高默波不是要否定其它人的“文革”的叙述，只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个“文革”的多面性。
高默波文章引发的争论只是《读书》许多争论的一个例子，虽然汪晖发表所有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袁伟时认为，汪晖在《读书》期间宣扬的那一派理论看似头头是道，却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之后，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很多观点都是胡说八道，没有起到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由于只发表一派的观点，有些文章甚至起了制造思想混乱、误人子弟的作用。
这场争论使得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越演越烈，甚至在一些争论中，还出现了学术问题讨论之外的攻击。两派的学者在各自的观点上都毫不让步，每一个学者在自己的观点上几乎都是固执地坚持着。
论战升级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学术观点上，而是泛化到了整个学术圈以及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和知识分子的道德上。那些争论，在你来我往的批评和反批评中，激起一波又一波与学术观点没有太多关系的波澜。
这其中与《读书》和汪晖相关的事情就有两件：一件是“长江读书奖”事件，一件是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
于1999年启动的长江《读书》奖，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读书》杂志承办，这个当时称为“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却因为汪晖的获奖而遭遇了许多批评。最后演化成100位学者之间的争论。
2000年，“长江读书奖”在评出结果之后，汪晖的《汪晖自选集》获得了其中的一个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学术评奖的规则与学术批评的态度》一文中，对“长江读书奖”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而肖夏林也指出该奖项的评委会，一部分人如甘阳等是和汪晖同立场的“新左派”人士，另一部分则是汪晖的同事，如黄平等。众多的批评者都认为汪晖作为《读书》的主编，应该严格回避这个奖项的评选，而不应该作为候选人参与评奖，这样才能保证该奖项的公正。
汪晖本人也只是表示他从未参与过这个奖项，也不是该奖的学术召集人，但不想多谈这件事情的细节。而当时对长江读书奖提出质疑的学者徐友渔也认为到了现在，再谈那场七年前的争议毫无意义。
“长江读书奖”引发的100位学者之间的争论更多地涉及到学术腐败、学术的公正性等问题，却少有涉及到具体的学术观点。与其说它是一场与《读书》有关的争论。不如说它是由《读书》引发，但实际上超越了《读书》本身的风波。
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到中国和中国的学者交流。其后不久，学者雷颐发文称，哈贝马斯在谈到中国的新左派学者时，说他看过一些汪晖的文章，也和汪晖交谈过，他感觉到中国新左派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倾向。
雷颐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汪晖等人的不满，汪晖在2002年第五期的《读书》编辑手记中，否认自己和哈贝马斯见过面，并且称雷颐在散播不实际的流言，而对哈贝马斯对新左派的评价也不能接受。
不久后，徐友渔专门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汪晖，认为汪晖利用《读书》的公共空间和身为主编的公共身份为自己做辩护。徐友渔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但他一旦担任了某种公共职务，就会受到限制，就必须谨慎行事，避免滥用职权，或避免有滥用职权的嫌疑。正如上次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我的不同意见，不是出于与汪晖观点对立，也不是出于认为他水平不够，而是针对他的主编职位。”
《读书》编辑手记事件的争论问题更是没有学术问题的争论，所遭到质疑的一方是学者的诚信，而另一方是学者是公共权利。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之中，一些学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而《读书》也在这种争论中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
在中国思想界急剧变化的现实中，《读书》选择了承担起“直面现实问题，参与思想争论”的担子，但学术思想的争论，又势必使得《读书》遭到批评和不满，因为这种思想的分歧就体现在《读书》上。不管是汪晖主编，或者是换一位自由主义学者主编，《读书》绝不可能再像80年代思想同一性时，那么和乐融融，一片赞好之声。
而汪晖和这些学者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因为汪晖不再主编《读书》而停止。他们的思想争论，是90年代直至现在的中国社会、思想界状况所决定的，是一种命数。
《读书》的未来
自三联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而改由潘振平接任主编，吴彬和李学军分别担任执行主编和执行副主编之后，关于《读书》换帅的猜测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所谓的三联编制问题，和《读书》销量问题都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幌子。
对于汪晖离开《读书》，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反应。范用、沈昌文等老一辈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出了对新执行主编吴彬的支持。除了在网络上有不少对汪晖离开《读书》叫好的网友外，也有不少支持汪晖的人，在网络上对换帅事件表示了不满。
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学者都不愿意对汪晖离开《读书》的事情做出评说，而袁伟时是为数不多愿意对《读书》的换帅说出自己看法的人，他认为《读书》这样很好的杂志，前辈们苦心经营的成果都在汪晖时代被糟蹋了，抛弃了《读书》过去十几年的光荣传统。“汪晖离开《读书》使这份杂志摆脱了新左派的糟蹋，应该庆祝它的新生。”
和袁伟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出现在7月22日，一场关于《读书》的讨论会上。在这个由民间发起的讨论会上，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参与者都对汪晖时期的《读书》做出了肯定，并对《读书》的换帅表示了不满。甚至有少部分人，把导致此事发生的原因归结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上，和汪晖访谈中谈到的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多方势力的一种合谋。
参与当天讨论的钱理群，在会上做了最长时间的发言。他的发言实际上才真正值得我们思考。钱理群认为，《读书》换主编的事情已然成为定局，现在重要的不是猜测换主编背后的真实原因，更重要的是应该从这件事情看到，也许知识界即将失去一个发言和论证的平台。“《读书》这11年来，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论争。但我觉得这次换主编的事件，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这个讨论的平台。”钱理群说。
就如汪晖在访谈里所说，《读书》在最近几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压力。在发表文章上受到一些来自于三联集团领导的压力。从此可以了解到，思想界的自由论争，其实还受到另一方的限制。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读书》换帅，其实是三联对《读书》实行管制的一步。这位知情人士表示：“《读书》的主编如果是汪晖和黄平，他们两位都不是三联的人，三联的领导想对《读书》进行管理，总是要遇到一些阻力。所以才把他们换掉。而且换吴彬当执行主编，也很奇怪，她的年龄马上就该退休了，在这个时候让她当主编。也许是想她在退休之后，换一个从外面来的其它人。”
而在22日那场讨论上，前几年发生在《冰点》的事件也被频繁提起。“我们不希望《读书》成为下一个冰点。”好几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就如《读书》的作者、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傅谨所说，他不是任何一个思想派别的学者，他关心的《读书》这个讨论的平台，以及从《读书》11年的变迁中反映的中国学术史和学术发展的特点。“《读书》这几年的争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它已然发生了。《读书》在全国影响很大，其实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读书》未来持续的意义。”傅谨说。
1999年10月-2000年6月 “长江读书奖”事件
“长江读书奖”由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00万，与《读书》杂志共同设立，旨在打造中国的Nobel Prize，设3个著作奖(每部奖金30万元人民币)，3个文章奖(每篇奖金3万元人民币)。
首届“长江读书奖”评奖工作从1999年10月启动，特邀名誉主席为费孝通，负责评选的是为此次评选活动所设立的学术委员会，其召集人为《读书》执行主编汪晖、黄平及学者汪丁丁，其常设执行机构工作室由《读书》杂志和港方基金会选派人员组成。
评奖结果出台后，学术界颇有微词。引发人们非议的是获“特别荣誉奖”的《费孝通文集》，获“专家著作奖”的《汪晖自选集》和获“文章奖”的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当时的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以致最终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场论战。
2001年4月-2002年底 哈贝马斯访华风波
2001年初，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应邀访华，在国内思想界造成不小的轰动。哈贝马斯离开之后，历史学者雷颐发表文章称，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哈贝马斯谈到“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倾向”；“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他们应该用其他理论来批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要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此文一出，哈贝马斯文集的译著者曹卫东立即撰文指正，说“除了聚会一事之外，其余均值得严正质疑”；“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哈贝马斯和汪晖之间好像都没有过直接的接触。”
到2002年，汪晖在《读书》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重提此事：“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汪晖的这一文章很快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滥用《读书》主编的职位和权力，在自己编辑的杂志上以编辑手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反击。
围绕此事，两派学者又打了一场笔仗。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读书》换主编一事，自公布以来就受到了学界以及许多读者的关注，很多关于《读书》的讨论此起彼伏。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是邀请汪晖担任《读书》主编的人，而直到2002年她退休之前，她一直也管理着《读书》的相关工作。并且，她是从《读书》创刊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人。因此，本刊独家专访了董秀玉，就《读书》换主编事件以及《读书》过去所经历的争论采访了她。而董秀玉也在接受采访后，对一些问题做了自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自己对《读书》换主编的事“看不懂”，她也肯定了汪晖和黄平在《读书》的11年的工作成绩。
首先，对《读书》换主编的事情我真是不想讲什么。我这样说也并非刻意回避，只是因为“实在看不懂”它。我不懂为什么太正常的一个主编交替的事，会搞得那么不正常？社领导雷霆手段像办大案要案；学术界笑的骂的一通乱仗。真不知是为什么。
而对于和《读书》有关的很多争议我怎么看也看不到具体观点上明确的讨论或争论，满眼都是“新左派”、“自由派”。这些从西方引进的派别观点是否契合中国，我尚有疑问，更不懂为什么别人不承认，也一定要先给人家扣上这帽子。这使我想起反右，给右派分子扣帽子，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就是右派！这是很可怕的情景。为什么现在党不给知识分子扣帽子了，有的知识分子自己反而要给不同观点的人扣帽子，并一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样子？我真的搞不懂。
《读书》最近编的六本书，集中表现了这10年汪晖黄平主编期间的一些观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有哪些错误的、不同意的观点，文风如何，都可以讨论和批评，这样的批评才是正常的、必须的。《读书》创办期间陈翰伯、陈原同志就再三强调，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讨论，但“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反对打棍子戴帽子，反对废话空话、帮腔帮调。”
至于“长江读书奖”，这更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件事是由我主持的，如果说程序等等有缺点，或者事先应考虑回避问题，这都对，我都可以接受和检讨。但如说这是阴谋，那是诬陷；如果说是汪晖以权谋私，那是典型的无中生有、人身攻击。对这些我非常不齿，也随时可以依靠法律还《读书》一个清白。
对《读书》的未来。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媒体的大标题都不提新任主编潘振平。潘是一个正派的学者型的出版人，他是一个有学术能力的人，在思想性和敏锐度上再有加强，应当会把《读书》编好，我对他有信心。
7月11日，三联书店正式对外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
“换帅”传闻终于得到证实。
然而，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汪晖却没有再露面。
关于《读书》换帅背后的种种，外界猜测纷纭，
这时候最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汪晖却没有任何回应。
7月18日，卸去了《读书》执行主编职务的汪晖接受了本报独家长篇专访。
一个月之前，本报记者在六卷《读书》精选集出版之时专访过旺晖，
那时候他还畅谈了很多对《读书》的种种设想。
没想到，时隔一个月，我们的会面谈的却是他的离开，和对《读书》的总结。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北京报道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
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
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
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
1、回应“换帅”
《读书》在经营上并不失败
南都周刊：《读书》风格的这种变化，使得有外界评论《读书》的老读者逐渐丧失，这次换主编事件，也有外界猜测是因为杂志发行量下滑的原因。
汪晖：《读书》的作者和读者既有延续，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读书》在经营上也并不失败。在我们编辑《读书》的十一年中，《读书》的发行量始终在十万左右波动。在这份杂志28年的历史中，是处于发行量高的时期，而不是低的阶段。就是今年，《读书》的邮局征订也是上升的，说明稳定的读者多了。所谓下滑，是自发部分，确有一点下降。且不是指发行量，而是零售回款缓慢。据了解，是由于内部调整，三联书店去年年底没有再给《读书》的发行定指标，今年发现问题后又没有及时调整，也曾出现个别回款错汇到其他账户的情况。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协调解决，不能一盖而论推到编辑工作上来。
有些以“好读”为宗旨的同类刊物，发行量始终无法与《读书》相比，这说明发行问题与他们所说的风格问题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关系。说到底，《读书》并不是以发行量为目的的思想评论刊物，这是创刊伊始的宗旨。但如果要说发行量的话，在同类型的杂志中，《读书》是唯一靠着发行量就能赢利的杂志。当初董秀玉总经理规划定位三联的刊物，就明确《读书》是严肃的高层次的文化思想刊物，《新知》(待办)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中等程度的知识刊物，《生活》则是文化大众刊物。她依靠广告把《生活周刊》支撑了起来，却小心翼翼地限定《读书》只许做一点书的广告，能不做更好。希望保留一个非商业化的纯粹的思想刊物。
现在有些人把经营问题与刊物风格问题混为一谈，我想是有人要为免除我们的职务找借口吧？
我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
南都周刊：三联领导们对外公布，说是因为编制问题，所以换掉你和黄平，那你接受这个理由吗？
汪晖：过去几年中，我们多次讨论过退出《读书》杂志的问题。在抵制前任总编辑汪季贤对《读书》的改组行动和出版所谓《读书》公务员版的荒唐举措之后，我们正式地与三联书店领导谈过离开《读书》的问题。为了稳定汪季贤走后的局面，三联书店领导希望我们能够留任，我们同意了，但建议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提前告知一个过渡时间表，以避免因为我们的离开而造成不必要的震荡。今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六卷《读书》精选，部分的原因，也是为了回顾和总结这十年的工作，为过渡做准备。《读书》编辑部的年轻编辑早已成熟了。
但这次三联书店对《读书》的改组却完全没有先兆。六月中旬，他们约我和黄平谈话，由于黄平出差，我们约定六月二十一日会见。但这天上午《新京报》登出了“《读书》换帅”的报道，让我们十分惊讶。在这篇报道中接受了采访的副总编辑樊希安事后对我说，他从未接受采访，那完全是媒体的炒作。7月3日和7月10日，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和副总编辑约我两次见面，所谈内容大致一样，即根据新的规定和出版集团领导的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主编的存在。在第二次的谈话中，他们又特别强调说，集团领导高度重视《新京报》的报道，担心媒体炒作，因此要求尽快处理此事，立刻交接。黄平和我从未对离开《读书》杂志表示过异议，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从保护《读书》出发，完成平稳过渡，但三联领导和他们的上级显然觉得哪怕晚一天完成过渡也会带来不测，实在让人费解。
我们担任了11年多的兼职编辑，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或领导意见，不再允许兼职，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从未提出过希望留任。问题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读书》杂志利益的方式？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做一定会造成震荡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么隐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很气愤，也不可理解。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遭到绝大多数编辑的反对是必然的。
南都周刊：那真正换掉你和黄平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汪晖：我不清楚，也并不在意。董秀玉退休之后，除了与潘振平先生较为熟悉之外，我们与三联领导层、甚至分管领导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汪季贤时期在发稿问题上限制较多，我们有矛盾；现任领导的风格也大致如此，但我们之间并无直接冲突，主要是在稿件问题上出现分歧，在撤稿上，他们都是直接向编辑部发指示。我们不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对于主管领导而言，感觉“不好管理”大概是确实的。
三联书店是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出版社，历任的总编辑都注意与知识界、文化界的人沟通，但这样的状况自从董秀玉离开后就发生了变化。上面派来的负责人往往与知识界完全无关，他们也没有与学者或知识分子沟通的意愿，对于《读书》这样的杂志既无理解，也无尊重。说起来也有趣，现任党委书记与现任主管《读书》杂志的副总编辑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就是讨论我们离开的事情，时间是今年7月3日，也即三联社委会改组方案落款的那一天。这种管理方式的效率实在是高。
《读书》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空间，我们发表文章的尺度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的。董秀玉担任总编辑的时候，只要碰到困难，她就会设法帮助我们解决，没有她的支持、理解和默默奉献，《读书》杂志不会有后来的局面。但这样的默契在后来的领导者那里就完全没有了。他们按照规定做事，但我们也不大懂得那些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感到不满，因为这对《读书》的讨论势必造成伤害；他们感到为难，因为我们不那么好掌控或管理，可能给他们添麻烦。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吧。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读书》在过去十年中发起过各种讨论，也时时引起争议。就像《新京报》的报道所显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运动着的。但三股力量有无直接联系，或者是怎样汇聚到一起的，我并不清楚。我说的三股力量是：官僚体制加强统一管理的力量，总想夺取或取消《读书》这个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诸如《新京报》这样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还是市场的媒体力量。
“组织解决”让人悲哀
南都周刊：也有不少人认为你离开《读书》是好事，你怎么看？心里会不会不太能接受？
汪晖：对我个人而言，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这是好事吧。过去十年中，为了《读书》的讨论，黄平和我都付出了很多辛劳。《读书》成为某些思想讨论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区，都产生了影响。有人为这样的讨论而兴奋，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讨论，也有人希望取而代之，这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是一次次发生的事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对于今天的变局，有人感到痛心，也有人弹冠相庆，大概都是自然的。我为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悲哀，但对离开这件事情早有准备。这一切既出乎意料，又在预感之中，熟悉《读书》是多年来的风雨道路的人，可以轻易地发现这里面的某种逻辑或轨迹。
南都周刊：对于《读书》的未来发展会担心吗？
汪晖：《读书》编辑部的各位编辑与我们共同奋斗了十一年多，经历了这一时期最为激烈的争论和风雨。他们不但是优秀的编辑，而且也是对思想讨论和文化事业抱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为守护这个思想空间而努力。潘振平先生长期主持《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与学术界保持了密切联系，由他来主持《读书》，我乐观其成。我会一直关注着这个空间，关注着他们的工作。
在《读书》二十八年历史的每个阶段，这份杂志都在回应时代变化，完成自己的不同使命。变化是必然的。
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在变迁，《读书》做过的许多工作已经生根，一切都不会倒转的。
插图：1996年第五期《读书》封面。从这一期开始汪晖接替沈昌文担任执行主编。
2、回顾历史
现实的声音让一些人不舒服了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思想界越来越多争论，这一点在你接任《读书》之后似乎表现得也很明显。
汪晖：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如果80年代的主调是改革开放的话，现在我们面对着改革过程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没有反思，便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革。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生态保护、私有化与劳动权利、市场化与社会保障体制，以致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如何理解现代的历史，如何判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分歧。
归根到底，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1989年以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关键所在。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会把我们带向大同社会、永久和平，但如何解释今天全球格局中的垄断、霸权和战争，如何解释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新的不平等？也有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的全面肯定，认为我们仍然应该“走俄国人的路”——这里说的是叶利钦时代的俄国道路，也就是自发私有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看待叶利钦时代的改革？《读书》就曾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分析自发私有化过程引发的社会分化，也讨论过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化过程被少数寡头所操控的问题，这在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知识界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来。不但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危机说不明白，对于中国为何能够幸免于难也没有给出真正的解答。这个状况在我看来是新的教条主义的结果。我们约请许宝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学者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些文章的观点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样，但事后证明他们的分析是最有解释力的。
1998年以后，围绕着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角色问题，《读书》也曾发表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进行争论，那个时候火药味已经很重了。到2004年前后，知识界围绕私产入宪、物权法和国企改革等问题的争论趋于白热化，《读书》也发表了观点和立场都很不一样的讨论文章，其中一些文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南都周刊：而当时思想界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化。简要地说：你觉得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是什么？
汪晖：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个两分法，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我认为这场争论是批判的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左翼如果不被这个思潮所裹胁，也就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抵制。许多知识分子简单地将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视为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拒绝对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其结果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饰了这一过程带来的严重社会分化、环境灾难。
我前面谈到对俄罗斯的自发私有化的讨论，这个讨论其实是与对中国的私有化过程的反思密切相关的。从理论上看，批判的知识分子关注资本与权力、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分析两者在现实进程中的实际关系；而新自由主义者则从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出发，强调市场、私有产权的绝对道德优势，而忽略市场化过程和所谓产权明晰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他们强调效率优先，强调国家退出，强调面包做大，却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中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的关联。这些口号的简陋和由此引发的问题，在今天大概已经看得十分清晰了。
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了三农问题的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在展开。你们大概会记得温铁军、李昌平、陆学艺等有关三农的讨论，记得王绍光、陆广莘等有关医疗改革和中医问题的讨论，记得崔之元、甘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产权问题的分析。他们的声音影响较大，但并不在于声音高、数量多，而在于触到了敏感的神经。通过公共讨论，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我想这是许多自居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吧。
产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现实的变化本身：三农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分化、改制过程中的大规模腐败和不平等，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霸权构造、战争和动荡等等动摇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些乐观信念。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
《读书》不是某一派的阵营
南都周刊：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这些变化，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有分化，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了《读书》杂志上，这是否也是《读书》在你接手后，遭遇很多讨论的原因？
汪晖：分化是必然的，争论也是必然的，但我不大喜欢简单地用派别的观点来对待争论。
分歧最好在具体的问题上展开，一旦化约为派别，就往往是在争输赢，不是在讨论问题了。《读书》有自己的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某一派的阵地。你只要看一看这十一年中为《读书》写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们不可能被划在一个单纯的派别里，以经济学而言，杜润生、吴敬琏、张维迎、樊纲、梁小民、汪丁丁、秦晖、崔之元、王绍光、瞿宛文、许宝强、左大培、温铁军、盛洪、张曙光、茅于轼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人文领域而言，金克木、黄裳、李泽厚、钱理群、甘阳、孙歌、刘禾、李零、何怀宏、陈来、葛兆光、张汝伦、陈嘉映、李陀、赵京华、曹卫东、杨念群、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等等，能说是一个派别吗？以社会科学而言，费孝通、王铭铭、朱苏力、信春鹰、钱永祥、夏勇、梁治平、郭于华、陆学艺等等，他们算是一个派别吗？的确，崔之元、甘阳、温铁军、王绍光的文章都引发过讨论，但以比例论，他们发表的文章并不比其他的一些作者多。与其问为什么我们要发表这些文章，不如问为什么恰恰是他们的文章能够引发争论呢？其实，如今媒体和各类学报充斥了主流的声音，为什么就不允许《读书》发表一点不同的声音呢？对我来说，能够提出真正的问题的文章就是值得发表的文章，无论有多大压力，无论这样的声音是多么孤立，我们都坚持发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文章讨论，但绝不应该扼杀这样的讨论。
南都周刊：实际上，你接任《读书》后，在让它风格转变后，并且积极地谈论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后，它势必要面临这些纷争。所以说，这些讨论和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会不会觉得这是你为自己和《读书》挑上的一个沉重的担子？
汪晖：我觉得这是《读书》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也愿意面对这样的挑战。在过去十多年中，有几家杂志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我的不满也包含对自己的不满
南都周刊：你说到你对当时知识界的状态不满？
汪晖：我的不满也包含了对自己的不满。我希望拓展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中国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很难进入知识分子有关市场化、全球化的讨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吧？我们谈全球化，眼睛里面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国，我们有多少人从印度、越南、尼泊尔、非洲、拉丁美洲的角度回望中国呢？我们的开放是单向的开放，它的另一面就是封闭。这个格局要打破。《读书》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亚洲的讨论，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讨论。我们希望从一个世界性的眼光来判断中国的状况，也希望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探讨，理解当代世界的状况。为了扩展我们的视野，《读书》邀请了日本、印度、韩国、东南亚、欧洲、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的学者与大陆的许多重要学者一道讨论，并发表文章。这些讨论从一些侧面正在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南都周刊：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思想界面临着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很多西方的理论也在这时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新的问题、不同问题的争论使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也处于一种迷茫期吧，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并不是知识界不想去解决和讨论它？
汪晖：迷茫是探索过程中的常态，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新的思想封闭症的出现，也就是在讨论中不承认自己的迷茫，总想拿自己的常识当绝对真理，甚至对别人的思想探索采取敌视的态度。我在这里只是做一点假定：假定十多年前，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否定或扼杀有关自发私有化及其危机的讨论，我们的国企改革也许不致产生如此众多的问题？假定在我们反思发展主义问题时，知识界的主流不是将这些思考当做无关痛痒的胡言乱语，我们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分化也许不致如此严重？假定我们早一点对全球化过程的霸权的和垄断的构造进行思考，也许我们在许多方面上会做得更好一点？我提这些问题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强调心灵开放的重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问题，而总是将矛头对准展开讨论的思想平台。在我看来，扼杀思想空间和拒绝反思是危险的。
南都周刊：这些是你对知识界的一些不满意，你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换一个人当《读书》的主编，可能这些问题就不会被关注，或者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你个人的色彩在《读书》……
汪晖：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杂志就像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个性，这不是问题。如今没有个性的杂志，千篇一律的杂志到处都是，他们或者是大众性文化读物，甚至也可能是核心期刊，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发表批评和不满。《读书》有这么多优秀的、杰出的作者，它的色彩来自这些作者，而不是来自编辑，编辑工作说到底只是一种服务工作。除了在与编辑工作相关的场合，黄平和我很少以《读书》编辑的身份活动；如果不是许多攻击直接地针对我们个人，我们实在不愿意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接受采访。我们更愿意安静地做点服务工作，如此而已。
插图：2007年第七期《读书》封面。再过一期，汪晖的名字将不再出现在“执行主编”一栏。
3、面对批评
“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
南都周刊：你接任《读书》之后，《读书》和你本人都经历几次重要的风波，比如“长江读书奖”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们看成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
汪晖：这些事件背后有思想争论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归结为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长江读书奖”是一个悲剧。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相当认真的评奖，偏偏因为我的得奖而遭到攻击和非议。程序是由大家制订的，结果是根据这个程序产生的，如果认为程序有问题就检讨程序。我人在美国，没有参与这个奖项有关的任何工作。现在评奖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发怀疑，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参与其事的人有意误导舆论，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坦白地说，我本来是准备起诉这些人的，但考虑到思想讨论的气氛可能因为诉讼而遭到进一步的打击，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事情使我对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动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发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仅见的从农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读过他对“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从未回避那个时代的悲剧。“文革”发生迄今四十年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视角大多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的、知识分子的、下乡知青的，我们很少听到从农民的角度叙述的“文革”，也很少听到从工人的角度叙述的“文革”。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发表这样的文章引发进一步的讨论。结果文章发表之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所谓“自由主义者”指控我们要为“文革”翻案。这些人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而是将矛头对准发表文章的思想空间。他如愿以偿了：有关方面的文件中提到了《读书》的文章，我们不再能够继续这样的讨论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人物之口，攻击《读书》杂志为“专制”辩护。与他们的观点不同就是为“专制”辩护？这样的逻辑未免过于荒谬。我当面问过哈贝马斯先生，他对这些人利用他来攻击我们十分不解；曹卫东先生、黄平先生等在场的学者也专门写文章证明他们的说法不过是造谣和谎言。他们攻击的并不是黄平或我个人，而是作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我们，为了保护杂志的声誉，我们当然有必要对流言加以澄清。我实在不明白，这就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水准吗？这是对思想讨论的伤害。
十一年中，围剿《读书》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为了打倒我们，那几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自己在讨论中到底提出过什么重要的问题，做过哪些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精力更多放在攻击别人上。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思想的宪兵，与自由主义毫不相干。
南都周刊：比如“文革”这种话题，它是充满很多情绪性在里面的。而且尤其这个问题跟知识界、思想界是紧密联系的。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考虑吗？
汪晖：可以有更多的考虑，但不能变成思想的禁忌。为什么“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国外？因为我们的禁忌太多，有些是来自国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创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对历史的体验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并不代表哪一种就是正确的。我们只有把多方面的东西呈现出来，才能够看得更全面一点，也才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当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读书》选择了承担
南都周刊：范用先生曾经说过，《读书》杂志创办之初，根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创办之初的《读书》所肩负的内容好像要轻一些。而在你接任之后，我觉得你似乎给《读书》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它所担负的内容越来越重。
汪晖：这种责任从《读书》创刊一开头就有。《读书》杂志从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到王若水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讨论等等都是严肃的理论探索，80年代中期关于存在主义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也同样如此。在80年代，《读书》还起着一个介绍新知的作用，这个功能仍然在持续，但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译格局和知识状况下，只是一般的介绍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年代前期，适应着当时的社会转化，《读书》的取向有一些变化，但不能说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面貌。相对而言，在8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基本意识形态，而随着社会的分化，到90年代改革共识面临危机，这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代，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展开了他们的思想探索的时代。《读书》必须反映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真实的大转变。迅速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积累，没有反思、一味地将所有文化空间当作文化消费的场所，这是很危险的。我不但认为《读书》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还希望出现更多的讨论空间。老实说，大部分媒体对于《读书》的报道从未真正触及到底我们做了怎样的讨论，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讨论。他们纠缠的就是什么“好读不好读”或者“新左派”的话题，可悲的是，连许多学者也跟着这些话题起舞，实在让人费解。
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
南都周刊：然而一直以来你的很多观点，还有《读书》发表的一些观点却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难道不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
汪晖：有批评难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吗？知识分子的讨论都和大众传媒一个调就是好事吗？鲁迅当年用“无声的中国”描述当时的社会，所谓“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只有一种声音。听起来嘈杂得厉害，但其实大同小异。今天的中国不是声音太多，而是声音太单一，那就是发展的声音，消费的声音，争权夺利的声音。中国有那么多杂志，能够引发讨论的并不多，这样就好了吗？批评总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写成了有质量的文章，我们就乐意发表。思想讨论要追究的是谁对谁错，不是有没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再多，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讨论都要用大众传媒来评胜负，那不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沉沦吗？
前两天有一个记者问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还没有得到大众社会承认。但是，大众社会是谁呢？它是根据自己的报纸来判断这个大众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报纸面对的所谓大众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领阶层，这个大众概念就很可疑，因为它是把绝大多数的大众排除在外的大众。你们调查过几亿的农民什么看法吗？你们调查过工人什么看法吗？以我有限的经验和调查，工人、农民的看法与如今媒体中“大众观点”相差实在十分遥远。我在谈论这一点的时候，也没有把《读书》排除在外。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读书》十年精选中，我们编了一本《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为什么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分歧不仅发生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且更发生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不同视野之上。一个了解三农危机的人就不会对于城市的发展一边倒地叫好，一个对俄罗斯和东欧改革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做过研究的人，也不会对国企改革、土地私有化抱有那么不切实际的(或过于实际的)幻想，一个研究了民主制度在不同社会中的经验的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大概不会停留在奢谈“三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道路”的层次上。重构的过程是多元的、多样的，不是一律的，但这个重构过程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造成一个新的思考的空间。我们做得很不够，但这是《读书》努力的方向。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的片面性、局限性，或者指出我们的讨论不够深入，我完全乐意接受，也十分欢迎。但要是有人试图取消这样的讨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都周刊：回顾十一年来看的话，总结一下你在《读书》自己做的东西，大体上满意吗？
汪晖：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我们讨论的深度有待开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地触及，也希望在文体上不断改进。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们的年轻编辑：我们在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一部分人当中关注的问题；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不等同于我们已经把几亿农民的声音带了出来。但认识到这些局限不是否定这样的讨论，而是要深化这些讨论。在90年代以来的潮流和媒体环境下，《读书》把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推出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老实说，已经非常不容易。这不是《读书》或者我们这些编辑有什么功劳，而是那些真诚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贡献。我在这里要向这些思考者和研究者致敬和感谢！
就像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丢了基本的格调。在今天的环境中，哗众取宠很容易，讨好这样的那样的势力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格调反而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对《读书》的编辑们在风雨中的认真和坚持有点儿自豪。
南都周刊特约撰稿 刘铮
美国
《纽约时报书评》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缩写NYBR)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书评刊物，以往董鼎山、冯亦代等老先生在《读书》上写文章绍介海外新书，恐怕就常仰赖 《纽约时报书评》 ——没读过原著，光凭人家写的书评，就能敷衍成文，也算是功夫罢。《纽约时报书评》 的长处是资讯快，紧跟热点，有点 《中华读书报》的意思。文学性书籍的评论倒还好，学术类著作的评论就非其所长了。应该说，它跟 《读书》 面向的读者群不甚相同。
《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缩写NYRB)在知识界影响大，不过许多人对它并非真的了解。首先，它一年出刊20期，周期比 《纽约时报书评》 长。其次，虽说它面向广大美国知识分子，但其编刊风格也显示出一定的偏好及偏见，比如，它留给哲学的篇幅本来就相当少，而对欧陆哲学，如德里达、齐泽克这类哲学家的著作，则是从来不予评论的；《纽约书评》 重视历史，分量最重的是美国史，其次是欧洲史。第三，《纽约书评》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核心撰稿团队，不像 《纽约时报书评》那样想找谁写就找谁写，没个准儿。第四，《纽约书评》 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它的几位政治类核心撰稿人，如Timothy Garton Ash、Ian Buruma等，皆是如此。
《纽约书评》 与 《读书》 的主要差异在于，尽管它也刊登一些一般性的评论，但绝大部分文章还是针对刚出版的新书的，不像现在的 《读书》，似乎不怎么谈具体的新书，就算谈，也每每只当是作者自己发议论的由头。在形式方面，《纽约书评》 的文章篇幅都很长，能把新书评得比较透，《读书》 “短长书”栏目里那类短小的文字，在《纽约书评》 里是找不到的。
英国
吴尔夫、艾略特给 《泰晤士文学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缩写TLS)写稿的时候，它是文学界最显赫的评论刊物，如今，它已经有些沦落了。作者不甚齐整，关注点也不见新意，基本上成了一份纯书评杂志。
相比之下，《伦敦书评》 (London Review of Books，缩写LRB)要耐读些，它基本上就是一份“英国版 《纽约书评》 ”。
上面提到的这四种杂志，在装帧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皆为“报纸本”，开本大，纸质粗。这跟 《读书》 是不同的。
英美国家杂志数量庞大，专业的不提，像 《纽约客》(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这类著名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里，每期必登一两篇书评，而英国的文化政治杂志《旁观者》(Spectator)则有半本的篇幅都登书评，再加上《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之类的人文杂志也有大篇幅的书评，因此，上面四种专门的书评刊物尽管极有名，但并没有在读书界占据垄断性地位。而在中国，《博览群书》、《书城》、《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似乎仍无法撼动《读书》的龙头位置。
法国
法国的《读书》(Lire)跟中国的《读书》实际上完全不是一码事。法国的《读书》是面向最一般的读者的，上面每期都有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的选段，中国知识分子气息极重的《读书》杂志怎么会登这类玩意儿呢？法国的《读书》策划的专题、访问的作家也都是流行性的，缺乏深度。总体上说，它是本平庸的杂志。
法国最好的书评类刊物或许是 《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eraire)罢。它的标志是每期一个专题大策划，比如“加缪专号”、“印度专号”、“精神分析专号”等，占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剩下的则是新书评论和作家访谈。
法国的《读书》和《文学杂志》都是用精美的画报纸印的，图片极丰富，跟中国的《读书》只有文字和漫画的素朴风格大相径庭。与中国的《读书》接近的倒是巴塔耶创办的《批评》(La critique)杂志，这份思想类杂志原来比《读书》厚一点，现在则比《读书》薄一点，文字艰深，思想尖锐。要论形式，两者接近；要论内涵，《读书》瞠乎其后。
法国与《泰晤士文学副刊》类型一致的杂志叫《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eraire)，也是“报纸本”，纯登新书书评。
德国
德国的书评杂志也不少，有两种非常接近的，一种叫《图书杂志》(Buchjournal)，一种就叫《书》(Bucher)，它们都跟法国的《读书》很像，面向大众，主攻小说。
深入一些的是《文学》(Literaturen)杂志，内容不仅限于文学，跟法国的《文学杂志》很像。这三种都是用精美的画报纸印的。看德法两国的文化刊物，最让人感慨的恐怕就是印得真漂亮。
欧美国家书评类刊物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文学给予极大的关注，最出风头的肯定是小说家，照片到处登，他们的模样老百姓都熟悉。中国的《读书》就不同了，沈昌文时代的《读书》对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还是相当重视的，到了汪晖时代，当代中国文学和当代外国文学这一翼几乎完全割舍了。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出版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文类杂志很多，综合性杂志更多，从《文艺春秋》到《新潮》，再到《文学界》，不管是综合性杂志，还是纯文学杂志，上面都有书评的位置。相比之下，专业的书评刊物似乎影响甚微，在知识界不成什么气候。读者较多的书评周刊是《周刊读书人》，而由讲谈社出资创办、兼有宣传自己出版物任务的杂志《本》也具一定知名度。但从影响大小和订户多寡的角度来讲，《周刊读书人》和《本》都没法与中国的《读书》相提并论。
也许，再也没有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能像《读书》这样牵动着中国思想界的神经了，即便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担纲《读书》主编逾十年的汪晖先生日前卸任——也引来坊间异乎寻常的关注、猜测与解读。
一份刊物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刊物本身的特殊性有关，更与刊物生存的特殊语境有关。
汪晖主政的《读书》十年，既是《读书》风格从大众知识分子言说向学术性思想评论转型的十年——这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风气变迁——也是中国思想界分化最为深刻与剧烈的十年。
这十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从浮出水面到持久较劲；这十年，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异军突起；这十年，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三角结盟又各持己见，上演“三国演义”。
而在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来的十年复杂流变中，汪晖与他的《读书》不仅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不仅仅提供了舞台，还表演了节目。十年《读书》，是中国思想界十年流变的一方平台、一面镜子、一张标签。
一份杂志的汪晖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会结束。
借《读书》换帅之机，我们邀请学者梳理与总结中国思想界十年，当然并不是为了纪念一份杂志的变局。
看法·访谈 编辑 吴金 美编 康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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