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所认识的两个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
别列文在当代俄罗斯作家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村上正树之于日本文学。他在欧洲尤其受欢迎，被列为世界上少数的值得关注的先锋作家群体之一。大陆已经早就有了他的多部小说的译本，只是大陆文学批评界向来反应迟钝，似乎未能及时地给予这位当代天才的文学大英雄一个与其身份相符的地位。
2004年在东京大学召开了一次日俄作家会议，别列文等一系列俄罗斯当代知名作家应邀来访。我当时是一个在东大旁听的学生，被分配到了一个类似于门童之类的工作。但当天起晚了，上午的研讨会只赶上了一个尾巴，大家就散席了。午饭的时候我正百无聊赖地在一个小书摊前面发呆，身边出现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衣而且戴着墨镜的家伙，像狗一样用他的眼睛在每本书上扫来扫去。我们互相之间在心灵上都有点彼此介意。旁边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在盯着那堆烂书。而且敏感的人之间无需语言或目光交流就能明显地感到彼此的戒备和敌意。我稍后才知道他就是别列文。
别列文行动迅猛，出语极快。因此日本人都说他像一只老虎，而据他自己讲他在欧洲常被称作豹子。在会上有一位俄国学生站起来说到“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你摘掉你的墨镜”。别列文连一秒钟都没思考就回答道“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你脱掉你的裤子”。俄国人就是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具有一种一击必杀的本领，不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回旋和大事化小。（我相信在坛子里如果我们都能彼此坦白地针锋相对的话，坛子的水平只会越来越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盆温水，你好我好大家好。）
出人意料的是在席间别列文一再强调中国对于他的影响。他指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一个在世界上当红的俄罗斯作家应邀来日本的时候并没有给主人面子，而且大谈特谈中国因素，也不知道当时那些日本大学教授们作何感想。更有甚者，在第二天的扩大会议上（当时换了一个大讲堂而且座无虚席），别列文当着日本知识界的男女老少们的面以一个孩子般的天真地口吻问到“我们都知道日本民族在二战的时候是一个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的民族，所以，在这里，我想知道现在的日本人对于杀戮是怎么看的”。当然在场的日本人连屁也没能放一个就把问题大事化小了。（在人类的生死、共同道德、基本尊严等等大问题上，我们中国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鄙人非常讨厌坛子里的那些和事佬。）
在晚上举行的酒会上，由于我和另一位俄罗斯大作家索罗金早已成为朋友，在他的介绍下（索罗金对于鄙人的介绍词可是“这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小伙子”），别列文又一次站在了我的身边。他迅速地从裤兜里掏出了，开始向我问上面写的中国话和他所理解的俄语是否一致。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老子的“名为万物之始”。作为一个作客他乡的中国人，而且是个学生，而且具有远超教授们的会话能力，我当然不能喧宾夺主（咱们自始至终没花过一分钱），和别列文说话过多。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成全花了钱的弱者。
别列文的代表作是《百事一代》。讲述的是一个在改革中如梦初醒的贫穷青年，如何追逐着围绕权力的思想一直向上而最终一不小心地登上了俄罗斯的权力顶峰的故事。小说影射的是叶利钦吗？应该不是，因为小说更关心的不是谁能当“总统”，而是为什么人人都要当总统这样一个社会机制。
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地下文学的一大进步。它从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抨击现实发展到了探讨现实的形成机制。有“追求”，这才是文学的希望。回想我们大陆的作家，有谁真正地质疑过邓小平或是胡锦涛的合法性？如果作家们也要得过且过，那么我们的道德重建就是毫无希望的。（就鄙人个人经验而言，在国外的文明社圈里，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和整体形象是最低最龌龊的。其形体的丑陋往往会引起你的憎恶。如果你理解所谓“文明人”的含义，你就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我交往更多的是另一位俄罗斯作家索罗金。他曾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而我当时恰好在那里念书。索罗金出身于权贵之家，却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俄罗斯地下文学。我读过他在苏联时代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大意是一对新人迈着神圣的步伐走进了婚姻登记处的殿堂。殿堂里作为工作人员的老妇女甚至懒得看他们一眼，就在结婚证上敲上了代表政府的印章。然而就在手续办完了的一霎那，这个老妇女偶然地瞥见了新娘的脸——这实际上是一个干净的屁股，中间有一道沟，在应该是嘴的地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老妇人顿时被吓死，而一对新人却迈着同样坚定的步伐走出了这个殿堂。
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地下抗争文学的特点——在文学上它是不成熟的；然而在政治上它却是旗帜鲜明的。这让我想到了当今大陆的当红垃圾作家余华的《现实一种》。（我在坛子里说过余华之流最多只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实一种》也因为急于暴露而严重地损害了小说所应具有的文学性（在这里我指的是文学诉求，把文学只当作艺术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那种追求）。但是索罗金并没有停止于此。在其九十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罗曼》里，作为主人公的罗曼经历了很典型的十九世纪的爱情故事。可是小说的最后是这样结尾的——“罗曼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罗曼开始呕吐了……，罗曼开始拉裤子了……”这样的语句一直持续了好几十页，直到最后。我们知道在俄语里“罗曼”的发音和“长篇小说”一样。在这里索罗金想探讨的是不是人驾驭语言的力量，而是相反，语言自己变得疯狂了以后开始驾驭人的力量。“语言左右思想”——这是维特根施坦的命题。
索罗金常跟我提起他所崇拜的中国文学的形象——李逵的那两把斧子。的确，他把一般人所理解的长篇小说的形象给砍了。
然而文学是要有追求的。重建更重要。在2000年以后的索罗金的作品里，出现了《蓝色脂肪》这样的SF大作。其中有希特勒和曼德尔斯塔姆的克隆在西伯利亚鸡奸的情节。（我只读过片断。）对比我们大陆的作家们，莫言、苏童等等的作品早早地就出现了未老先衰的现象。
索罗金回国以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国的昆仑出版社想翻译出版他的《蓝色脂肪》，问我昆仑出版社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操！谁他妈知道。我自己的小说还不舍得在大陆出版呢。
别列文在当代俄罗斯作家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村上正树之于日本文学。他在欧洲尤其受欢迎，被列为世界上少数的值得关注的先锋作家群体之一。大陆已经早就有了他的多部小说的译本，只是大陆文学批评界向来反应迟钝，似乎未能及时地给予这位当代天才的文学大英雄一个与其身份相符的地位。
2004年在东京大学召开了一次日俄作家会议，别列文等一系列俄罗斯当代知名作家应邀来访。我当时是一个在东大旁听的学生，被分配到了一个类似于门童之类的工作。但当天起晚了，上午的研讨会只赶上了一个尾巴，大家就散席了。午饭的时候我正百无聊赖地在一个小书摊前面发呆，身边出现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衣而且戴着墨镜的家伙，像狗一样用他的眼睛在每本书上扫来扫去。我们互相之间在心灵上都有点彼此介意。旁边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在盯着那堆烂书。而且敏感的人之间无需语言或目光交流就能明显地感到彼此的戒备和敌意。我稍后才知道他就是别列文。
别列文行动迅猛，出语极快。因此日本人都说他像一只老虎，而据他自己讲他在欧洲常被称作豹子。在会上有一位俄国学生站起来说到“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你摘掉你的墨镜”。别列文连一秒钟都没思考就回答道“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你脱掉你的裤子”。俄国人就是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具有一种一击必杀的本领，不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回旋和大事化小。（我相信在坛子里如果我们都能彼此坦白地针锋相对的话，坛子的水平只会越来越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盆温水，你好我好大家好。）
出人意料的是在席间别列文一再强调中国对于他的影响。他指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一个在世界上当红的俄罗斯作家应邀来日本的时候并没有给主人面子，而且大谈特谈中国因素，也不知道当时那些日本大学教授们作何感想。更有甚者，在第二天的扩大会议上（当时换了一个大讲堂而且座无虚席），别列文当着日本知识界的男女老少们的面以一个孩子般的天真地口吻问到“我们都知道日本民族在二战的时候是一个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的民族，所以，在这里，我想知道现在的日本人对于杀戮是怎么看的”。当然在场的日本人连屁也没能放一个就把问题大事化小了。（在人类的生死、共同道德、基本尊严等等大问题上，我们中国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鄙人非常讨厌坛子里的那些和事佬。）
在晚上举行的酒会上，由于我和另一位俄罗斯大作家索罗金早已成为朋友，在他的介绍下（索罗金对于鄙人的介绍词可是“这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小伙子”），别列文又一次站在了我的身边。他迅速地从裤兜里掏出了，开始向我问上面写的中国话和他所理解的俄语是否一致。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是老子的“名为万物之始”。作为一个作客他乡的中国人，而且是个学生，而且具有远超教授们的会话能力，我当然不能喧宾夺主（咱们自始至终没花过一分钱），和别列文说话过多。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你必须成全花了钱的弱者。
别列文的代表作是《百事一代》。讲述的是一个在改革中如梦初醒的贫穷青年，如何追逐着围绕权力的思想一直向上而最终一不小心地登上了俄罗斯的权力顶峰的故事。小说影射的是叶利钦吗？应该不是，因为小说更关心的不是谁能当“总统”，而是为什么人人都要当总统这样一个社会机制。
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地下文学的一大进步。它从简单的、直截了当的抨击现实发展到了探讨现实的形成机制。有“追求”，这才是文学的希望。回想我们大陆的作家，有谁真正地质疑过邓小平或是胡锦涛的合法性？如果作家们也要得过且过，那么我们的道德重建就是毫无希望的。（就鄙人个人经验而言，在国外的文明社圈里，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和整体形象是最低最龌龊的。其形体的丑陋往往会引起你的憎恶。如果你理解所谓“文明人”的含义，你就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我交往更多的是另一位俄罗斯作家索罗金。他曾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而我当时恰好在那里念书。索罗金出身于权贵之家，却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俄罗斯地下文学。我读过他在苏联时代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大意是一对新人迈着神圣的步伐走进了婚姻登记处的殿堂。殿堂里作为工作人员的老妇女甚至懒得看他们一眼，就在结婚证上敲上了代表政府的印章。然而就在手续办完了的一霎那，这个老妇女偶然地瞥见了新娘的脸——这实际上是一个干净的屁股，中间有一道沟，在应该是嘴的地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老妇人顿时被吓死，而一对新人却迈着同样坚定的步伐走出了这个殿堂。
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地下抗争文学的特点——在文学上它是不成熟的；然而在政治上它却是旗帜鲜明的。这让我想到了当今大陆的当红垃圾作家余华的《现实一种》。（我在坛子里说过余华之流最多只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实一种》也因为急于暴露而严重地损害了小说所应具有的文学性（在这里我指的是文学诉求，把文学只当作艺术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那种追求）。但是索罗金并没有停止于此。在其九十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罗曼》里，作为主人公的罗曼经历了很典型的十九世纪的爱情故事。可是小说的最后是这样结尾的——“罗曼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罗曼开始呕吐了……，罗曼开始拉裤子了……”这样的语句一直持续了好几十页，直到最后。我们知道在俄语里“罗曼”的发音和“长篇小说”一样。在这里索罗金想探讨的是不是人驾驭语言的力量，而是相反，语言自己变得疯狂了以后开始驾驭人的力量。“语言左右思想”——这是维特根施坦的命题。
索罗金常跟我提起他所崇拜的中国文学的形象——李逵的那两把斧子。的确，他把一般人所理解的长篇小说的形象给砍了。
然而文学是要有追求的。重建更重要。在2000年以后的索罗金的作品里，出现了《蓝色脂肪》这样的SF大作。其中有希特勒和曼德尔斯塔姆的克隆在西伯利亚鸡奸的情节。（我只读过片断。）对比我们大陆的作家们，莫言、苏童等等的作品早早地就出现了未老先衰的现象。
索罗金回国以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国的昆仑出版社想翻译出版他的《蓝色脂肪》，问我昆仑出版社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操！谁他妈知道。我自己的小说还不舍得在大陆出版呢。
非常喜欢村上正树！可以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