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成人（三）

"国庆"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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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炜的过节最终由杨辉出面摆平，他们像君子一样约了地方，准备组织一场规模很大的械斗。地点是当地有名的风景地，时间是在我背伤还未愈合的某个星期天。那天，双方几十号人都带着家伙，城里孩子带着火药枪，两截棍和刀子，农场的孩子们以钢珠，火药枪和棍子为主。想象中那该是场火药味十足的战争，但最终家伙都没派上用场，杨辉看着事态有愈演愈烈的危险，提出单挑。他一脚把举着砍刀的张炜跺倒在地，当他爬走来后，杨辉的钢管击中那倒霉蛋的小腹，张炜痛得眼泪和鼻涕齐下。蹲在地上，很久都无法直起腰。城里的孩子一轰而散。

国庆给我描绘那场战斗，说得绘声绘色。他毫不吝啬对杨辉的崇拜，我听得索然无味。关于杨辉的事迹我毫无兴趣，如果事先知道，我也不会去看那场闹剧的，虽然他是我哥，虽然那件事于我有最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我只见过一次杨辉动手，那是多年之后，他已经是农场管教。我亲眼看到他用膝盖顶向闹事劳改的下腹，当那人痛得弯下腰时，他一把揪住头发，一记直拳打掉了那人的门牙。多年之后，杨辉似乎没有变化，连打架也优雅无比。

我成长过程中，有一部分属于青岛农村的某所小学，那里有我长身白面的舅舅，有沉默的舅母，那个阶段我慢慢长大，在那里形成了孤僻、叛逆的性格，这种性格最终影响了一生。印象中我没有进幼儿园，或者说我的幼儿园就是那所离村子很远的孤零零的学校。学校有五排并肩的红砖房，前面四排是教室，我们住在最后一排。第一排房子前有根焊工粗糙的旗杆，杆子上挂着褪色的旗子懒洋洋的飘来荡去。在那个乡间小学宿舍，舅舅第一次给我名字，他拍着我的脑袋，用坚定而又勿庸置疑的语气说：“娃，从今天起，你姓沈。”那天我知道我还可以姓沈。

我第一次在房子里寻找厕所，舅舅发生响亮的笑声，他满意地对舅母眨着眼，扬了扬手对门外随意一指说：外面到处都是厕所。自那天起，我打破了所有的生活秩序。乡村的白天极其安静，晚上喧闹不安，喧闹的地点是舅舅的房子里，木板床总是吱哑作响，巨大的喘息和混乱的声音从门缝挤进来，在我的小屋漫延，那是让我惧怕又好奇的声音。我透过门缝，从窗子外照进去的月光里是两个模糊的身体。一个像骑士一样骑在另一个身上，像在战马上奔跑般的摇摇晃晃。许久，骑士伏在马上，久久不动。许多年后，当国庆和我说起他朦胧的性爱时，我以见多识广的口气打断了他：

“没意思没意思，就像摔跤。”我说。

事实上对于性爱的体验我比国庆更早。五、六岁时就曾和一个叫余琴的女孩在学校外的草丛里探寻过彼此的身体。记忆中那是个大眼睛的女孩，橡皮筋跳得很好，她脱下裤子让我看她两瓣淡红色的花瓣，中间是一道神秘莫测的沟。那时候，她攥着我像泥鳅一样的东西埋进沟里。我胡乱地应付几下，兴味索然。第二天黄昏，余琴又叫住我，她认为我把她弄痛了，她夸张了自己的痛苦，脱下裤子让我看，我一扭头跑回家。

很久之后，我还能想起童年那次荒唐的经历，好像进入了又好像没有进入，但于其说出于兴奋莫如说出于好奇。

我们探寻身体的地方一大片荒草丛生的草地，那曾经是坟场，傍晚时分，夕阳透过蔓草，从坟堆间落下去，一片荒凉景象。那时候，我经常坐在坟堆上，看着大而孤独的夕阳发呆。七岁那年秋天，叶子落光的时候，我在那里捡到只头盖骨，它是灰白色，品像完整。有一段时间，它是我的足球，我喜欢它被踢中时发生的咯拉咯拉声音，像久远的笑声。

六岁那年，我开始上学，高个子男人假仁假义地牵着我，他还给我一只黄帆布书包，书包上有一颗暗红色的五星，由于这颗漂亮的五星，我有些趾高气扬。他把我领到教室，对一个体格健硕的女老师说：“我儿子，沈庆。” 女人用一种和她的体格绝然不同的目光看着我，疑惑地说：“沈老师，他就么大，能上学么？”

我挺着瘦弱的胸，老气横秋地说：“不小啦。”

全班的孩子哄堂大笑。

最初的体验让我对女人失去了兴趣，在我看来，女人就是攥住你小鸡鸡然后埋进沟里的那种人，就是过两天后说你弄痛她的那种人，她们不管你乐不乐意，且反复无常。

在农场，星期天的时候，我喜欢找劳改玩，但这时他们大多都在地里干活，仅有看房子的劳改聚在一起，总是谈论女人。这些抢劫犯、强奸犯小偷们，表现出对女人肉体无比美好的想象。和我不同的是，他们更关注女人的胸和屁股。他们一致认为电工刘卫东的老婆最漂亮，因为那女人丰乳肥臀。那女人在场部开了间商店，三元一包的“红扬子”她能卖出七元一包的好价钱。她有过于丰满的乳房，就像在胸前揣着两只篮球。我总是担心她站立时会重心不稳，可她毫不在意，喜欢走来走去，两只篮球这时就呈视出拍球之态。那女人嗓门很大，她笑的时候，方圆百米鸡飞狗跳。每天月初“开大帐”，劳改们能挤破她的房子。事实上，十五岁的国庆在泡桐树阴下对我说起的大事就于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