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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七十)：香山毛周胜
香山隆都田头村
民国初期，从香山县家乡赴澳读书的小留学生，大多是去鸟修威省(New South Wales)和昆士兰省(Queensland)，前者以雪梨(Sydney)居多，后者则是去昆士兰北部各埠者众；而去到域多利省(Victoria)尤其是首府美利滨(Melbourne)埠留学者，则人数较少。毛周胜(Joe Sing Mow)就是这少数香山籍小留学生中的一位。
毛周胜是香山县隆都田头村人，生于一九○八年五月廿一日。他的伯父毛永赞(Wing Jan，或Wing Jan Mow)是一八七○年出生，于一八九九年来到澳大利亚发展，从美利滨(Melbourne)登陆入境，随即在此安顿下来[1]。之后不久，他利用积蓄在距美利滨主城区东南约七十公里左右的北加非卢村(Garfield North)拥有一个农场，从事蔬菜水果种植。在一九一十年代，他与当地一位失婚的欧裔女士结婚，便在美利滨城里的礼塔笠街(La Trobe Street)五十二号开设了一间木店，做家具生意，同时也生养了二女二男共四个孩子。
一九二二年，可能是与国内兄弟商量的结果，毛永赞以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名义填妥申请表，递交给位于同城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办侄儿毛周胜的赴澳留学护照和签证，欲将其安排进入北加非卢公立学校(North Garfield State School)读书。他没有写明是以什么形式作保，但在英文栏目里则写着是北加非卢村的一块土地的名字“Dingley Dell”，显然他是以此土地作保，并且说明是由他本人每年供给膏火，不过没有写明数额。根据通常的理解，没有写明具体数额，亦即以另外的形式表明会提供足镑膏火。因所填申请表未具日期，无法得知中国总领事馆何时接到上述申请，以及审理占去了多长时间。可以确定的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三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为毛周胜签发了号码为190/S/22的中国学生护照，也在第二天就从澳洲内务部拿到了他的入境签证。当中国总领事馆从内务部拿回这份护照后，便按照毛永赞事先所提供的地址，将其寄往香港的容记栈商行，由这间金山庄具体负责安排毛周胜的赴澳行程。
对于能赴澳留学，毛周胜早就跃跃欲试。一俟金山庄将船期确定，他便去到香港，搭乘中澳船行经营的“获多利”(Victoria)号轮船，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抵达美利滨，入境澳洲。毛永赞将侄儿从海关接出来，安置在自己的木店里住下。此时，毛周胜即将年满十五岁。
毛永赞没有将侄儿安置到北加非卢村去，显然最终考虑到那里距美利滨城区还有七十公里，交通实在不便，故放弃了此前让他进入北加非卢公立学校的计划，而安排他进入位于美利滨唐人街(亦即小博街[Little Bourke Street])的长老会学校(P.W.M.U. School)就读。该校是由域多利省的基督教长老会所属的长老会女修会(Presbyterian Women Missionary Union)所创办，因其目的是致力于在美利滨华人社区中传教，故该校从十九世纪末的幼儿园课程开始，逐步形成了提供正规的小学课程，最终也提供中学课程，当然其学生也主要是唐人街周围的华裔学童。自一九二一年澳大利亚开放中国学生赴澳留学后，许多到美利滨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多进入该校就读。从四月八日开始，毛周胜正式注册入读长老会学校。
刚到美利滨不久，毛周胜的继伯母就因病去世，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由其伯父独立承担抚养之责；好在其继伯母再婚前所生的一个女儿已经成人，目下帮着继父经营木店，可以代为照顾几个年幼的弟妹，加上他们的外祖母也在美利滨，也可以帮上一把。但在继伯母去世后的治丧期间，毛周胜便里里外外帮忙，前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无法正常上学。好在长老会学校对毛永赞这一家人都比较熟悉，也知道其生活不易，故对毛周胜这段时间的忙乎也予以默许，包括他有时候跟着伯父去到北加非卢村的菜园里帮忙干活。
根据学校的报告，毛周胜在校学习刻苦，非常用功，是校长和老师都很喜欢的那类学生。他从最基本的英语学起，逐级升迁，直到一九二七年底。次年初，域多利省长老会外方传教部(Foreign Missions Department of Presbyterian Church)负责人向内务部提出申请，希望准允毛周胜进入该教会在美利滨城里开设的圣安德烈神学院(St Andrew’s Theological College)进修，以便日后能将其培养成为牧师。显然，毛周胜在长老会学校的刻苦和用功已被教会认可，并逐步引导他受洗并进入到传教的培训计划之中。教会表示，虽然毛永赞愿意资助侄儿在此留学读书，但他本人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尽管他开有一个木店，但只有一位雇员，每周还只能支付该雇员二到三天的工资，其余的事情还都由他自己负责处理，凡事得亲力亲为，他去年的营业额只有五百六十三镑。为此，教会准允毛周胜进入神学院学习，费用无需毛永赞负担，且每周只有两个晚上的课程，白天他则仍然回到长老会学校继续其原有的学习。事实上，长老会学校对于这些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是不收取学费的，即便收费亦属象征性，学校的运行费用主要来自长老会的财政资助。对于这样的请求以及安排，内务部觉得合理，并未留难就予以批复。于是，按照上述安排，毛周胜便按部就班地在两间学校和神学院之间学习不同的东西。而从一九三○年开始，他转为每天上午去到美利滨圣经学院(Melbourne Bible Institute)学习，下午再返长老会学校读书，也同样获得内务部认可。
一九三二年新学年开学后，毛周胜终于结束了在长老会学校的中小学课程，进入布雷潇商学院(Bradshaw’s Business College)读书。但到三月，当中国总领事馆按例向内务部申请毛周胜下一年度的留学签证展延时，内务部秘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表示，到五月份毛周胜就年满二十四周岁，而按照《中国留学生章程》规定，这是中国学生在澳留学的最高年限，一过年龄就应该收拾行囊回返中国。也就是说，不再批复其展签。域多利省长老会得知上述决定后，主任牧师便于四月十五日致函内务部长，表示跟毛周胜核实过他的年龄，对方表示当时是按照虚岁填写的，实际上今年他才二十三周岁。为此，他希望能考虑到这一中国人与澳洲人不同的年龄算法，采信其言，再核发给其展签一年。与此同时，中国总领事陈维屏也在四月十九日就同一种算法致函内务部秘书，表达了同样的要求。此外，布雷潇商学院院长也致函内务部秘书，表示只要再给予毛周胜一年的时间，到明年六月份，他就应该可以完成既定的课程。虽然内务部的官员都明白毛周胜有关自己年龄的说法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他们在长期处理中国人签证申请的过程中见过的各种伎俩太多，早已对这些招数烂熟于心，但在各方面都呼吁再给他一年便可完成学业的这种情况下，也确实不太好予以拒绝，而且教会的势力很大，也要给个面子。于是，四月二十二日，内务部长同意将毛周胜的留学签证展延到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
光阴似箭，很快就到了一九三三年四月。此时此刻，内务部和海关都非常关注毛周胜是否按期完成了学业，如果顺利，他将可以在六月份结束时便搭船回国。可是，从布雷潇商学院得到的信息是，毛周胜并没有完成学业，还有两门课没有通过。对此，商学院院长的解释是，虽然这位中国学生很刻苦用功，也是皓首穷经般地学习，但并不是属于那种很聪慧的学生，领悟力不强，因而总是事倍功半。为此，商学院希望再给他半年展签。内务部长见事已至此，就好人做到底，同意给毛周胜展签到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但到这一年十二月一日，事情又生变化。这一天，毛周胜致函内务部长，表示已经选修了商法课程，这对于他日后无论是传教还是工作，都十分有益，希望再给其展签一年的时间，以便完成上述课程。内务部长对他这种得尺进尺的做法很不认同，但为了表示宽容，批准他再展延三个月，即将他的签证有效期展延到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布雷潇商学院院长致函内务部长，告知毛周胜在这个学期还选修了秘书守则与操作、会计、公开演讲等课程，商学院对此大力支持，因为这些课程也有利于他日后的布道和其它工作；但他表示，课程要到年底才能完成，希望将其签证延至年底。与此同时，毛周胜本人也直接写信给内务部长，诉说上述课程对其日后的人生如何重要，希望能获得展签，俾能完成上述课程。为了使上述申请更为有力，他还找了美利滨大律师出身的联邦众议员佐治·麦克斯维尔(George Maxwell)出面为其斡旋。既然支持者有如此强大背景，内务部长心中纵有不愿，也就只能顺水推舟。于是，内务部长于三月二十六日再次破例批复了这一展签申请。随后的时间里，毛周胜顺利地读完了上述所选之全部课程。
在这一年九月份时，毛周胜曾经向内务部提出过再入境签证申请。他的理由是，按照长老会给他的传教任务，他需要回国传教，但财务资助方面则须由他自行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需要在明年初返回中国一段时间后(比如一年)，再重返美利滨，协助伯父经营其木店。如此，一方面解决自己的经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将年事越来越高的伯父替换下来，让他休息，同时也照顾未成年的四个堂弟妹。但内务部以毛永赞的木店规模太小根本就无法容纳下多余的职员为由，否决了上述申请。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澳洲留学长达十二年的毛周胜告别了伯父毛永赞一家及长老会的牧师，在美利滨港口登上“海王星”(Neptune)号轮船，离开澳大利亚，返回中国[2]。毛周胜的留学档案到此中止。至于他回到中国后，是否如澳大利亚长老会所期望的献身于传教事业，则不得而知。
一九二二年，毛永赞填表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侄儿毛周胜的赴澳留学护照和签证。
一九二二年十月三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给毛周胜签发的中国学生护照。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Joe SING - [Aka JOE SING MOW] Chinese Student, NAA: A1, 1935/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