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不可忘却的历史
——战时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三)
(续上期[二])
三、罄竹难书的苦工生涯
新不列颠岛是典型的热带岛屿，植被茂密、地形复杂、瘴气弥漫，也是战时盟军与日军争夺的重点之一。该岛虽经德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经营了几十年，这只是就点而言，但从面的角度，总体来说还是处于原始状态。1943年底盟军登陆该岛西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尽管击败了日军在岛西的守军，但在向岛东进攻的路上，所遇到的最大敌人，并非凶残的日军，而是残酷的大自然，即岛上的四大杀手：地貌、动物、疾病和天气。新不列颠岛上地形复杂，沼泽地密布、到处是红树林和热带雨林，林木茂盛水气充沛，能见度往往只有20米以内，一不留神就会迷路或陷入沼泽，而无回生之望；此外，岛上蚊虫、鳄鱼、毒蛇、蜘蛛、蜈蚣、蚂蝗、蝎子等动物和生物密布，传播疾病、侵害人体，令人惊魂不定，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再则，岛上疟疾、丛林热、出血热、斑疹伤寒、登革热、坏血病横行，夺人性命；再加上岛上反复无常的热带气候、雷阵雨、山洪、泥石流在雨季随时爆发，防不胜防。这也是自1943年之后盟军最终对亚包日军也只是采取围困，越过这个重兵把守之日军要塞，代之以跳岛战术直趋日本本土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战俘所即将抵达的新不列颠岛，除了面临日军的凶残和盟军的围困，也还有这无法想象的大自然恶劣环境。
1、酷役与虐待
1)、残酷劳役，非人待遇
抵达亚包之后，这两批分别来自南京和浙江的中国战俘劳工，就被分散到不同的服务队，在盟军的炮火下为日军服苦役。
中国战俘中最大的一批，超过全部官兵一半以上，共829人，由吴棪中校领队，被分到日军第八方面军所属第26兵站司令官广田明少将所属部队和机构，担任所有与军事后勤相关的劳役。其余的中国战俘，则被打乱建制，分散到其它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劳役工作。甚至还有少部分人被日军送往附近的岛屿，连同人数不等的其他盟军战俘，一起冒着盟军的空袭轰炸，为日军抢建和抢修机场及其它防御工事等。[1]例如，一位名叫丁四苏的幸存广东平民劳工于战后被解救之后所说，在俾斯麦海上的马努斯(Manus)岛，战时他曾经见到过一队约30人左右的中国战俘劳工在那里做工，但他们后来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2]
当时，中国战俘的待遇极低，食不果腹，病不得医，被日军枪杀虐待至死者，时有发生。1946年5月8日，朱云少尉在致上官志标的信函中报告说，他们“受敌所处之境，所遇之遭，能非笔墨可以言其形容。芦苇为舍，食无近粮，且无蔽体之衣，侧耳所闻异人言语，日未晓则出外，服役深夜仍不得休，较在本国工苦百倍。”[3]其后，在给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的信中，朱云进一步指出，中国战俘劳工到达亚包之后，“终月苦力操作，所处境遇壮者稍可担负，弱者力不胜任者紧接死于非命。凡有病者、不能做工者，悉遭杀戮。食不得饱，寝不得安，衣不蔽体，其中非法加害者言之酸鼻。”[4]
据吴棪中校提供的证词，被日军役使做苦工的中国战俘，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从未得到过休息，还经常要做工到深夜；而在此期间，尽管劳动强度如此之大，日军却不管中国战俘劳工的伤病，不提供任何医疗。[5]
2)、粮食供应短缺
此外，吴棪中校还证实，当时所有中国战俘的粮食理应都由日军第八方面军所属的第26兵站负责供应。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直接在该兵站管辖下做苦工的那829名中国军人的粮食无法得到保障，余下的那些分散到其它地方的675名中国战俘的口粮就更是难以获得；即使有时能发给一些所谓粮食，也都是日本人不能吃的已经生虫霉烂变质的坏米。
日本兵拿生虫霉烂变质坏米给中国战俘并对他们无缘无故地殴打虐待的现象极为普遍，时常发生。吕克刚是第86军第67师工兵连少尉，在战后亚包战争罪行审判庭上作证时，就讲述了这样一件在亚包的日军暴行。
1945年4月8日，第67师200团上等兵冯声鸣正在厨房做工。日军第26兵站所属刚货物厂管理队的重田利雄军曹来到厨房，将一包霉烂变质的坏米交给冯声鸣，说这是发给中国战俘的口粮。冯声鸣见此米根本就不能给人吃，也深知这是日本人在戏弄中国人，根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故当场就拒绝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重田利雄突然操起一根大棍棒，劈头盖脑地打向冯声鸣，狠狠地击中其头部，冯顿时血流满面，重伤倒在地上。在现场的吕克刚因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阻止救援。而那位日本军曹在打人后，却旁若无人，丢下棍棒，扬长而去。事后，日本人对伤者根本就不给医治，也不闻不问。要不是同队的战友们关心和照顾以及临近解放，冯声鸣也就可能跟其他被难的中国战俘一样，死在了亚包。[6]
作为四行孤军被分散到其它劳工队的田际钿，在2000年接受记者的访谈时，他对50多年前在亚包的苦工经历仍然刻骨铭心：
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我等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共有160名战俘，其中包括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岛上一起服苦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睁睁等死，经常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3位蒲圻老乡先后死在岛上。[7]
2009年，施方舟在谈到南洋的那段经历时，也对在亚包的苦工生涯不堪回首，难以言状：
中国劳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挖山洞、储存弹药、建造军事要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作为日本军队的后勤补给地。最开始一些劳工水土不服，再加上岛上的蚊子很毒，将人咬得皮肤溃烂。另外，劳工们的居住环境很差，所谓的住房都是用树枝搭建的，很多人因此病了。[8]
缺少粮食，在饥饿中服苦役，导致许多战俘严重的营养不良，贫病交加，最后患上全身浮肿的脚气病[9]等其它热带丛林病，不治而亡。这是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虏的盟军战俘劳工普遍的遭遇，也是战俘中死亡率高的一个原因。例如，盟军战俘在中国海南岛的遭遇，[10]即是一个例子。鞠巧生个人及其难友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到了太平洋中的新不列颠岛，被勒令在森林中开路，挖防空洞，筑飞机场，每天做十多个小时的苦力，还要常常挨打受罚。在岛上吃不饱，战俘们只能自摘野果充饥，1944年岛被盟军封锁，日寇就不再给战俘一颗粮食了，有些人吃了不易消化的野生动植物腹胀而死，还有些人受毒虫叮咬，皮肤溃烂后死去。……1947年8月，鞠巧生才得以回国，已是伤痕累累，患过疟疾、得过盲肠炎、瞎了一只眼睛，而他同往的战友，常熟的方友友却永葬南洋了，南京同去的战俘只剩下四分之一。[11]
3)、被迫冒着盟军空袭炮火做工
在遭受非人的待遇及残酷繁重劳役之外，亚包的中国战俘劳工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盟军的空袭和例行轰炸。
1943年10月开始，美军就对亚包进行了持续性的有规模的空袭。11月5日，上百架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对亚包进行了大规模空袭。此后，随着盟军在南太平洋上跳岛战的推进，亚包已不在盟军攻取的目标之内，而是被冷冻起来，即将其以盟军海空力量紧紧包围，并在其周围海岛构筑众多的机场，对亚包日军重要设施及海军目标实施连续空袭和轰炸。1944年3月2日盟军对亚包实施的另一次大规模轰炸，更是持续了24小时，将亚包全城建筑尽行摧毁，地面的防空设施全部炸坏，许多日军也被炸死。日军由此将所有防空设施及武器转入地下工事。[12]
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在空袭期间，日军自己躲进防空洞掩蔽，却不顾战俘劳工的生死，仍然命令他们继续施工，比如抢修机场跑道，抢救其它军事和生活物资等等，因而造成战俘劳工在盟军空袭轰炸中大量死亡。除非当地土人在盟军战俘营附近燃起烽烟，让盟军轰炸机飞行员明白该处有盟军战俘劳工营地而绕过不予轰炸，[13]否则，盟军飞机对所有日军的陆地和海上目标，都会予以轰炸，一个也不漏掉。
盟军空袭轰炸导致盟军战俘高死亡率的事例不少。比如，1943年，在所罗门群岛中靠近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 Island)南端，有一个叫巴拉尔(Ballale Island) 的小岛，这里是日军的一个前沿空军阵地，有517名英军战俘被日军强行从新加坡运到亚包后，再转运到这个地方，和其他来到该岛的中国战俘劳工一起，为日军在此修筑机场和防空工事。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就是在美军的不断空袭中被炸身亡。[14]2009年，李焕文也谈到，他与其他同时被俘的200人，曾被编成一战俘服务队，被日军遣派到亚包之外的另一小岛做苦工。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队之幸存者被盟军解救后辗转送回到亚包中国官兵营地时，连他在内，仅剩下7人。[15]这种情况，与上述英军战俘在巴拉尔岛的遭遇极为相似。
卢新芳回忆在亚包做苦工时，最令他难忘的，也是盟军飞机的轰炸。2009年8月7日，他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谈到当时的遭遇：
在战俘营吃不饱睡不好，每天都做苦工，比如上山砍树、挖壕沟、建碉堡。稍有不从或者因劳累走不动就被鞭打，甚至有难友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惨啊。而工作中经常遇有盟军飞机扫射和轰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比如有一天，我们8个人乘坐一部车，由两个日本兵开车，上山拉木头，途中正好遇上美军飞机空袭扫射，我们赶紧跳下车，跑向壕沟隐蔽，结果是因为有人刚好趴到我身上，他被炸死，我头部也因此受了小伤。在战俘营生病了，日本鬼子也不给医治，有些好不了又死不了的，或受不了虐待的，就跳海自杀。[16]
4)、残酷虐待少年兵战俘
1930年代，中国剧作家夏衍曾写有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揭露当时在中国的东洋纱厂里，一些签订了“卖身契”的乡下未成年女孩子悲惨的生活和超强度的非人劳动状况。其中的“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是对日本在华垄断资本对未成年的中国人残酷剥削压榨和无情虐待奴役的强烈控诉。这一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类的良知。
而在亚包的中国战俘劳工营地，日军对于未成年人战俘劳工的虐待奴役，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根据吴棪中校战后的证词，在亚包的中国战俘中，有30名当时年龄在13岁以下的少年兵，被编在他所率领的战俘劳工队里，在日军第八方面军所属第26兵站管辖下的军队和机构做苦工。在中国战俘抵达亚包被编组之后，尽管中国战俘的带队军官向日军第26兵站司令官广田明少将通告了上述少年兵情况，但广田明却丝毫不动心，仍然命令所有的这些未成年小兵与成年人同等对待，即他们要与成年人一样，从事同样的工作，而且工作时间也一样，执行日军为中国战俘劳工制订的同样纪律。这些可怜的中国战俘小兵，本来身体就赢弱不堪，不久之后，就有3人被日军枪杀；2人因被日军残酷虐待，鞭打得奄奄一息，实在难以忍受而上吊自杀；另外20人则由于长期与其他成年战俘一样做工，加上长期病饿吃不饱，贫病交加之下，最终体力不支而死亡。总计这30名中国战俘小兵，最后只有5人熬到了日本投降，才获得解救。从1946年在亚包待遣返中国官兵的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位士兵，他们当时的年龄就是介于15-17岁之间。
另一个证据是，日军对待其他从中国强征或强掳来的平民劳工中的未成年人，也同样是违反人道，对他们残酷迫害，毫不手软。
1943年，被编组在日军第八方面军所属第26兵站管辖下做苦工的，还有一大群被日军从中国广东等地掳来的劳工。这些从广东和香港掳来的劳工，后来被称为“广东民众大队”，于1942年10月被日军从香港转运到亚包做苦工，抵达时共有2380人。他们中的1600人，也被分到第26兵站所属部队和相关单位做苦工。在这些广东平民劳工中，也有50名被日军强掳或骗招来的未满13岁的少年。日本人同样对此全然不顾，仍要求他们与其他成年人一样同工同时。面对如此超长的工作时间和无休止的劳动强度，那50名体力不支的少年，仅仅在抵达亚包的头三个月里，就死去了40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战争结束时，只剩下8人侥幸活了下来。而那1600人的平民劳工，在二年多的时间里，也有1080人被日军枪杀和虐待致死。[17]
5)、凶残的台湾日本兵
除此之外，战俘劳工们还要面临另一个凶恶的敌人——台湾日本兵，即战时日本在台湾征召的军夫。
在亚包的这些台湾日本兵是一群生于日据时代，说闽南语，读日本书，精通日语的台湾本地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自视为大日本的“皇民”。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从军，但更多的人则是以日本的臣民身份，满怀激情地参与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出于这样的“理想”和“爱国情怀”，他们放下原先不错的工作，自愿加入日军，成为台湾日本兵。到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事紧张之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以“台湾特设勤劳团“的名义，前来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前线新几内亚。他们许多人在日军野战医院、救护所、甚至在日军的战斗部队服务。[18]实际上，早在1939年底，与日军主力部队一起侵入广西的波田支队，就是一支以台湾日本兵为主而组成的日本侵略军帮凶；而著名的台湾高砂义勇队，就是这样一群在太平洋上与盟军作战剽悍凶猛的台湾日本兵。
在亚包，许多台湾日本兵后来又代替了日本陆军和海军人员，负责管理盟军战俘。如此，中国战俘营地里，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虽然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但此时的台湾日本兵，许多人早已被日本人奴化，满脑子都是忠于天皇的思想，认同的是日本，只想着如何帮助日本打赢战争，故而自觉自愿地成为日本人的帮凶。而且，为了显示他们对日本人的忠诚，他们中有的人对待战俘，尤其是对待同文同种的中国战俘，甚至比日本鬼子还更为凶残。[19]也正因为如此，一位取日名叫做志村勇三的台湾日本兵，因其在战时管理战俘营期间积极协助日本兵残杀中国战俘和盟军战俘，于战后被亚包战争罪行审判庭判处死刑。[20]战后，这些台湾日本兵被判处战争罪行的数量之多，就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经亚包战争罪行军事审判庭的审判，有26名台湾日本兵因于战俘营虐待战俘被判决死刑，而被审判有罪，判处数年不等监禁劳役者，数量亦不少，达175人之多。[21]
李维恂先生就为此举了一个例子。有五位台湾日本兵，当时是负责吴棪所率领的那个战俘劳工队的监视员。一次他们聚在一起吃东西，此时正好一位姓张的中国战俘劳工从他们旁边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意中擤了一下鼻涕。那几个台湾日本兵看见了，就认为他是没有教养，是在有意侮辱他们。于是，他们五个人不问青红皂白，二话不说就将这位姓张的中国士兵一顿痛打，而且下手极狠，打得张姓士兵满地打滚，连连惨叫，以致连当时担任卫兵的日本兵都看不过眼，觉得这些台湾日本兵太过分。[22]
但至今还有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或者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的这种凶残。在一些作者甚至学者涉及到这段历史的书籍及文章里，谈到这些台湾日本兵，更多注重的，是他们因战争所遭受到的苦难，而不是导致他们参战以及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对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所作出贡献的思想基础。笔者个人认为，揭露因侵略战争而导致的苦难，这固然应该也很有必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也同时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这些当事人，在战争结束60多年后，还不能反省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根源，而是仍然念念不忘他们当年加入日本军队参战时的“忠君思想”和“爱国情怀”，那么，此时此刻去渲染他们返回台湾后种种遭遇的悲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甚至也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
同样是那场日本侵略战争的亲历者、但却是这些侵略者及其帮凶的受害者的回忆，却与上述一些人的认识不一样。至少这样说，他们对那场战争的根源和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2009年8月7日在高雄接受笔者访谈时，李维恂少校提起这些台湾日本兵，仍然隐掩不住内心的愤怒，实际上也是表达了他对这些台湾日本兵的认识：
问：你们有日本兵看管吗？
答：有，但不多。我是军官，也是管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管理，因为周围都是海，想逃也逃不了；森林里条件恶劣，逃进去也很难活。日本人对我们当然很不好，我们因病被日军枪毙和活埋的有三批，每批20-30人。我这个队的陈宇簧上校和张英夫中校都病死了。陈并不管事，而张是我们的大队长。后来我负责中国队。在南京集中营时，副排长以上的军官不用去做工，但在亚包时，要和其他人一起做工。在我们刚到亚包不久，即盟军空袭的间隙时间，日本兵曾组织我们几个带队的军官去亚包街上看了一下，去看了那里的慰安所。
刚刚开始是日本兵管理我们，我们之间的沟通，最初是通过文字进行。后来，台湾人来了，由他们来与我们沟通，并最终由他们来管我们。
台湾人刚刚来的时候，也是与我们一样编组。刚开始时，这些台湾人还好。我有一个弟兄是福建人，曾向我报告过，说这些台湾人很好。可是后来就觉得他们可怕了。他们穿的衣服上佩戴了“监视员”铭牌，对待我们也开始嚣张了。其实他们在日本人眼里，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管我们的日本兵，以前在中国的汉口也管过战俘，他曾对我说：他们只是比你们好一点点。再过来一段时间，嘿，这些台湾人都改了日本人名字了，对我们的态度更恶劣，相比之下，日本兵的态度反而还好一些。他们对我们进行所谓监视，其实还有日本的卫兵，但日本兵相对宽松些，不像这些台湾人，对我们很不好。到日本人快投降时，这些台湾人(军夫)也有等级了。他们当中待遇好的，主要是医生之类的人，相当于尉官级别。这些台湾兵真的很坏，实际上2.28事件就是这批台湾兵有组织的行动。
6)、维护中国军人尊严
当然，在繁重危险的苦役及日军的残酷虐待过程中，中国战俘亦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持着中国军人的气节。这一点，与1957年英国拍摄的电影《桂河桥》中表现英军战俘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是一致的。除了像上述吴棪中校和李维恂少校等所谈到的，中国的军官们尽其可能与日军管理高层交涉，以改变战俘局部的状况；而其他的中国战俘官兵，比如来自四行孤军的官兵，仍然像在上海租界时期那样，敢于与日本人抗争，以维护和保持中国军人的尊严和气节。前述的田际钿访谈，就谈到了他在亚包与鬼子兵的较量，回击鬼子兵对中国战俘的挑衅和侮辱：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一番，我就点头同意。日本佬猛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裆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23]
2、日军对待中国战俘劳工的暴行
1)、屠杀生病战俘
如果说，前述的幸存者回忆主要集中在中国战俘劳工们在日军淫威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非人待遇，那么，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人公然践踏日内瓦战俘公约，在集中营里对中国战俘肆意屠杀。
1946年1月，李维恂少校在给郭履洲将军的信函中曾报告，中国战俘甫抵亚包，就被日军“登岸因病枪毙者2名”。[24]这说明中国战俘甫一登岸，就开始面临着日本侵略军的残暴与屠杀。朱云少尉1946年5月18日给上官志标的信中也谈到：中国战俘“稍有染病，或因水土不服，即遭敌人戮杀”。[25]对于那些患病或者是他们认为不听话犯了日军所订纪律的战俘，据卢新芳访谈时所说，残忍的日军不仅仅将中国战俘拉出去枪毙，而且还用刺刀刺杀或军刀劈杀，甚至将他们活埋。[26]对此，施方舟也心有余悸地回忆说：
“活埋的有24个！”施摇头感叹道，为了节省供养，日本人逼迫劳工自己挖坑，将一些生病的劳工活埋。另外，一些难以忍受的劳工跳海自杀了。[27]
无疑，战俘劳工是日军固守亚包要塞的重要辅助资源，承担了除战斗以外的许多战地后勤事务与劳务。可是，在1943年开始，美军在俾斯麦群岛实施跳岛战，将亚包这个日军重兵集结的南太平洋海陆军要塞冷冻包围之后，日军的供应补给线以及与本土的联系，就逐渐被切断，因此，麋集该地10万日军的生存也就成为他们不得不面临的严峻问题。正如中国战俘幸存者所提到的，1944年之后，日本人就基本上断绝了对他们本来就微薄的粮食供应，他们只好靠热带野果和其它植物生存。[28]之所以这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自己也没有粮食吃了。[29]战后澳大利亚战争罪犯审判庭在审判日军罪行时，就曾提到过日军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麻翻生病印度战俘烹而食之的反人性战争罪行事实，由此而判决当事的带队日军下级军官死刑和士兵10年徒刑。[30]此外，在战争的后期，日军因缺乏粮食吃，将战俘杀死或将阵亡的盟军尸体切割分而食之的事，也屡屡发生。[31]甚至在新几内亚岛的日军第18军的部队，因为没有粮食和弹药补给，如果日本再晚投降一二个月，就有可能全部饿死于新几内亚的茫茫丛林中。显然，仅仅为了节省粮食给他们自己，凡是成为日军累赘的战俘，如生病无法为其工作者，就成为日军屠戮的对象。[32]
1946年5月18日，吴棪中校在亚包战争罪犯审判庭上作证时特别强调，中国战俘于1943年初抵达亚包之后，日军第26兵站司令官广田明少将就下令，凡战俘生病三日以上而无法继续工作者，一律拉出去枪毙。这条残酷的命令由其下属严格执行，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因此，在二年半多的时间里，他率领的这队829人的中国战俘劳工，有80人因生病被日军残忍地枪杀和砍头。尽管这些人当时生的病并不是很严重，有些人所患者只是热带常见的丛林病，如疟疾或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脚气病、或因没有鞋穿引起的脚伤溃烂等等，仅仅因为他们无法工作，日军就惨无人道地将他们残杀。如果能稍稍给予他们适当的治疗，他们是完全可以活下来的。
在吴棪的这个战俘劳工队里，还有另外236名中国战俘死于非命，最主要是由于粮食短缺，因饥饿贫病交加导致的死亡。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国战俘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病症，这主要是因缺少食物而又工作过劳、体力严重透支所引起。同时，日军总是逼迫这些已经疲惫不堪体力不支的中国战俘在盟军的空袭轰炸之下工作，结果，也造成了他们极大的伤亡。这些死亡的中国战俘，实际上也是广田明上述命令的受害者。仅仅在广田部队的监管下，他这个队就有316名官兵直接或间接地被日军迫害致死。[33]
日本兵的确毫无人性，枪杀、砍头、活埋是他们屠戮战俘劳工和平民常用的手段。日本人喜欢将俘虏砍头，如在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屠戮竞赛，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攻占菲律宾后对美军战俘的肆意砍杀，都有许多照片成为日军这种暴行的证据。在亚包，日本人也经常把这种手段施于中国战俘身上。为此，基于上述日军高层将领发布处置生病中国战俘的命令，日军在亚包地区肆意对战俘进行斩首，甚至在许多中国战俘驻扎的营地里，就建有斩首池。
1943年，在现在的东不列颠省的首府科科坡(Kokopo)，日军一次就将11名生病的中国战俘和一名中国平民劳工拉出去斩首。[34]
日本人并不仅仅限于用斩首和用刺刀将中国战俘劳工砍死和捅死，也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对待其他盟国战俘，甚至规模更大。
前面曾经提到，1942年末，600多名英军战俘被日军从新加坡强运到亚包后，随即将其中的517名转运到巴拉尔岛为日军修筑机场。随着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惨败，以及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在附近的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上空被美军飞机击落毙命，1943年6月，驻守在巴拉尔岛上的日军，因恐惧美军即将登陆攻占这个小岛，以此作为其发起登陆布干维尔岛战役的前进基地，就将幸存下来的100名左右的英军战俘全部双手反绑起来，然后用刺刀和军刀将他们全部捅死或砍死，无一幸免。[35]这场屠杀，成为日军在南太平洋上残酷虐待盟军战俘的最大惨案之一。
日军残酷对待中国战俘劳工的另一项罪行是将他们活埋掉。前引李维恂少校的访谈回忆中，鬼子兵就先后将几十名中国战俘，每批20-30人，分几批活埋掉，而且还是由战俘们自己先将坑挖好，然后将他们推入活埋。还有一次，广田明少将下属部队的日本兵将12名因生病不能工作的中国战俘带到一壕沟边上，让他们站成一排后就开枪射杀，让他们直接倒进沟里，然后再掩土埋置。在这些战俘倒下后，日本兵就命令其他的中国战俘铲土撒到他们身上掩埋。当时还有一位被枪杀的中国战俘尚未断气，就在沟里竭尽全力大叫，我还活着！但杀人成性的日本兵根本不管这个，生生地将他活埋了。[36]
在亚包，像上面提到的日军随意枪杀和斩首生病中国战俘的事不断发生，中国战俘的死亡数量不断增加。战后，那些因反人性的战争罪行被起诉的日本官兵在接受审判时说，他们之所以杀害中国战俘，是因为奉令行事；而第26兵站指挥官广田明少将，甚至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竟然抵赖道，他们的本意是要“更好地对待”那些生病了不能做工的中国战俘，而不是将他们枪杀，而造成这样的结果，是下级军官和士兵曲解了他们的命令之故。日本高级军官在审判庭上的自我辩护，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无耻狡辩，是在为他们的反人性战争罪行开脱。最终，在亚包的战后战争罪行审判庭上，面对着其下属军官田中中尉和军曹相泽治索的当面对质，证明是由广田明亲自下令枪杀生病战俘一事，这个杀人成性的日酋才不得不低头认罪。[37]
无论是哪一种理由，日本兵实际上就这样按照日军高层将领的命令，于1943年至1945年期间，将中国战俘，主要是那些生病不能做工者，成批地或单个地予以枪杀。下面是一些根据战争罪行审判庭的证词，可以检索到的日军肆意杀害生病中国战俘的记录。
1943年1月29日，也就是中国战俘刚刚抵达新不列颠岛几天，就有10名中国战俘在亚包被杀害。[38]
1944年3月3日，日本军曹山田兵太郎带领他的士兵，在当地的其他7名日本武装平民的协助下，将24名中国战俘押到亚包一个壕沟边，从后面将他们推下去，然后将他们乱枪射杀；一个星期之后(3月11日)，还是这些日本人，又将另外6名中国战俘枪杀。[39]
1943年4月，日本军曹田岛带领他的士兵，在亚包将4名中国战俘枪杀；在另一个地方将6名中国战俘处死。此外，这些日本兵还在亚包另外的地方，将46名中国战俘集体枪杀。[40]
在亚包背面的塔笠沥(Talili)湾，1943年4月29日，4名中国战俘也因生病不能做工而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41]
2)、蓄谋毒杀战俘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是，日本人曾经计划将在亚包的中国战俘全部毒杀。只是这个计划最终由于形势的变化，日军没有将其付诸实施，才使这些已备受摧残无力反抗的中国官兵避免了如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毒气虐杀大批犹太人那样的惨剧。
1944年，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利，节节败退，亚包也在上一年的10月开始，便受到了盟军飞机的持续性大规模空袭轰炸，到次年上半年，亚包要塞的日本海陆军，在强大的盟军空袭和围困下，只能转入地下防御；附近的布干维尔岛上的日军也在上一年即1943年11月被美军登陆围攻，自顾不暇，困处一隅。到了1944年的8月，战事对日军更加不利。而美军此时因跳岛战的成功，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已经能够对日本本岛实施大规模的空袭。种种迹象，使亚包的日军时刻恐惧盟军要向这个已成孤岛的要塞发起进攻。
为了应付盟军对亚包随时可能的进攻，日军督促和监视中国战俘和平民劳工，在一个距离亚包不远叫做纳麻尔(Namale)的地方，掘建了几条内部相通大而深的防空隧道，但只留下一个进出口，随之在洞口放置了一个储藏着毒气的大铁罐。日军的计划是，一旦盟军发起进攻并登陆亚包，就将全部的中国战俘及平民劳工都赶进这个隧道，然后开启洞口的毒气罐，将这些中国人全部毒杀在隧道里。[42]
日军警卫队队长籁户一贵中尉，当时担负管理监视吴棪中校率领的中国战俘营地的任务，从1945年1月起，就奉命负责看管这个毒气罐。他接到第26兵站司令官广田明少将的指令，只要盟军登陆亚包，就将铁罐对着洞口，开罐毒杀全部中国战俘。[43]
所幸的是，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盟军也没有打算强行登陆这个有10万日军重兵把守的要塞，中国战俘才由此逃过了一场大浩劫。
但是，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临近结束，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在亚包的日军高层将领也没有放弃屠杀中国战俘劳工的计划。根据中国官兵战后出席亚包的战争罪行军事审判庭作证时披露出来的内幕，按照日军的这个杀俘计划，还不仅仅是中国战俘，甚至包括全部在亚包的盟军战俘都将会被杀掉。
在吴棪中校率领被编组到广田明少将下属部队的那队中国战俘中，有一位士兵名叫丁小松，[44]原隶属国军第86军第67师201团，于衢州战役中被俘。1944年3月6日，丁小松被广田明少将从中国战俘队里挑选出来，派到其军官食堂里帮厨，做厨工。同年的7月份，他随广田部队从亚包附近搬到了前述的纳麻尔，继续以前的帮厨工作。
1945年5月1日，广田明少将在其军官食堂的餐厅与来访的客人一起用晚餐。他的这些客人是三名驻守亚包的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并且由三到四名日本陆军高级军官作陪。当丁小松将准备好的饭菜端进餐厅时，刚出现在门口，被那些海军将领看到，就听到其中一位客人向主人问道：“他是支那人，是吧？”广田明点点头并回答说：我一直极力主张将所有的战俘都给杀掉，今村均司令官对此也极表赞同。但就是海军不同意这样做，谓此非明智之举。随后海军将领说道：如果我们将战俘都给杀了，那我们日本人就没有劳工为我们干活了。再者，我们不知道盟军何时会在这里登陆。如果这些战俘被杀掉了，那盟军登陆后一定会向我们索要战俘，会追问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旦我们回答不出来他们的去向，那盟军就肯定知道，这些战俘都被我们给干掉了。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它会导致盟军如法炮制地对付我们。
丁小松亲耳听到这些日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讨论如何处置战俘之事，不禁心惊肉跳。待那些海军客人离开之后，便找到在餐厅里伺候日本人用膳的一位名叫苦瓜(日本名：Abashi)的台湾军夫，以确认他在一旁所听到的日军准备屠杀战俘的计划，与自己听到的内容一致无二。三天之后，丁小松利用机会溜回中国战俘劳工营地，将所听到的上述内容如实告诉了带队军官吴棪中校。[45]在这同一段时间里，一些台湾军夫也曾私下里将日军高级将领间有关屠杀战俘的讨论内容转告了这位中国战俘的领队。[46]这一消息让中国战俘们提高了警惕，以应付随时可能而来的生命危险。
也许是日本海军的顾虑起了作用，也许是广田明少将和日军在亚包的最高指挥官——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这样的藐视人权、强硬主张杀俘的死硬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因亚包已成孤岛、战争快要结束而顾虑到他们手下10万日军生命的安全；或者说，日本战败投降的时间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上述这一在日军高级将领中多所议及之杀俘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但日军的杀俘阴谋对中国战俘劳工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当时中国战俘获悉日军阴谋之后，可能就已传播开来，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的版本；也可能他们曾暗中讨论过如何做些准备以应对这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故战后的中国官兵幸存者在其回忆中，仍对此心有余悸，难以释怀。例如，施方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回忆道：“3年后，日本投降，但岛上的日本驻军却打算将山洞堵住，将劳工们全部活埋，多亏澳大利亚的军队及时赶到”，[47]中国战俘们才终于获救。施方舟的上述说法也许与事实相去甚远，但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恶劣的环境下、在繁重的苦役中以及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官兵，对日本人施加在中国战俘劳工身上的种种迫害以及日军时刻准备消灭他们这些战俘的阴谋和行径，印象太深刻了！那灾难深重、九死一生的战俘劳工经历，惨绝人寰，不堪回首，他们怎么能忘记！
事实也确实如此。据吴棪中校的统计，从1943年初抵达亚包，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短短的二年八个月的时间，分别来自南京和浙江，在上海登船而被押送来此做苦工的1504名中国战俘，就有756人永葬南太平洋的茫茫大海和密密丛林之中。[48]换言之，其死亡率，占了全部中国战俘劳工的一半以上。
上：亚包中国战俘营斩首池遗迹，2009年4月笔者实地探访时拍摄。
中：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卢新芳，浙赣战役中被俘，当时军阶为上等兵，86军67师210团士兵(浙江宁波人)；2009年8月在台湾高雄凤山接受笔者访谈(时年88岁)，耳聋无法交谈，只能笔谈，同年11月仙逝。
下：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李维恂，于日军扫荡上海城郊时被俘，当时军阶是少校，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上海混城队队附(江苏无锡人)，亚包解放后曾担任中国军人营地副主管官员；2009年8月于台湾高雄接受笔者访谈(时年90岁)时说：“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2010年底去世。
粟明鲜
2010年5月9日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1] Peter Leggett, 前揭文；另见：Ken Wright, I have finally decided to kill myself… . Online: http://asopa.typepad.com/files/wright_i-have-finally-decided-to.pdf, accessed on 9 March 2010.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3] 《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呈请外交部设法将留澳四行孤军接运回国》(民国35年8月9日)。
[4]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电请外交部向英方交涉代运留澳88师四行孤军返国事》(民国35年8月14日)。
[5] AWM 54, 1010/4/153。
[6]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of Sgt/Maj Murao Kamio and W/O Neda Jiro - ill treatment of Chinese at Rabaul, AWM 54, 1010/6/122。
[7] 余玮、吴志菲，前揭文。
[8] 文峰、罗成康，前揭文。
[9] 脚气病(beriberi)即维生素B1或硫胺素缺乏病(thiamine deficiency)，以腿脚麻木、酸痛、软弱，或挛急、肿胀，或枯萎等为主要表现的疾病。
[10] 在海南岛关押的澳军和荷印军战俘大量死于脚气病。参阅鬼谷雄风博客：《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4)》(2007-11-03 06:55:24) 。 链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0711/2517.html。
[11] 张学群、余菁，前揭文。
[12] 见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aedia: Rabaul。Online: http://pwencycl.kgbudge.com/R/a/Rabaul.htm, accessed on 3 March 2009。另见：Special Correspondent, “Horrors in Wrecked Rabaul”, Pacific Islands Monthly, October 1945。
[13] 据李焕文回忆，他是直到战后，方知土著此举是为了拯救盟军战俘。参阅高凌云：“巴纽老战俘 奴工岁月血泪斑斑”，《联合晚报》网络版2009.05.16 02:30 pm。链接：http://www.u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27695。查阅日期，2009年7月28日。
[14] 详见：Ken Wright, 前揭文。
[15] 高凌云，前揭文。另据《前军政部兰嘉师管区步兵中校吴棪电请外交部设法拨船运送我国留澳官兵返国》(民国35年5月6日)，内有“前一月十一日，由纽几尼归来之战前被捕军人7名、平民13名“一语，与李焕文所述相吻合。
[16] 卢新芳先生访谈。访谈人：粟明鲜；访谈日期：2009年8月7日；访谈地点：台湾高雄凤山。
[17] AWM 54, 1010/4/153。
[18] 参阅：刘香君：《那一年，我们为了日本而战！》，载《Taiwan Panorama台湾光华》，2001年7月，第104页。
[19] 编辑部：《歌声渐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尔之歌》，载《Taiwan Panorama台湾光华》，2005年8月，第80页。
[20] “Prosecution ended of Jap commander”,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21] 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A1838, 1550/21。另参阅鬼谷雄风博客：《在新不列颠岛的台湾日本兵》(2007-11-18 04:11:38)。链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0711/24041.html。
[22] 李维恂先生访谈。访谈人：粟明鲜；访谈日期：2009年8月7-8日；访谈地点：台湾高雄。李维恂特别强调，这些台湾日本兵较之小日本更凶狠，更令人憎恶。
[23] 余玮、吴志菲，前揭文。
[24]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国防部部长及外交部长请设法救济留澳官兵并尽快接运回国》(民国35年9月11日)。
[25] 《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呈请外交部设法将留澳四行孤军接运回国》(民国35年8月9日)。
[26] 卢新芳先生访谈。访谈人：粟明鲜；访谈日期：2009年8月7日；访谈地点：台湾高雄凤山。
[27] 文峰、罗成康，前揭文。
[28] 张学群、余菁，前揭文。
[29] 日本投降后，亚包日军当局(第八方面军和南东方面舰队)在向盟军提出的投降条件中，就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缺乏粮食，希望战后将他们集中羁押时，要保证粮食的供应，并允许他们自办农场以生产粮食。可见，日军缺乏粮食供应已到了及其严重的程度。见：[Captured Japanese Documents:] Essential points for the local negotiation preparation between us and them, Special order no. 2 [File in Japanese] AJRP Sub-Series name: Post-surrender Rabaul material received from HQ 8 Military District. This item outlines the procedure for ceasefire. It st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self-sufficiency in the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port food to the Japanese forces in New Guinea and Bougainville, due to their critical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repare detailed material regarding the POWs and third country citizens. AWM 82, 2/48。
[30] “Death for Jap who practised cannibalism”, The Canberra Times, 17 April 1946, p. 1。
[31] “Jap general on trial at Rabaul: cannibalism alleged among troops”, The Canberra Times, 12 April 1947, p. 1。
[32] “Atrocities report reveals many savage Jap crimes: murder, torture, and cannibalism”, The Argus, 11 September 1945, p. 5。
[33] AWM 54, 1010/4/153。
[34] 同上。另见：A471, 81653 Part A。
[35] 详见：Ken Wright, 前揭文。
[36] “Jap commander faces atrocity trial against Chinees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21 June 1947, p. 2。
[37] 详见”Hirota declares lies told by subordinates”, The Canberra Times, 26 March 1947, p. 1; “Prosecution ends of Jap commander”, The Canberra Times, 25 March 1947, p. 1; “General Takes Blame For Japanese Accuse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9 March 1947, p. 4。
[38] AWM 54, 1010/3/15。
[39] “Death penalties for execution of war prisoners”, The Canberra Times, 21 April 1946, p. 1.
[40] “War trail toda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 March 1947, p. 5。
[41] A471, 81653 Part A。
[42] “Japanese plan to poison all prisoner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March 1947, p. 1。
[43] AWM 54, 1010/4/153。
[44] 在澳大利亚的档案中，这个名字被拼成为Dju Shao Shen或Dju Shiao Shen或者是Dju Shao Shun。遍查亚包中国官兵幸存者的名单，只有“丁小松”这个名字可以与之对应。而且其籍贯为福建，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他能与台湾军夫用闽语自由沟通。
[45] 详见AWM 54, 1010/4/153。另见：”Jap commander faces atrocity trial against Chinese at Rabaul”, The Canberra Times, 31 March 1947, p. 2。
[46] AWM 54, 1010/4/153。
[47] 文峰、罗成康，前揭文。
[48] AWM 54, 1010/4/153。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