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吴坤之死——《南太平洋祭》(35)

第四章 劫后余生(续10)

四 乐极生悲(续)

所谓心想事成，确实如此。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奇妙。

因为一直惦记着如何解开吴坤上尉死亡之谜，故只要有机会，总会去档案馆试试运气，看能否找到相关的记载。2009年年底的一天，在如往常一样翻开一个宗卷后，终于在其中看到了澳军有关吴坤死亡的调查报告，包括中、澳二国当事军人的证词，完整地叙述了吴坤被射杀的过程。哈，谜底终于揭开了！

吴坤确实是被射杀。只是这个“射杀”并非完全是他人主动所为，而是由于吴坤自己玩枪走火之故。换言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太过于爱枪，想试枪，但又过于粗心和疏忽，而导致手枪走火，被击中要害，旋即不治身亡。即所谓杀猪的反被杀猪刀所伤。

根据档案资料，有二位中国军人当时身在事故现场，目击了整个事故的发生和吴坤被击伤过程；另二位澳军军官则是事故发生之后赶到现场，并在处理事故与伤者的过程中目击了吴坤的死亡。前二人中，一为刘祖荫上尉，第86军第16师第46团军医；另一人是一等兵徐有贵，第88师四行孤军士兵。后二人则一为葛尔上尉(Alexander John French Gaul)，当时是澳军派驻中国军营的联络官，事故发生时担任军营代理总管；另一人是伊利奧特上尉(Murray William Elliott)，澳军第 2 野战救护所军医官。因此，从上述四人事后对澳军事故调查组提供的证词，可以复原因手枪走火导致吴坤死亡的整个事故过程。

1945年10月24日早上，大约在7:20左右，刘祖荫上尉在监督完几个日本兵清理营地之后(嘿嘿，风水轮流转，反过来了，现在是中国兵管理和监视日本兵干活了)，在检查他们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他于军营警卫排驻地附近的路上，捡到了一粒子弹。为此，他如获至宝，赶紧将其拿回住处。然后将子弹放入由澳军发给他的那把柯尔特(Colt)点三八手枪弹匣之中，并上膛，想试试看能否射出去。当时，徐有贵已经来到刘祖荫的住处，见他想试枪，就坐在一旁观看。刘祖荫扣动扳机，但第一枪未响。就是说，子弹没有射出去，还在枪膛中。当他还想扣动扳机，试第二枪时，突然听到有人高叫，不要开枪。于是，刘祖荫将手枪收了起来，插入枪套之中。

刚才高叫“不要开枪”之人，是吴坤中尉(4份证词中，都一致直称吴坤中尉) 。此时的吴坤，正是当天中国官兵营区的值日军官。在待遣返的中国官兵营地里，所有的军官，都要轮流值日，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在刘祖荫上尉试放第一枪时，正在值日的吴坤距离刘的住处大约20尺左右。他一边跟刘打着招呼，就一边进入了后者的住处。他一进来，就跟刘祖荫说，能不能把这粒子弹留给他，让他来打这一枪。刘上尉先是不同意，按照徐有贵在一旁的观察，则是吴坤当时显得非常渴望能试试枪，过把瘾，因此，刘上尉最终就同意将子弹连同手枪都一起交给他，让他来过这把枪瘾。

于是，刘祖荫就准备将插入枪套的手枪拔出来。因系索套紧了皮带，在拔枪出来的过程中，未扣牢的一端系索就滑到了扳机护环上。刘祖荫一边用手去拿住未扣牢的那端系索，一边用另一只手去试图把枪拿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在一旁的吴坤太急不可待，他忽地伸手，也去抢着拿枪，但他抓住的是枪管，而且当时手枪的枪口还是正对着他。说时迟那时快，此时枪突然响了。可能就是在刘、吴二人同时都去拿枪的过程中，滑到扳机护环上的系索因两人同时着力，触动了扳机，将装在枪膛中的子弹射出。因吴坤伸手时拿住的枪管正好对着自己，于是，子弹从吴坤的腹部下方靠近阴部的地方射入，他当即倒在了地上。

这一变故，就发生在片刻之间，以致刚才刘祖荫与吴坤二人都伸手去拿枪时，所有的人包括旁观者徐有贵，都没有时间反应过来。待到枪响人倒地，事起突然，刘祖荫和一直待在一旁观看的徐有贵一下子都惊傻了。但刘祖荫毕竟是军医，一愣之后，立即把他的卫生员叫过来，帮助抢救，同时马上给吴坤亲自注射了一针日本出品的止血镇静剂。处理完抢救后，他真奔中国军营大队部，向当值军官汇报事故的经过，请求处理与善后。

作为当时的中国军营代理主管，葛尔上尉此时正在大队部当值。听到刘祖荫报告的这一消息，立刻赶过急救地点察看。他后来提供的证词说，此时是上午7:35左右。他在现场看到，吴坤中尉伤在腹股沟要害之处。更重要的是，只有子弹射入的伤口，没有贯出的伤口，而此时重伤的吴坤已因伤重在不断地抽搐。当时吴坤能够说出的话，也仅有一句，“快快救我！”凭经验，他知道吴坤不行了，很快就会因大量失血而死去。但他还是本着尽力抢救的原则，也是为了给所有的中国官兵做一个救死扶伤的榜样，以鼓舞士气，期以尽量减少这样的事故对官兵之影响，立即呼叫澳军第 2 野战救护队火速派遣救护车前来抢救。同时，葛尔上尉也从中国军营叫上二位经验丰富的卫生兵，与他一道护送吴坤前往救护所。

大约上午8:10，救护车将吴坤送到了救护所。 伊利奧特上尉是当值军医，立刻被叫来进行抢救。他检视了伤口之后，立即为吴坤注射了一针吗啡，同时往伤口里注入血浆。但吴坤在抵达救护所之后，人已处于抽搐状态，脉搏微弱，情况已非常危急。尽管采取了上述急救措施，也已回天无术，吴坤的情况仍继续恶化，终于在上午8:30停止了呼吸。伊利奧特上尉认为，子弹贯入后导致腹腔内部大出血，致使吴坤休克，最后死亡。

吴坤死后，遗体当天就被运回了卡拉维雅湾中国官兵营地。这一天的傍晚5:00过后，吴坤就被他的战友们埋葬在营地后边的林子里。他的坟墓面对着海湾，与那些未能等到日本投降获得解放的其他700多名死难的中国战俘劳工一起，永远地留在了新不列颠岛。

亚包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后面的吴坤墓(右边) 。左边的坟墓是另一位士兵曹有生上士，原江苏省保安第四支队的队员，1945年10月28日在军营中死于右胫骨断裂。照片拍摄于1945年11月30日。(照片来源：AWN 099185)

作为旁观者，徐有贵认为，主要是因为吴坤太过于渴望并着急试枪，同时又不顾一切十分危险地去抓抢枪管，完全无视安全，才导致事故发生。虽然澳军部军事法庭调查组最终亦认为，事故发生时，持枪者刘祖荫上尉当时也没有很好地遵守武器使用安全条例，应负有部分责任，但基本上还是接受了徐有贵的看法，即这是一次意外的枪支走火事故。随后，澳军部将吴坤中尉死亡之事通报中方，并将该事故的调查文件和结论副本，全部送交中国驻澳公使馆武官署备案。 [1]

显然，这是一次本来可以避免的不幸事故。它发生在中国官兵刚刚集中起来一个月左右，等待遣返回国的时间里，如果事故的当事人能够冷静地处理，是不可能犯如此低级之致命错误的。也许是因为解放了，中国官兵与日本兵的地位也翻了个，因多年没有摸枪而见枪手痒，故而将以前熟练在胸的所有武器安全操作条例置之脑后，致造成如此悲剧。

在与张荣煦先生的接触中，他对过去那段历史大多有着很准确的记忆，但对吴坤死亡的回忆则与事实显然有相当的距离。但他所记得的当时是陈国樑上尉开枪射杀的听闻，则在开枪者的军阶上倒是相同一致，因为当事人刘祖荫就是一名上尉。从上述档案文件中，也可以看到，所有中国当事人的证词，都由麦添强当场翻译并证明签字。这说明他的工作重点就是翻译，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翻译。显然，这种单调的也是被动性的工作，当时是他每天的例行事务，似乎没有什么重点可言。他在接受访谈时曾反复强调，当时他就是一名翻译而已，对其它事情无暇理会。或许，这就是他说记忆不起很特别的事件之一个重要缘故吧。

此外，在1945年10月下旬这段时间，吴棪中校曾经离开了亚包军营，通过澳军方面的安排，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堪培拉和墨尔本，向中国公使馆和澳大利亚军部的战俘管理处等机构汇报中国官兵集中以及等待遣返等相关情况。 [2] 但蹊跷的是，在吴棪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军营事务是交由澳军联络官葛尔上尉代理负责，而非按通常的惯例，由作为吴棪的副手——即中国军营大队附的李维恂少校署理。这种安排，可能有种种的考虑，比如与当地澳军的联络及双方达成的默契等等，也更有可能涉及到中国军营内部来自南京和浙江的二批战俘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玄机重重。无论是何种理由，李维恂当时显然并未主持中国军营的事务，甚至也可能被排挤出了管理层之外；而且事故的两名当事中国军官都是属于吴棪直接管理的暂编第二大队，事发地点也是在第二大队住处，恐怕这也是李维恂回答说难以记忆起此事的一个原因。

前面所引4份证词中，都提到吴坤军阶是中尉。在澳大利亚军部军事法庭调查组给中国驻澳公使馆武官署的公文中，以及中国驻澳公使馆代理武官朱雨农少校的回函中，也都称吴坤的军阶为中尉。但位于亚包的吴坤墓碑上，则明白无误地写着：步兵上尉吴坤。按说我们应该以档案文件记载为准，但墓碑上所显示的军阶，却是在所有中国官兵都还停留于亚包时，就已写上去并竖立在军营的后边。也就是说，墓碑上吴坤的上尉军阶是他的战友们所认可的。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也许是刘祖荫等官兵希望如此，以此作为对他的补偿，同时也使自己的内疚之心稍稍得到一些安慰吧。

但无论如何，吴坤的不幸死亡给刚刚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中国官兵敲响了警钟。澳军加强了对中国官兵武器的管制，尤其是对弹药的发放，就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乐极生悲的事故。他们显然也希望，这些从日本人手上解救出来的中国官兵，不要再出什么事故，尽可能快地被安全遣返回国。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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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ese Casualties Correspondence re Chinese casualties copies of proceedings of Courts of Inquiry, B3856, 161/5/1 。

[2] Yien Woo Lieutenant Colonel ex Prisoner of War New Guinea, A367, C70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