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俘的解救——《南太平洋祭》(27)

第四章 劫后余生(续2)

二 澳军解放亚包及解救战俘(续1)

2、解救中国战俘

中国战俘的解救

 澳军对亚裔战俘的救援，虽也同时进行，但对中国战俘的解救显然还是要晚些时候。澳军正式的报道显示，在登陆亚包一个星期后，澳军才最终走访了所有中国战俘营地。这除了前述澳军对盟军战俘的解救是本着白人优先的原则之外，还因那8000名左右的亚裔战俘，数量庞大，被日军分散圈住在遍布整个加泽尔半岛范围内的多达50个不同的营地里。[1]比如，当时中国战俘就分布在几个不同的营地里，如散居于Kumuia Yama，Blanche Bay，Karavia Bay等地。当时亚包的道路都被盟军飞机轰炸破坏得很严重，澳军寻找并解救他们，显然也要花费一些时间。

 9月17日，澳军正式报告在亚包找到并解救了748名中国战俘，并在报纸上予以报道。[2]虽然目前尚未找到澳军通报中国方面的确切日期，但至少有资料显示，在9月10日澳军第11师登陆亚包的当天，该师就已经将日本人通报的中国战俘信息向澳军第1军报告，并希望通过澳军部将此消息再通报中国驻澳机构。[3]从中国驻澳公使馆就此事发给国内主管部门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电报来看，显然是在该日澳军的报告抵达总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中国驻澳机构就获得了正式通报。[4]

 而种种迹象表明，在此之前，中国战俘们便已经获知日本投降之事，也已经知道了澳军即将登陆亚包的消息。甚至像一些中国战俘幸存者所描述的那样，有些人已经急不可耐地与澳军切取联络，以求获得尽快解救。比如，田际钿就回忆说，

 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该岛海岸。岛上的中国战俘得知情况后欢呼雀跃，我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和上面的盟军士兵一齐享受胜利的喜悦。[5]

 上述田际钿的说法之真实性虽然无法查证，而他的记忆也显然至少部分有错，比如说，负责占领亚包的盟军部队番号。因为当时负责接收亚包的盟军部队，如前所述，是澳大利亚帝国军队第11师。尽管如此，田际钿的回忆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澳军正式报告找到并解救中国战俘之前，显然澳军方面已经与中国官兵取得了联络。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在澳军正式报告找到这些中国战俘时，麦添强先生就已经被委任为中国军人营地与澳大利亚人之间的翻译。[6] 2008年，在布里斯本对当事人麦添强先生进行访谈时，笔者也曾经问过他是在什么时候担任翻译的，他回答说，事情过去太久了，具体日期已记不清，大概就是在华人侨民获得解救之后不久的时间。[7]换言之，即在9月13日到17日之间这几天的时间里。另外一个证据是，该年10月底，一位中国军营的军官因事故在亚包死亡，当时向澳军死因调查组作证的一位澳军救护人员，在其证词中曾提到，那位军官所在的营地是在9月15日就获得了解救。[8]

 如前所述，张荣煦先生曾经回忆，亚包华人侨民战时就已知道中国战俘的存在。他解释说，战时被关押在纳棠莪集中营的亚包华人也同样被迫去给日军当劳工。日本人规定，每家都要出人去为日军做工，每批二三十人不等，每次做工二个星期，轮换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日军确实需要大量劳力为其搬运物资和挖掘坑道，因此，除了大批战俘劳工，当地土著和华人也同样被征调去为其服劳役。另一方面，当地华人虽被关押在侨民集中营里，但日军还是要设法防止他们逃跑。而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从每家抽调人力去做工，14岁以上的男子无人幸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人质扣押，使这些当地华人不能轻举妄动。在1943年的时候，张荣煦已经14岁，因而也不得不跟其他成年人一起，去给日本人做工。他们做工的地点，主要是在日本人的仓库、码头、兵站和坑道等，有时搬运物资，有时要挖掘坑道或隧道，这样就有机会跟部分在一起做工的中国战俘有了接触。张荣煦告诉说，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其中一位名叫胡少成的中国战俘。1947年，胡返回中国后改名胡顺金，还曾寄有照片给他，以作留念。[9]

 也可能就是在9月13日澳军解救华人侨民时，澳军已经从他们那里获知了中国战俘的部分信息，因而能在9月17日正式报道中国官兵获救并走访他们的营地时，就已任命了麦添强先生为翻译；因而也就有可能在探访他们之前，与中国官兵取得了联系。

 据张荣煦先生说，与麦添强先生同时被任命为中国军人营地翻译的，还有一位担任随军牧师的澳大利亚人James Ferguson先生，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孙信生，战前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工作多年，会讲很好的中国话，因在上海多年，可能也会说些上海话。2009年，李维恂少校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到，他仍然记得这位当翻译的孙牧师，并说他的国语很好。[10]从中国战俘的来源以江浙一带为主的情况看，澳军配上一位能说国语也会讲些上海话的随军牧师担当中国军人营地的翻译，显然是人尽其用，也对中国军人的情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可以推测，在9月17日之前，澳军已经基本上将在各个不同营地的中国战俘解救出来，并由此统计了全部中国战俘的人数，才于当天正式予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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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inese troops among Japs on Gazelle peninsula, The Canberra Times, 19 September 1945, p. 1。

[2]同上。

[3]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4]《外交部电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被日军强征至澳国服务的1397名华人遣返事》(民国34年10月2日)。

[5]余玮、吴志菲：《“八百壮士”幸存者回忆：从战士到战俘从未屈服》。

[6]Chinese troops among Japs on Gazelle peninsula, The Canberra Times, 19 September 1945, p. 1。

[7]麦添强先生访谈，2008年8月6日，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8]Chinese Casualties Correspondence re Chinese casualties copies of proceedingsof Courts of Inquiry, B3856, 161/5/1。

[9]详见笔者博客文章，《一张当年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的老照片——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44)》。

[10]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