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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华人与二战
——战时在澳中国外交官员剪影
澳大利亚档案馆保存了几份战时中国外交人员活动的照片。与此相关的,当然是一大堆的涉及中国在澳外交活动的文件。我们无法在此将这些文件一一翻译,仅就这些照片,反映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澳的中国外交人员活动的一个侧面。
1942年11月6日,西澳洲柏斯。当日,西澳洲政府举行阅兵式,以支持政府的新紧缩预算贷款政策。参加阅兵的是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及澳大利亚妇女空军服务队的成员。在主席台上的,是西澳洲女界名流和当地驻军首脑,以西澳洲总督Michelle夫人为首,包括了当时澳洲联邦政府总理科廷(Curtin)的夫人、中国驻柏斯领事馆领事的夫人曹女士(Madame Tsao)、澳大利亚C区西澳洲地区司令O.V. Hoad上校、曼宁(Manning)上校、H. Gordon太太和J. McKinley太太。
1943年3月4日,墨尔本。中华民国驻墨尔本王良坤领事(L.M.Wang)在领事馆接受L.H. Jackson夫人的捐款。Jackson夫人在玛甫纳区组织了一次蔬果市场义卖,将所的钱262镑一分为二,一半给中国赈灾基金,一半给战俘基金。这是她将131镑的支票交给王领事的情形。
1943年4月25日,澳洲的澳纽军团日,墨尔本。中国驻澳公使馆的武官王致光海军上校(Chi-Kuang Wang)与朋友一起,向墨尔本的战争纪念碑敬献花圈。
1943年6月25日,墨尔本。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举行阅兵式,由D.F. Croft海军中将主持仪式。中国驻澳公使馆的王致光海军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站在检阅台上观礼。
1943年6月25日,墨尔本。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举行阅兵式,由D.F. Croft海军中将主持仪式。中国驻澳公使馆的王致光海军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站在检阅台上。这是其中一支部队经过检阅台时的情形。
1943年6月25日,墨尔本。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举行阅兵式,由D.F. Croft海军中将主持仪式。中国驻澳公使馆的王致光海军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请参加这一仪式,站在检阅台上。这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经过检阅台向右看齐时的情形。
1943年7月14日,墨尔本,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人员合影。左起:武官王致光海军上校(Chi-Kuang Wang)、参赞段茂澜博士、无法辨认、助理武官魏汝霖(J.L. Wei)中校。
1944年7月17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澳大利亚总督Gowrie, VC PC GCMG CB DSO爵士在澳大利亚国会举办其任期结束告别餐会。左起: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一秘郑康祺(K.C. Cheng)博士(我是根据对这段历史的线索,判断此为郑康祺。因为这里他的名字只是缩写,而手中又无工具书,难以确认。知情者请帮忙查查并指出其中文名字是否正确为盼)、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联邦议会陆军部长Frank M. Forde、澳大利亚联邦总督Gowrie爵士、澳大利亚联邦总理John Curtin、美国驻澳大利亚公使Nelson T. Johnson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反对党领袖R. G. Menzies。
1945年1月27日,昆士兰州黄金海岸。中国驻澳公使馆武官署的二位助理武官魏汝霖(Julin Wei)中校和肖大中[音译](Tachung Hsiao)中校在访问驻防该地的澳大利亚第4装甲旅后,与该旅的E. J. Ryrie少校在旅司令部门前合影。
1945年(具体月份不详),新南威尔士州悉尼,中华民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武官署的武官,在悉尼的一个公园合影。
1945年(具体月份不详),新南威尔士州悉尼,中华民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武官署的6位武官(一位空军武官、一位海军武官,其余为陆军),在悉尼的联邦保险总公司大楼前合影。
1945年7月6日,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的国王厅里,正在为前一日去世的澳大利亚联邦总理John Curtin举行吊唁仪式,段茂澜参赞代表中国驻澳公使(当时发表的新任中国驻澳公使是郑亦同,显然这个时候郑尚未到任)前往吊唁,正在步上台阶,准备参加仪式。
1945年8月24日,墨尔本。这一天是维多利亚州进行盛大的庆祝太平洋战争胜利游行大典活动,在墨尔本市政厅门口,由维多利亚州总督Winston Dugan爵士主持庆祝仪式。中国驻澳公使馆的武官王致光海军上校(Chi-Kuang Wang)亦被邀请参加这一仪式,这是他刚刚抵达检阅台时。一位自由法国的高级军官就过来和他套近乎。
1949年10月后,段茂澜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公使代办”。1956年出任台湾驻巴拿马“大使”,同年调驻菲律宾“大使”。1963年内调回台,任台湾“外交部”顾问。1965年至1970年先后任驻象牙海岸及驻阿根廷“大使”。其后十年间,先后在台湾“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东吴大学、淡江文理学院及中国文化学院任教。1980年2月26日病故于台北。
歷任國軍各級部隊長、參謀長,駐澳洲陸軍武官。來臺後獻身教育,先後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國防研究院講座、大學教授、中華戰史研究協會秘書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等職。
据:黄埔軍校將領名錄(三)www.360doc.com/content/091110/17/178233_8748539.html
郑念: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12-11 发表评论>>
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
——摘自郑念《上海生死劫》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曾约请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贯为依据的,然近百年来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所谓“上海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撰稿·程乃珊
文章来源: 新民周刊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weekend/2009-12/11/content_190504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