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白崇禧向日本购买军火等的经过 / 蓝香山

李宗仁白崇禧向日本购买军火等的经过

蓝香山

　　1935年，我任第四集团（后改为第五路军）总部交通处长，参与李、白勾结日本帝国的活动。兹就个人当时所接触和回忆所及的，陈述如下：

一、日本军阀入南宁的起因

　　1933年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第十九路军向日本政府订购一批军用品，内有飞机10架和有线电信、电话器材等。这批军用品方签约付了半数定款，福建人民政府短期就瓦解了。1934年春，曾任福建人民政府主席的李济深回到梧州附近故乡闲居时，将这批军用品定货提单赠给李、白，所附条件是：“第十九路军干部先在广西成立一个步兵团，由桂军负责装备补给，一旦有反蒋战争，即以此团为基干扩充成军，恢复第十九路军番号。”

　　当时李、白锐意发展航空正需要飞机，又贪图便宜（每架飞机价10万元），以为该武器非常优良，就欣然接受了。当时夏威任十五军军长，我任军部参谋长，驻在梧州。某日奉白崇禧命，夏威和我到李济深家访问，李即介绍其外甥谢昇新与我们相见，有曾任其参谋长的张文（香池）在座。谈到第十九路军想借桂军声势重整旗鼓的问题。不久，该团在梧州附近戎墟成立，李、白委谢昇新为独立团团长，受第十五军指挥，补给则直属于第四集团军总部。

　　李、白命驻粤办理处主任王逊志，副主任阙宗华，向日本驻广州的武官臼田中佐交涉。拟付款取货时，日方也提出条件：“一、由日方派有关器材的教官二三人担任桂军义务教育，为期两年。二、派武官一人常驻在南宁，担任联络。三、前条同意签约后，凭单取货。李、白为充实装备，培养自己的武力，顺应日方政治上的大欲，从眼前利益出发，不惜引狼入室，就甘愿接受了。

　　1935年春，我任第9集团军总部交通处长，白崇禧命我筹备办交通兵团。由各军工兵营和各步兵团通信排挑选优秀的士兵千余人，编成两个营，以训练有线电话为第1营，以训练有线电信、无线电信（收发报机均系桂军自行装配的）为第2营。另建一传书鸽排。部队在南宁西乡塘兵营集训，培养通信部队基层干部。交通兵团成立时，李、白调南宁军校高级教官陈道行（广东人，留法学生）为团长。不久，陈调任总部高参，将第10军工兵营长阙维雍升任团长。这批军用品到达南宁时，日方派吉田少佐为驻南宁武官，织田中尉为有线电信教官，松本少尉为有线电话教官，另一军曹为传书鸽助教，先后到南宁住在宜园。白崇禧派其胞侄少校参谋白维义（留日士官出身）任翻译联络，派骨干特务钟纪任招待事务。我因业务关系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当时桂军航空处航空学校驻在柳州，我未见有日本航空教官，航校大队长宁昭曾对我说：“日本飞机均是陈旧将报废的教练机，我们在使用中摔死教官和学生数人。” 

二、日本军阀在南宁的活动

　　白崇禧为躲避人们的耳目，命日本教官皆着桂军制服，他们在西乡塘训练3个月后，白崇禧约我乘马同往检阅一次。白在野外看到士兵构设通信网平时严如战时，迅速报捷，又看到传书鸽有恋旧巢的特性，于南宁、西乡塘、武鸣间往复送信确实，颇得意，但在室内看到通讯器材的陈旧，如电话机、电报机等都质量不佳，很不愉快。日教官住在兵营，吉田少佐到南宁半年后，日方又硬派冈田大尉（陆军大学毕业参谋本部部员）到南宁协助吉田工作。某日我和白维义到宜园，看到冈田正伏桌用复写纸写作，冈田同我们谈话，常露刺探消息的口吻。据钟纪说：“冈田每日总在写作，每两个月要到广州一次。”冈田亦常在外活动，虽不敢闯入桂军高级职员住宅，但常到桂军中级职员家里串门。某晚我到交通处总务科余兆中家遇到吉田，他一则垂涎余的美妾，一则从妇女间谈中探听消息，居心叵测。显然吉田、冈田是日参谋本部派驻南宁的公开间谍。1938年冬，日军侵略军进攻南宁，就是吉田、冈田在南宁一年多所准备的作战方案的实施。李、白为防备蒋介石，曾于南宁东西北三面构筑坚固的钢营水泥工事（我曾参与这工事的设计），惟南面依邕江作屏障，未设工事。由于吉田、冈田事先详细研究过，因而日军得以从阵地最薄弱的南面用大炮连续猛攻，使第16集团军夏威部不能坚守，被迫撤退。

　　1935年，日大将松井石根（抗日战争时任日方上海战场总司令官）到南宁逗留两日。某晚，李、白在总部设宴招待，只有我和吉田少佐作陪。松井瘦瘦矮矮，善于藏匿狰狞面目，表现得很文雅和蔼，谈笑风生。次日，我到宜园见松井为冈田写大字，兴致很高，他主动的也为我写一条幅：“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攻城尸作山，愧我何颜见老父，凯歌今日几人还。”这首绝句是日俄战争时，日军第3军军长乃木希典作的。松井与李、白会谈由白维义任翻译。事后白维义对我说：“松井与总司令、副总司令谈话，只提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老调，未提任何政治问题。”松井这次表面上是对李、白进行访问，实际上是为日本侵华所作的战略旅行。同年秋，同土肥原贤二来到南宁。白崇禧认为他是不速之客，未设宴招待。土肥原是高个子，面貌凶横，到总部晋见白崇禧时，正是我任值日。白命我翻译，闲谈十余分钟，土肥原就单刀直入地说：“我国政府原与贵军亲善，贵军如需要军火款项，我国愿援助。”白说：“如需要时，将与吉田武官商谈。”不到半小时，白起身送客。土肥原走后，白对我说：“一副骄傲自大阴险毒辣的神气，令人讨厌。”土肥原是日驻华特务机关长，他不辞辛劳，从北到南，可知其用心。

　　日帝国主义惯在中国制造混乱，凡可利用的军阀，抓住机会毫不放松，它看到李、白愿意上钩，更进一步的抓住机会，推行它的侵略阴谋。1935年冬，日驻广州武官臼田中佐先后两次来到南宁。第一次来表面上是观光，未谈任何问题，其实是在打探桂军人事情况。臼田派吉田送我两件礼物，一是合金制的纸烟盒一个，用珍珠镶嵌的领扣和袖扣的衬衣一件，及用珍珠配制扦针的领结一付。第二次来，某晚在宜园偕白崇禧和我晚餐后，放映电影（是年秋季大演习，日昭和天皇阅兵记录）联欢。次日，臼田中佐约我到宜园，有吉田少佐在座，提出要求，“日政府愿帮助桂军建筑由南宁到钦州的铁路，材料、用费、机车、车厢、日方全部担负。”并说：“只需半年时间就可完工，同时将南宁经柳州至桂林，南宁经玉林到梧州两条长途电话干线改为复线，材料用费也由日方全部供给。”臼田将右手大拇指一伸，用煽动而假带庄重的中国话对我说：“你是将来的交通部长。”我当时意识到桂军缺乏港口，如邕钦铁路建成，不仅省内锡矿、钨矿、土产可直接输出，且可随时输入外货，特别是军用物资，对桂军有利。未料到这条铁路的建筑，是日帝国主义预为侵略中国进攻南宁的重要步骤。我向白崇禧反映后，他考虑再三，白说：“如果一时的便宜，招来日军阀无理的要求，将难以应付，且恐致蒋介石对桂用兵的借口，特别是国人舆论可怕，但必要时还须利用日方。”他既不敢大胆卖国，又不敢断然拒绝，只好默然而不答。臼田在宜园静候等待，得不到要领，悻悻而去。

　　1936年夏，两广“六·一运动”发生，李、白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不得不将日教官辞退；同时，日武官也离开南宁。李、白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一幕暂告结束。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