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述陈济棠 / 凌仲冕 (1)

再述陈济棠

凌仲冕

　　我前写《忆述陈济棠遗臭数事》一文，（载选辑第一辑）对陈济棠假抗日资料的叙述，只说了编组独立第4师北上援热（热河）那一段时期。其后明挂抗日救国军的招牌，暗行通日的罪恶勾当，还未有说到，或仅提及；至于倒陈的情形，也偏重于李（汉魂）、邓（龙光）二人，其他方面的或缺或欠详。兹再搜集当时的一些资料和加深回忆，再写本文，以作补充。并涉及题外的其他恶浊场面，说是臭的源流或臭的支流，似亦未尝不可的。

一、一些闲话

　　我要先说一些闲话，是因为这些闲话，乃陈济棠“发达”的引线。有些神怪化或戏剧化，愚蠢得令人发笑的，是“夫凭妻贵”。

　　陈济棠的原妻是怎样的，我全无所知，现在所说的妻，是指莫五姑秀英。当时的所谓军人，嫖赌饮吹四门齐，乃是本份事。陈济棠任职连长时，驻防南路，寻花问柳，自然是不能免俗的。在高州便与半掩门营丑业的莫五姑结下不解缘。大约她在姊妹行中，排序第五罢，艳帜标名是五姑，秀英二字，反而不彰。陈济棠一直是唤她为五姑，当了南天王，还是不转口。人们也随着唤她为五姑，为免和其他五姑相混，乃加上她的姓，称为“莫五姑”而已。我从未听过有人谈起她时，称她为陈太或陈夫人的。和她惯熟的人，当面也是称她为莫五姑，家内的男仆女佣也都是通称她为莫五姑。

　　莫五姑并非有什么“沉鱼落雁之容，掩月羞花之貌”，使得陈济棠为之醉心。使陈醉心的，不在于容貌，而在于“脚”（是左脚，还是右脚，抑或一双，不详）。据说：莫五姑之脚，有其特征，特征在“脚板底”。特征是怎样的呢？是脚板底中生有七颗小红痣，排列形状像七星旗上的七颗星一样。这就是相书上所说的“脚踏七星格”。如果男子之脚，脚踏七星，其贵也了不得。为王为帝，是命中注定的了。而莫五姑是女而不是男，却“脚踏七星”，在本身是失了作用，只好应在她的丈夫身上了。成为“旺夫格”，这就是“夫凭妻贵”。谁争得到当莫五姑丈夫的资格，谁就有为王为帝的希望了。陈济棠的脑子里充塞着封建迷信的思想，有此宝贝，怎能放过？于是就死抱着这“七星脚”，帝王梦也孕育于此时。当时内地很不安静，战事时发时止。陈为确保这“七星脚”的安全计，就赶忙把五姑迁居到澳门去。五姑初入洋场，目迷五色，而且澳门赌风特厉，一经引诱，无论是打鸡、斗雀，或攻四方城，都乐而忘倦。陈之有限度供应，便不足以敷衍五姑的挥霍，因此，五姑在应急无术的当儿，便不免作出墙的红杏了。当时陈的好友如邓世增等，曾向陈讽规过，要他“脱帽”。因为这一帽子的颜色，是绿的啊（粤俗语，称妻有外寓的为戴绿帽）。但陈则满不在乎，戴之无愧色，恋之迷之心不易。战事告平，便迁回内地，从此长期同居，秤不离砣了。难得陈有这样的大量，经过这样的大忍，自计必能诚以动神。果然相书所说的应验了，由连长升营长了。跳出篮边的关，闯进黄边的关了。继续上爬，经过短短的几年中，至孙中山先生当大元帅来粤开府后，原任第1师长的邓铿，被奸人刺杀，李济深继任师长。所属两旅，第1旅旅长是卓仁机，第2旅旅长便落在陈济棠手中。由黄边关再闯进红边关，开始称将军了。那时邓演达还是他的直属部下，当他的团长呢。叶挺、薛岳、张发奎，不过是陈可钰所领的警卫团的营长而已。所以陈济棠在粤籍军人中，资历是算不浅的。在第1师嫡系，也可算入前辈之列的。他对民主革命，虽然没有立过什么的汗马功劳，但李济深认他为驯服忠厚，特加提拔，便随水涨而船高了。到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政府成立，建立国民革命军。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原总司令许崇智去职，由蒋介石继任筹备北伐，统一军权，把大元帅时代在粤的各式各样的军队，编组为六个军。以黄埔军校所属的部队为基础，扩编为第1军，任何应钦为军长；以湘军编为第2军，任谭延闿为军长；以滇、赣军编为第3军，朱培德任军长；以粤军编为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以原民军的福军编为第5军，李福林任军长；以鄂军和其他部队编为第6军，程潜任军长；稍后以广西部队编成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在广州誓师北伐时，在粤出发的是1至6军，第7军是由桂出发的。迄第4军前锋叶挺团进入了湖南，所向无敌。唐生智所部始编为第8军而任军长。这是北伐大军初期的8个军。克武汉后，蒋介石陆续收编改编各地的降军散军，才扩充至二十多个军。第4军所属的3个师是陈铭枢当第10师长，张发奎当第12师长，陈济棠当第11师长。当时李济深是当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而兼任第4军长，负责留守任务，巩固后方，随同蒋介石出发的只是副参谋长白崇禧。第四军出发的只第10和第12两个师，第11师留守广东。李济深如此部署，是另有其深意的。以陈济棠相随最久，又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在第1师正统嫡系中，是与同盟会老革命人物没有瓜葛的一个。不至于如邓演达、薛岳、张发奎等动辄摆起追随孙先生革命在先的姿态，令人难受。不派调北上，既免牺牲，可保实力，到将来自己有用时，就掌握得稳了。李济深这个算盘，为自己并为适应当时形势计，是打得不错的。但陈却不如李济深的理想，并不以感恩知己相报。认为自己的官运亨通，是“七星脚”应验的必然结果。及后，北伐军犹其是第四军，得共产党人的帮助，发动民众大力支援，军中的共产党籍官佐，又最勇敢牺牲，遂得了“铁军”的称号。克武汉后，陈铭枢和张发奎，吃了胜利成果，都升了军长。陈掌第11军，四军分为前方4军与后方4军两部。张发奎掌前方4军，继而且升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了。原任团长的黄琪翔，升了师长之后，也继升军长。原任师参谋长的吴其伟，原当团长的叶挺，连原当团参谋长的李汉魂也都分别当了第10师、第24师、第26师的师长了。李济深所领的后方4军，抽出了第10、第12两师，补入了徐景唐的第13师，邓彦华的第××师。陈济棠仍然是捧着个11师的狮头（粤军中人，恒称师长为狮头）原封不动，远远落后于张发奎，较之陈铭枢、黄琪翔也大为逊色，竟与吴其伟、叶挺、李汉魂同级齐秩了。于是暗里嫉忌张、黄，更埋怨李济深要他留守广东，大大阻碍其前途的发展。积恨于心，遇机即洩，一到蒋囚李于汤山时，便忘恩负义，拥蒋去了。（这一点待下文再叙） 

二、败将升官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于7月15日也暴露了反革命的原形，在武汉分共。张发奎是拥汪主要力量，唯汪马首是瞻，也把革命的第二方面军恶化为反革命的暴力了。但汪精卫还以革命自封，以国民党“正统”自居，指南京的特别委员会为篡党。恃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喊出在“夹攻中的奋斗”口号。张发奎由鄂入赣，至南昌，原是出兵去打南京的，共产党人以革命不能中断，原任第24师师长的叶挺和20军军长的贺龙及其他在共产党掌握中的部队，于8月1日起义，予汪、张以致命的打击，第二方面军从此支离破碎了。陈铭枢在北伐初期，早已与张发奎争功暗斗，愈斗愈烈，陈终不敌，把11军放弃了，由朱晖日接长。经此大变，陈铭枢嫡系蔡廷锴、蒋光鼐便率领余部，奔向福建，回归原主，和张发奎公开分裂。叶、贺挥军南下，张发奎如仍留在赣、鄂，又怕受不了唐生智的压迫，难以自存，只好扬言追击，遂亦移师南指。叶、贺南下是入粤东，张部南下却趋粤北，事实上是追无可追，击更无从击的。不过是借追击之名以骗人，作图粤之举以备再起而已。苟安于粤中的李济深，因此便陷于顾得东来顾不得北的困境，很难应付。李济深当时与桂系互为倚靠，是拥护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继“四·一二”之后，早在广州举行屠杀式的“清党”（广州清党，滥杀滥捕，当时我在沪，因我曾于1925年间长期任农工厅主秘，与刘尔崧等交往密，也被列入黑名单，后我搞新2师政治工作，是由邓龙光保证），血腥还未洗干，敌视叶、贺是当然的。对张的所谓“左”，当然亦大有戒心，但不至于以快水猛兽相视。经过多方考虑，认为既难分兵以拒，不如以老上司的资格，迎之南归，买其欢心，或能共处。决策已定，但选派欢迎代表，也伤透脑筋。谁愿去？谁适宜呢？疑心生暗鬼，吃“猫面”事还少，万一作为人质，就关系大了，结果是由何彤提出了吴种石。吴原是张发奎领12师时的师部秘书。在李济深统治下的“党”政军各机构中并无一官半职，连李济深之脸也未正式会见过。北伐到武汉后，我向陈公博（时陈任湖北财务委员会主任，当时湖北省不设政府，亦不设厅，分设财务委员会及政务委员会，邓演达任主任，与陈分掌民、财两政，为省级的最高组织）提出派任吴种石为鹦鹉洲竹木征收局长，后来，刘佐龙（吴佩孚部将，在汉口起义）硬要荐人，陈公博仰承蒋介石对投降军人从容利诱的方针，顺刘之意，把吴调开。在武汉“分共”前，已离职南归，是闲人一个，呆在广州，正苦无聊，忽然有人送钱，作粤北赣南旅行，见见旧上司，访访旧同事，断无“猫面”可食，亦无人质之忧，何乐不为。于是代表人选解决，马上成行。张发奎就是在这样的“备受欢迎”之下而回粤，入驻广州了。李济深当然要求他出兵东江，助击叶、贺，而张则答以稍为休息，便顾而言他，要这、要那，结果把广东省政府改组了。陈公博长民政厅，邹敏初长财政厅，黄琪翔长军事厅，连广州市的公安局也由朱晖日接过来，李济深成为一个空头的省主席。新委的县长，完全是由陈公博决定，照例提交省务会议，也照例通过，李济深事前不知道。新任县长奉到主席的派令后，向他辞行请示，弄到他谁是张三，谁是李四也分不开，只好忍气吞声，暗叹难过。因为，叶、贺东下，势如破竹，驻防潮梅的陈济棠师，首先被打得零星落索，李部不得不倾巢而出。驻南路的徐景唐师早已东调，连钱大钧师、王俊部（忘记他的队题），都已开去东江。李摄于叶、贺的声势，仍恐不足，又向老家（李是广西人）求助。桂系新军阀黄绍竑，坐镇老巢，是个“四·一二”反共会议的重要角色，要他帮手打叶、贺，当然高兴不过。何况广西瘦狗抢吃广东肥肉是有其传统性的，闻讯，更加乐不可支，即率所部15军东下。军饷要广东补助，自然不在话下，闻说每月要奉送数十万元，开拔费、特别费当然另有数目。先饱肥肉一大顿，显示勇气十足。但李济深还是不甚放心，最后连刚刚成立了两个月的，正在集中韶关开始训练的新编第2师（薛岳当师长，邓龙光当副师长兼第1团长），也要急行军赶往应援。薛部马不停蹄地星夜冒雨爬过猴子崇，继续疾趋汤坑。有些筋疲力尽的兵、伕，赶不上而落伍，薛岳便大发脾气，回路巡视，逢人便打，手杖折了，继而扁担挑。间有民伕，弃负而逃，薛竟命卫兵开枪威吓，有一民伕，蹒跚负重，难再行进，在惊惶中认为无生存希望，竟投井而死。这一悲剧，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是在薛部负责政治工作，平日对兵、伕宣传：师长如何爱护部属，如何爱护民众，如何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大吹特捧，说得天花乱坠，这个西洋镜，一下就给薛岳这一条扁担戮穿了。我还要紧急地替薛找遮羞布，硬说民伕是失足落井，留下人来买棺木殓葬，在马桶上淋香水呢。赶到汤坑，大战便展开了。第2团（团长似是黄固，记得不甚清楚）一上阵，几个回合，便垮下来，师部陷在被包围中，师的直属队，全部应战，薛亲临火线督阵，弹雨纷飞，我和宣传科长张宗燧，同在薛旁，一瞬间已有卫士3人中弹，随行的军医亦弹中胸前，战情跟着时间增加险恶。正在缸瓦船打老虎，最后一煲之际，邓龙光领第一团在外，作反包围的运动战，互相肉搏，薛再上前压阵，叫我不用同行。我持镜远望，颈上披着红巾的对战者，已出现在镜中了，因蹲在山头无甚任务，便偕张宗燧步返汤坑墟内，算是尝过冒锋镝的滋味了。约过1小时后，战事解决了。这样的急转直下，叶挺部的一个营，营长欧震，弃明投暗是其原因之一。这就是有名的汤坑会战，也是“八·一”南下入粤红军的“结束战”。南下红军，原数约三万人，入粤的约二万多，对战方面，有陈济棠、薛岳、钱大钧、徐景唐、王俊各师及黄绍竑一个军，至少也超过五万人。粤军占优势的兵力，且有以逸待劳，分击合围的有利条件，而红军历两个月的长途行军和苦战之后，仍能保存二三千人（一部入闽南，一部入海陆丰，亦有入南山的），继续作分散式的活动，绝不气馁其革命性的强毅坚苦，是不可战胜的。 

　　经过一场大战，清理战场，原是急务，但薛岳却置之不理，下令急进汕头，自己率领特务营一连及卫士排轻装急行先发，要政治部沿途尽可能地搞民运工作，并要在“双十节”前到汕头。既然侥幸打胜仗了，当时情况，又没有穷追的对象，这样的狠狠地赶，连短暂的休息机会也不肯给部下舒一口气，为什么呢？原来，薛岳以汕头是潮梅的经济，政治中心，抢先入汕头。下马伊始，即派挂名秘书的叔丈方仁矩接掌盐务处，派连襟师部军需处长黄国维接掌财政处，派秘书黄某，也是裙带亲，接掌禁烟处，这是汕头的三大肥缺。我是照他的命令限期，赶往汕头的，没有争取提前。一路上，替薛收买人心，一面宣传新二师纪律好，爱护民众，不动民间一草一木；一面调查损失猪、鸡的民家，给予赔偿等等，不免阻滞了行程。有一天赶不到预定的宿营地，天已黑了，雨更大了，人人都变了落汤鸡，行李也湿透，只好就地歇息。村中房舍很少，迫得分散借宿民家，但都狭小难容，于是就以禾草房作卧室，十个八个人作排列式的睡卧。衣服湿了，可以用火烤干，但被舖湿了，却无办法。大家就吃起“金针蒸鱼”来（粤俗成语，以人比鱼，以禾草比金针，即是盖禾草睡），真是其味无穷。我未在农村生活过，以禾草取暖，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晚熟睡程度之深，得未曾有，胜过高床软枕多多也。到达汕头时，刚是9号，但已黑后了。去师部，知道薛岳入了医院，副官邓伯涵半开笑半认真地告和我，薛因进入汕头时，没有人开会欢迎他，因此大大不高兴，连日大响枱炮，逢人乱骂，自己把手掌打肿了，现在手背也变成了个蟹盖 ，你去，当心点。我以数月来，薛对我还客气，见面总是起座握手的，所以满不在意。但这回却变了样了，不请我坐，我还未说话，他就怒形于色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先来搞欢迎会？我从来未受过长官颜色的，这个突然遭遇，我把邓伯涵的话也忘了，便说什么欢迎会，我不知道。更撞起他的无名火，他大声责我：“你违背命令，要处分你。”既然如此无理，我也顶过去说：今天正是九号，依时到达，违背什么命令？我不知道。他无辞可答，停一会又说：收复汕头，是本师的荣誉，不搞欢迎会，还有什么政治可搞？这时我想起邓伯涵的话了，便说：欢迎会是形式的，无关重要，调查一下民间的议论，那个部队好，才是实际工作。正准备将经过情形告诉他，他又抢着说，最实际是欢迎会，你不搞，还搞什么政治？我也愤然地顶他，说：搞政治原来是这样简单的，我不搞了。他就骂我是共产党，反对他。这样的无理取闹，再吵下去，何难吃个眼前亏，我便说，我搞双十节庆祝会去，转身便行。

　　回到政治部，知道庆祝“双十”节要办的事项，已准备好了，便取报纸看去香港的船期，要11号才有。不能马上离开，便与各人谈与薛见面的经过，认定与薛不能再共事，决定集体离开而我先行。随着邓龙光来找我，说接伯豪（李汉魂字）电，说公博恳望我能回去。我将和薛冲突的事，又说一遍，邓是同情我的，他还谈到薛发脾气的复杂原因。原来因为汕头地盘，薛、陈（济棠）暗斗，日益剧烈。陈见薛缴了王俊部械（说他纪律不好）更加戒心，彼此都已拔剑张弩了。陈有猪之称（少年已好白天坐睡，鼾声如雷，故有猪棠之称），薛有虎之号（薛好打人，在西江时，任李济深副官长。曾持蚊帐竹打勤务兵，追打到街上，竹断数节始罢，从此，勤务兵都叫他为老虎仔，以后这绰号就传开了），究竟是“虎吃猪”，还是“扮猪吃老虎”，还要待事实证明。但陈是败军之将，早已丧失地盘，薛是得胜将军（汤坑之战，自称首功），自认江山是自己打来的。显然陈是居于劣势，乃向李济深告密诉苦。李曾电薛，要他不要迫人过甚。所以薛的怒暴，并不是只因欢迎会问题如此简单的。托病留在医院中，正是薛岳“背李投张”的孕育期，怀了鬼胎，听候分娩啊。

　　我离开汕头，薛知道了，又是大骂我是共产党捣乱，即把政治部解散，派何天风当主任，重新组织，还要通缉我。邓龙光笑着对他说：不用多费手续，请陈公博代你拿人好了。说出了我与公博的关系，这公案就完结了。

　　我到香港后，打算玩个痛快的，但家人来说：“频接公博电话，问你何时回”，我只好玩了两天，便回广州。见了公博，他要我当民厅的主任秘书，替他代拆代行，像前农工厅时一样。我说：既然有了人，没有大不妥，仍旧好了，何必绑住我呢？而且你（指公博）现在的兼职，不像从前多到搞不清，也无须人代拆代行。他说：在葵园（汪精卫住处）的时间，就花去不少。又说：这是准备的，我再问：准备什么？他笑着不答。我说：是否要当主席仍兼民厅？他说：还未定。我再追问：打算怎样搞？他说：“关埋大门，先搞好广东的家当。”我说：这是“粤人治粤”的老一套，怎样对付李任潮呢？他说：这是一个难题。我说：现在的“虚君制”不是好吗？何必多麻烦。他说：“君”不一定是愿“虚”的，仲冕，你还是书生本色。继着，他的话题转到另方面去了。谈到县市长人选问题，要我先去当汕头市长。我说汕头是个火山，薛、陈磨擦得很利害，快要火拼了，要我在火山上玩，是玩不过的。他说：不要紧，因为迁就任潮，薛快调防了，慢慢去不妨，或者不用去，先发表，将来好调动。继又谈到李济深身上，原来，汪精卫要在粤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对抗南京的特别委员会，李济深犹疑不决，张发奎不想迫之过速。陈最后说：局面会暂时呆下去，鲜明的旗帜，还要待时日，公博这段话已画出了粤局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图景。我便说：这样，我可以再去港玩玩了，他说：不要过久。怎料到以后不是我由港回穗，而是公博去港，才再相见呢。 

　　我到港三两天后，在谢作楷家人的闲谈中，听到宋子文去了广州的消息，觉得很诧异，因为那时蒋介石已下野，宋子文突然秘密入广州，一定是有秘密任务。宋是蒋的头号亲信，公博也是汪的头号亲信，蒋、汪的秘密，不少是先通过宋、陈两人的交换意见才进行的。宋对四军上层人物，也是常时买好的，宋之此行，必与粤局的动向有关。后来明白了，因蒋准备复职，而左右着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是李宗仁、白崇禧，故要汪、张在粤发动驱逐桂系，威协广西。迫李、白回师救护老巢，配合蒋之其他活动，以促南京特别委会的解体，而汪、蒋则重新合作。宋这一夕的游说，恰符汪之理想。但李济深究竟是张发奎的老上司，知李不同意而硬干起来，太难为情。于是“汪圣人”便变了“汪骗子”，假赴沪会议之名，亲身出马，骗李一同前去。成行之日，张便星夜围捕留粤的黄绍竑，当晚广州市上挂贴的标语，是“躯逐桂系军阀”，“打倒黄绍竑”，“建设新广东”等等。这是11月中旬的事。

　　不知怎的走漏了消息，或者黄绍竑有什么的灵机，或是布置得不够周密，黄绍竑却冲出了罗网，逃到香港，还在港报上发表讲话，痛数张发奎替叶、贺失败报仇的罪状。明明叶、贺是“反”张的，黄绍竑这次讲话，就说明了当时对于异己的，是不管青黄黑白，一律加之以“红”。继黄绍竑来港的人物很多，第八路军的参谋长邓世增，副参谋长张文，师长徐景唐等都来了。海军方面的舒宗鎏是驾飞鹰舰打出黄埔到港的。连蒋系的右派，如戴季陶、朱家骅、曾养甫、邵元冲等也由广州相继逃来。懵然不知道这出戏的幕后导演人，正是他们的主子蒋介石呢。

　　那时呆在潮梅的陈济棠，正日夕忧心如焚，怕做王俊第二，被薛岳缴械。闻变更加惊憟，靠山之已倒，只好准备走人，不料薛岳部队，不特不相压迫，反而陆续东下，陈在莫明其妙之中，放下心头石。后来飞鹰舰开到汕头，载来了邓世增，告知在港决定的报仇计划，打了这一口强心针，惊魂才定下来。

　　黄绍竑在港不久，得到英国势力的掩护，很快就回到广西，布置攻粤军事。在广东方面，唱过“驱桂”戏后，也忙着要唱“防桂戏”。除黄琪翔率部开西江外，原驻汕头的薛岳部，早与张发奎勾结好了，改编为教导第一师，也调到江门去，以防在两阳的徐景唐或有动作。原当李济深团长的黄镇球，也投入了张发奎旗下编成教导第二师，亦开西江，预备使用。东江留着李汉魂师据守，以待陈济棠如敢谬然而来时，予以歼灭。广州只有军部直属的警卫团，团长是军参谋长叶剑英兼的。这样的部署，外围强固了，但核心就极度空虚。张发奎是名噪过一时的战将，所部号称“铁军”，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部署呢？我的谬妄分析是这样：张发奎那时还自以为是革命的骄子宠儿，叶、贺结果是做成汤坑的结束战。于是以他的怪逻辑是：共产党离开他，便不能存在，共产党依靠他掩护，才有前途，因而得出结论，共产党有前车可鉴，不会再蹈覆辙，不会再搞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防内变”的顾虑，在张发奎的脑中是连影子也没有的。结果继南昌起义之后，在叶剑英、张太雷领导下爆发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公社。从此，张发奎及其群众逃到江门去后，即策划反攻广州。由黄琪翔率领薛岳等部，乘轮抵河南登陆，汇合李福林部渡江。首先入市的是薛（岳）老虎，占了公安局，便开始大屠杀，大焚烧。屠杀中国人，焚烧中国人居住的房屋，还屠杀苏联友人，焚烧苏联领事馆，都是薛岳的部队奉命干的。所有防桂武力，都分路续入广州，一样屠杀、一样焚烧，整个广州，变了刑场，成为火海。扬州十日无此惨，嘉定三屠无此凶，成为广州有史以来，未曾经历过的最大最惨的灾难。

　　广州遭此大劫后，张发奎被各方的严厉谴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了。何以自容呢？当然开过不少次会议的最后一次，定出了撤出广东，保存实力，到了赣南，再作打算的决议。据说李汉魂曾在会上挥泪疾呼：“上了蒋介石的大当。”撤出广东的建议，也是他提出的。发言内容：从建设广东的宣传与破坏广东的事实，比对说起，分析形势，指出蒋、桂的矛盾后，以离开广东的行动，表达向广东人谢罪的真诚，将来始有面目再见广东人而结束。这位所谓能讲能写的聋（李是患重听的）将军，把念念不忘广东的心事，明显地吐露出来，撤出就是重来的准备了。 

　　决策既定，那时在闽南的陈铭枢，也打着“灭共”救粤的旗帜率部开入潮梅了。张发奎认为有可以利用之处，派人前去联络（似是何彤去的，记得不甚清楚），说明由东江转赣的路线和原因，请陈铭枢另路东下，不要碰头，保证他俩不相犯，顺利进入广州。因为陈铭枢是比较亲蒋的，此着成功，桂系睡榻之侧睡了人，此后，不愁无文章可做的。陈铭枢旧恨未消，傲气十足，认为是张示弱，打落水狗的兴头更高了。陈济棠呢，广州人在余烬尚存，苦泪未干之际，正是他眉飞色舞之时，因为李济深回来了，靠山不倒，前途自有无限光明。陈铭枢的两个师，又是久经战阵，联合起来，相助必多，还有黄绍竑整个军和徐景唐整个师，在尾追横截，而邓世增在傍，时加打气，于是懦夫也就立志了，不再畏首缩尾，而是磨拳擦掌了。 

　　张发奎与黄琪翔于撤军开动前，再次向广东人表达谢罪的假意，宣布解除职务，出国养晦。第四军的公积金是为数不少的，予取予携，谁能过问，逍遥之游，行囊丰满，广州人于灾难之余，只好逆目相送了。从驱逐桂系开始，至四军撤出广州止，这个时期，人们称之为“张、黄事变”。撤出后的广州由李福林维持，李福林的“碟底”，是广州人尽知的：字登同，清末时在海珠之南为盗，没有枪，以布包裹玻璃灯筒吓人，故绰号“玻璃灯筒”，简称灯筒，易字为登同的；“三武鹅五”（天九牌的三武鹅伍，只有大的打它，没有小的给他打）是他的部队的代号；他一向都是谁来就迎谁，黄绍竑还未入广州，只到了三水，他就赶去欢迎了。

　　1928年开始，是个不吉利的年头，国民党内部战争随着开始，广东的东江大战也开始了。缪培南的第四军辖有五个师，第10师吴奇伟，25师许志锐，26师李汉魂，教导第1师邓龙光，教导第2师黄镇球，薛岳是副军长。黄绍竑领的15军有黄旭初师，伍廷飏师，吕焕炎师，归他指挥的还有徐景唐师，陈济棠师及陈铭枢的蔡廷锴师、蒋光鼐师，共为7个师，另有独立团，以数量计，黄绍竑比缪培南多两个师。缪培南是处在前有来敌，后有追兵的劣势中，而且是没有后方的孤军。人不来打他，他是不会去打人的。如能无阻的到龙川，出和平，便入赣南了。但陈铭枢旧怨不消，与陈济棠联合，由潮梅迎头而来；黄绍竑新仇要报，打着讨伐张、黄的旗号东下，兵不血刃进入了广州，还不罢手，率黄、伍、吕三师及徐景唐师，水陆兼进，调集东江，向紫金，河源尾追而至。陷缪培南部于腹背受敌的绝境，既已拳头到面，只好还手了。

　　缪部进到龙川县之东的地区，两陈（铭枢、济棠）的三个师，已由五华压下来，阻塞了缪部前进之路，在歧岭碰头了。遭遇战开始，陈济堂师吃了缪的“头啖汤”，在痛击下，首先垮了，在“战榜”上夺了败军之将的第一名，伤亡散窜，几不成军。而且影响了蔡、蒋的军心，动摇了全线的阵脚，以蔡之勇敢，蒋（光鼐）之镇定，也无济于事。经过一昼夜的短距离激战，伤亡惨重，陈铭枢无法支持了，便向五华，兴宁败走。缪部虽旗开得胜，也是伤亡不少，打起火了，忘记了自己是孤军，并不适可而止，而鼓勇再前，唤出“生擒陈和尚”（陈铭枢信佛，字真如，故有和尚之称）的口号。缪以主力吴奇伟师分向五华、兴宁跟踪追击。马少屏团一马当先，勇而失算，愈追愈远；另一团团长王超，却有超然的作风，以为陈和尚可能已经掉下衣砵，化装隐藏，从事搜索，可以“擒王”，饬部沿途搜索缓进，自己呢，在激战之后，不免疲劳，竟睡其大觉。这一睡，睡了几个钟头，遂与马团失了照应。那时黄绍竑的大军，已到紫金、河源，缪部乃回师迎击，争取主动，下令撤回吴师，集结全力，以期一举而歼。吴奇伟追回了王团，马团却不知去向，这就冤枉了不少时间，影响了全盘部署。颠马（后此，军中人称少屏为颠马）之追，虽打得陈铭枢落花流水，赢得个痛快，究是功不补过。王超一睡之误事，更勿庸讳言了。 

　　黄部续向北进，缪部转向南移，在紫金之北，地名谭下，两军遭遇了。黄镇球师与黄旭初师，首先燃起战火，在激战中，黄镇球足部受伤了。双方全力以赴，大战展开，两军对垒，在枪声炮响之下，加上人声，各称土话“无有怕”（桂省粤语的土话，谓自己无所畏惧，表示英勇）、“唔驶来”（讥讽人家无能，表示自己本领，在战场上唤出来，就是你如来就送命，劝你不好来，以免送命之意），各以我是铁军，你是“豆泥”（粤俗语，泥是软的，而小如豆，更是看不在眼，是讥讽人家软弱无能，不济事之意）互相对骂，互闻声音，距离之近，可想而知。激战之烈，在北伐的各战役中，亦未曾出现过，一连不歇的打了三个昼夜，真是血肉横飞，天昏地暗，缪军师长许志锐阵亡了。团、营长以下的伤亡很重，吴奇伟师回到阵地时，双方的战斗力，都达到将尽的程度。缪军如再战下去，彼此一扫光的话，缪军既无后方，又无地盘，再起便无望了，所以作最后的孤注一掷，是不合算的，乃主动撤退，以较完整的第十师殿后，经老隆转和平入赣南去。余部尚有二万，损失约半数而已，并不是一败涂地的。与陈济棠在歧岭一碰即碎，鸡飞狗走，有“上下床”之别。至黄绍竑部，伤亡实情，我不清楚，但缪军撤退，黄军并无追击，当然是已没有追击能力了。不然的话，难道报此大仇的黄绍竑，会不为已甚吗？其伤亡惨重，较缪军为甚，是可想而知的。

　　在东江大战期中，长江方面，亦燃战火。拥有鄂、湘、皖地盘的唐生智，被桂系打败，李宗仁抢了唐的地盘，当了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桂系势力，蒸蒸日上。李济深回粤后，恢复了原来统治广东的权力，亦与李宗仁并肩，当了广州政治分会主席，让出了广东省府主席给陈铭枢。军职方面，任黄绍竑第八路总指挥，所辖之十五军，大部留粤，分驻西、北江，与其广西后方，一脉相连，黄成了李济深的后台老板。陈铭枢在此形势之下，不能乱起“飞脚”，只好暂安于省主席之职。因此，广东便进一步地成为桂系的附庸了。

　　广东部队，重新编整扩充，自属应有之义，李福林参与张、黄事变，应予淘汰，亦属当然。第4军李济深如仍兼下去，未免太过阻塞部下上进之门，而4军原辖的嫡系部队，除11师外，都被缪培南带走了，陈济棠便成为李的4军之独子孤儿，继承人除了他之外，再无别个。因此，陈济棠便以一败于叶、贺，再败于缪、吴的败军之将的资格，而升任第4军军长了。陈济棠“败将升官”的复杂错综过程，至此结束，莫五姑“七星脚”的应验，陈济棠又多了一次事实的证明了。

　　徐景唐亦同时升任第5军军长。两军均辖三个师，属4军的师长是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属5军的师长是李务滋、谭遂、邓彦华；除邓彦华原任师长外，都是新升的。弹冠相庆，筵席大开，忙煞了大司务，热闹极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