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不义的忠义救国军 / 孟国祥

不忠不义的忠义救国军

孟国祥

        忠义救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戴笠控制的活跃于江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游击武装。现代京剧《沙家洪》中有一段唱词曾对忠义救国军作了形象的概

括：“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确如唱词所言，忠义救国军起于中日战争的乱世，其骨干分子为军统特工和青红帮会员。《沙家洪》艺术地再现了忠义救国军的重要特征，但忠义救国军远比剧中描写的要复杂得多。它绝非是“十几个兄弟七八条枪”的草寇，忠义救国军发展到顶峰时有20多个支队，号称10万大军。在江南敌后存在达8年之久的这样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其性质和作用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一、纷然杂陈的聚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形势危急。此时，不甘久居政坛幕后从事特工活动的戴笠，想乘机抓支军队作为政治本钱，于是便向蒋介石建议，在上海组建一支民众武装，利用上海帮会等方面的力量作为别动队，以配合国军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得到蒋的允准后，8月15日，戴笠拜会上海青帮舵

把子杜月笙，提出在上海组建一支万人的武装队伍。杜虽觉突然，但也感到这是扩充势力的好机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谋划，由杜月笙出面网罗组织起“苏浙行动委员会”。杜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任书记长，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双方商定，这支队伍的领导各占一半。这样，上海很快拉起一支由青红帮分子、军统特工、工会成员以及青年学生组成的别动队，共10800人，编成5个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

        第一支队长是杜月笙的门徒何行健，成员主要是由青红帮分子组成，共2000多人。第四支队由戴笠在京沪一带的特工组成，特务骨干张业任支队长。别动队组建后，戴笠还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两个训练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由余乐醒等人突击轮训骨干，教以侦探、破坏和暗杀等技能和方法。这支队伍的装备一部分由蒋介石拨给，另一部分则是戴笠命人从三洋、三凌洋行抢来，胡宗南也援助了一部分。

        抗战初期，别动队在打击日寇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1937年11月9日，中国军队大部后撤，在上海南市仅留下第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可朱学范

率领的第三支队工人队伍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学生队伍，却与日军鏖战“历时三天，誓死不退”，后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由特工组成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畔掩护中国军队撤退中，也遭受惨重伤亡。

        上海失守后，别动队基本瓦解。戴笠逃入法租界海格路，后化装逃至香港再回长沙，而派周泉收容残部。残剩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训练班及第五支队残部共1700多人，经苏州、漂水、九江撤退至安徽祁门县历口，后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在浙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别动队总指挥部改为教导团总部，戴笠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鉴于沪宁杭三角区的特殊地位，1938年3月，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随即指派人，

协助留在敌后的别动队活动。到4月底，流窜在浦东、太湖等地的武装土匪马伯生、张阿六等部被收编，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共编成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团，总人数又达到了1万余人。这年5月，戴笠呈准军事委员会，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

口。武汉沦陷后，总部移设浙江孝丰。戴辞去总指挥兼职，由副总指挥俞作柏接任，但戴牢牢控制这支部队。抗战期间，他曾数度从重庆潜往浙江和江苏漂阳等地指挥。

        忠义救国军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的序列。1939年3月，戴笠在上海设立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兼指挥官。1940年夏，改调黄埔第4期学生、上海军统特工区长周伟龙任忠救军总指挥，迁总部于安徽广德金山里。此时，忠救军辖5个总队：教导第一、二总队、淞沪行动总队、南京行动

总队、苏常行动总队，张惠芳、文德、阮清源、徐禧等任总队长；三个教导团，汪浩然、汤毅生、阮清源等先后任团长。后来周伟龙与总队长阮清源内部不和，戴笠求援于胡宗南，1943年改调高级特工马志超接任总指挥。这时忠救军扩充成立3个纵队，以鲍步超、汪浩然、张光为纵队指挥官，共辖9个团和4个地区指挥部(淞沪指挥部、澄锡虞指挥部、鄞杭指挥部、温台指挥部)，先后成立9个行动总队和若干办事处。

        在蒋介石的棋局中，忠义救国军占有重要的份量，其总指挥领中将衔者先后有俞作柏、阮清源(代)、郭履洲(代)、周伟龙、马志超等。

二、有限的对日破袭战

        忠义救国军是打着抗日的旗帜留在敌后的，拥有数块分散的地盘，进行出没不定的游击战和都市恐怖战，而被日本方面称之为“江南野鼠”。忠救军抗

日行动散见的记载有：

        1938年4-5月间，忠救军在松江、南翔、大场等地袭击日伪军；“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夜间，300多名忠救军摸进上海虹桥机场，打死日军，破坏设施，抓获并公开处决川沙县伪维持会长瞿木香；12月下旬，在京沪铁路沿线的昆山、太仓、常熟、嘉定4县境内，向日军发动破袭战，毙伤敌数百人，打死日军大佐职队长1人。1939年2月，上海伪军陈安有部800余人，在调往沪西青浦时向忠救军投降。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去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之日，德、意、日三国驻上海外交官等乘“天马号”专列前去捧场，在行至苏州外跨塘桥附近时，遭忠救军轰炸袭击，专列掀翻，炸死日军大佐2人，计死伤百余人。1941年底，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的“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内，特设一个名叫“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的机关。日伪在江南地区发动的几次“清乡”，主要“扫荡”新四军抗日武装，有时也指向与日伪不合作的忠义救国军。

        1939年忠救军第五、十两支队在胶山附近遭到盘踞在安镇和羊尖两地日伪军的包围，直到第二支队赶到才得突围，死伤200余人。1941年忠救军第二路在焦溪整补时，幸有锡武宜挺进队赶到救援，两路夹击，歼灭田中中队。日军报复，增调一个师团兵力分进合击，这两路忠救军只得且战且退，北渡长江。

        忠救军的所谓抗日行动，在1943年以前，大多是遭到日伪军“扫荡”时，为保存自己的实力被迫进行的一些抵抗。至于主动出击的战例，要算是军统吹

嘘的一次所谓的“除夕攻沪”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跟在英、美后面对日宣战。戴笠为了显示一下忠救军的存在，给国际上一个惊奇，便令忠救军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队阮清源部，于1942年1月14日除夕夜在上海进行一次突袭。派纵火、爆破、惊扰、袭击4个队，每队数10人至百人不等，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进入市区场所，纵火、引爆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内秩序大乱。爆破队炸毁了两段铁路，袭击队袭击了沪西日军一个炮兵大队，放了几枪打死

几匹驮马后就撤退了。这表面上轰轰烈烈、华而不实的行动暴露了忠救军的目标，日军植田大将指挥3个旅的兵力在苏嘉沪地区大规模“扫荡”报复，历时

l个多月，杀死杀伤我军民1万多人。忠救军苏嘉沪挺进纵队差点被连锅端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有了合作的愿望。美方发现军统组织庞大，可藉以提供军事、气象情报，并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提供保

证。戴笠也需要美国的武器物资和技术强化军统。于是，1943年6月至1945年2月，美方先后派马德斯少校、巴尔金少校任总教官，在安徽歙县雄村开办“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前7期先后共训练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1.5万人，第8、9期专门调训忠救军淞沪指挥部阮清源部。1944年起，在美国的

督促下，戴笠也命令忠救军在敌后开展些许游击活动。如在美方巴尔金少校等12人参加下，破坏浙赣铁路，在诸暨附近铁桥引发炸弹炸毁铁轨25处，纵火焚毁日军堆栈及600箱炸药。原拟用满载炸药的小船顺江而下彻底炸毁钱塘江大桥，结果虽未获全功，也使第六、七孔桥墩严重破坏，交通一度中断。

        在长达8年之久的江南敌后，忠救军只取得如此抗日战绩。

三、“曲线救国”的真面目

        忠救军虽然打着敌后抗日游击队的旗号，但它对付新四军的用心却是十分明显的。1939年日军加紧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扫荡”，蒋介石推行消

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苏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与新四军制造摩擦。为避免日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陈毅命叶飞率新四军一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从茅山出发，东进苏锡澄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此开始，新四军在对日伪作战的同时，还被迫肩负起对忠救军反共“摩擦”的自卫反击战。

        1939年5月，当新四军“江抗”在常熟奔袭梅李、何村伪军据点，继续北扩时，却遭到忠救军的猛烈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将忠救军第五支队袁亚承

部赶出祝塘。为避免摩擦，“江抗”也主动回梅村。7月，新四军在青浦地区又不断遭到忠救军袭击。7月19日，新四军被迫在黄渡附近将忠救军第四支队许雷生部歼灭。7月24日，叶飞部途经嘉定时，将袭扰新四军的忠救军邓敬业部主力歼灭。国民党第三战区诬称新四军“越界活动”，令其西撤，并不断进攻。9月下旬，“江抗”回师锡澄地区时，在顾山南麓遭到先行抢占山头的忠救军第五支队1000多人的袭击。忠救军副总指挥杨蔚率主力第一、二支队从宜兴地区驰援，在无锡东边的安镇袭击新四军。“江抗”北移江阴湖塘里时，又突遭忠救军章晓光部侧翼偷袭，“江抗”副团长吴焜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新四军少数落伍者和伤员被俘后惨遭杀害。

        “江抗”以联合抗日为重，一面命部队后撤，一面与忠救军谈判，但忠救军毫无诚意，双方在无锡以东的白丹山、太平桥、鸿山一带发生战斗。后经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决定双方同时撤兵。忠救军第一、二支队撤回宜兴山里，“江抗”西撤扬中整训。“江抗”西撤时在阳澄湖留下36位伤病员养伤，这就成了京剧《沙家洪》素材的来源。

        1940年上半年，忠义救国军集中孝丰整编。忠救军3个教导团与第三战区主力配合，企图切断皖南与苏南新四军部队的联系，诱逼苏北、皖北新四军调至皖南，陷新四军于死地。鉴于新四军的力量不足以粉碎顽军的进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退出漂阳水西、前马，主力转移渡长江北上。此后，江南形势陡转

急下，原来一些抗日的杂牌队伍，有的被忠救军拉过去干起了反共勾当。《沙家洪》中胡传魁的原型胡肇汉，原来是阳澄湖边太平桥一支武装的头目，这时也投入忠救军。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蛰伏于皖南国统区的忠义救国军主力分4路重回京沪沦陷区，妄图消灭留在苏南的新四军抗日武装。如第二路郭履洲部1941年5月趁日伪军对新四军“清乡”时，从淀山湖越铁路进入阳澄湖地区，与胡肇汉等部联合堵截攻击新四军。在无锡顾山、江阴祝塘、武进焦溪一带，与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部激战。仅1941年9月，在锡澄虞地区，忠救军就挑起了五次反共摩擦。

        1943年3月间，戴笠来到苏南段家桥，策动教导一团主力与新四军争夺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以达到控制、堵塞新四军进出苏南、苏北之长江通道的

目的。

        在浙江，忠救军凭借“相当的力量”专与新四军摩擦。如1942年10月，忠救军1900余人纠集土匪王八妹部共3000余人，由艾庆璋指挥，南渡杭州湾，向何克希、谭启龙领导的新四军三北根据地进攻。1945年1月，天目山地区有忠救军3个团，长兴地区有忠救军3000多人，杭嘉湖地区有2000多人。2

月14日，忠救军1个团向陶勇之第7团进攻.在浙西抗日根据地内，新四军被迫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反顽战斗。1945年6月26日，浙江忠救军配合国民党正规军10多个师，向新登、临安、孝丰等地进攻。新四军被迫放弃新登、临安等地。

        出于极端的反共立场，忠救军往往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勾结、投靠日伪，假日伪之手消灭新四军之事屡有发生。这种“勾挂三方来闯荡”的作法，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1942年1月30日，忠救军澄锡虞军事专员王文甫，竟暗派当地汉奸包福民向青阳日军报告新四军驻地及新四军准备渡江的情报。在摩擦失败后，王文甫索性率残部140余人叛变投敌。在日军“一打一捉”的逼降“扫荡”下，先与日伪秘密联络的淞沪地区忠救军指挥何行健，于1939年11月9日公开率部投敌，被日伪改编为“和平反共救国军”，何任第二路司令。汪伪政府第3号人物周佛海的私人武装—税警团中的一部分，也是忠救军的投敌人员。伪税警团团长熊剑东就是原军统高级特工、忠救军干将。1942年初，忠救军两个支队2000多人，利用伪军关系北渡长江，进犯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靖江地区。5月25日，当粟裕部2个团进攻宣家堡伪军第一集团军独十旅丁聚堂部时，忠救军竟然公开出击以增援伪军，此举“使其在政治上完全破产”而无法在江北立足，不得不窜回江南。

        由于忠救军是国民政府委任，又打着抗日的旗号，因此曾一度影响那些有正统观念的百姓。但这数万人的特务游击武装，本身没有粮饷，全靠设卡收

税，抢劫掠夺，压榨搜刮民财来养活。他们在太湖沿岸、杭嘉湖、澄锡虞地区各县掳掠行商，强奸妇女，作恶多端。加之它勾结日伪，矛头直指抗日爱民的新四军，因此，它理所当然遭到江南百姓的痛恨与唾弃。漂阳一位亲历其境的老塾师曾作了一副流传人间的对联：“不忠不义不救国，谁匪谁奸谁爱民”。

四、落花流水的结局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京沪杭地区已处在新四军包围的态势之中。国民党为了抢占胜利果实，1945年夏派戴笠赶到东南，作抢先接收京沪杭的种种准备。他的安排是：1.、派忠救军温台区指挥郭履洲率部进占崇明、浦东，扼守上海前方；淞沪指挥官阮清源部由太湖沿岸进至吴淞一带，以固上海侧背；忠救军一部进入市区；2、.军统京沪行动总队配属忠救军一部推进南京近郊，监视中共部队活动；3.、忠救军杭鄞指挥官鲍步超部，至杭州近郊设防；一、二纵队沿天目山布防，监视浙西新四军，相机支援杭州，第三纵队占领沪杭线，必要时推进上海市区。

        在获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戴笠一面委任周佛海等汉奸伪军阻止新四军前进，一面命各路忠救军星夜驰赴上海、杭州。8月10日，河桥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受命，“用忠义救国军名义，印制仿绸委任令一百张，携往京沪杭沿线，无论伪军与游杂部队，一律视其枪支人数，委以相当职衔”。8月15日

夜，阮清源部徒步赶到上海市郊，与周佛海联系“维持上海秩序”。8月17日，温台区副指挥张惠芳率大队赶到川沙县。这天忠救军1个团与伪税警总团熊剑东部合流，围攻沪西七宝镇新四军松江支队顾复生部，致使顾部损失二三百人。8月18日，忠救军先头部队阮清源、郭履洲、刘方雄、徐展等部及毛森总队进入上海，完成了抢先“劫收”。在地方上，江阴忠救军苏沂山部抢占胜利果实受挫，在章家村被新四军击溃。8月13日，忠救军京沪路行动总队长兼国民党江阴县长包汉生，召集军事头目以及无锡、常熟的国民党地下县长在顾山召开会议，商讨抢占县城的“复兴计划”。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蒋介石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签订《双十协定》。该协定不得不同意人民方面提出的取消特务机关的正义要求。当时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有5万多人，戴笠与毛人凤密商，决定将特务武装改头换面，或化整为零合法化。11月初，戴笠向蒋介石请示撤销交通巡警队，成立“交通誓察总局”，将忠救军等武装编入，11月7日获蒋介石批准。戴笠甚至想在美国的帮助下，把这些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戴自己当海军部长。谁知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往上海时撞死在南京近郊岱山。嗣后，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编入交警总队，编成18个总队，郭履洲、张国梁、鲍步超、汤毅生等人分任总队队长。吉简章、周伟龙、马志超先后任交警总局局长，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掌握在军统手中。

        这支武装因装备精良，调动灵活，又受过特工训练，所以很受蒋介石器重。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警卫工作，并多次把它投入反共内战的重要战役中。在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中，解放军粟裕部队就歼灭了由忠救军改编的两个交警总队。忠救军汤毅生的一个交警总队，在东北战场北宁路被歼。1949年春，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保驾”。这支部队比其他反动部队更顽固、更凶残，对人民的危害也更大。它不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担任攻守，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及屠杀革命志士的活动。然而，它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它相继被歼。最后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到台湾。于是，这样一支长期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武装，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原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