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 (2) / 白先勇

    父亲奉命东北督战

    原先蒋中正曾下令东北行营限其四月二日前攻下四平街，可是国军北上进展迟缓，前后拖延几近二月，中间尚有挫败，蒋为此十分焦急，而马歇尔四月返华后又不断向蒋施压，促使东北停战，更令蒋决心迅速解决四平之役，以谋长春。蒋接到杜聿明五月十四日之攻击计划后，担心此役成败，乃派父亲于五月十七日赴东北巡视督战29 。时父亲已发表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六月一日即将就职，名义上国防部长乃国军军事系统之最高决策人，蒋派遣他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往东北督战，亦见其对四平之役的重视。每逢战事紧急的关键时刻，蒋氏选派父亲至前线解危，在北伐、抗战时期，都不乏前例。「徐州会战」，「台儿庄之役」战争最吃紧之际，蒋氏命父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作战，卒获大捷，便是一例。

    五月十七日，父亲飞抵渖阳。父亲以首任国防部长由蒋中正主席特派至东北督战，东北将士士气为之一振 30。自马歇尔使华调停以来，东北国共战事一直拉锯于边谈边打，且战且和的混沌局面，此对当时采取攻势的国军至为不利，影响士气甚大。父亲对于国共问题一向坚决主战，此次由蒋中正任命至东北督战等于持有尚方宝剑，对于正在激战中的国军将士是一大鼓励。东北将领自杜聿明以下多为所谓黄埔系的「天子门生」，别人可能难以驾驭，但父亲却与杜氏等将领颇有渊源。一九三九年父亲主持「桂南会战」，杜聿明时任第五军军长，率领麾下郑洞国、廖耀湘等攻打崑崙关，战争至为激烈，反覆来往，双方损失惨重，父亲亲临前线指挥，授杜聿明以机宜，第五军遂一举攻下崑崙关，完成抗战中着名的「攻坚」一役，杜聿明因此声名大着。父亲任军训部长期间，巡查第五军，认定其训练优良，曾特别下令褒奖。父亲对杜聿明及第五军干部颇能赏识而且指挥得动的，这一次四平街会战，父亲往前线督战，再度指挥杜聿明，二人合作，又一次创下辉煌战果。

    次日，五月十八日，父亲偕杜聿明赴前线督战，至开原指挥所，坐镇指挥。此时前线战争异常激烈，已经到了决胜时刻，国军分三路向四平进逼包抄。顷刻，郑洞国来报，右翼兵团廖耀湘所率之新六军已经突破共军防线，由西丰、平冈，进出赫尔苏，迂迴共军侧后，企图切断四平共军退路，而左翼兵团陈明仁率七十一军亦乘势超越梨树，夹击侧背，对共军形成左右包抄形势，至是共军全线动摇，中央军团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已于十六日由美返国亲自指挥第一军，在空军掩护下，一举突破共军阵地，向四平挺进，林彪所部十万余共军大败，伤亡惨重。十八日晚，开始往北仓皇撤退。

    五月十九日，国军进入四平街，为时一月的第一次「四平街会战」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亲乃下令继续进军长春。在此关键时刻，南京统帅部获得前方谍报，长春城内还潜留了六千苏联红军，因密令杜聿明，军队不准渡辽河，过公主岭，杜聿明因对父亲出示此一命令，父亲乃说：「既是我下命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并同时当杜聿明面去电向南京当局报告，并连夜赶回南京向蒋中正说明实况。 

    父亲此一当机立断的决定至关重要。杜聿明虽有追击共军直取长春的决心，但中央当局的命令他不敢违反。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本来就授有见机行事的权宜。父亲当然也了解蒋的心意，攻打四平，意在长春。进攻长春有所顾忌是怕国军力有不逮以及与苏联红军起冲突的危险。可是父亲见到林 彪军队已经溃败，狼狈情形，出人意表，正应乘胜追击，良机不可错失，乃遽然独断下令，命杜聿明继续追击。杜聿明有了父亲的命令，才敢放手部署，兵分三路以扇形追击，继续进军长春，并在追击途中，造成林彪部队重大损失。

    十九日晚父亲回到南京即向蒋中正主席面陈，报告林彪部队溃败实况，力主继续攻取长春。蒋当时尚颇犹豫，诘问父亲：据报长春有六千便衣之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当之如何。父亲以为林彪部队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又问，如果红军再回来，又当如何。父亲分析当前情况：按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照规定撤兵，既已撤兵，又再回头，则中国政府不应负责任，而是联合国的国际问题了。蒋闻言，当场未置可否。

    蒋重视东北战况，不甚放心，五月廿二日，父亲赶返东北督战时，蒋亦同行亲往东北视察，同时还携带宋美龄及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委张嘉璈，共乘马歇尔专机，飞往渖阳。蒋在渖阳落机的时刻，闻国军已攻进长春，蒋大悦，先前疑虑一扫而空。杜聿明向他汇报了「四平街会战」的实际战况，蒋次日（二十四日）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函：「此间军事情势『共军』之惨败实为意想所不及也。」31  林彪部队溃败之严重性，出蒋意料之外。又次日（二十五日）蒋致宋子文函：「自中到此以后，某国（指苏联）不断作间接表示，决不对『共方』袒助，阻碍我统一，过去如此，今后亦必如此，惟望中国能早日和平，并探询有否需要其尽力之处，此为其在我军进入长春后所表示之姿态，余尚未作答覆，但据前后各方报告，最近某方态度确已与前大不相同。」         

    国军进占长春，苏联态度也改变了，竟不惜扯中共后腿，向蒋示好。蒋对苏  联红军的顾虑既除，信心大增，在渖阳亲自指挥他的「天子门生」将领们，挥军北上。隋炀帝及唐太宗都曾领军至东北亲征高丽，蒋中正此次莅东北督师也可说是「御驾亲征」了，他手下的爱将们当然更加要卖命表现。国军进占长春后，随即继续分三路往北急速追击向哈尔滨仓皇溃退的林彪败部，左翼队占领辽源，右翼队于二十四日占领梅河口、海龙，二十六日占领双阳，二十七日占领磐石、九台，二十八日占领吉林省会永吉，中央兵团新一军亦于二十九日占领松花江的大门德惠及松花江北岸桥头堡，三十日继续占领农安。 

    同日（五月三十日），蒋中正偕父亲飞抵长春，这时东北前方战事已至紧要关头，新一军沿中长路猛追，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逼近。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提出肃清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父亲力主乘胜追击，直取哈尔滨，乘 *&* 彪部队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满洲里北满诸重要城市。进一步，父亲主张组织民众，编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党势力。父亲并建议待东北情势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回关内至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打聂荣臻部，等事毕再行调回。父亲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蒋中正不同意父亲留下，说道：「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 父亲力争：「委座在此，我也在此！」 

    蒋说出心中疑虑，父亲停留东北，继续战共，怕马歇尔责怪。      父亲又力辩：「马歇尔责怪可以推到我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蒋仍坚持要父亲即日回返南京，就职国防部长。父亲无奈，只得离开长春。      北伐父亲任参谋长、抗战任副总参谋长、国共内战又任国防部长，中华民国三个重要战争阶段，父亲都出任蒋中正的军事幕僚长，在北伐抗战的紧要关头，父亲向蒋氏提过的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曾获采纳。一九四六年五月卅日，父亲在长春向蒋中正提出的这一套进军哈尔滨，肃清东北共军的计划，可能是他做为幕僚长向蒋氏所做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建议，这个关系国共东北战争甚至整体内战成败的建议却偏偏未能被蒋氏接受。 

    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六月三日蒋返南京。四日，蒋中正接见马歇尔特使，表示愿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六日，蒋中正颁发第二次停战令：「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于六月三日已电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乃停止前进，调回至陶赖昭及德惠县一带，采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

    六月二十一日，蒋中正应中共周恩来之请求，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追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为止。

    共军溃败实况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共两军开战之惨烈状况以及林彪部队被击败后往哈尔滨急速撤退遭国军穷追猛打之狼狈情形，当时国共双方都没有宣扬。国民党「剿共」打胜仗时，报纸照例会大登特登。但当时马歇尔正在南京施压要国军东北停战，因此有所顾忌，不便张扬。共军吃了败仗自然不愿张声，尤其当时周恩来正在设法谈判停战，以便东北共军有喘息机会，所以对马歇尔更要隐瞒四平战败真象。马歇尔也竟然被瞒过，认为共军主力并未被击散 33，对国军以武力占领东北毫无信心，所以亟力主张停战。但苏联的情报却较正确，国军进占长春后，斯大林态度大改，频频向蒋中正示好。

    「四平街会战」林彪部队溃败，整个东北共军所受到之冲击及其损失之严重性，要等到若干年后，中共公布当年参加「四平保卫战」一些将领、干部的回忆录及中共党中央毛泽东与林彪等人互相来往的密电，才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这样记载：「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八千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与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一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

    这里所谓 「伤亡八千」，应该是个偏低的数目，韩先楚等人的回忆皆称此八千伤亡战士为「老骨干」，意指从关内调来的老干部、士卒。共军到东北后也收编了不少伪军以及当地的新兵，这些人的伤亡还不在此数，恐怕人数并不在「老骨干」之下。其他损失如被俘、投降、逃亡的人数也不少，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损失三分之二，相当可观。黄克诚一向爱说真话，国军占领长春后第二天五月廿四日，他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痛定思痛的电报 ：「从三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我们从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七、十旅连排干部换了三次，部份营级干部亦换了三次??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

    黄克诚列举的伤亡数字是一万五千，加了一倍。但南满本溪之役还未算在内，防守本溪的共军亦有十万余，战况同样激烈，尤其国军空军猛烈轰炸，杜聿明回忆一次飞机出击即射杀共军二千余人，本溪之役，共军「伤亡惨重」。      林彪亦承认「四平保卫战」，共军伤亡重大 ： 

    「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有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份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

    国民党估计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共军伤亡的数字是四万人 37 。如果把四平及本溪两地共军伤亡人数加起来，四万人不算离谱。毛泽东原先下令林彪死守四平，本来就准备牺牲数万人。林彪四平兵败，果然损失数万共军，而四平并未守住，四平街并未化成马德里。

    四平街一仗对东北共军冲击不可谓不大，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诚如黄克诚所说，「是抗战八年所未有者。」投降、被俘、逃亡的现象相当普遍。      共军刚进东北收编了不少伪军的游兵散勇，韩先楚说这些人 「与国民党军进攻相呼应，纷纷哗变，与我作对。」    

    罗荣桓谈到四平撤退到哈尔滨沿途共军叛变散逃的混乱情况这样写道 ：「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有些同志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看成自己的，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但很不巩固。敌人一进攻，散的散，叛变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

    不仅新收编的士兵投降叛变，更严重的是一些闯关的老干部思想也开始动摇，对斗争前途失去信心。林彪手下「东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投降国军，这件事影响颇大。王继芳携带了林彪部队撤退计划等军事机密，以致新一军追击林部颇为得心应手。郑洞国手下指挥官刘德兴上校从王继芳处探知林彪部队北满后方空虚，乃向郑洞国极力建议国军应乘虚进攻哈尔滨及齐齐哈尔 40。后王继芳官至国军少将参议，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捕枪毙。 

    一九八九年中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张正隆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张任渖阳军区某集团宣传处中校干事，在此书中，张遍访当年参加东北国共战争的解放军老干部，纪实而成。其中写到「四平保卫战」及林彪战败撤退那几章，对林彪部队溃不成军，投降逃离的狼狈状况，有相当深入的报导及生动的描写。他访问的多为中下级干部：他们对当年窘迫的情况侃侃而谈，甚少顾忌。 

    十旅的指导员赵绪珍老人这样描述：「俘虏过来的跑，在东北扩大的跑，从关里来的也跑，党员也跑，干部也跑，有的回家了，有的当土匪了，有的投敌了。走到东丰北边，一天晚上跑十二个，带走二十支枪，二十八颗手榴弹，二二零零多发子弹。连长王信图，也带支二十响跑了。」

    王信图是山东老八路，跑回了老家。二十三团二营副营长朱铁武，十五岁参加新四军，退到西丰，带管理员及通讯员投降国军，四九年在上海被捕枪毙。

    五师的指导员高秀成老人说「四平撤退那个乱劲，师找不到团，连找不到营」。从抚顺撤退，营长高占会开了小差，还带管理员、通信班长、通信员一齐跑了。师里领导怀疑高秀成，派个通信员监视他，谁不知通信员自己倒跑了。高秀成为此被关了三个月。

     四平撤退引起的逃亡潮，持续了相当久。难怪罗荣恒指责当时「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非常严重」。

    国军往北分三路追击，因是机械化部队，又有空军掩护，行军快速，一日三十英哩，三天已达一百英哩  ，直追共军。林彪部队被俘虏有之，更多被击溃四散。右翼新六军进攻吉林，俘虏了东满军区司令周保中属下炮兵团五百人，林彪五月廿九日给周保中、林枫等人电 ：「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炮弹，共五百人，其中大部份为革命韩国人，另外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

    这些韩共曾跟随周保中在东北抗日打游击多年。

    中央兵团新一军从四平追到公主岭，赶上林彪部队、将之击溃。六月一日彭真、罗荣桓及高冈给饶漱石等人并中央的电报 ：「我军自四平撤至公主岭附近时，敌以多路平行纵队各附汽车坦克向我追击，其受我抵抗之路则停止，而他路则进行包围，飞机进行放肆轰炸，故被割断我部队甚多，至今尚存数团、数个营、数个连，落在后面，尚不知去向??」

    这些四散的部队吃了不少苦头。三师独立旅直属队和两个团，从五月下旬流离于中长路及渖吉路之间的三角地带，至七月才归队。当时共产党在东北还没有建立群众基础，东北人民看见这些衣衫褴褛打败了的「叫化军」，拒绝援助。不少人开了小差，一团二连连长和指导员一块儿跑了。后来归队的士兵，棉裤破得露出屁股来，见到旧日战友，大家哭成一团。

    自五月十八日四平弃守，林彪部队开始撤退，至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战令止，三个星期间，国军一路穷追不捨，首尾相衔，直追过松花江逼近哈尔滨，共军在这沿中长路数百哩的路途中仓皇败退，或降、或逃、或被俘，其惊险狼狈，黄克诚、罗荣桓这些将领都认为八年抗日未曾经历过，罗荣桓非常生动的描写了当时撤退的窘态：「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

    「四平保卫战」应该是林彪生平头一大败仗。林彪部队死守四平，战况惨烈，八万人口的四平街几乎夷为平地。四平失守，关键在于国军右翼新六军于五月十八日突破了共军三纵的防线，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六百辆汽车快速将军队强行通过，最后占领了四平的制高点塔子山，塔子山失守，便有封闭四平守军退路的危险。至此，林彪看见大势已去，乃召集部下，预备全军撤退。他对陈沂（「前线」政治部副主任）等人嘆道：「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突破，影响保卫战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四平街保卫战」是毛泽东要打的，目的在为和谈停战前取得更大筹码，所谓「最后一战」，所以林彪部队才倾巢而出孤注一掷，林彪现在认为这种想法「最害人」了，这是败军之将的自我检讨。林彪于五月十八日向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巧亥」电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来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重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十九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时，林彪部队早已于十八日晚撤出四平：「巧电悉。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

    毛泽东这封电报的口气低沉萧索，「把四平变成马德里」的豪兴完全没有了。中共中央显然已认识到四平失守的严重性，一连发电给关内各军区，饬令各区不得有所行动，以免国军有藉口在关内开大战。

    四平失守，对林彪的声誉及心理的打击是大的，甚至一些当年非常熟悉崇敬林彪的老部下，也开始怀疑：「林总」是不是多少年没打仗了，不会打仗了？士兵暗暗咒骂：「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长春弃守后，情况更加混乱，林彪所受压力太大，在路上情绪失控，脾气变得一反常态。退到舒兰的时候，他的部下参谋处的李作鹏、向敬之等人停下来喝酒，林彪上去把桌面一掀，抓起炕上行李便向李等人摔去。情况愈来愈紧迫，林彪及东北局不得不向中共党中央毛泽东报告四平兵败后，东北实况，并请示日后方针。五月二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东北我军经过长期苦战，主力甚为疲惫。敌已占领四平至长春线及郑家屯、西安至海龙线。我西满、北满甚为空虚。同时东、西、北满土匪尚未肃清，今又乘虚弥起，现敌向我军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今后作战方针，请中央指示。」

    这封电报承认东北共军已十分虚弱，失去战斗能力，无法抵挡国军的进攻了。当新一军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进逼的时候，黄克诚与林彪同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告急。

    五月卅一日黄克诚电：「毛主席：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哈，假使退出齐哈，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六月一日，林彪电中央周恩来等：「准备游击放弃哈齐。」

    毛泽东考虑了两天，终于在六月三日覆电林、黄，同意放弃哈尔滨：「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

    此时，六月一日，国军新一军迅速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哈尔滨遥遥在望。哈尔滨城内东北局已将物件装车，准备随时弃城出走了。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峰迴路转：晴天霹雳，新一军接到蒋中正停战命令，六月七日起，国军停止追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大为震惊。赶紧向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力争：国军应乘胜追击，过松花江直取哈尔滨，将日本人所筑长期防俄入侵的连线永久工事占领，逼使共军永远龟缩佳木斯一带酷寒地域。但当局命令终不能违，新一军只得回转陶赖昭待命。此后，国军再也没有机会越过松花江。

    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那些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共军老干部都说，国民党没过松花江向北进攻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蒋中正本人如何看待「四平街会战」呢？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如此评述这一仗 ：「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韦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时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三四年，蒋中正亲自在江西督战，对共军实行第五次「围剿」，促使毛泽东等率部逃往陕北，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国民党剿共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但蒋氏在此处认为「四平街会战」共军溃败之惨状，比第五次「围剿」犹有过之。这对「四平街会战」一役，是很高的评价。证诸中共日后发表有关此役的文献看来，蒋氏这段评语，似乎并未夸大。这是十年后，蒋氏的回忆，对四平一役的状况及意义，应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四平失守，对东北共军林彪部队以及中共党中央的震动可以说是空前的。共军战后闯关，在东北占了种种机先，又在苏联红军庇护下，攻城掠地，东、西、北满的重要城市以及中长路两侧战略地区全部囊括。可是四平兵败，林彪部队半年多来在东北惨淡经营的优势，一夕间，化为乌有，连北满最后一个大城哈尔滨也险些不守。林彪部队在四平一役，败得很彻底。分析其败因，有下列这几项：      （一）战略错误，共军一向以游击战、运动战着称。无论抗战前对付国军以及抗战时与日军周旋皆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致胜，这也是毛泽东最引以为傲的。但「四平街会战」，林彪部队打的却是集中主力的阵地战，这种正规战，并非共军所长，士兵亦缺乏经验。四平街战线长，防御纵深浅近。遇到强势的国军，林彪部队便吃了大亏。

    （二）国军美式机械装备，战斗力远胜过共军。飞机、坦克车、重炮这些武器皆其军所无。四平、本溪之役，国军陆空联合作战奏效。国军完全掌握制空权。杀伤力大。共军死守四平虽然顽强英勇，但终不敌国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伤亡颇众。有些共军老干部回忆，那样猛烈的火力，连抗日时都没有遭遇到过。进攻四平的国军新六军、新一军、第七十一军皆为国军之佼佼者，将士素质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初到东北士气高昂，战斗力强。

    （三）共军在东北还来不及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东北人民当时仍心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共军持有敌意。四平兵败，林彪部队连伤兵也找不到人抬。撤退时，粮食供给困难，人民不予支持援助。共军初到东北，相当孤立，也就是黄克诚所谓的「七无」。

    （四）关于死守四平，东北共军及东北局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因此而产生矛盾。像黄克诚、罗荣桓等人基本上是不赞成的，认为还是应该采取「且战且退」的战略，放弃中长路沿线的大城市，以农村及小城市为立足点来包围大城市。后来毛泽东亲口告诉黄克诚，死守四平，是他本人的意思。但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却拿彭真来顶罪，把他东北局书记的职位撤掉。「文化大革命」时，彭真被斗，死守四平，导致共军惨重损失，也是他主要罪状之一。

    「把四平变为马德里」是毛泽东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毛泽东不仅输掉了四平，很可能连整个东北都险些给输掉了。但蒋中正颁第二次停战令却让了毛泽东一 *&* 终于把东北这局险棋扭转乾坤，反败为胜。

    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错误 ── 第二次停战令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军作战所犯的错误。将中正总统本人也终于对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蒋中正在这里把最后国军在东北失败，四十七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颁发的那道第二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蒋氏这段检讨相当坦率而沉痛，这在蒋氏言论中，并不多见。如此重大而牵动全局的一项决定，蒋氏当时到底是在何种客观状况及主观心态下而做成的呢？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推敲。      首先是蒋中正究竟是在何时下决心命令国军先锋部队停止追击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三日，蒋中正偕父亲等人飞莅渖阳，当天国军正进占长春，蒋氏到东北，亲眼看到国军士气如虹，并得知林彪部队溃不成军，而且苏联态度又有改变，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时对国军是否应该进军长春，继续往北推进有所疑虑，此刻他已没有顾忌了。五月廿五日，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可见这时蒋对哈尔滨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而且有决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队往哈尔滨挺进占领。一直到五月卅日蒋离开长春飞往北平，其间即使他心中已经开始考虑何时下停战令的问题，显然他并未告诉父亲或杜聿明等人，否则父亲及杜聿明在渖阳或长春一定会向蒋力争继续北进占领哈尔滨了。事实上五月卅日这一天，蒋还接到行政院长宋子文的电」：「文今晨播　钧座函译文及三妹函交马使，谈二小时，马谓钧座意甚恳切，可希望作为解决之根据，渠即将招周恩来谈，告以渠之意见。

    （一）交通即设法恢复；

    （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

    （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外，无法调停??」 

    可见马歇尔也同意蒋的看法：共军应退出哈尔滨及齐齐哈尔。按理说蒋中正下令国军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更加有理可据了。虽然马歇尔的意思是要由他与周恩来谈判来达成共军撤出哈、齐，但至少他也承认了共军占领哈、齐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六月二日，蒋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战。虽然停战令六月六日才正式宣布，但六月二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领以及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先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而且返南京后第二天六月四日，马上迳自向马歇尔宣布六月六日，主动停战十五天。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卒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

    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中显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有的美国学者也倾向这种看法。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马歇尔返美述职，至四月十八日才重回中国。这期间，因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共军乘机进占中长线上渖阳以北的诸大城市，东北国共两军的冲突乃日趋尖锐，马歇尔抵达重庆当天，四月十八日，共军打入长春。马歇尔看见东北战事扩大，大为震惊。因此，他返华第一要务便是要调停东北战争，将他惨淡经营而成的一月十日第一次停战令，扩展到东北。但当时共军处处占上风，接又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姿态甚高，马歇尔虽然明知共军进占长春，乃违反停战协定，但马与周交涉共方撤军，迄无结果。他唯一能使劲的地方，便是向蒋中正施压，要国军让步。四月二十三日，蒋氏与马歇尔会谈后，日记中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东北问题再作让步。」 

    马歇尔咄咄逼人之势，蒋氏深有所感，但当时「四平街会战」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早已布署停当，与共军一决胜负，当然不可能一时屈服于马歇尔的要求。马甚感不耐，翌日与蒋再会面，对中央政府党政军的种种不是，竟肆意攻击起来，「声色俱厉」。蒋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宽予容忍，不与计较」。当初马歇尔使华，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处理东北危机，而今东北苏联红军撤出后，情况反而恶化，国共军队大打出手，马歇尔个人声誉固然大受打击，而东北战争，可能引发国共全面内战，更教马歇尔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频频向蒋中正施压，以致言辞失礼，正也显示他夹在国共之间，调停一筹莫展，内心挫败之深。 

    蒋中正于五月二十三日飞往渖阳，他离开南京前告诉马歇尔：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东北军事长官之报告，国军或已向长春挺进，他亲自前往渖阳，以控该地局势。这当然是托辞，父亲十九日返南京已向蒋氏报告东北战况详情了。蒋于五月二十五日给宋子文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渖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攻击」。此时中共四平兵败，乃发动宣传猛烈攻击马歇尔包庇国民党，扩大东北战事，中共目的当然在促使马歇尔逼蒋停战。马歇尔这时是哑子吃黄连，有口难辩，尤其蒋飞渖阳，乘的是马歇尔座机，于是中共更有藉口攻击蒋赴东北督战系出于马歇尔的指使。马歇尔大为窘迫，逼得马上无线电广播，公开呼吁蒋中正下令停战，以便撇清中共对他的指控。五月三十一日，蒋中正已到达北平，马歇尔还追电过去：                   

    「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思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

    马歇尔此刻已显得气急败坏，语近威胁，有意退出调停了。六月四日，当蒋中正返南京会见马歇尔，告之决定六月六日颁布停战令时，马歇尔欣喜之情，可以想见，很可能他会认为，他向蒋中正不断施压，终于奏效。

    蒋中正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并不尽然。

    首先，马歇尔来华调停之初，汲汲于催促蒋中正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又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达成第一次停战协定，在蒋看来，马歇尔所作所为皆有利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则为害甚烈。因此，一开始，蒋中正对马歇尔来华调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的。他在日记中  ，对马歇尔的批评坦率、中肯，对马歇尔调停所产生的害处认识也很清楚。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对马歇尔便这样批评：「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      他审阅了马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感慨道： 

    「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自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

    蒋甚且认为听从马歇尔，会召来「亡国之祸」，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见」，这是很重的话。第二天开「政协会议」，蒋看见马歇尔被中共周恩来、民盟罗隆基等人包围，对中国国情又「隔阂异甚」，蒋担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部下，甚得马器重，史迪威事件后，马歇尔对蒋中正难免不生成见。他到中国后，蒋看见他言行之间，竟处处偏向中共，与史迪威当年同出一辙，难怪蒋「忧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损害中美关系。在蒋看来，马歇尔专以妥协中共为能事，简直 「完全为『共党』宣传所迷惑矣」。蒋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三月初，马歇尔竟亲自跑到延安去巡视，受到中共盛大欢迎，毛泽东乘机向马歇尔建言：「解决国共军事冲突之关键，端在美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                后来马歇尔果然切断对国军军援八个月之久。

    马歇尔返美国述职回重庆，当时东北国共两军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马歇尔仍主张对中共采取妥协法。蒋中正认为马「只求暂时不发生战争，即视为调停成功，而于我国之实际利害成败，则毫未计及。」，乃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马歇尔毫不为所动，两天后四月二十一日，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幸亏马歇尔这个打算魏德迈早已悄悄告诉蒋中正了，否则马歇尔这个建议的震惊效应恐怕更加鉅大。四月二十八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的观察：

    「近察马歇尔氏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 『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 『共党』心理牴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这里，蒋氏认为马歇尔已经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牵鼻子走，已失去调停的能力了。而且马歇尔对国军毫无信心，认为国军在东北绝无摧毁共军的能力。「四平街会战」，国军打了大胜仗，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已往北边撤退，可是马歇尔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对国军进怗长春。蒋中正这次真的光了火，五月二十四日，在渖阳日记中把马歇尔狠狠的批了一顿：

    「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近闻马歇尔向子文表示，对我军进占长春，甚不赞同，此乃其一贯之错误政策，无足为异，此时惟有竭尽吾人之心力，以至诚感之，以促其觉悟耳！」

    四平兵败，中共中央震动，为了挽救颓势，周恩来马上换了一副姿态，向马歇尔表示希望停战和谈了。五月二十七日，蒋中正看到马歇尔转来周恩来致马的备忘录，前倨后恭，嗤之以鼻，记道：

    「周恩来之奸谋狡计，自在意中，而马歇尔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祇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战，俾其个人任务，得以迅速达成，而不顾我国脤民命之存亡绝续，为可慨也！」

    由此可见蒋对马歇尔充做国共内战调停人之短处及局限，有相当清楚的认识：马歇尔昧于中国国情、迷惑于中共的宣传、对中共一味妥协迁就、只管个人调停得失、置国民党政府存亡于不顾，而且对东北战况根本不清楚。蒋氏并曾自我警惕，听从马歇尔的调停，可能招致亡国之祸。蒋氏既有此等认识，更了解中共战败求和是「奸谋狡计」，而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短短数日，竟会完全屈服于马歇尔的压力，而做出影响东北全局的停战决定，似乎于理不合。试观其后蒋与马的关系，第二次停战令终止以后，关内国共两军，反而大打起来，全面内战开始。蒋不顾马歇尔退出调停的威胁，于当年十月毅然下令进军内蒙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对国军美援八个月。由此可见，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蒋中正仓促间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应该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中，特别闢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的兽性与暴行」，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他举例一九二七年清党及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围剿成功，对共党「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在先前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

    「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鉅深之余，荀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接蒋氏沉痛检讨：「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中正于五月廿三日飞渖阳后，得到前方报告，发觉共军大败，严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渖阳那几天亲自指挥国军追击，连连得手，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往北窜逃。五月廿四日，他函马歇尔，由宋美龄执笔，提出对中共停战和谈条件，比先前严苛甚多，而且口气强硬，几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败方招降了。因此，蒋中正于六月二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战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确实认为共军「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决无再起可能。」他六月二日返南京前下令国军停止追击，一方面可以安抚马歇尔，缓和美方国力，同时还留了一活棋。六月七日，在停战令生效的同 一天，他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 ，内附   马歇尔信：「即在东北，国军有行动自由，及政府在东北接收政权，不受阻碍。若共军再有攻击。即予反攻。再共军恐难就范。故仍须准备进攻。」蒋氏显然并不相信共军会遵守停战协定，但同时他却认为，下令停战后，国军仍旧有能力，随时可以再进攻。 

    事后看来，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东北林彪部队「东北民主联军」，「四平街会战」兵败，损失惨重，已失去战斗能力，可以说是其整个东北战争中，最虚弱的一刻，而国军四平大胜，新一军在陆空联合作战的威力下，势如破竹，直追过松花江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也是国军上气最高昂的时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军亦最有利，苏联斯大林玩两面外交，看见共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已认为东北战争，国军一定会赢，乃于五月六日，透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俄。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共军了。至于美国方面，亦承认共军进占长春、哈尔滨，是破坏马歇尔促成的停战条约，因此国军师出有名。而且此时关内国共战争还没有全面展开，国军在东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国共两军在东北一决胜负，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是国军占尽力优势的关键时刻，这个良机一失，国军便再无赢得东北的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对共军产生了轻敌心理，以为林彪部队，「决无再起可能」，乃贸然下令停战。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上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整个内战，国军首先败在士气不振，而非在军备人数，而第二次停战令对国军士气之打击，就是一个最显的例子。对当时正在仓皇溃退中已经摇摇欲坠的林彪部队，第二次停战，从六月七日至三十日，长达二十三天，不啻天赐良机，得到一个重新集结转败为胜的喘息时间。这无异是纵虎归山、养虎贻患，打蛇而不打七寸，其反扑厉害可知。尤其令人费解者，林彪部队已经准备撤守哈尔滨，国军应有情报，即使要停战谈判，也应等新一军将这座北满战略重镇拿下，谈判桌上筹码才会更多。哈尔滨唾手可得而不取，让共军占去，日后哈尔滨遂成为林彪部队休养生息，最大的反攻根据地。这个八十万人口东北北方工业经济中心，对共军政治、战略、经济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国军当时将哈尔滨拱手让敌，是包藏祸心，遗害无穷。

    事后国军将领，尤其是参加过东北战争的，都一致认为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颁发停战令，是东北战争成败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决策。当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的看法，可为代表：

    「当我军占领吉林、长春，匪势衰颓的时候，就应该不顾一切，扩张战果，向哈尔滨追击。如能占领哈尔滨、佳木斯等要点，而控制中俄边境，则匪军主力不能聚集存在，更不能在松花江北岸休养生息。俄帝踪把日本关东军的装备，补充匪军，扩编匪军，事实上亦甚困难。当时匪军在东北尚无政治基础，其一 套虚伪宣传与政治欺骗，也非短时间所能奏效。假使我们在军事上占领要点要线，政治上先匪一，积极建设，清明廉能，与民更始，则东北的接收，必可胜利完成，且可永久稳固，迈进民主之坦途。讵知我军正当由吉、长北进之际，因为马歇尔的调停而停战，我们逸失好机，尔后永远未见再来。所谓好景不常，功亏一篑，遂注定失败命运。」

    此处赵家骧当然不便点明是蒋中正所犯的错误，外国学者论到这一段历史，也有持相同论调者，不过对蒋中正的批评，就没有这样含蓄了。美国历史学家唐诺.吉林(Donald G. Gillin)，他在《蒋介石与马歇尔：一九四六年四平街之灾祸》(Chiang Kai-Shek and Marshall: The Catastrophes of Szepingchich 1946)中，如此结论：      「多年后，蒋在他回忆录（按，《苏俄在中国》）中宣称东北停战是他所犯最大的错误。诚然，事后观之，这是军事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之一。但这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错误的结果。那就是，蒋氏坚持要维系与美国结盟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公元三八三年，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下，晋廷大震，宰相谢安派大将谢石、先锋谢玄率军迎敌，两军对峙于淝水（今安徽境内），但晋军只得五万，不成比例。谢石请求苻坚将军队稍往后撤，以便晋军渡河开战。苻坚本为雄才大略的领袖，此时却因骄兵轻敌，夸言投鞭足以断流：竟答应晋军这项荒谬的请求，下令撤军。孰知一声令下，秦兵阵脚大乱，退势遂不可挡，晋兵乘机进攻，大败苻坚百万雄师。前秦帝国由是土崩瓦解，中国南北朝分裂局面，因此而延续了两百多年。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淝水之战」，领袖一个错误的军事决策，一个轻率的军事命令，足可影响一国之兴亡，改变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最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经决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