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与抗日游击战初探 / 郭代习

新桂系与抗日游击战初探

郭代习

 

        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史学界的共识。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以其第11、16、21三个集团军开赴前线，不仅在与日寇正面作战时屡建功勋，而且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也有所作为，这是新桂系抗战的又一鲜明特色。本文拟对新桂系的抗日游击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界同仁。

一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就中日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张“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①第一次在国人面前提出“焦土抗战”口号。此口号与抗战初期一度出现的以破坏为主旨的“自动焦土论”截然不同。1937年元旦，李撰文，阐述了焦土抗战的两个涵义：一是“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焦土抗战的战略，即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消耗战，而非速决战。从经济上来说，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尚停滞于农业与手工业阶段”，生产重心处于农村，即令日军占据沿海重要城市，“于中国经济并无致命打击”;从军事上来说，“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②抗战爆发后，新桂系对焦土抗战的战略和战术进一步阐幽发微。

        1937年10月1日，李宗仁首次提出焦土抗战有“三个要义”，即全面战、进攻战和持久战。白崇禧说，全面战在内容上“包含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在空间上“不分东西南北前前后后”。③进攻战即是“易抵抗为战争，以攻击代防御”。④在抗战的最高战略上，应采取持久战，李宗仁说：“军事技术落后而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国，不必与军力雄厚的强敌在战场上争一日之胜负。”⑤为实行上述战略，尤其要重视沦陷区的建设，“在政治方面，则保卫我们政权，粉碎汉奸组织。在经济方面，则鼓励民众，拒用伪币，对敌采取经济不合作主义。在文化方面，则揭破敌人阴谋，禁止敌人奴化教育”。在军事方面，则“广大展开运动战与游击战，辅之以必要的阵地战”。⑥同时，政府应发动民众抗战。李宗仁强调说，若要制暴日于死地，“必须发动全国广大群众的力量，一致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⑦白崇禧也认为，为打破敌“以华制华”阴谋，“非把沦陷地区的民众通通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领导他们作抗敌运动不可”。⑧总之，新桂系在抗战爆发前后，提出了以运动战、游击战为核心的焦土抗战理论，并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在桂系及全国普遍传播，以此影响和推动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战术转变。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第二战区部队有少数渡黄河至河南省。白崇禧在武汉当即提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⑨此一提议被蒋介石采纳。蒋电令阎锡山，第二战区“须分向晋东晋西晋北山地转移，以山地为根据，长期抗战”。[10]1938年1月8日，军委会在汉口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白崇禧又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11]建议又被蒋介石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把敌后游击战作为一种抗敌策略而提上战略决策的高度，而这一决策是与新桂系长期以来的主张、宣传和影响分不开的。

        武汉会战后，军委会于1938年底在长沙、西安和南岳分别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白崇禧等新桂系应邀参加。军委会接受中共和新桂系等各方建议，确定了第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总策略。[12]白崇禧还建议：“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召集各省军官施以运用游击战术的训练”，“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沦陷区设分会，其任务为发动民众对敌全面抗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敌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13]军委会接受白之建议，于1939年2月正式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副之，后实际由白为部长的军训部管理和领导。“南岳游干班”共创办七期，每期三个月，毕业学员5659名，为国民党培养了大量游击干部，其作用不可低估。[14]

        新桂系还十分注重游击战术的理论研究，新桂系重臣黄绍竑曾任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依据实践心得，著有《游击战的理论与实践》一书。1939年10月，为加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白崇禧在军训部组织人力编写《游击战纲要》，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的教材，为游击战的实施提供了可行依据。纲要共分14篇，强调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突出组织民众的必要性，其战斗篇还阐述了游击战术，规定“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攻坚、硬战、死守等，皆须避免”。[15]纲要全书240页，比较详尽地阐发了国民党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理论，规范了游击战的战术方法，成为指导国民党，尤其是新桂系开展游击战的纲领性文件。

二

        1938年1月，李宗仁在制订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针时认为，“我军作战，应于硬性之外参与柔性”，应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16]徐州会战的作战指导，较之以前的淞沪、太原会战，显得机动灵活。3月，敌第五师团主力由胶济线南进，猛攻临沂。李宗仁除令张自忠、庞炳勋两部在正面与敌激战外，又令山东各游击队扰敌后方，牵制敌人并妨害补给，“迫敌放弃维台公路补给线，转由曲阜———泗水道补给”，使临沂守军得以困守，日军不敢越临沂一步。[17]津浦南线日军沿路北上，试图直趋徐州，李宗仁命守军节节抵御，并命桂系韦云淞和周祖晃军在淮河附近积极反攻，“并到处发动大规模之游击战”，迫敌大部撤回南岸，形成对峙态势。[18]同时，韩德勤部又在苏北、皖东“拒止沿运河及通海公路北进之敌，并迭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牵制敌人”。[19]由于李宗仁采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终于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之后，李宗仁还在安徽组织了六路抗日人民自卫军，共三万余人枪，在淮河两岸地区向敌游击，破坏公路，消灭零星小股日军，使敌人作战计划受到很大牵制。[20]

        武汉会战期间，李宗仁因病休假，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将作战区分左、中、右三个军团，命廖磊统辖第7、84、10军及豫皖边区游击部队组成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之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21]1938年11月底南岳会议后，军委会特设天水、桂林两个行营，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统辖第三、四、九战区，对游击战的擘画较多。12月20日，白命第三战区“对京沪、沪杭铁路，京杭、沪杭公路”“发挥广大之游击战”;第四战区则在“东江、广州间，及西江南路间”“发动广大之游击战”。[22]第九战区与日军作战频繁，白曾多次亲临长沙，指挥作战。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白命樊崧甫指挥了3个挺进纵队， 14个挺进支队，以湘、鄂、赣边区为游击区，设根据地于九宫山，指挥游击作战。此外，由正规部队派遣一部编组“挺进军”，渗透日军后方，与挺进部队协同实施游击，攻击日军守备队，破坏交通通信及后勤设施，以妨害日军补给，同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削弱其攻势持续力，并牵制其兵力。事后，白检讨会战时说：“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时宜。……此足以困扰敌人，使敌人军心动摇，不战而退。”[23]此外，白还在广西指导建立民团组织，下令全省18至45岁的民众都须纳入民团。民团分为常备队和后备队两种。又将广西分为若干专员区，每个专员兼民团区指挥官，省政府兼任全省民团总指挥。这种“寓兵于团”的作法，非常便于抗日游击战的开展。

        武汉会战后，李宗仁即委廖磊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兼安徽省府主席，率桂系战斗力最强的第21集团军之第7、48、39军留驻大别山，设安徽省府、省党部及长官部于立煌县(今金寨县)，建立起以立煌为中心的大别山根据地。另于皖东津浦路东之五河、皖北之周口店，鄂东之麻城，分设若干游击根据地，以加强游击力量。廖磊主政期间，第21集团军与地方国民兵团，迭向平汉、津浦两线南段之敌袭击，并扰袭皖中、皖北敌军。1939年10月，李品仙继任廖磊所遗各职后，利用新桂系在广西的行政经验，继续努力建设根据地，军事力量除21集团军外，已发展有5个游击纵队及6个保安团。1940年5月初，日军发起枣宜战役。李品仙受李宗仁之命，即派出游击队扰敌后方，直接协助第五战区参战，直至会战结束才撤防。对此，第五战区在战斗总结中称赞敌后游击战“亦为本战役中有价值之处置”。[24]

        大别山根据地置于华中心脏地带，直接威胁武汉，使日军坐卧不安。1941年3月，日军以13旅团及15师团之一部，以全面包围态势向挺进至古河、梁园皖东前进基地的李品仙部进攻。经激战，敌被击溃。李品仙评价道：“使安徽能在敌后长期支持者，此役实为最重要的关键。”[25]1942年12月18日，大别山游击队于皖西太湖县境内击落日军11军团兵团长田攻的座机。机上日军大将田攻、少将藤原武俱以下均遭跌毙。日军恼羞成怒，于1943年1月15日以四万大军向大别山各城镇进行报复性扫荡，至24日，仍被李品仙军击溃。[2]6大别山根据地自建立以来，历经敌军多次扫荡仍屹立不动，始终坚持至抗战结束，成为国民党敌后根据地最为坚固者。自1941年起，国民党残留在敌后的武装部队日趋削弱，冀察、鲁苏等游击战区名存实亡，而唯独大别山根据地有所发展，1944年12月扩展为第十战区，辖豫鄂皖及山东、苏北、豫东等残部，继续担任该方面游击，直至日本投降。在政权方面，“皖省完整县百分之七十以上仍掌握在我省府中。豫南、鄂北保持县份亦多，且牵制敌人许多兵力”，所以日军感慨说道：“大别山为南京之盲肠”。[27]

三

        抗日战争时期，以李宗仁、白崇禧等为核心的新桂系提出了一套游击战略战术理论，并在抗战中付诸行动，这对抗战带来了某些积极意义。

        首先，新桂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国民党的抗战战略战术的转变。1937年10月李宗仁提出的以全面战、攻击战和持久战为要义、以运动战、游击战为核心的焦土抗战理论与以后蒋介石逐渐形成的以“持久抗战”、“全面抗战”和“争取主动”为“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28]的战略目标基本吻合。李宗仁的这一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不言而喻。如前所述，白崇禧以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部长的特殊身份，对蒋介石和军委会接受游击战战略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淞沪、太原会战之后，国民党军伤亡“顿形减轻”，白崇禧于1938年4月对外籍记者说，“个中理由，无非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愈战愈强，及变更作战计划，放弃阵地战”所致。[29]

        其次，新桂系的主张激励鼓舞了民族抗战精神和民族抗战情绪。早在1936年李宗仁的“焦土抗战”口号一提出，当时国民党甚嚣尘上的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很快受到冲击，“一二·九”运动后一度陷入低潮的抗日救亡运动重新走向高潮。中共也曾表示“欢迎”“拥护”“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30]抗战爆发后，新桂系军队以其英勇善战、不避牺牲的抗日精神，鼓舞着全民族的抗战激情，使得“焦土抗战”四字“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31]此外，李宗仁还提出沦陷区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施政方针，委托进步人士章乃器，朱蕴山，中共党员周新民、张劲夫等组织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省民众抗日运动。一时间，安徽出现了团结抗日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新华日报》曾称赞：“在华中各省，安徽要算民主有成绩的一个地方。[32]

        再次，抗战初期，新桂系对中共表示友好，其对游击战术的倡导和运用亦离不开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如前所述，抗战初期，李宗仁在政治上表示了联共抗日的开明态度，与中共的关系较为密切，中共也尽力在政治和军事上帮助新桂系。1938年3月初旬，白崇禧派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周恩来向白建议：“津浦线南段应避开正面，而以强大兵力用运动战、游击战从侧面困扰、打击敌人，使其不敢深入。”白对此建议深加赞赏，到徐州后基本采取了周恩来指出的方针，从而取得台儿庄大捷。[33]1938年10月23日夜，在通往长沙的途中，周又对白说：“武汉失守以后，应该在敌后广泛武装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区”，白深以为然，后在南岳会议上向军委会提出，终获采纳。[34]白在主持“南岳游干班”时，中共派出叶剑英为代表的30多人参加工作，为国民党培养了大量游击干部。此外，中共还帮助桂系建立和巩固游击根据地。中共安徽地方党组织派出1000多名干部帮助新桂系扩军、建政和训练基层干部，新四军张云逸、彭雪枫、罗炳辉等部在江淮敌后广大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牵制大量日军，从而使得新桂军在大别山区得以站稳脚跟，并逐步向外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新桂系在国民党中倡导游击战争，虽对抗战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并非十全十美，相反地，新桂系在实施游击战的过程中所做的远不如所说的好，带来了许多消极因素，阻碍了抗战的发展。

        首先，新桂系倡导以运动战、游击战为核心的焦土抗战理论，有着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需要，即以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两广事变即是鲜明例证。抗战爆发后，新桂系提倡游击战并在敌后开辟游击根据地，也包藏着提高声望、发展力量的自私自利的用心。桂系把安徽视为其“外府”，在江淮地区扩张势力，苦心经营。李品仙在大别山发展时不择手段，四处兼并地盘，甚至陷害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终于导致李程交恶，双方火拼。军法总监何成浚忿然写道：“李品仙之希望在金钱地盘和官职，向不以国家人民为念。”[35]

        其次，新桂系并未真正做到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白崇禧曾说，“运动战及游击战的开展，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要和民众力量配合起来，以军队力量保卫地方，以政治力量扩大游击战”。[36]但新桂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地发动了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并把它限制在于己有利，可以控制的限度，谈不上“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相反地，新桂系在自己的游击区内采取涸泽而鱼的经济政策，使民痛苦不堪。李品仙主皖期间，设卡征税，广敛民财，仅提高所谓检查及产销税两税两项，1939年的收入为2825162元，占全省税收的39.8%，至1941年，已高达12214461元，是1939年的4.3倍，占当年全省税收的57.8%。[37]这笔巨额收入，除一部用于抗战需要外，大部落入新桂系腰包。

        再次，抗战中后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新桂系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中共敌后武装的摩擦不断。1940年始，白崇禧追随蒋介石反共，发动了“皖南事变”。在大别山的李品仙更是跃跃欲试，充当反共急先锋。他调兵遣将，企图“先将津浦路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中间地区”新四军“肃清”，“再推进路东”。[38]又企图将鄂东新四军“压迫于平汉路、长江间敌区而扑灭之”。[39]1945年5月，李品仙颁发“剿匪计划”，欲“以一部对敌伪警戒确保现态势，主力配合党政大举进剿”辖区内的中共敌后武装，企图彻底“肃清”。[40]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思想指导下，新桂系焦土抗战口号实际束之高阁，对敌游击战不像抗战初期那样积极主动，其结果往往陷于被动。1943年日军入侵立煌县时，李部守军竟毫无所觉，以至各高级官员之眷属大半未及随军撤出，日军将其拘留，并在其衣上一一标明为某将领眷属，备极侮辱。[41]

注释：

①李宗仁：《我对于中日问题的观察和主张》，《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

②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1937年1月1日)。

③⑥⑧《白崇禧言论剪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787宗963卷。

④《焦土抗战》，珠江日报社1937年版，第32—33页。

⑤李宗仁：《反侵略与持久战》，广西民团干校《干校校刊》第二卷第八期(1938年10月8版)。

⑦李宗仁：《充实力量完成抗日救国任务》，《正路》新一卷第一期(1937年1月1日)。

⑨[21][23][27]《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142—143、190—191、292页。
[10]《晋绥游击战史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787宗776卷。

[11]《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年版，第352—353页。

[12][18]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年版，第265、76页。

[13][34]程思远：《政海秘辛》，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39页。

[14]转引自戚厚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15]《游击战纲要》，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1939年

[16]《抗日御侮》第三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

版，第106页。

[17][19]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册，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87、288页。

[20]《安徽概览·保安篇》，安徽省政府编印1944年版，第9页。

[2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于1981年版，第362页。

[24]《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4页。

[25]李品仙：《戎马生涯·皖疆述略》，台北大中书局1971年版，第203页。

[26][41]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台湾国史馆1994年版，第199、41页。

[28]张其昀：《抗日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85年版，第418—419页。

[29]张公达编：《白崇禧将军传》，长沙上海书店1938年6月版，第41页。

[30]《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31]《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页。

[32]《新华日报》1939年3月27日。

[33]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35]《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36]《焦土丛刊》，民国周刊社1938年8月再版，第18页。

[37]《安徽概览·财政》，安徽省政府秘书处1944年版，第71页。

[38][39]《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1130—1131页。

[40]《第21集团军皖东反共作战机密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787宗1175卷。

原载《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3卷第1期(2001年10月)